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结构化的突围：网络粉丝社群建构中情感能量的动力机制分析——以肖战王一博粉丝群为例

刘国强，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蒋效妹，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话语理论框架下中国网络民族主义集群行为与价值引导研究”（编号：17WWX003）研究成果。

一

问题的提出

从词源学上说，“偶像”最初指的是用木头或泥土等制成的人形，引申为一种为人所崇拜、供奉的雕塑品，直到现代才泛指崇拜或仰慕的对象。可见，“偶像”一词原本就有着宗教含义，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粉丝会千方百计了解偶像每天的行动轨迹、支持偶像的代言或影视作品，并依托互联网技术，围绕着偶像自发形成无数的粉丝社群。在那里，同粉籍的粉丝们交换信息、释放激动或愤怒，感受情绪的共振，群体互动表现出高凝聚力、高生产力和高执行力特征（潘曙雅，张煜祺，2014）。然而任何一个成熟的紧密型网络粉丝社群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与所有后天发展的社会人际关系一样，经历由弱到强的发展演化过程，而这与当今我们面对的媒介环境息息相关。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完善，我们目前所使用的移动社交媒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以微信、QQ为典型的即时通信平台，多是将现实身份移植到线上，用于封闭性较强、强连接的熟人社交；另外是以微博、知乎、豆瓣等平台为代表的弱连接的信息分享交流平台，人们出于不同兴趣建构虚拟身份，这类平台能更包容，在最大范围帮助个人找到关注对象，与他人建立相对灵活、开放的关系，继而成为强关系匹配中的“资源”或“底座”（喻国明，朱烊枢，张曼琦，汪之岸，2019）。粉丝的追星行为通常就是从开放性平台中原子化的个体互动开始，在某种际遇下方组织形成相对封闭、稳定、长期的微信群或QQ群。

这提出了一些值得探究的问题，比如：（1）触发网络粉丝社群从无到有的内驱力是什么？其动力机制如何？（2）基于虚拟身份的媒介交往对参与者的社会化成长、价值观再造有何影响？（3）能否找到个人结构、粉丝社群结构及网络社群结构中的内在逻辑关联，通过对饭圈的切近观察反思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结构化问题？

我们试图以西方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仪式理论作为主要理论框架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深入将特纳的人类学理论与今天的数字身份建构、虚拟社群互动等社会动态交往相结合，通过对“仪式过程”具体阶段的划分，在质性研究中剖析群体内部结构性张力，对以上三个问题作出一个系统化、模型化的阐释。

二

理论框架：仪式理论与情感能量

特纳将盖内普的仪式内部过程和格拉克曼的“社会冲突”理论有机结合起来。他认为仪式都有仪式前（分离）、仪式中（阈限）和仪式后（交融）三个阶段，他用列维-斯特劳斯式近乎二元对立的方式（杨成胜，李思明，2009）表达出现实社会就是由“结构”（Structure）和“反结构”（Anti-Structure）构成的，其中反结构状态包括分离期和阈限期。在阈限期内，受礼者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同志关系和平等关系，世俗的级别和地位之分消失或者同化了，最终形成一种彼此交融的共同体，是谓“共睦态”（communitas）（Turner，1969：96）。在这里，过渡仪式起到“净化”结构的作用，通过仪式中短时间的身份混同、结构倒置，社会得以重新整合人群，重新构造或强化社会地位的结构差异（张建军，2009）。

特纳的仪式理论可以为我们后现代社会结构背景之下的网络研究提供一个动态而全面的崭新视角。不过整体而言，特纳仍受结构功能主义影响较大，他的理论最终都指向：人的具体社会行为（阶段）只是社会整体文化的冲突表现（曾令健，2008；丁苏安，2012），其“反结构”仪式理论也仅强调了作为“社会结构反向平衡器”（吴乔，2012）的功能机制，而未说明个人在心理层面是如何感知以上结构变化以及在此过程中调整自身行为。因而运用这一理论来解释日益凸显个性化的中国网络环境中的粉丝社群及个人，适切性并不十分充分。

因此，本文在研究中进一步引入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柯林斯也是冲突社会学的继承人之一，不过其主要学术成就来源于他的“微观结构方法”（Turner，1986：436），即更加纯粹地关注群体中个人的行为表现和情绪体验，这点与特纳的路径从根本上有所背离。

