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视角下的地图知识生产：以开放街道地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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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协作性地图生产项目“开放街道地图”(OSM)为研究案例，本文在继承批判制图学的传统基础上，结合使用“传播型构”与“实践共同体”的理论视角，通过虚拟民族志与访谈的方法，系统考察了OSM中国制图社区，旨在揭示媒介在地图知识生产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围绕OSM的地图知识生产所形成的媒介组合包括制图核心层、制图交流层、制图补偿层等三个层次，制图者在其中展开各种媒介实践，即基于iD编辑器与GPS设备的地图绘制、基于站内外交流平台的制图协商、对技术补丁的开发、对站外其他技术的挪用。在此过程中，看似民主的制图作业实乃个体经验、地方知识、社区规范、科学话语、国家权力、身份认同与媒介组合等因素共同作用之产物。作为一次将媒介化理论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尝试，本文以“媒介组合”为线索勾连各种媒介实践，力图勾勒围绕地图知识生产的传播型构面貌。
黄顺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李宏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本文是四川大学“从0到1”重大项目《数字地图的社会建构》（项目编号：2021CXC29）的阶段性成果。
数字地图如今早已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商业性地图占据主导。在此背景下，一款名为“OpenStreetMap”（简称OSM，中文译作“开放街道地图”）的免费地图备受瞩目。这个由斯蒂夫·考斯特（Steve Coast）于2004年发起的开源地图项目依靠全球的注册用户共同生产，向公众免费开放使用权。它采取“维基式”的协作风格：任何注册用户均可在“底图”上绘制地点，亦可修改或完善他人的制图，他们不断协作地生产、更新着全球地图知识。经过十余载的发展，OSM已成长为一款堪与商业地图分庭抗礼的数字地图，被广泛应用于商业、科研、人道主义活动等各领域。其成功有力证明了一个事实：在制图专家之外，普通公众作为一种新型制图主体已强势登上地理制图的历史舞台，这种“参与式制图”（participatory map making）（Plantin，2018）不断地生产着“志愿地理信息”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VGI）（Goodchild，2007）。
近年来已涌现出许多参与式制图的研究成果。其中一脉研究实用主义色彩鲜明，关心其数据质量（Bertolotto，McArdle & Schoen-Phelan，2020；Girres & Touya，2010；Goodchild & Li，2012）和应用潜力（Perkins & Dodge，2008）等， 而制图者沦为“公民传感器”（citizen sensor）（Foody，See & Fritz，2017），主体地位被遮蔽。而另一脉文化研究进路下的制图研究，则关注文化与身份认同（Carraro，2021）等因素在制图实践中的角色。两脉研究似乎都将地图本身“悬置”起来，忽视了一个基础性问题：诸如OSM之类的协作性数字地图如何被生产出来？不单作为“人类行动者”的制图者被忽视，作为“非人行动者”的“物”——在数字地图这里主要表现为相关“制图技术”——亦同样被忽视。有鉴于此，从精英制图向公民制图的主体转变要求我们去反思技术与制图的关系。
与数字时代中制图专家的工作依托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不同，业余制图者在OSM的生产过程中面对或诉诸复杂的“媒介组合”，诸如OSM本身的技术框架、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简称GPS）、OSMWiki，以及QQ交流群，而它们在制图中的独特作用尚未获得充分关注。在继承传统制图研究的理论遗产的基础上，本文由“媒介”的视角入手，系统检视制图主体的转变催生出了怎样的“公民制图学”，最终落脚于围绕OSM的数字地图知识如何被业余制图者凭借特有的“媒介组合”而协作生产出来。
一
文献回顾
（一）批判制图学与参与式制图
批判制图学声称，地图并非对现实世界的镜像式表征（Wood & Fels，2008），而是经由诸多力量共同形塑的“社会建构”：地图高度选择性地表征现实（Black，1997）；不同利益集团基于自身需求以不同方式实施“地图概括”（Monmonier，2018）；表面客观的地图中隐含权力（Murton，2021）、资本（Monmonier，2018）、暴力机关等力量的身影。而伴随GIS的发展，“技术”维度亦自然进入了制图批判的视野（Schuurman，2000）。GIS本身即为社会、政治等力量之产物（Elwood，2008），同时也被政治权力用作治理工具（Crampton，2004），从而令地图数据的科学性与客观性频遭怀疑。此外，这些制图技术将丰富的世界化约为数据（MacFarlane，2008），个人经验遭受排斥，这极大地压抑了地图/制图想象力（Caquard，2011）。
