其他
《纽约时报》中的“共产主义”刻板印象——基于命名实体识别的媒介记忆之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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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引入历史学的记忆之场理论，借助计算传播学方法中的命名实体识别技术追溯了媒介记忆之场的沉浮轨迹，系统勾画了《纽约时报》（1981-2018）中“共产主义”刻板印象的变迁图景。研究发现，随记忆之场起伏流转的“共产主义”刻板印象，始终追随并服膺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及国家利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对抗西方民主的冷战敌人”，转化为“世界性的政治运动和威胁美国安全的激进同谋”，再转向当前“挑战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研究“共产主义”在西方媒体中的传播，既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新闻与政治逻辑关系背后的媒介意识形态实质，也有助于我们把握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动机和本质。作者简介
胡洁，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孙有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冷战后全球主流媒体意识形态演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舆论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8ZDA3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一
前言
临近中美关系“破冰”50周年之际，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重返尼克松故居，发表《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演说，重谈“反共冷战”老调（新华社，2020）。在大选政治需要和全球疫情压力的双重冲击之下，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美国国内政治上的反共主义情绪渐有抬头。
早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红色恐慌”开始在美国社会蔓延，及至1947年冷战爆发，在美国政府和媒体的极力渲染下，反共主义在美国国内迅速上升为一种信经（Lens，1964：18）。共产主义被认定为最大的非美因素（刘建飞，2001：23），贴上了“敌人”标签，有关其偏见和刻板印象的言论频频见诸美国大众媒体。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终结，但西方媒体从未放弃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击（赵月枝，2015），共产主义的污名改借国家安全之名时时浮显。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纽约时报》的标本意义来探索“共产主义”在传播层面的所指意涵——经由西方大众传媒书写和传播的“共产主义”刻板印象究竟为何？具体而言，本文尝试将历史学的记忆之场理论与传播学的刻板印象理论嫁接，引入计算传播学方法中的命名实体识别技术，在近40年（1981-2018）的时间维度上，通过追溯媒介记忆之场的变迁轨迹来系统勾画“共产主义”刻板印象的媒体呈现，并探究“共产主义”刻板印象随时代变迁背后隐藏的媒体意识形态流变。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美国媒体共产主义传播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邓小平，1995：137）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核，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学说，是人类社会最和谐、最高级的社会形态，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然而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时，“共产主义”在欧洲已被污名为政敌们相互攻击的词语（刘建飞，2001：17）。伴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关共产主义的质疑此起彼伏，对其曲解表现形式多样（郭东奇，裴泽庆，2020），共产主义的传播始终充满了非议与争议。
冷战开始后，美国政府借助大众传媒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动员活动，构筑以“自由”为核心的政治话语体系以凝聚冷战共识（李昀，2006），一方面直接催生出冷战新闻学，另一方面大力推动传播学发展使其成为显学。以心理战项目资助学术研究服务于国家政策，美国政府尤其是情报部门成为社会科学的“积极购买者”（辛普森，1994/2017：33）。传播学奠基者们作为“帝国统治技术”的工具性角色竞相登场（王维佳，2017）。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将世界政治的变动归结于政治人物病态的恐惧心理，认为最激进的抗议符号由马克思提出，以化解其自身的不安全感（拉斯韦尔，1935/2017：217）。他有关共产主义的宣传研究成果被官方采纳成为判定“共产主义宣传者”的依据，其本人还担任了相关案件的专家证人（罗杰斯，1997/2012：229）。而后，拉斯韦尔在学界率先对“冷战”进行了预言（拉斯韦尔，1948/2013：47）。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于朝鲜战争期间也进行了共产主义宣传研究，提出苏联共产主义传媒理论来源于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共产党的传媒是一个阶级工具，是“解释共产主义理论、执行工人阶级和党的政策的工具”（西伯特，彼得森，施拉姆，1956/2007：97）。