柯林斯认为，互动仪式链是社会结构的基础，正是这种微观的互动链形成了社会组织的主要特征（2005/2016：155）。这种互动涉及资本和能量的投入，当个体被互动的场景所吸引，最终也会在文化资本和情感能量上得到回报。这个过程中真正的驱动力，不是特纳从结构功能主义出发所认定的“结构”，而是个人心理感知层面的“情感能量”。整个社会就是一个互动仪式链的市场，情感能量是市场中的关键资源，体现了一种参与社会互动与取得成员身份的渴求。

故有学者指出，柯林斯的情感能量观点在本体论上具有明显的“结构观”特征（王鹏，林聚任，2006），它的出发点是“理性人”假设，认定人们在情感能量市场上考虑的是成本、回报、收益，追求的是情感能量最大化。若我们单从柯林斯情感能量理论着手，就容易忽略掉社群组建过程中会发生的情感沉降以及循环往复、乐此不疲试图反叛的粉丝特性。

综上所述，特纳的仪式理论和柯林斯的情感能量模型刚好互有可补之处。本文的策略即是将柯林斯“情感能量”的经验概念，与特纳“结构化/反结构化”的动力学发展逻辑进行理论整合，即从个体的微观感受层面出发去观察其在结构性日常和反结构化的“共睦态”中的行为表现。

三

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选择

本文将采用在线参与式观察及网络民族志的质性研究方法，以微博同人文写手“是小菠萝啊”的粉丝社群个案研究为例，主要涉及到微博及微信两大平台，分别具有弱连接和强连接社交平台的代表性。

该博主的产出集中于明星肖战和王一博的平行时空故事创作。截至2020年3月21日该博主共拥有11240位粉丝，粉丝大都是肖战与王一博的“CP粉”。所谓CP，是英语Coupling的缩写，象征着情侣、配对。与普通粉丝不同，CP粉除了崇拜某一位或两位明星，她们更对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感兴趣，她们消费的是一个个无序的碎片化片段，通过主观色彩较浓的重述、阐释，将一个个“嗑点”织成相互支撑的网络并从中获取满足感。

“是小菠萝啊”于2019年9月在她的微博主页限时分享了一个微信群聊二维码，其粉丝迅速响应，组建成了“哥哥弟弟都爱我”微信群（群成员上限100人），从而构成了一个封闭式的强连接群体。本文的研究对象正是产生了跨平台迁徙行为的这一部分粉丝，她们在群际互动各个阶段中的行为特征以及对部分成员的深度访谈材料将作为本次讨论的关键材料。在线观察时间从2019年9月12日至2020年3月21日，持续220天。

四

对虚拟社群组建过程

三个阶段互动仪式的质性分析

研究时间跨度较长，在不同的际遇下群体有不同的互动仪式。因此我们将观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社群组建前、组建中和组建后。笔者将借助互动仪式中身体共在、仪式准入机制、共同焦点、共享情感体验四方面作为考察维度分析其各自的性质。

第1阶段：建构虚拟身份，形成弱连接关系

前面说到，本文的研究对象全部都是肖战和王一博的“CP粉”，由二位明星名字中的“一”“博”“肖”串联起来的“博君一肖”成为这一群CP粉的群体属性代名词。截至2020年3月21日，“博君一肖”CP粉总人数在微博CP超话社区中排行第一，达193万，超第二名（“鲸鱼与洲喵”CP粉）将近4倍。形成如此庞大的群体并非偶然，其中裹挟的每个人都是作为远因而存在的氛围情境和作为近因存在的行为情境共同刺激下所塑造的整体结果。肖战、王一博主演的网剧《陈情令》于2019年7月播出，改编自拥有百万粉丝基础的耽美小说《魔道祖师》。该剧情节和两位主演俊秀的颜值都十分迎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正剧及拍摄花絮中两位主演的亲密互动更是被粉丝捕获、放大并加以解读，成为刺激CP粉形成的直接原因。因此，网络社交场中迅速形成一股风暴，无数原子般的粉丝涌入微博虚拟空间并与其他陌生人展开互动、形成连结。综上，“博君一肖”CP粉虚拟身份建构情境可用勒温的场域理论表示为：

微博是一个海量的信息平台，互动主要基于单向关注，物理性的准入门槛较弱，局内人与局外人的界限往往不那么严格，群体认同更多依赖于符号资本等匹配机制。比如作为肖战和王一博的CP粉，想与他人产生互动，光是知道“博君一肖是真的（BJYXSZD）”这样的基础话语是远远不够的，进阶版的“九学”“十六学”“瞳孔学”“小王子学”等都属于该群体需掌握的独特的符号资本。