这些批判固然无情解构着制图学的“科学神话”（Buchroithner & Fernández，2011），但若由此而将地图视作任由权力、资本、技术等外在力量主宰之产物，又滑至另一极端，以致无法解释这一问题：为何地图在日常实践中仍具效力？制图虽不绝对科学，但仍不可就此抛弃以客观知识为追求的科学话语，仍不可忽视专业主义在制图实践中的重要作用（Harley，1989）。地图正是凭借本着这一信念而诞生的各种制图规范与技术，才能部分地具备现实反映能力（Crampton，2011）。
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参与式制图开始崛起，由此宣告了制图民主时代的到来（Dunn，2007；Stephens，2013）。参与式制图向传统的专家制图发出了巨大挑战：业余制图者似乎不直接受制于政经等力量；知识背景各异的业余制图者不拘泥于传统制图专家尊奉的那套科学话语；他们诉诸某种与传统制图貌似截然不同的技术-媒介集成。但也必须看到，诸如区位数据差别（Su，Lei，Li，Pi & Cai，2017）之类见诸专家制图的问题在参与式制图中照样存在。这提醒我们，在貌似自由民主的参与式制图背后仍存在制约力量，尽管制约方式、程度、表现或有不同。具体到本文研究对象OSM上，我们关心的是：业余制图者如何参与OSM的地图生产？传统专家制图中那些制约力量在OSM的参与式制图中是否以及怎样发挥作用？
（二）从媒介化到传播型构
与维基百科一样，OSM也属于Web2.0时代下的协作性知识生产项目（Hudson-Smith，Batty，Crooks & Milton，2009）。尽管互联网等媒介乃此类项目生存与发展之基石，但媒介本身长期沦为被忽视与遮蔽的境地。庆幸的是，近年来兴起的媒介化研究部分地纠正了这种“轻媒介”倾向。这一脉研究提醒我们从批判视角去检视媒介变化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Hepp，2013），并将“媒介化”视作类似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元过程”（Krotz，2007），视作考察媒介发展与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之间关系的关键概念（Deacon & Stanyer，2014）。数字媒介的发展令媒介与生活的交缠更加密切（Scott & Orlikowski，2014），媒介化进程不断加剧（Hepp & Hasebrink，2018），人类已迈入一个“深度媒介化”（Hepp，2020）的时代。
现有的媒介化研究大多流于抽象的理论建构，尚未找到与经验研究结合的有效路径（Hepp & Hasebrink，2018）。有鉴于此，库尔德利与赫普等人在继承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型构”思想之基础上，提出“传播型构”（communicative figuration），以作为衔接媒介化视角与经验研究的中间概念（Couldry & Hepp，2017；Hepp，2013；Hepp & Hasebrink，2014）。“型构”的进路将个人与社会理解为交缠的而非彼此独立的实体（Elias，1978），而“传播型构”则是指一个各种传播行为交错连结的过程，存在于多重媒介环境中，由拥有共同主题构架的传播行动组成（Hepp & Hasebrink，2014；戴宇辰，2021）。
具体而言，传播型构由行动者集合（constellation of actors）、主题构架（thematic framing）、交往形式（communicative forms）、媒介组合（media ensemble）等要素组成（Hepp & Hasebrink，2014）。行动者作为传播型构之基础存在，特定型构中的行动者共享某种主题，并形成不同交往形式。有别于过去的单一媒介考察，当下的实践活动往往与多种媒介交织于一体（Couldry，2012；Hepp，2013；Madianou & Miller，2012），这就要求从“跨媒介”的视角去审视多重媒介下的媒介化进程。为此，库尔德利与赫普以“媒介组合”来概念化同一传播型构中各种可能的媒介之集合。袁艳（2021）在考察手帐时发现，不同媒介在组合中各具价值，亦有层级之分。
赫普在“传播型构”下区分出了“历时性”与“共时性”两种媒介化研究进路（Hepp，2013）。历时性研究可很好地揭示特定传播型构如何随媒介变迁应时而变，譬如通过比较“家庭”这一传播型构在不同时代、不同媒介环境下的变化，可洞察媒介发展与传播型构变迁之关系。但这种研究往往牵涉高昂的时间、经济等成本，故人们常代之以针对不同媒介世代的共时性比较研究。共时性研究绝非历时性研究之附庸。事实上，在媒介化进程的“爆发时刻”，原有的传播型构遭遇重构，新的传播型构可能会应运而生。对后者而言，“变迁”往往无从谈起，共时性进路格外重要：它有助于检视这些崭新的传播型构在特定的媒介环境下何以可能，由此凸显媒介的现实建构能力。
回到本文研究对象OSM上，一方面，它并非发生于哪一种媒介中，而是存在于多元媒介（如iD编辑器和技术补丁）交织的环境下，每种媒介都在地图知识生产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另一方面，诞生于Web 2.0时代下的OSM作为数字化浪潮下新的传播型构而存在。媒介与制图实践的关系千丝万缕，但遗憾的是，媒介在参与式制图研究中尚未成为一种基本的问题意识。本文将从共时性媒介化研究的视角出发，关注OSM如何在多元媒介交织的环境中孕育而成，具体关注以下研究问题:在OSM的协作性生产中，存在何种媒介组合？这些媒介如何影响制图实践？