不过，《纽约时报》前驻外记者詹姆斯·阿伦森（James Aronson）（1970/1990：24）基于业界对古巴导弹危机、越战等报道实践，首次揭开了美国报纸在冷战宣传中的新闻操作。“水门事件”的主要调查者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随后也披露了中央情报局雇佣记者从事秘密情报交易的丑闻（Bernstein，1977）。自此，美国电视、广播媒体与政府合谋将冷战共识“报道和贩卖”给公众的例证被陆续公开（Bernard，1999：2）。传播学政治经济学派学者们则进一步透过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揭示了美国媒体为意识形态所裹挟沦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致使反共变成合法新闻惯例的隐秘过程（赫尔曼，乔姆斯基，1988/2011：25）。此外，学者们对国际新闻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冷战期间，美国记者对苏联的报道深受“政府利益与流行的反共主义”影响（Fainberg，2012）；后冷战时期，美国媒体仍依赖反共主义与冷战框架来刻画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形象（Le，2006：66；Borcila，2009）。近年来，有学者关注了美国的反共主义话语传统，指出现如今美国的某些政客仍假借国家安全之名，在需要牺牲公民自由之时使用反共语言（Holzman，2017：2）。
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集中在冷战宣传、冷战话语和美国媒体反共报道三个领域，探讨了美国反共传播中的中国形象。例如，李希光（1996：21）剖析了美国媒体中的负面中国报道，发现“妖魔化”中国背后隐藏着美国仇视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对抗。李红涛与李金铨检验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有关中国和东欧的典型性纪念报道，提出在后冷战时期，美国精英报纸持续使用反共框架来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共产主义”世界（Li & Lee，2013）。刘兢（2016）回溯了冷战前期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传播研究，认为该中心实际关心的是作为“极权社会和发展中国家”的共产主义中国里发生的传播现象。此外，不少海外华人学者审视了美国及其媒体在反共传播中的角色，如李金铨等通过对美国媒体的香港回归报道展开个案研究，发现美国媒体将“美国”塑造成中国与西方间“新冷战”的卫士（Lee，Pan，Chan & So，2001）；而洪浚浩（2011）则解读了美国之音（VOA）在后冷战时期的新趋势，提出西方与非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中美之间，美国政府媒体在后冷战时期依然是对外宣传战的主力军。
综上，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者发现，中外传播学者的共同学术旨趣都在于以冷战新闻传播来透析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国外尤其美国学者的成果主要源于冷战时期的新闻研究，而国内学者则更聚焦后冷战时期的中国问题。绝大多数著述将“共产主义”作为分析传播问题的阐释框架，因而大体回避了对传播现象中“共产主义”的考察。此外，有关共产主义的传播研究多为个案和片段考察，既缺少系统全景式观察，也缺少对传播现象新变化的跟踪。本文认为，全球视野之下，反共主义在当今国际媒体依然现实存在，有关共产主义的传播研究尤其是形象研究应大力加强。通过历时性发掘美国媒体中的“共产主义”刻板印象，不仅有助于我们检视西方主流媒体对共产主义的传播机制，也有助于我们透过新闻与政治的逻辑关系深入理解西方媒体意识形态实质，以此丰富全球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
（二）刻板印象与记忆之场
在探讨群体形象的影响因素和集体特征时，“刻板印象”是新闻传播学中普遍应用的理论之一。“刻板印象”常以高度简单化和概括化的符号对特殊群体作出社会分类，或隐或显地体现着关乎行为、个性及历史的价值、判断与假定（费斯克，1993/2004：273）。新闻媒体对刻板印象的形成至关重要，定势逻辑形成的新闻生产惯例赋予某类通行刻板印象以合法性，在构建常识的话语中发挥核心作用。而刻板印象相应成为记者建构形象的思考基模，规范着新闻类别的文本表述（夏倩芳，张明新，2007）。
有学者认为，刻板印象中沉淀着人类认知的共性和民族集体意识和无意识，让新闻更具有普遍意义（曾庆香，黄春平，肖赞军，2005）。对刻板印象中认知共性和集体意识的探讨，实质上将“刻板印象”纳入了集体记忆的研究视野。在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992/2002：71）的论述中，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通过集体表征得以存续。在现代社会，经过大众传媒选择性裁剪的集体特征构建了相对稳定的记忆形象。这种凝练的记忆形象，既承载了过去的共同理解，也参照了当下的意象，常常关联了某种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由此沉淀和确定为具有集体意义的集体记忆结晶和框架（张庆园，2016：116）。