在虚拟身份的互动和符号资本积累过程中，个人可以暂时忘却现实的诸多考虑，已初步具有了反结构的特征。粉丝们虽互不相识，但也彼此“心心相惜”，这种情感会成为决定群体下一步活动的能动的矢量。不仅“博君一肖”大V，其他领域博主的评论区中也常出现这样的现象，某一网友留言：“好无聊啊，姐妹们拉个群聊八卦吧。”接着就有跟帖“好！”“带我一个”“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怎么进”。可见粉丝要求小圈子强交流与情感互动欲望的自发性和连带性。

第2阶段：仪式主体，强连接中的共睦态体验

这一阶段是虚拟社群组建仪式中的主要阶段。基于情感能量基础和增强亲密度的需求，博主“是小菠萝啊”在微博平台挂出微信群聊二维码后，很快得到粉丝的积极回应。由于微信群入口是限时开放，能从微博上看到二维码相聚在这里“都是缘分”；同时设定了人数上限，更加深了群成员“抢到名额”的窃喜感。虽微信社群不具备柯林斯定义“正式仪式”时提到的官方组织、普遍认可的典礼程序等开展要素，但与微博因自然形成的共同关注、模糊的群体边界和灵活易变的群体情感相比，我们必须承认微信社群更大地确认了严格的群体界限，能够使成员保持更长久固定的身份认同感，更容易互相提供和汲取所需的情感能量。

博主“是小菠萝啊”的粉丝进群后被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群名片为自己的微博账号同名。等同于匿名追星身份的延续和内化，这种独特的身份检测机制塑造了一道时空属性错乱的同屏景观——某位以儿女生活照为头像的成员，昵称却是“一心只想搞博肖”，而名叫“再问一遍今天ggdd结婚了吗！”的超活跃成员则头顶着一幅蓝底白字的企业宣传海报......在这里，现实生活与匿名状态下的反叛以一种吊诡的方式融为一体，说不清头像和昵称究竟哪一个更贴近真实。不过，微信社群的建立极大刺激了这样一群陌生粉丝同时异地的集体狂欢。“哥哥弟弟都爱我”微信群中，动辄一小时消息上千条，假期中群内往往一天24小时都会有人在线，远高于博主“是小菠萝啊”的微博互动频率。群成员“蚊仔哥”（银行职员，29岁）感叹：“这个群太神奇了吧，聊天都可以‘三班倒’，24小时无缝连接！早上七点在聊天的姐妹，你都不知道她到底是没睡还是已经醒了[狗头表情.jpg]。”

而当群体共同观看在线直播时，更是直接打破了所有成员间的时空限制。明星肖战、王一博参加的“南京古风音乐演唱会”（2019.11.2）、“星光大赏”（2019.12.10）、跨年演唱会（2019.12.31）、“微博之夜”（2020.1.11）等活动均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向粉丝开放。以南京国风音乐演唱会为例，当晚共有326.7万人付费观看直播，平台仅依靠直播费用就有近亿元收入。群内成员在各自购买权限后，一边通过电脑、平板或手机屏幕观看同步直播，一边在微信群中与其他成员实时互动：“啊啊啊啊弟弟入场了！我可以”“姐妹们看到他的手了吗！”“还有一分钟好紧张！”（如图3）。这样的氛围使粉丝间激荡起更高昂的情绪，也为其社群归属和符号资本储备打了一针强效剂。网络信息冗余，外界干扰因素多，成员往往需要这样的正式仪式来维持主体间性和共享情感。

此时，原有的符号资本被强化、新的符号资本被创建，又为下一次的互动仪式提供了神圣物，形成了微信社群中符号资本的流动。这意味着，作为四大要素之一的“关注焦点”，不能再仅仅理解为柯林斯于2003年定义的“对于同一焦点的共同关注和相互传递”。为清晰描述，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共同关注和相互关注两种类型。

第一种共同关注，可用公式表示为：“P1、P2、......Pn→O”。

其中P1....Pn为不同时空状态下的关注主体，O为特定时空状态下的关注客体。比如前面讲到的明星本人、饭圈符号及其对博主“是小菠萝啊”的创作文本是成员从始至终未转移的关注焦点，即该群体互动仪式中的神圣物。它们既是彰显预先存在的群体特质及身份的方式，又具备强化、再创造的生命力（Chou & Peng，2007）。例如在“哥哥弟弟都爱我”微信群长达七个多月的聊天记录中，“假料”作为高频词共出现218次，基本表述包括“这个假料好甜！”“从隔壁群搬的假料......”“我去，又和假料对上了？”。她们口中的“假料”，也就是对网上各种所谓“保真爆料”的自发转换，存在一种“只要我先说它假，别人就没法攻击它假”的防卫心理。事实上，对于圈地自萌的CP粉来说，真假并非关键，关键的是能否与他人共同享有一个由真/假信息提取、拼凑、建构的拟像现实。在这个意义上，爆料的最大意义便是给群内成员提供模糊信息再书写的原始符号素材，以便日后成为群体内部的集体记忆。