（三）实践共同体与媒介化
实践共同体乃是由若干个体组成的集合，成员们稳定地共享某种实践、信念与理解，拥有共同追求的事业（乔纳森，2002）。他们通过“合法的边缘性参与”（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逐步习得参与共同体实践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在此过程中逐步建立作为社区成员的身份认同，而这种认同由此成为维系共同体之关键所在（Bonnette & Crowley，2018）。区别于学校中系统化的“充分学习”，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意味着“多元化、多样性，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强调新手从任务边缘逐步走向核心的动态过程。举学徒制行业为例，新手往往须先从小事做起，以“从做中学”的方式掌握技能，逐步接近核心任务（Lave & Wenger，1991；Wenger，1998）。
库尔德利与赫普不但充分认识到媒介形塑共同体的力量，而且进一步将与媒介相交缠的共同体区分为“基于媒介的集体”（media-based collectivities）与“媒介化的集体”（mediatized collectivities）（Couldry & Hepp，2017）。对于前者，由媒介提供的交流空间乃共同体形成之前提条件，在线社区堪称典型代表；后者（如家庭、学校）则可独立于媒介之外而存在，在与媒介的交汇中相互形塑。具体到OSM制图社区而言，它属于“基于媒介的集体”。若非凭借媒介之力，现实空间中高度分散的制图者们充其量是个“想象的共同体”（Anderson，2006），但凭借平台内外的各式媒介，他们切实结成了独特的虚拟实践共同体。本文将针对围绕OSM的虚拟实践共同体，关注如下研究问题：媒介在实践共同体的形成与维系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一实践共同体又如何影响成员们的制图实践？
二
研究方法
本文结合使用虚拟民族志和正式及非正式访谈，以收集经验材料。首先，虚拟民族志的展开过程。因国内制图者规模较小，成员分散，其制图活动与社区交流主要藉由媒介展开，形成了一个“基于媒介的集体”，故我们决定采用虚拟民族志的方法。我们以注册用户的身份通过平台站内邮件的方式，联系活跃的制图者，然后在非官方的OSM中国区Telegram交流社区群主的邀请下，加入了这个包含200余人的在线社区。与此同时，我们也通过关键词检索到OSM的QQ交流群，并成功加入其中，此群目前有400余人。这两个社群存在不少交叉成员，前者相对更活跃。我们在两个社群中开展了为期半年的数字田野工作，观察并记录群内成员的互动内容、互动方式，以及围绕制图的各种实践。
其次，正式与非正式的访谈。我们通过OSM站内邮件以及在QQ和Telegram两个社群中私聊群内成员等方式发出访谈邀请，对其中部分人展开正式或非正式的访谈。受访者既包括资深制图者，也包括初出茅庐的新手，另有两名目前已退出OSM的前制图者。访谈内容主要围绕他们与OSM的故事、制图作业中的媒介使用等方面展开。访谈方式视访谈对象的意愿而采用邮件、社交媒体、电话等方式。另外，我们也常通过社交媒体回访某些人，以补充收集材料。
三
制图核心层：指向制图的编辑器与GPS
在OSM中，存在 “扶手椅制图”（armchair mapping）和“户外制图”两种基本制图方式。前者指制图者根据其日常生活经验及其他档案资料，利用各式编辑器直接制图。后者则需制图者携GPS设备在空间移动中捕捉、收集一手地理数据。比较而言，前者更受青睐。无论对于哪种制图方式，媒介都型塑着制图实践，并展现出“技术化”与“个人化”的双重面向。
（一）编辑器：地图绘制的流水线
低门槛的iD编辑器交互是推动OSM项目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作为媒介，iD编辑器在设计上同时体现着“直接化”（immediacy）与“超中介化” （hypermediacy）的双重逻辑。前者意味着媒介通过隐匿自身以擦除表征过程的痕迹，而后者则通过强调媒介本身，以重现表征过程（Bolter，2000；Bolter & Gursin，2000）。
iD编辑器的“摹帖策略”彰显了“直接化”的技术逻辑。当制图者在默认的iD编辑器中作业时，颇似小学生摹帖：平台提供的开放版权的卫星地图如同薄纸下的字帖，OSM的底图覆于其上，制图者只需调用点、线、区域、关系等编辑对象，即可将卫星地图中的信息摹写至底图中。卫星地图作为制图的参考框架，约束着绘图时的“笔迹”，从而确保了制图忠实于现实。可见，摹帖彰显并遵循着参与式制图中的“科学化”面向。在摹完某一地图对象（如一栋楼）之后，还要命名，并添加其他必要信息，这样最基础的制图活动才算完成。特别值得指出的是，OSM平台会通过一次虚拟的制图作业，给新手以必要引导，使之快速了解制图流程和各要素的含义。在这里，编辑器的交互可供性大大降低了制图门槛（Bennett，2010）。在编辑界面中，制图者可根据现实空间中的真实位置，在图中添加各种元素，大到路网或行政边界，小至房屋或雕塑，均可在地图上亲手绘制。这种方式充分调用人们既有的经验，可使新人迅速地“上手”（杜丹，2020）。从批判的意义上说，“摹帖”逻辑会造成一种负面后果：“数字化”和“渲染”等复杂的制图过程被可视化的编辑器“黑箱化”了。