20世纪80年代，集体记忆出现了历史学研究转向。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拓宽了“记忆之场”相对狭窄的原有意义即强调具体场所，使之成为涵盖地理地方、历史人物和象征符号等众多事物的学术概念。诺拉（1992/2020）提出，“记忆之场是一切在物质或精神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体，经由人的意志或岁月的力量，这些统一体已经转变为任意共同体的记忆遗产的一个象征性元素”。记忆萦绕的“场所”具有物质性、功能性和象征性，既可以是档案馆等实在性和物质性的场所，也可以是教科书等功能性强烈的事物，抑或是默哀等高度象征性的仪式事件。诺拉进而区分了“建构之象征物”和“施加之象征物”，前者如圣女贞德、凡尔赛等人、物，经由某种机制或人力共同作用具有象征意蕴，而后者通常是一种共知的标识，天生具有象征和纪念意图。对历史书写中的“场所”研究，诺拉认为，“重要的不是辨认场所，而是展示这个场所是何种事物的记忆”。换言之，“记忆之场”指向的不是历史本源即事件本身的历史，而是历史的影响和痕迹（王一平，2020）。
在鸿篇巨制的《记忆之场》中，诺拉通过纷繁复杂的记忆之场来重新阐释法国历史，构造一个宏大的法国象征体系。她从象征的维度来研究表征，强调对文本、话语和观念意象的分析，探讨文本中的记忆之场是如何来复活历史意象，检视其实际内容和政治指向是否发生变化。比如，发源于法国大革命的三色旗、马赛曲、国庆日等记忆之场，是如何被确定为共和国的象征，及共和主义的象征意蕴又是如何被塑造凸显的。可见，记忆之场的理论概念对意识形态意蕴浓烈的象征统一体具有极强的阐释力。正是如此，它也被认为是历史学“语言学转向”背景下兴起的话语分析工具，其实质关切的是媒介对事件与政治的传播和转达（德拉克鲁瓦，多斯，加西亚，1999/2016：454；孙江，2015；黄艳红，2017）。
共产主义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因其对资本主义所持的无情批判立场，在西方世界饱受诋毁和攻击。毋需置疑，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广泛存在着有关共产主义的刻板印象。在前述讨论的美国媒体的共产主义传播研究中，不少学者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么，共产主义的刻板印象究竟为何？本文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视为象征统一体，尝试将传播学与历史学的经典概念贯通联接，借助诺拉的记忆之场理论框架，来考察《纽约时报》中“共产主义”刻板印象的建构和流变。
具体而言，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纽约时报》建构“共产主义”整体意象的记忆之场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在变迁中建构“共产主义”刻板印象的？
以记忆之场来解构“共产主义”刻板印象，不仅可以审视极具象征意蕴的“共产主义”记忆之场如何被书写和记忆，还可以通过追溯记忆之场在时间沉淀中的意义消失、重现和重构，来观测当下对过去的操控和利用，即记忆如何唤起过去在当下的意义，由此进一步探查“共产主义”刻板印象的建构逻辑和嬗变机理。
三
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
《纽约时报》是美国的“记录性报纸”，也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西方主流媒体之一，常被用作研究西方媒体和观测西方舆论的标本。本文以《纽约时报》自有数据库为检索平台，相对其他商业数据库，其自有数据库的数据类型完整，不仅包含了纸质报纸上的报道，还囊括了官方网站（www.nytimes.com）上的新闻。需要说明的是，该数据库以1981年为界，此前的数据仅有索引信息，此后的数据则增录了报道的文本内容。而1981年，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正式上任，标志着美国冷战战略的全面调整，即以强硬政策遏制苏联扩张以扭转美苏攻守态势，强调反共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和在各条战线上对苏采取“进攻性”的“推回”战略（陈东晓，2003）。基于新闻数据与国际局势的双重考量，本文选取1981年作为本研究的起始点，将冷战后期美苏对抗的高峰阶段与后冷战时期贯穿联结，以便充分挖掘新闻数据在历史演进中的趋势变化。以2018年作为研究终点，则主要源于数据收集的便利和限制。虽然2019年新冠疫情发生后，有关中国的报道急剧增加，但事实上这一趋势在2018年前的数据中已有明显体现。因此，以1981年至2018年作为研究时段展开历时性研究，足以完整地反映《纽约时报》对于“共产主义”刻板印象的变迁图景。
通过对文献综述和新闻文本地细查，研究者发现经socialism和socialist定位的新闻主题也对应“共产主义”，故本文选定6个搜索关键词：communism、socialism、communist、communists、socialism、socialists。本研究将《纽约时报》自1981年至2018年有关共产主义的新闻报道全文作为研究对象，采用R语言程序对接《纽约时报》Open API，选取关键词出现在标题或导语中的新闻报道（news）作为样本数据，最终获得有效英文报道14342篇。
图1显示，新闻样本分布总体呈下降趋势，峰值（1000篇）出现在首个年份1981年，其后数量陡降，冷战结束前基本维持在年度600篇的水平之上；冷战结束后，样本数量迅速回落至年度200篇，2007年后进一步滑入年度100篇内，呈稀疏分布。
（二）研究方法与设计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研究者能够对大规模新闻数据进行时序分析来探索演化规律。截至目前为止，将计算传播学方法应用于刻板印象相关研究的成果并不多。有学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刻板印象的表现形式通常过于微妙，难以让计算机直接抓取目标（Kroon，Trilling & Raats，2020）。