第二种相互关注，可用公式表示为：“P1⇄ P2⇄ ......⇄ Pn”。

其中P1......Pn为互为关注对象（同时也互为关注主体）的个人。根据特纳的反结构理论，成员之间的相互关注往往是建立在群体团结和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关注主体之间因文化和社会地位而形成的结构性差异已经消弭。群成员在追星之外，会在群内分享日常生活中的奇闻逸事。“大家可以短短半小时从旅游聊到育儿，聊到考研考公，又聊到厨房小技巧，”群成员“阿诺”（自由职业，23岁）说道，“最搞笑的是有时候还两三个话题各聊各的，谁都不影响谁[捂脸表情.jpg]。”当线上的强连接情感达到一定程度，便会通过集体爆照及线下聚会等形式投射到现实生活。据不完全统计，群内各个城市姐妹分别聚会已不低于五次，一位参与了2020年元旦重庆面基活动的成员“Tiger”（在校学生，25岁）描述：“大家一见面就好熟悉好亲切！根本不像第一次见面，一点也不拘束。我们聊博君一肖，又聊到各自是工作党还是学生党，最后凌晨两点才回家！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见面的感觉太棒了！”

在这样的社群中，不论是参与者会话的无缝交替，还是互动过程的细微共鸣，无不体现着柯林斯所讲的“情感连带”的巨大力量。在“哥哥弟弟都爱我”群中，成员一起参与“考古”、打榜、反黑......尤其是2020年初“AO3事件”之后，外界长达一个多月的嘲讽辱骂转化为小圈子内部的群体团结，大家竟彼此间产生了一种共同经历过“出生入死”的“异父异母亲姐妹”般的情感归依。群成员“小蜗牛”（企业策划，28岁）甚至畅想：“现在我们（所有博肖CP粉）已经捐了16座爱心小学了，等我们到60岁就再建几座养老院，咱们就住在一个养老院里。”这一时期便表现出特纳在反结构中所突出的“共睦态”。

第3阶段：情感能量分层与“再结构化”

笔者通过对“哥哥弟弟都爱你”微信群长达数月的参与式观察，发现在虚拟社群中情感能量及互动仪式的分层主要受到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

其一为物质资本，即最直接的经济基础作用。在群里有位叫作“Fitness”的大二学生（19岁），家庭条件优渥并且父母支持其追星。她经常飞往全国各个城市，从黄牛手中买高达原价三至四倍价格的门票只为亲眼看见肖战或王一博的现场表演。当他们推出新的代言或杂志，“Fitness”也总是十份起购。“氪金能力”通常是饭圈检验真爱粉的直接标准，某些极端的饭圈小团体甚至划定了准入门槛：“入群请先自证氪金达5000元”。该成员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优势移植到线上，尽管她年龄较小也不妨碍得到群中“大佬”的称号。

其二为符号资本。有一位群昵称“最爱小暖狮”的成员（记者，30岁），职业决定了其信息渠道较广，于是她经常在群里分享“假料”，但CP粉的物料通常“以阅后即焚著名，路人常常吃不到瓜，而她们自己也常常补不到课，一觉起来，学校都搬走了。”（微博用户@禁止233）在此背景下，群内常有“求补课！”这样的独特互动行为发生。“最爱小暖狮”也被大家尊称为“班主任”，她的每次出现都能引发一阵骚动。

其三为时间资本，表现为互动主体虚拟身体到场的时间比例。“仲夏之月1005”是一位全职妈妈（27岁），她对群内互动充满热情，也热衷于收藏各种明星周边，于是慢慢担任起群内“小广播”的职责，经常提醒大家：“@所有人，注意啦，xxx站姐的Pb（photobook）今晚8点开始二贩哈，想要的可以去蹲~”，“@所有人，因为湖南卫视晚间新闻延长了半小时，弟弟（指王一博）的节目今天22：30才开始，不用到早了。”她每天仿佛“住在群里”，水到渠成般被大家认可为“管理员姐姐”，成为群里必不可少的重要存在。