编辑器中无处不在的数字逻辑始终在提醒我们，这并非对摹帖的简单模仿。首先，编辑器的可视化也同时受数据“编程”逻辑之约束。例如，当制图者绘制地图对象后，还得继续为其添加“标签”。标签并非随心所欲的描述，而必须采取“键值对”的形式，譬如要输入“road=highway”，才能把某路段的道路类型标签化为高速公路。这种体现“编程”逻辑的数据录入方式既有助于储存与管理，也便于OSM数据在其他项目或任务中的处理与二次加工。其次，经编辑器中介后的数字地图当然无法事无巨细地呈现现实世界中某一对象的全部地理参数，而是高度选择性的表征。通过标签化的处理，现实中的对象被拆解为地点名称、元素类型、营业时间等维度与变量。甚至在提交阶段，不同信息的重要性亦有差别：某些信息（如对象的别称）的缺失不会影响编辑内容的上传，但其他信息（如要素类型）的缺失则会令提交失败。可见，这种看似民主的制图方式其实仍是一种“地图概括”，这里的概括维度虽部分受制于制图者的能动性，但主要受制于编辑器本身的结构。
（二）GPS：身体移动的节拍器
“户外制图”要求制图者利用GPS设备采集一手地理数据。如今，政府部门和商业制图机构虽然会向OSM无偿提供某些卫星地图以作为制图者的参考依据，但户外制图这种在OSM项目草创时期即已存在的制图方式仍顽强地活着。如果说基于编辑器的扶手椅制图是一种中介化的身体操演的话，那么基于GPS的实地测绘则是直接通过操演身体在空间中的移动，以实现数据采集与地图绘制。此时，GPS与制图者构成一种独特的“身体-媒介”结构，尽管两者间亦会存在张力。
GPS轨迹是一种快速导入大量地图数据的常用手段。制图者利用搭载GPS的设备（如GPS记录仪），记录其在空间中的移动轨迹，这样身体在时空中的操演即可被转化为一种独特格式的数字记录。在此过程中，制图者可随时标记轨迹中的某些节点，使之成为随后制图的参考点。在户外制图中，身体与GPS构成一种共生关系：轨迹既作为制图者的流动性表征，也制约着其在空间中的移动方式与策略等。
制图者对GPS轨迹的采集存在两种基本情境。一是目的明确的采集。因OSM提供的卫星照片相对滞后，经常无法准确反映现实世界，故采集GPS轨迹可补偿卫星图片之不足。在此情境下，制图者需在作为数据采集工具的GPS设备的高度规训与操控下，在特定目的地内沿着特定路径移动身体。此时，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公民传感器”（Foody，See & Fritz，2017），其身体成了与媒介融合并被媒介约束的移动媒介（谢卓潇，2021）。二是伴随式的记录。一些制图者外出时顺便采集GPS信息（#HC），将它当作一种日常的数据采集实践（#PQ）。此时，数据采集往往无明确的事先规划与目的，制图者所受的身体约束便大为减弱，而正因此如此，这些信息对于更新地图数据的价值常常得不到保证。
此外，特别要指出的是，国家权力在制图方式的选择上也起着重要作用。尽管GPS在许多境外OSM社区中作为一种常规数据采集手段而存在，但它在我国尚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为安全计，国内社区的制图者很少诉诸户外制图，一些资深制图者也会规劝新手别去以身犯险。
（三）个人化的制图实践
编辑器和GPS加诸制图者的技术约束并不必然意味着制图者只能沦为采集与转移数据的“公民传感器”。制图本身可以作为一种情感表达，书写制图者与地方的关系，并且这种人-地关系在制图中的重塑亦可展现出一种“个人化”（personalization）的倾向（Dodge & Kitchin，2013）。
第一，绘制地图同时也是凸显个人意义的书写或铭刻。不少受访者表示，他们在OSM中画下的第一笔乃是对自己有特殊意义的地方，诸如成长之地、求学之地、旅居之地（#SBB）。大多数人虽不专司一地的制图作业（#FS），但具有特殊关联的地方却可使其不断倾注精力与热情。这样，他们对“地方”的绘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每当发现新变动，即在OSM中更新。这甚至使得OSM对空间变动的更新常能领先于商业地图，有些制图者甚至称后者有时会拿前者的数据来做更新。不过，若是拿商业地图的数据来更新OSM，则会被他们视作失范行为。此外，制图者的热情还体现于一种超越实用性的过度表征当中：面对商业地图中简单用个方框即可表示的不少建筑物，他们却在iD编辑器中通过摆弄各种绘图元素，仔细描绘其轮廓（#QZ）。
第二，在操作上高度自由的iD编辑器也为书写“地方知识”（Dunn，2007）提供了可能。在商业地图中，日常生活中许多重要的地理空间（如小区内的无名道路或外卖领取点）被排斥在外，而OSM却可以容纳它们：只要制图者赋之以适当的标签（#SBB），它们即可现身地图之上。可见，与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专业制图通常排斥地方经验（Elwood，2008）不同，OSM中自下而上的参与式制图可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们的经验重新带回制图实践中。这种地方知识也意味着对“精确性”的重构（Dunn，2007）：在科学导向的制图话语下，精确意味着按照官方名称标注各处，而参与式制图中的精确在一定程度上是反科学的，制图者往往将精确性理解为对于“地方经验”的准确表征。
第三，制图活动充当着人与地方对话之中介。不少新手会在绘图之初调用“记忆中的地方”以完成地理标注。而随着绘制的不断深入，他们可能会进一步查阅当地市政规划等档案以更精确地标注（#FS），并由此形成了一种“面向当下与未来的地方感”，因为在地理标注所需各种参数的指引下，制图者往往更关注绘制地点的当前现状与未来规划。
第四，制图者身份的前台化也可为制图打上个人烙印。专业制图有意识地匿名化制图者，以此凸显地图表征之“客观”或“价值无涉”（Dodge & Kitchin，2013）。而在OSM中打开搜索框选择地区的编辑页面时，制图者可在窗口右下角看到本地区有谁在维护它；点开某位制图者的个人主页，还可进一步浏览其全部制图记录。