命名实体通常指代真实世界中的对象，如人物、地点、组织等，一般通过专有名词表示（Sarkar，2019：536）。命名实体识别（name dentity recognition）是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基于语义分析来推理文本背后意义和内容的应用。对文本数据进行预处理步骤后，它能够识别命名实体并确定类别。目前，该技术已在机器学习、计算语言学等领域展开大量研究，并在生物医学和社交媒体研究中得以广泛应用（刘浏，王东波，2018）。在新闻传播学中，采用该技术方法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结合本学科理论的研究尝试刚刚开始（Burggraaff & Trilling，2020）。
本研究通过Python语言程序，采用spaCy软件包对《纽约时报》共产主义报道中的命名实体进行提取，并使用Pandas、NumPy库进行数据统计，最后借助Plotly库实现可视化呈现。
研究者对文本数据反复提取解读发现，经由spaCy提取的五种命名实体具有实际的研究意义，能够有效的定位“记忆之场”。这五种命名实体分别为：人物名称、群体名称（民族、宗教和政治团体）、地理名称（国家、地区和城市）、组织机构名称（公司和机构）、事件名称（历史事件、灾难、战争、冲突等）。它们具体对应的五种记忆之场为：历史人物、类型群体、国家（城市）、组织机构、历史大事件。据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进一步转化为：
哪些历史人物、类型群体、国家（城市）、组织机构、历史大事件被重点关注？他们（它们）在变迁中如何建构“共产主义”刻板印象？
需要说明的是，在文本预处理过程中，考虑到记者的写作习惯，本文对命名实体进行模糊匹配、使用习惯比对、常用昵称对比等多重步骤来构建同义词典，保障了结果有效性。
本研究引入两个评价指标来度量命名实体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一是“词频”，即命名实体在时间区段内出现的次数。鉴于新闻文章的长短会影响命名实体的出现次数，研究引入另一个标准化评价指标“千字词频”。
四
数据分析和研究结果
（一）历史人物：冷战记忆的标识
历史人物通常关联着某段特定的历史，既是过去记忆的存储所在，也是集体记忆形成的重要基石。维诺克（1992/2020）认为，历史人物如贞德是一种“建构之象征物”，其形象随时空变迁流转，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广泛存在于争议性历史人物形象之中，实质是记忆被有选择、有目的利用的结果，暗含了记忆的政治化。但这种不确定性的历史形象中仍始终留存着某些确定因素，即对历史形象的特定“确切看法”，正是这种相对稳定的形象元素构成了历史记忆标识。
1.冷战大国政治家间的角力
《纽约时报》共产主义报道中，词频最高的历史人物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频次逼近5000次。作为冷战结束时期的核心政治人物，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主动宣布辞职并宣告苏联解体，对这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负有相当的责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遭受重创。但其本人在东西方却享有截然不同的评价，在西方甚至被称为“民主斗士”。
报道中高频历史人物的政治属性体现了《纽约时报》共产主义报道对于政治记忆的严重倾斜。数据显示（表1），词频超过千次的历史人物有16位，均属政治领导人。其中，西方阵营国家政要的位次颇有意涵，叶利钦、里根和密特朗依次占据了第二、三和四位，该阵营在前十的排位中达到了五席。以此看来，理应成为主角并拥有绝对关注度的东方阵营，在《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中呈现出与西方反共阵营政要“持平”的可见度。这种对政治人物均衡性关注的报道策略，营造出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分庭抗礼之势，实质上反映了西方媒体对西方阵营天然的青睐。这种倾斜还体现在两个对立阵营政治人物的频次对比上。分类比较两组词频排位前十的历史人物，除居首位的戈尔巴乔夫外，处于同位次的西方阵营国家政要的词频数均高于（前）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再次印证西方反共阵营领导人的动向更受媒体关注的事实。
对照诸位高频历史人物的执政期，相当比例的政治人物集中活跃于冷战结束前后。这表明，《纽约时报》的共产主义报道通过聚焦政治人物，高度关联了冷战记忆。由此，在总体层面上，该媒体借由历史人物的记忆之场建构了一个冷战大国政治领导人博弈的角力场。
通过追溯高频历史人物的千字词频变迁轨迹，我们可以进一步探查媒体报道中政治博弈的演进路径。
整体而言，对比西方阵营国家政要和（前）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变迁曲线（图2），前者基本位于后者之上。换言之，每个年度《纽约时报》共产主义报道中，西方反共政要的身影相对更为常见，契合了前述西方媒体更多为反共人物发声的判断。
分段来看，在研究时段的首尾出现了两个高点，代表着《纽约时报》观测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个标志性人物。前半期的高点位于戈尔巴乔夫的变迁曲线上，其千字词频于1988年攀至3次的顶峰，整个波峰横跨了冷战结束前后期。紧随其后出现了数个波峰，分属叶利钦、密特朗和里根的变迁曲线，表明冷战结束后的首个十年中，西方政要频繁见诸报端。值得注意的是，后冷战时期，戈尔巴乔夫的词频变迁曲线虽处于波谷，但其波段清晰可见，反映出其作为冷战高峰时期的核心政治人物始终保有一定的关注度，由此这位历史人物在媒体报道中被确认为一种冷战标识，获得了相对稳定性的认知。
在变迁时段尾端出现的高点人物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自其2013年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后，词频变迁曲线持续走高，在2017年也达到了3次以上的千字词频。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词频变迁曲线在长时段的低潜后，近五年集体呈现攀升态势，显示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报道中的出场日趋活跃。