在这个社群生态中，我们或许还注意到博主“是小菠萝啊”（在校研究生，26岁）承担的发起人和群主角色。尽管在社群仪式中所有人都尽量以参与、互动、平等交流为原则，但她先决地拥有将某人“踢出群聊”，甚至直接将群解散的最高权限。情感能量的不平等将导致仪式出现分层，权力分层是其主要表现形式。

长此以往，当普通成员逐渐发现自己可有可无，或者与权力支配者意见不合发生冲突时，便会选择闭麦潜水、屏蔽不查看消息、或直接退群等“沉降”的方式。权力结构的压迫感入侵虚拟社群，个体的互动参与从专注性互动、选择性互动，到点赞式互动、围观（潜水）式互动逐步消减。如果说前两个阶段体现了反结构化的突围，那么第三阶段则是不可避免的结构化回归。

五

研究讨论：

网络粉丝社群建构中情感能量的动力机制

（一）理论模型初步整合

当我们试图用特纳和柯林斯的双重视角对网络粉丝社群建构过程中内驱力及其动力机制的问题做模型化总结，那我们有必要先行对“结构/反结构”与“情感能量”进行一个框架整合。

首先，我们将特纳的仪式理论考虑进柯林斯情感能量模型序列：社会活动由结构化与反结构化两个阶段交替出现而得以辨证地发展。个人生命体验同理，情感能量会自然而然发生由低到高、由盛至衰的流转，但人们在实现反结构的共睦态后即使再次回到日常生活，此时的情感能量也不再是原始的日常生活状态，参与者进一步塑造了自我（Brown & Coupland，2005：1049-1069）。因此柯林斯原本的情感能量分层连续体（图4）事实上就应是一个动态循环的因果链条。

而将情感能量引入仪式理论，则是为结构化和反结构化找到了一个经验指标。虽然情感能量难以量化，但我们可通过观察个体的举止、眼神、声音，来判断其中蕴含的情感能量水平，做一个序数性的表征（王鹏，林聚仁，2002）。综上，我们可以情感能量水平为纵轴，时间发展为横轴绘制以一个折线图，作为反映个体在经验层面上感知结构化与反结构化交替出现的大体框架（图5）。其中“低EE1”“低EE2”“低EE3”表示当经历过反结构状态后的人们回到日常生活，其具备的最低强度情感能量呈现的上升趋势。

（二）粉丝社群建构中情感能量的动力机制

回到本文主旨，我们以“哥哥弟弟都爱我”典型个案为例，对网络粉丝社群的建构划分为三阶段进行了质性分析：第一阶段，个人长期处于结构化日常生活中会产生反结构的叛逆欲望，借助微博平台的匿名性和开放性，塑造了“博君一肖”CP粉的虚拟身份，与其他人分享文化符号资本，建立弱连接开放式的人际关系；第二阶段，当情感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积极参与组织强连接“哥哥弟弟都爱我”社群中的深层次交往，此前的群体认同和符号资本构成强连接的道德基础和信息基础，情感能量达到高峰，实现了反结构的共睦态；第三阶段，随着时间推移，结构化框架潜移默化影响互动仪式，情感能量逐渐沉降，最后回归到一个新的、不同于之前的结构化日常生活匮乏状态。这三个阶段构成粉丝社群变化和情感能量起伏的一个序列，它们首尾相继，使粉丝社群的情感能量形成一种循环流转。我们可以用一个流程图来直观地表现其流转路径。

由图6可知，社交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强/弱连接平台特性形塑着群体的网际关系及行为表现，而群体内部的互动程度又将决定人们需要使用何种平台，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分割。若进一步将质性研究中强/弱连接平台特性和群体具体行为表现代入图5个体在经验层面上感知仪式理论的初步框架，便可最终建立起网络粉丝社群建构过程中情感能量的动力机制模型，使其中强弱连接平台、情感能量和结构化/反结构化三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得以阐释（见图7）。