此外，OSM中的制图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商业制图中司空见惯的“利益导向”之束缚。后者对政治、经济、人口等方面更显著的地区往往有更高的绘制精度，但制图者在被问及OSM中哪些地方被绘制得比较好时的回答却出乎我们的意料：北上广深等大都市鲜有人提及，而防城港、富顺、攀枝花等“小地方”却被频频提及，因为这些地方碰巧拥有非常活跃的制图者。传统的政经等因素在解释VGI数据覆盖率的区位差异上的失效提醒我们，有必要回到微观的制图实践中，以理解人-地的情感纽带在参与式制图中的独特作用。
四
制图交流层
除了核心的制图本身之外，制图社区的形成与维系也同样重要。因OSM在国内尚未被正当化，制图者们为了自我保护，鲜有国外社区中常见的线下活动，转而更多诉诸线上交往，以昵称标识自己在社区内的身份。这为我们考察“基于媒介的实践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宝贵机会。在本节中，我们将看到制图者如何藉由媒介就争议问题展开协商、达成共识，也会看到制图者如何借助媒介交流而实现从新手向老手的蜕变。
（一）制图协商的基本类型
发生于社区内的协商活动大致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围绕“问题制图”的协商，常见于老手与新人之间。许多新手因缺乏经验或未吃透制图规范，难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老手在发现这些错误后，往往先善意提醒对方，然后对问题制图予以修正。这种提醒与修正相结合的温和协商策略不但有效维护了地图数据，而且还能在不打击犯错者的制图积极性的前提下，使之从“问题案例”中收获学习与成长。一位受访者（#ZFJ）表示：“当新手遇到问题或者编辑出错的时候，不要给他们泼冷水，这样会破坏他们的积极性，使得本来大陆地区就少的志愿者数量得不到扩充，直接修改他们的错误编辑并予以留言提示就行了。”
第二类是围绕制图规则的协商。制图规则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不言而喻：若不共同遵守编辑规范，由大量用户生产出来的OSM地图面貌必定杂乱无章。但OSM官方并无详尽的编辑手册，许多制图规范事实上经由社区成员们的不断协商，才逐渐得以形成。例如，尽管平台编辑器限定了地图要素类型，却无法事无巨细地规定标签的添加方式。既然一劳永逸地制定一套完备的、全球通用的制图规范不切实际，那么如何在全球规范与本土现实之间寻求平衡就需要不断地协商。国内制图社区的成员围绕制图规则的协商大体有两种情形：一是为统一国内编辑规范而协商；二是在国内与国外的编辑规范相冲突时，通过协商寻求解决之道。
第三类是围绕另类制图行为的协商。尽管绝大多数成员在为建设OSM添砖加瓦，但也有少数人会故意开展篡改边境、恶意删除、虚构数据等“破坏性制图” （Juhász，Novack，Hochmair & Qiao，2020）。此时，其他人会给予善意提醒，提醒无效则会直接“回退”，甚至引发“编辑战”。同时，也有人会开展无伤大雅的幽默制图，譬如将由园艺景观组成的“欢迎”二字表征于底图之上。只要幽默制图不明显危及地图的有效性，大家对它们相对宽容，它们甚至会成为有趣的谈资。
（二）媒介中的制图协商
1.藉由平台内媒介的协商
一是利用“站内信”展开协商。由于站内信与制图者的常用邮箱绑定，成员们可及时收到其他人发送的消息。点对点的技术形式令站内信常常指向一种更“个人化”的交流情境，譬如通过站内信善意指出别人的错误编辑（#FS、QZ、SBB、ZFJ）。一位受访者（#FS）表示，“不用担心（因错误编辑）被骂，即使错了，更懂的网友只会邮件善意提醒，我以前也被提醒过”。站内信的功能并不局限于表达质疑和提供建议，一些人也会通过站内信向新人发送“欢迎信”，或向特定制图者寻求帮助。概言之，站内信交流更多地充当社区内部人际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
二是利用“变更集”展开协商。变更集是由某一用户短时间内对数据库开展的一组编辑，它相对于站内信的“点对点”交流而言更有弹性。它可同时容纳众多制图者的讨论，因而具备公共讨论潜能，有时甚至还可充当地方社区与全球社区的协商窗口。譬如，在关于中国-不丹边境的编辑争议事件中，国内多名制图者聚在此变更集的讨论板块下发表看法，并要求OSM官方下属的“数据工作组”对调查结果做出回应。同时，成员们可订阅变更集，以获悉最新讨论动态。此外，一些制图者会通过评论变更集的方式，指出失当或存疑的地图编辑。这些评论因变更集“公开”的技术特性，可被其他人围观甚至订阅，而成为一种“公开的人际传播”。
特别要指出的是，从涉及国家主权问题的边境争议中，我们可清楚地看到民族认同在制图过程中的角色。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强烈的情感动力，促使许多人积极参与到对边境制图的审查与维护当中。一位参加过中印边境制图的人就在其个人主页呼吁，“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并自称会“不定期检查南海地区以防止被篡改”。另一方面，人们也会通过调用社区规范和其他制图社区的地方实践，以正当化这种饱含民族认同的编辑策略。总之，在牵涉主权问题的制图情境下，民族国家微妙地行使着其制图主权，全球与本土的张力也在此过程中凸显出来。