鉴于毛泽东对于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本文通过有关毛泽东的报道来审视《纽约时报》对共产主义领导人尤其是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变化。数据显示，“毛泽东”的千字词频在2017年达到0.83次的高位，并在1985年、1999年和2006年出现小高峰，因此研究者从4个年份中随机各取一篇样本来进行文本分析。
通过回溯新闻文本发现，1985年的新闻聚焦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对高中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相关仪式予以报道，记者将学生动员与文化大革命相勾联，毛泽东的出场为媒体评议时任中国领导人的政策作铺垫（Burns，1985）。1999年时值新中国成立50周年，记者当年的报道虽肯定了毛泽东的政治魅力，却意在质疑时任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的领导力（Faison，1999）。2006年的报道中，小布什总统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讨论了毛泽东传记，媒体借两位西方元首之言批判了共产主义制度和毛泽东（Bumiller，2006）。近年来，毛泽东在报道中的千字词频显著增加。2017年的报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为契机，再度以领袖毛泽东来评议中国新一任领导人（Buckley，2017）。总体而言，《纽约时报》的这四篇报道，虽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的地位，但实质上却以对比的报道策略，为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构建了争议性的领导人形象。
（二）类型群体：认同聚合的土壤
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形成了集体记忆（哈布瓦赫，1992/2002：335）。这种共享意义的群体，无疑成为培植认同的最佳土壤。由此，群体成为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的中介体，将两者高度关联。通过定位《纽约时报》共产主义报道中的多重类型群体，我们可以发掘潜藏此类记忆之场背后的认同博弈机制即合法化策略，是如何动态建构“共产主义”相对稳固的共识的。
1.政治、民族和宗教群体频频现身
本文考察了相关社会群体的呈现形式和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在《纽约时报》的共产主义报道中，政治群体、国族群体和宗教群体出现的次数极为频繁，使得“共产主义”被塑造成与政治、民族、宗教纠葛极深的传播现象。
通过对高频群体的总体排序和归类发现，报道中指涉的国族群体相对较大，体现为具体群体的绝对词频较高、排序靠前，如在词频前十的群体中，此类群体占有7个席次。“美国人”和“苏联人”是词频强度最高的两个国族群体，映射出美苏间的竞合关系是共产主义报道中优先视角。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人”既可作为民族群体，也可作为国民群体，但其词频数量却只有国族群体“苏联人”的一半，显示这两个群体在报道中的使用相对独立，体现出《纽约时报》对于“苏联人”相关报道的高度重视。此外，“中国人”的词频逾过了七千次，整体可见度相当高。而从地域分布来看，排名前20的族群主要位于西欧和东欧，且“欧洲人”的使用频率相当高，“西方人”的频次相对“东方人”占绝对优势，可见《纽约时报》的报道主要采用了西方视角。
“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行动者，必然是媒体报道中最显著的政治群体，词频次数超过两万，高居榜首。不过，《纽约时报》也并未忽视对抗性政治群体的动向。数据显示，“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的词频，与“反共主义者”“非共主义者”的词频也都在千次以内。两个美国政治党派群体“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表现尤为突出，词频均逾千次，排序双双挺进前二十，反映美国国内的政治党派是共产主义报道中具有一定分量的行动主体，亦是《纽约时报》将共产主义与美国国内事务相关联的“最短桥梁”。
宗教群体在美国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积极活跃，在政治中的参与度极高，发挥着广泛的作用。与之对应，共产主义报道中多个宗教群体的词频相当显著，“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词频均超过了2000次，表明宗教是媒体建构“共产主义”意象的重要维度。此外，“纳粹分子”的词频数也超过了千次，成为醒目的高频词。
2.以多元认同对合法性展开争夺
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哈贝马斯，1976/1989：184），通常与政治认同紧密关切，实质指涉了主流意识形态被社会认可的状态。本文借助高频类型群体的千字词频变迁来透析其关联的认同嬗变，并进一步挖掘媒体围绕多元认同进行的合法性竞夺策略。
通过对类型群体千字词频的历时性追溯，研究者发现政治群体与国族群体的竞争最为激烈。图3显示，“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人”代表的政治群体与不同国族群体的变迁曲线出现数次交叉。数段此起彼伏的交叉，暗含了媒体利用政治认同和国族认同建构共产主义形象的策略变化。