其中，A-B段即结构化日常状态，社会成员大多都是遵从性的，其自由度很低。粉丝们基于对肖战和王一博两位明星的崇拜匿名建构不同虚拟身份。在虚拟世界中，根据符号资本和情感能量与同为“博君一肖”CP粉的陌生人进行自由连接，行动较少受现实关系束缚，建立起一种组织性较弱的、短期的、开放性的人际关系和情感能量，即B-C段。当情感能量累积到一定强度，为满足强连接需求，粉丝积极主动地在“是小菠萝啊”号召下，建立起封闭式微信社群“哥哥弟弟都爱我”，形成一种长期的、节奏连带并彼此强化的群体认同和情感能量，此时，达到反结构过程中的共睦态阶段E-F。但参与者通过各种仪式获得期望的情感能量、归属感、认同感并非一成不变的，许多主客观因素都会导致沉降的发生，原先几近无差别的参与初衷减弱，社群的互动频率降低，个体的情感能量有了新的取代，出现F-A段的衰减，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过程。经历一段时间的沉降，此时，即A’-B’阶段，粉丝们的心理状态又回到了与早期A-B状态相像的新的情感匮乏阶段，但在此时的低EE2必然是一个高于或者不同于低EE1的新状态，使人会迫切产生对新的偶像崇拜和粉丝群归属的欲望和需求。这种欲望会作为动因的原始力量重新作用为主体，在C’-D’及之后的阶段实现新一轮情感能量的流转。

人非木石，实际感受永远无法达到理论模型般泾渭分明，图中虚线就是给情感的复杂性留有余地。现实情况中，追星或其他对日常生活的逃逸中并不总是千篇一律给人带来情感共睦态的体验，甚至有时在回归结构后会产生“终于脚踏实地了”的心理抚慰。但哪怕是这种虚无感、负罪感，放置到整个生命长河中，也是帮助我们全面形塑自我的重要部分。

因此，这一情感能量模型事实上不仅适用于粉丝社群，对于其他由弱转强，自然形成的网络社群也同样适用。现代中国网络化发展迅猛，社会成员的个人认同及群体认同产生深刻变迁，传统的“差序格局”内含的结构性遵从与伴随互联网而觉醒的自我意识形成矛盾，仪式过程中人际结构与情感能量的流动性、不确定性不断加剧。这样的背景下，网络社群的建构就是一个长期的“形成—消解—形成”的辨证过程，参与者在其中不断通过“反结构—结构—反结构”的探索进行社会再定位。在这样一个个因果循环的链条中，情感能量聚集、形成再衰减，为结构和交融的先后承继流转提供不竭的动力。

六

结语

借助特纳仪式理论的二元辨证框架和柯林斯情感能量这一经验概念，我们从个人微观层面对网络粉丝社群建构各个阶段中情感能量的循环流转进行了分析，明确了追星族能够在追星历程中借助粉丝身份暂时摆脱现实阶级权力的桎梏，与陌生人形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亲密关系。正是由于匿名网络环境给我们创造了互动和退出互动的充分自由，我们同时可通过强弱社交平台选择、调整参与互动的程度，用这种自主性兼顾了结构化中的“安全”和反结构中“自由”的联结问题。某种程度上说，本文为缓解结构化这一社会顽疾提供了一个“饭圈方案”。

但如今我们面临着另一个现实问题，即偶像正在由仪式化走向产业化。据央视财经2019年7月报道显示，中国的追星族超过5亿人，年市场规模高达900亿，人们对于追星的热衷正变成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粉丝身份及粉丝社群的社会价值遭受到资本规模的侵蚀。仅以2020年夏天为例，我们就拥有《青春有你2》《少年之名》《创造营2020》《明日之子4》等七档偶像选秀出道节目，声势浩荡的造星运动裹挟着流量、激情和经济效益。“追不完的综艺，换不完的‘墙头’”成为饭圈现状。之于粉丝社群，一方面人们拥有了更多偶像选择权，自由自在，不拘形迹，甚至可以由观众来决定谁有机会出道，谁将被淘汰，普通粉丝的地位产生了空前提升乃至颠倒于偶像之上；另一方面，席卷而来的偶像工厂、快消式的限定团体、赚足眼球的热搜词条，逼促着整个饭圈呈现出一种巴赫金笔下的“狂欢态”。在这个假面舞会的狂欢广场（巴赫金，1929/1988：184），人们的感觉不断被刺激着产生又以惊人的速度消退，连“脱粉转黑”的情况都早已屡见不鲜。粉丝和偶像、粉丝与粉丝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相互解构的恶性循环。

由是观之，饭圈生态将持续成为值得人们关注的社会议题。特纳和柯林斯的理论融合框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关注群体互动各阶段的具体表现和情感能量变化，关注结构与反结构因素之间的冲突和张力。从仪式过程的动态性切入粉丝文化，为我们将来在粉丝文化、网络社群文化等领域的理论研究及治理留下了无限的开发空间。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2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 / 彤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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