三是“IRC”聊天室（Internet Relay Chat）和“邮件列表”也可被用于展开社区协商。不过，前者因不太符合国内制图者的媒介使用习惯，并未成为成员们日常交流的场所，而后者虽是社区声音相互传递和要闻发布的重要平台，却难以支撑更为日常化的社区交往。
此外，由OSM基金会提供的OSMWiki有时也作为社区协商的场所，在确立制图规范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维基百科类似，它也拥有正文显示页面与讨论版块。其中，作为“后台”的讨论版块也成为了一种实质性的协商工具。所有制图者均可参与讨论，并针对议题投票。当投票结束后，后台形成的意见会转场至前台，意见经过档案化而变成需要成员共同遵守的制图规范。
2.藉由平台外媒介的协商
平台外各种成熟的社交媒体有效弥补了平台内媒介在社区层面讨论上的不足。其中，Telegram群组和QQ群组常被国内制图者用于社区讨论。较诸平台内媒介，这些站外群组不仅具有个人身份标识稳定、反馈及时、讨论记录可档案化和可回溯性等优点，而且也更符合他们的使用习惯，遂成为了备受青睐的协商场所。
首先，社交媒体群组充当制图者日常交流、维系感情的中介。调侃与评价有趣的制图实践、分享OSM社区的最新动态、上传和分享有利于制图实践的公开文档，这些都是成员们日常互动的重要活动。即使与制图活动并不直接相干的话题也有望对维系成员情感产生某种作用，因为社区成员的在场构成了制图者不断参与其间的基本动力之一（#FQ）。
其次，社交媒体群组作为规范协商的社群议事厅。OSM官方并未制定一份详尽的编辑手册，这就给制图规范留下巨大的阐释空间，而阐释争议有赖于社区成员的集体协商而解决。社交媒体群组提供了相当理想的协商空间，不仅其群公告、@全体成员等功能可迅速召集许多制图者参与议题讨论，而且其即时交流的特性亦可推动讨论的持续展开，此外其投票功能还可轻易实现意见的量化，可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达成暂时性的规范。这些暂时性规范要想真正推广至整个社区，还需提交 到更为“自由”的媒介中去讨论，为群组之外的成员提供参与规范协商的机会。有趣的是，不同媒介被成员们赋予了“自由/不自由”的“文化想象”，这种想象甚至会成为其选择协商媒介之依据。一位受访者(#SBB)表示:“日常我们Mapper之间就无所谓，但是社区准则或者标准的制定就必须用自由的平台，例如IRC频道，基于协议;邮件列表，由OSMF自己搭建，然后OSMWiki负责投票、改进标注方案、查资料，是OSMF提供的，这些是西方社区公认的自由的平台。”此番话语也表明，OSM的社区协商并非仅靠单一媒介，而是发生于媒介组合当中。
最后，社交媒体群组充当“项目发布”与“伙伴招募”的空间。在OSM中，经常存在因某些地区成图时期较早以至于不符合当下制图规范，或因制图者未吃透规范而致的编辑错误等情形。当一些制图者发现这些问题时，他们会在群组中招募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致力于这些地方的数据更新与维护，或在群组中声明自己拟对某个存在错误的地区做数据维护，请大家暂时别编辑原有数据，以免加大维护难度。
（三）社区成员的再生产
各种媒介的存在不仅为社区成员提供了协商场所，而且也为其提供了通过合法的边缘性参与习得制图技能、建构社区身份认同的空间。
1.媒介作为技能习得与规范生产的空间
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意味着，人们可在实际参与过程中从边缘到中心地逐步习得技能（Lave & Wenger，1991）。具体到OSM制图而言，新手通过针对特定制图情境查阅制图规范、在犯错后受到老手的批评等方式，“从做中学”，逐步掌握一整套制图技能。在这样的虚拟实践共同体中，媒介搭建起了习得制图技能的场所。这种“从做中学”常具备如下特征：
第一，“碎片化”“超链接”式的学习方式在成员学习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一方面，有别于学校中系统化的学习，针对具体编辑问题的学习是制图活动中更常见的学习情景。另一方面，与透过教材的学习相比，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相关技术文档、博客或直接请教其他成员等方式学习，以及从他人指正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长期参与和围观群内成员的讨论也可使新人乃至资深者在潜移默化中收获成长，深化对制图的理解（#FQ）。
第二，发生于社区中新手与老手之间的学习不存在稳定的师徒关系，而表现出一种关系的“流动”特征。与私聊相比，许多制图者常抱持“谁看到了谁回答”的心理预期，在社群中公开提出或回答问题。在此环境下，新手难以拥有固定的所谓“老师”，通常在社区成员的共同培养下逐步成长。当然，也可见到“反哺式学习”：一些新手有时凭借其掌握的知识可帮助老手解决某些问题，譬如提供某些实用的制图小工具、分享某些可促进规范标注的公开文档。
第三，“摸着石头过河”无论对新手还是老手而言，都是社区中一个典型的学习特征。地图绘制当然需要专业的知识与背景，可OSM中绝大多数人并非出自地理信息系统等领域的专业制图者。在OSM中国区的草创阶段，成员们一点点地摸索，才逐渐弄清原本混乱的制图规范。一位受访者（#FS）回忆道：“我完全是凭个人爱好，钻研摸索。最开始是自己摸索，在网页上的编辑页面画图，但那个时候并不规范，后来是有网友通过邮件留言加入了OSM的微信群和QQ群，参与大家的讨论才逐步清楚了制图规范，也慢慢地让自己的制图规范起来。”或许正因为专业知识的匮乏，才使OSM社区逐步形成一套有别于专业规范的“制图语法”。受访者SBB表示：“我们OSM自有一套标准，比如道路分级，既没有完全照搬国内行政标准，因为各地口径都不统一，自造概念非常多，也没有完全按照国标的技术标准划分。”这样，他们在某些复杂制图情境下反倒可灵活地处理问题，并取得良好的表征效果。但从消极角度看，这种“逃逸”有时会因制图目标不明晰或统一，以致会出现诸如“我寻思”“我瞅着”之类自说自话、社区意识淡薄的个人规范。可见，与地图本身类似，协商中的制图规范也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2.身份认同的媒介化生产