第一段典型的交叉现象集中于冷战结束前，在短短五年的时间区段内，“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人”代表的政治群体与“苏联人”代表的国族群体变迁曲线先后出现两度交叉。后者的曲线波段于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强势居上，随后回落居于下首，但却在1989年东欧剧变前再度发力昂扬向上达到峰值。据此可见，东欧剧变前，“苏联人”国族群体指涉的国族认同较“共产党人”政治群体指涉的政治认同在报道中得到更为广泛的体现。围绕苏联人展开的国族认同从惯常的政治认同讨论中跳脱出来，跃升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性叙事，传递出《纽约时报》试图在报道中用苏联人的国族认同替代共产主义认同的策略倾向。
第二段典型的交叉现象出现于本世纪的前十年间，“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人”代表的政治群体与“美国人”“中国人”两个国族群体变迁曲线先后交叉，三条曲线间距不断缩窄直至出现翻转。这种交叉态势表明，在此时期《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并未凸显某种主导性认同，有关共产主义的政治认同讨论并不激烈，其间反而常常弥漫着多重政治认同。事实上，这种交叉态势的转变，无意中是对本世纪初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相对低迷回调期的又一注解。而这种回调和转变背后，是《纽约时报》再度主张以国族认同淡化政治认同的合法性策略意图。
此外，宗教群体的千字词频变迁轨迹也颇有意涵。2001年“9·11”事件后，穆斯林群体在美国社会中处境尴尬，讨论热度显著升温。在《纽约时报》共产主义报道中，同时期的穆斯林群体变迁曲线也相应异常凸起，可见媒体对宗教认同的讨论扩展到对共产主义的政治认同中。
综上讨论可见，《纽约时报》共产主义报道蕴含的合法性竞夺策略，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其对于共产主义的建构不仅仅受到单一政治认同的驱动，而是社会宏观政治的变动、国家现实利益的影响等诸多因素博弈后的结果。
（三）国家与城市：国家叙事的转场
国家和城市是狭义存在的地理场域即“物质之物”，亦是承载复杂历史记忆的象征性场所，意义在于其确切的地点和它们扎根的土地（诺拉，1984/2020）。正如诺拉以记忆之场解构的象征体系“复数法兰西”，被定义为象征性现实的象征统一体，其象征意涵常常体现了某种历史痕迹，表征了某种历史意象，对宏大叙事具有强烈的解释力（诺拉，1992/2020）。本文考察了《纽约时报》共产主义报道如何借助这一类记忆之场展开国家叙事，其背后又转达了何种新闻和政治考量。
1.美国、苏联、中国三足鼎立
本文筛选出词频总数排名前列的国家、城市（区域）及中国省市（地点）。数据显示，美国、苏联和中国及其首都是《纽约时报》共产主义报道中最常见的记忆之场。
如表3所示，词频数量最多的国家依次为美国、中国和苏联，排位前三的城市（区域）则是莫斯科、华盛顿和北京。整体而言，美国、苏联、中国在报道中的可见度呈三足鼎立之势，与前述讨论类型群体中的国族群体排名情况遥相呼应。以此，围绕这三个国家展开的宏大叙事成为《纽约时报》共产主义报道的常态性叙事范式。
综合国家和城市的词频表现来看，波兰的词频位列第四，与首都华沙的词频数量之和达到七千，其在东欧政变中扮演了西方民主桥头堡的角色，由此围绕该国展开的国家叙事分量也相当显著。俄罗斯和法国及其首都的频次强度也靠前，这与两个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度基本相符，也与两国追随美国在国际反共阵营中的角色吻合。不过，传统反共大国英国的词频数相对不多，位列第20，表明《纽约时报》相关报道中有关英国的痕迹并不重。
此外，越南、古巴和朝鲜三国的词频数量也不容小觑。这三个国家与美国先后发生过政治或战争冲突，即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朝鲜战争。因此，三个国家在《纽约时报》共产主义报道中获得了足够的曝光度，对应的国家叙事侧面反映出媒体之于地缘政治的判断。
2.中国叙事的兴起
作为最常见的地理性记忆之场之一，中国及首都北京在《纽约时报》共产主义报道中的可见度极高。如表3所示，在排位前十城市（区域）中，中国省市占据三席，为北京、香港和台湾省，此外上海位列第11位，说明这四个省市是该媒体对中国事务最常见的观测地点。结合城市特质来看，《纽约时报》总体上主要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叙事角度来报道中国。
在排名前列的中国省市千字词频变迁图中（见图4），“中国”及数个中国省市的词频曲线集体呈现上升态势。“中国”的词频曲线在冷战结束后一路震荡上涨，近年来千字词频在3.5次的高位不断上探，表明中国叙事在《纽约时报》共产主义报道中的份量持续增加。
“北京”的词频变迁曲线在冷战结束后也缓慢上扬，新千年后出现了两轮明显爬升，近年来基本保持在千字词频1次的水平。上海和深圳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窗口，其词频变迁曲线自2015年来也显著上升。香港和台湾的变迁曲线则出现震荡态势，前者的小高峰为1987年、1997年、2004年和2014年，1997年的回归庆典及2014年的“占中”事件将香港拉回国际媒体视野；后者的震荡主要位于2003年至2006年间，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抛出“台独时间表”，国际舆论持续聚焦两岸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反恐前沿的新疆，自2009年以来暴恐事件大幅增加，尤其是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2013年北京“10·28”暴恐案及2014年昆明“3·1”暴恐案，相应年份的千字词频显著看涨。西藏的词频曲线在2008年异常凸起，达到千字词频1.4次的峰值，当年拉萨发生“3·14”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引发媒体空前关注。
可见，客观上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飞跃，《纽约时报》共产主义报道中中国叙事的兴起，主要受媒体对中国发展的报道兴趣所驱动，并大体从经济和政治两个维度展开。其间，中国叙事的展开也受到社会与政治动荡事件的强烈影响，联动响应为相关城市记忆之场的词频波动。
（四）组织机构：国家公权力的角逐