媒介在OSM社区中不仅是成员习得技能的场所，而且也是再生产制图者身份认同的场所。上文已指出，社交媒体群组可发挥维系日常情感的功能。一般而言，群组规模愈小，这种情感属性愈显著。在人数更多的QQ群中，大多数讨论围绕制图及其衍生议题展开，呈现间歇性活跃的状态：当有人抛出问题时，交流往往才会被启动；一旦问题解决或暂无新进展，讨论即归于平静。而人数相对较少的Telegram群组则明显更活跃，话题也更多元：除制图本身之外，大家还会讨论诸如“Ingress”（一款使用了OSM数据的游戏）之类的外围话题，甚至偶尔还会 “闲聊”。此外，一些资深制图者还建有一个更私密的小群。据群内人描述，此群更活跃，话题也更多元，与制图毫不相干的“水群”甚至是其中的主要行为之一（#SBB）。也许正因为太活跃，有成员坦言已对此感到有点“倦怠”（#QZ）。
与此同时，媒介组合中的种种“边界”成为“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区隔标识。边界大致有三：媒介提供的数字边界、社区成员的协商边界、前两者的混合。社交媒体群组本身具有确定明晰的数字边界，群外人无法获悉群内发生的各种讨论，群内-群外藉由一道数字边界区分开来。人们也会通过制图者的贡献程度，判断彼此是否“自己人”以及彼此在社区内的地位。而群组的入群审核机制则由以上两者混合而成：人们要迈过这道数字门槛才能真正加入群中，而要迈过门槛则往往需要社区成员的认可，譬如正确回答与OSM相关的入群申请问题。至于资深制图者的小群，入群标准更加严苛：它采取邀请审核制，且只有拥有上百次编辑记录的人才有资格加入（#SBB）。
总之，媒介本身的技术形式深度参与到社区身份体系的建构中，共同构筑起一条边界，由此实现了社区成员身份认同的媒介化生产。
五
制图补偿层
任何技术物都无法一劳永逸地满足人们对技术可供性的需求，任何可供性缺失都有望激发人们去寻求技术补丁。具体到OSM而言，制图者对技术补丁的追求已为其构筑起一个补偿层。促使他们如此做的原因主要在于，OSM的数据结构长期处于“技术停滞”（Plennert，2018）的状态。OSM问世十余年来，并未随着用户量与影响力的快速增加不断技术迭代，而与此构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制图者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在日益壮大的社区规模、对编辑错误危害性的认识，以及成员间的交流与协商需要等诸多因素的共同推动下，诞生了一系列技术补丁。对技术补丁的追求大致表现出两种基本策略：“开发”技术补丁、“挪用”站外媒介。
（一）“开发”技术补丁
OSM社区中的不少制图者拥有计算机科学的背景，这为开发技术补丁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开发的技术补丁可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基础功能补偿类补丁。OSM默认的iD编辑器只适合简单的编辑工作，还得联网才能使用，而这种编辑可供性的不足已令某些人丧失持续贡献的热情（#HC）。有鉴于此，桌面编辑器JOSM应运而生。它既支持批量填充与修改，也支持先离线编辑后再上传至OSM，而且还支持自定义背景。虽然iD编辑器也提供了部分卫星地图作为背景，但其相对滞后的数据经常无法反映最新地理变动。在JOSM中自定义背景时，可利用较新的二手数据、城市规划图等背景，以绘制当前乃至未来的地图（#FS）。JOSM极大地弥补了iD编辑器的缺陷，但也设置了更高的制图门槛，需制图者投入更多时间去学习方能掌握，属于“进阶级”的工具。正因为如此，JOSM并未简单地取代iD编辑器，在维系OSM制图社区的过程中，二者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与互补。在桌面的JOSM之外，Go Map！！和OsmAnd Maps等移动编辑器则顺应“移动互联网”的大潮，为OSM制图打上“移动性”的补丁，使制图者可在移动中随时随地修改和更新当下环境的地理信息。
二是数据监控类补丁。一些新手因不熟悉制图规范而发生编辑错误，另一些人因破坏或游戏心态而开展另类制图（Juhász，Novack，Hochmair & Qiao，2020），这些都影响了地图数据的质量，因此如何有效地确保与维护地图数据的质量，便是一件值得OSM社区严肃以待的事情。鉴于平台本身在数据筛查、异常监控等方面无甚作为，有人便开发了OSMCha等数据监控工具，以供制图者监测其熟悉的地理区域内是否短时间里大量出现异常编辑。一旦发现异常编辑，监测者会提醒变更集所有者正确的制图规范是什么。数据监控类补丁在维护地图数据质量和培育新人制图者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是数据优化类补丁。此类补丁通常以制图者的“身体”或其他数字地图作为参照。基于手机端的游戏化编辑工具StreetComplete即为前者的代表，它虽不能被直接用于地图绘制，但可基于用户的实时地理信息，以问答形式（如“这条道路有人行道吗？”），引导制图者补充某些可能被忽视的信息。至于后者，有位国内社区的制图者开发了一款名叫“OSMChina-NextOSM”的比较工具，它可将OSM与百度、高德等地图并置于同一界面上，供制图者通过比较来判断哪些地方的数据可能存疑或有待更新（#ALSD）。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技术补丁与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2003）的“补偿性媒介”有同有异。一方面，任何补丁当然都试图补偿OSM平台内现有媒介可供性之不足，但它们都无法摆脱或取代OSM本身的一整套技术框架，只能局部地优化其功能，可见OSM与补丁之间为一种主次关系。另一方面，补偿性媒介常表现为线性叙事（胡翌霖，2019），但OSM语境下的技术补丁更多呈“块茎”特征：制图实践中的各种需求催生了旁逸斜出的补丁，它们往往并不相互取代，而是各自独立地发展。
（二）“挪用”站外媒介
制图情境中碰到的问题并非只能靠开发新媒介来解决，对OSM平台外其他媒介的恰当挪用有时反倒可更高效地解决问题。对站外媒介的挪用有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这种挪用常常并未指向最核心的制图活动。社交媒体无疑是制图者最经常挪用的媒介。由于平台自带的站内信、IRC聊天室、邮件列表等媒介不太符合我国制图者的使用习惯，同时其功能也不太完善，致使许多人“转战”更成熟的社交媒体平台，将其作为日常交流的大本营。其中，主要是国内的QQ、微信，以及国外的Telegram。而在开发新的制图工具时，开发者经常挪用Github——一个面向开源及私有软件项目的托管平台，不但可将代码传上去托管，而且也可在上面实现协作性开发。相对于地图绘制的核心任务而言，制图者更多挪用站外媒介以执行相对边缘的任务。
其次，对社交媒体的挪用遵循“区隔”与“融合”的双重逻辑。前文已指出，社交媒体群组以种种边界区隔“局内人”与“局外人”。虽然这些群组的建立初衷是为了便于就各种制图问题展开交流，但群组内的交流话题与关系经常溢出到日常生活当中，易言之，媒介被应用到了制图之外（Gherardi，2009）。为了维持群内成员的活跃度及彼此间的联系，“水群”活动也必不可少。此外，一些成员还利用这些社交媒体群组中“添加群成员”的功能，“绕开”群组去建立更加私人的关系，展开更日常化与人际化的互动。
六
结语
本文结合使用“传播型构”（Hepp,2013）与“实践共同体”（Wenger，1991）的理论视角，对OSM中国制图社区的参与式制图做了系统考察。通过描绘制图者、媒介、社区与地图如何彼此勾连，本文最终落脚于“数字地图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一基础性问题。
从传播型构的视角切入，本文将关注目光落在围绕OSM而展开的参与式制图的“媒介化”或“媒介组合”上。我们发现，在制图层面，OSM默认的iD编辑器展现出一种“直接化”与“超中介化”的双重逻辑（Bolter & Gursin，2000）。宛如摹帖的绘制界面将复杂的技术过程黑箱化，这虽使业余制图者迅速上手，但也对制图作业施加了限制：通过格式化的数据录入方式、赖以参照的卫星地图等，它试图确保地图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公共性与科学性。此外，因OSM提供的各式制图工具无法很好地满足不断变化的制图需求，制图者们也会从既有媒介中逃逸，开发技术补丁，以及挪用平台外成熟的社交媒介。
媒介在中介化参与式制图的同时，也顺理成章地将制图者连结为一个“虚拟实践共同体”（Peeters & Pretorius，2020）。成员们相互学习，表现出了某些有别于线下实践共同体的特征，诸如更流动的师徒关系、更碎片化的学习方式。他们通过社区协商，制定共同的制图规范，以约束其日常制图实践。他们也在社区生活中逐步建立起身份认同，而这种认同又反过来激励其进一步投身其间，可见貌似个人化的制图实践其实已被打上“共同体”之烙印。另外，这个虚拟实践共同体也藉由媒介构筑起某些数字边界。但值得注意的是，虚拟实践共同体的实现并非哪一种媒介的功劳，而需仰仗多种媒介共同形成的媒介网络。
我们也应当对参与式制图抱有一种“批判制图学”的敏觉。由业余制图者协作性地生产、维系、更新的OSM项目看似自由与民主（Dunn，2007），其实面临相当驳杂的制约力量。特别是，国家权力非但未缺席（Lin，2018），反而微妙地影响着制图实践：一方面，缺少合法性的支持往往令国内OSM制图者们选择更“安全”的制图方式，以避开法律灰色地带；另一方面，在民族认同与全球社区规范的交光互影下，逐步产生了某些制图“潜规则”。此外，有趣的是，不为专家制图所容的个人情感与地方经验可被业余制图者重新带回制图实践当中。
本文无意走向一种“媒介中心主义”的叙事，而旨在通过“媒介”这一理论探针，以锐化关于参与式制图的问题意识。或换言之，本文旨在将“媒介”的视角带入参与式制图的问题域之中。当然，本研究也有不足。囿于篇幅，本文未能关注围绕OSM的地图知识生产中其他某些议题，诸如制图中的“编辑战”、地方认同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地图知识生产中的性别差异。未来的研究应对它们给予关注，以便为数字地图的知识生产描绘一幅更全面立体的图景。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9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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