公权力反映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利张力。组织机构是国家公权力的重要来源，其对于公权力的运行和让渡是现代社会治理研究的关键性课题之一。本部分考察具有权利主体身份的组织机构何以在记忆之场的场域中建构共产主义。
1.军事间谍组织相对突出
《纽约时报》的共产主义报道紧密追踪了国家公权力主体的动向。数据显示（表4），政党组织“共产党”的词频超过8000次，权力机构如“政治局”“中央委员会”“议会/国会”的词频也在2000次以上。涉及军事的报道相当普遍，“军队”“国防部”的词频均超过千次，而国际组织中的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词频也接近2000次。
纵观词频排名前列的各国政治军事机构，显而易见，美国的机构数量占绝对优势，而各国间谍机构也纷纷上榜——美国中情局、苏联克格勃、美国联邦调查局、东德斯塔西均榜上有名——虽各自的词频数不高，但此类间谍机构词频总数极为可观。据此说明，《纽约时报》的共产主义报道常常关联了犯罪调查，凸显了共产主义与间谍相勾结的形象。进入新世纪，该媒体的共产主义报道纳入了新的参照对象“基地组织”，意图让新时期读者感同身受地理解报道指涉时代中的冷战及“乌托邦幻想的共产主义”。例如，Cohen（2004）在报道纽约电影节有关马歇尔计划的电影时，开篇写道：“这是一个战争时期，一个顽固的敌人企图玷污美国的形象，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破坏美国的盟友。听起来熟悉吗？但这里讨论的时间不是现在，敌人也不是基地组织。”
拉开东欧剧变序幕的波兰团结工会，词频数量超过3000，而被西方视为“共产主义暴政”代表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其词频也超过900次。此外，词频排名前十的文化经济组织中有6家媒体，显示共产党机关报及国际性通讯社是《纽约时报》报道的重要信源；其中，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是报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两家中国机构。
2.政党政治语境的回归
通过追溯高频组织机构的千字词频变迁轨迹（图5），研究者发现军事间谍等组织在冷战后淡出了报道视野，而作为政党组织“共产党”的关注度则逐渐升温，“中国共产党”的千字词频曲线近年来显著上扬。
整体而言，“共产党”的千字词频变迁曲线在冷战结束时完成“倒U”形态走势落入低位，新千年后才重新震荡上扬。其千字词频在1989年达到2次的高位后迅速滑落，于2000年开始稳步爬升，现已基本维持在千次词频1次的水平线上。综合对照“共产党人”政治群体的曲线形态变化可见，《纽约时报》自本世纪初恢复了对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观察，有关共产主义的报道越来越多地在政党政治语境下展开。
与此呼应，“中国共产党”的千字词频曲线进入新世纪也开始缓慢爬升，攀升幅度在近十年尤为明显，显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极高关注度。此外，“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千字词频曲线从2005年开始自低位急剧拉升，体现中国党媒信源对于《纽约时报》的影响力持续增强。
相比之下，军事、间谍机构的变迁曲线在冷战后则集体呈回落态势，虽在不同时段有所波动，但均在千字词频0.5次的水平线下低位徘徊，显示关涉军事间谍的信息已然在共产主义报道中消隐和淡出。
（五）历史大事件：文革与冷战语境延续
通过对历史性大事件的提取，本文审视了对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在共产主义报道中的应用语境。
数据显示，在词频排位前十的历史事件中，高居首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达1281次，“文化大革命”“奥运会”“冷战”的词频在500次上下，其后的六件历史大事（越南战争、犹太人大屠杀、俄国十月革命、朝鲜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内战）的词频均不足200次，相对偏少。这十件历史大事中，以中国为主角或主场的有：文化大革命、奥运会和朝鲜战争，而与中国有紧密联系的是：冷战和俄国十月革命。
在千字词频变迁图中（见图6），“文化大革命”的曲线走势最为突出，其千字词频在长期低位横亘后于2015年骤然猛涨，2016年攀至0.8次的顶峰，表明近年来《纽约时报》共产主义报道中，该事件被多次提及或回顾。“奥运会”的千字词频曲线则在北京奥运会举办的2008年出现了接近0.8次的高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千字词频持续维持在接近0.2次的水平线上，显见这一历史事件至今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在后冷战时期，“冷战”的变迁曲线虽保持了较清晰的波动路径，但仍紧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曲线变化而动，且在2016年前的千字词频水平始终不及后者。不过，近年来“冷战”的千字词频已然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2018年跃升为可见度最高的历史事件。由此，冷战成为近年来《纽约时报》共产主义报道中最常被勾连的历史事件。
五
结论和讨论
本文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传播现象，借助记忆之场理论视角，对1981年至2018年《纽约时报》共产主义报道中的媒介记忆之场沉浮轨迹进行追溯，力图多层次系统性勾画“共产主义”刻板印象的动态变迁图景。
基于以上五种记忆之场的演化趋势，同时参考国际政治发展的关键历史节点，本文将过去近40年《纽约时报》中的“共产主义”刻板印象变迁大致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对抗西方民主的冷战敌人”，转化为“世界性的政治运动和威胁美国安全的激进同谋”，到当前主要指向“挑战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中国”。
第一个阶段从冷战后期至新世纪前（1981-2000），“共产主义”在媒体报道中被塑造成美式民主的根本性威胁，亦是美国称霸全球的最大阻碍。这种刻板印象在冷战后期尤为突出，并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年也保持一致。在媒介记忆之场编织的网络中，具有冷战标识意涵的历史人物频繁穿梭，西方阵营领导人占据相对高点，围绕苏联展开的国家叙事显著突出，而各国间谍机构也尽数勾连其间。由此，共产主义形象与苏联、间谍、冷战等高频词联结，持续传达了“红色恐怖”的政治意象。
第二个阶段为新世纪初期（2001-2007），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调整期（赵曜，2006），“9·11”恐袭致使恐怖主义上升为美国的头号敌人，共产主义的传统敌对形象变得相对模糊。在媒体报道的记忆之场网络中，（前）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集体隐身，中国和古巴领导人形只影单；共产党的关注度稳步提升，围绕共产党展开的政党叙事回温，冷战语境退隐而二战话语强势，各国共产党以独立且“正常”的党派面貌出现。有学者提出，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世界局势趋于缓和，“共产主义”曾被看作是“一场世界性的政治运动，而非意识形态斗争”（Mergel，2011）。本研究显示，20世纪80年代世界局势迅速恶化，在冷战后期及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尤其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时，共产主义传统敌对形象在媒体中仍显著存在。直至本世纪初期，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党派的“共产主义”才在报道中有所凸显。与此同时，本阶段宗教群体尤其是穆斯林的表现异常突出。有学者在研究美国的反共主义语言时指出，“共产主义（者）”始终处于政治对垒的对立面，首先是天主教会眼中的“阴谋家”，二战前借由宗教传播被反犹的纳粹贴上“毒药”和“瘟疫”等标签，二战后则被美国政府视为叛国罪犯，甚至被诋毁为“非人化”的、散播疾病的“害虫”，及至冷战中被称为“红色法西斯”与德国纳粹相提并论（Holzman，2017：121）。本研究发现，新世纪后，媒体仍以“共产主义”作类比，辅助美国民众理解“新敌人”恐怖主义。
第三个阶段是近十年（2008-2018），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共产主义中国”在媒体报道中的频率显著上涨，中国叙事成为建构当前共产主义形象的核心。本文对涉华的报道样本分析发现，相对于第一阶段的纯粹敌意对抗、第二阶段的相对缓和戒备，本阶段媒体对“共产主义”形象刻画更为复杂——相关报道陷入了事实报道与价值评判的双重操作，总是在肯定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试图放大负面突发性社会事件来寻找平衡，并掺杂了对中国政治制度和领导集体的质疑。由此，本阶段《纽约时报》中“共产主义”越来越多地与崛起的中国相关联，转变为一个挑战者的形象。
从《纽约时报》“共产主义”刻板印象的转向可透析其动态变迁逻辑，即国家实力博弈和国家安全需要，实质是国家利益较量之下的产物。正是借由五种记忆之场扮演的不同角色，媒体得以对“共产主义”刻板印象进行立体多层次建构。其间，人物出场唤起政治记忆，高频历史人物被烙上了冷战标识；类型群体聚合了多元认同，政治认同、国族认同和宗教认同对合法性展开争夺；国家与城市的沉浮暗合了主导性国家叙事的转场，中国叙事兴起；组织机构影射了政治公权力的角逐，政党政治语境业已复苏；历史大事件反映了过去之于当下的勾连，文革和冷战未曾淡出报道语境。随时代变迁起起伏伏的记忆之场，始终映照着时代政治主题，浸染着国家意志力之于媒介政治记忆的干涉。而经由媒介记忆之场串联和编织的“共产主义”刻板印象，也追随并服膺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及国家利益。
本文的研究意义有三。其一，通过探查近40年《纽约时报》中的“共产主义”传播图景，研究检视了西方社会中新闻与政治的逻辑关系，揭示了媒体意识形态的内涵与本质，为西方媒体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具体实证案例。其二，研究将历史学的记忆之场理论与传播学的刻板印象理论相联结，符合逻辑的贯通了两个跨学科理论。文章尝试将记忆之场建构为共产主义刻板印象的分析维度，试图开辟新的刻板印象研究路径，期翼对意识形态相关议题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是本文的理论贡献。其三，本研究发现为我们理解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本质和动机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过往泛滥的“中国威胁论”主要指涉为传统的军事、经济和安全问题，而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世界大变局中，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将抨击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运动推向新高潮（时殷弘等，2020）。本文对“共产主义”刻板印象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传播在当代西方面临的挑战，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传播提供案例支撑，也为构建中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提供借鉴，是为本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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