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隐喻、国家身体与家国想象——基于语料库的新冠肺炎疫情报道隐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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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周思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移动传播时代我国中央级党报内容生产转型研究”（批准号20BXW003）的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

隐喻（metaphor）一词可追溯至希腊文μεταφορά（transfer），亚里士多德强调隐喻基于特定社会群体共通的文化经验（Moran，1996）。20世纪70年代末，现代认知语言学将隐喻引入日常语境，认为我们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以隐喻为基础（莱考夫，约翰逊，1980/2015：1）。人们对繁芜庞杂的客观世界的感知能力有限，在接触陌生事物时习惯调动自身经验加以理解，隐喻因而无处不在。究其本质，隐喻是指以另一事物来指称、诠释和建构当前事物。

在新闻报道中，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媒体赖以构建意识形态、影响公众舆论的重要工具（甘莅豪，2011）。凭借自身的不可证伪性，隐喻成为新闻媒体建构框架的重要手段，它荷载着媒体基于新闻立场和利益关系设定的修辞意图，对事实进行再现与重构，进而影响人们的思维及行动方式（Grady et al.，1999）。作为将疾病概念化的话语工具，隐喻广泛应用于健康与公共卫生相关的报道（Weinstein，2003）。纵观新世纪以来发生在我国的多起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因其事发紧急、蔓延迅速、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新闻媒体为唤醒民众对疾病威胁的 风险感知、动员民众应对突发重大事件，常在话语策略中采用隐喻。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来势汹汹，引发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迅速成为我国新闻媒体关注焦点。出于生动阐释抽象陌生的疾病议题、凝聚人心与促成合意的目的，疫情相关报道呈现出鲜明的隐喻特色，也潜移默化形塑着人们对疾病的认知。在当前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深入探究疫情主题报道中隐喻的表现形态与话语意涵，对于发挥新闻媒体在信息传播全局中的积极作用尤为重要。

二

 

文献回顾

（一）概念隐喻理论

20世纪30年代， Ivor Armstrong Richards指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还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方式（束定芳，1997）。这一创见使隐喻跳出片断词汇层面的研究，在更宽广的语境中得到考察，学者们开始聚焦于隐喻运作的机制，他们发现人们通过唤起头脑中的基模来理解隐喻（Ortony，1979）。

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1980/2015）将概念隐喻分为结构隐喻、方位隐喻、本体隐喻三类。具体来说，结构隐喻指一个概念由另一个概念来进行隐喻建构，如“争论是战争”（argument is war）；方位隐喻多是与空间方位有关的概念，如“我很低落”（I’m feeling down）；本体隐喻则指将事件、活动、情感、想法等视作实体物质，拟人即一种典型的本体隐喻，如“通货膨胀把我们逼入死角”（Inflation is hacking us into a corner）。莱考夫和约翰逊（1980/2015）认为隐喻具有系统性和文化连贯性。本体和喻体并非随意被关联的词汇，它们的概念网络紧密相连，构成连贯、一致的认知系统，而此种连贯性基于人们的文化经验，往往体现于价值共通的某一文化内部。

后续研究揭示了概念隐喻的运作机制，即从始源域（source domain）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跨域映射（Lakoff，1993），其中始源域指我们富于经验的简单事物，目标域则为较为抽象和陌生的概念。在这一跨域映射的过程中，始源域的关系、属性、知识和推理模式被一同投射到目标域（Lakoff & Turner，1989）。为进一步探究隐喻激活的思维结构，Lakoff（2004）将社会学家 Erving Goffman（1974的框架理论引入认知语言学，认为思维都是通过概念隐喻来框架的，此处的框架指用以理解社会情境的、根深蒂固的认知结构。

（二）新闻报道中的共同体想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83/2005）将“印刷资本主义” （print capitalism）视作国家和现代民族意识萌发的关键。在新传播媒介缔造的“同质、空洞的时间”之中，星散四处的人们得以共享共时性民族经验，凝聚起成员之间互相连结的意象——“想象的共同体”。卞冬磊（2017）进一步探究了报纸如何实现民族国家从“想象”到“可见”的转变，一方面，阅读新闻的实践使国家主体获得了“日常的可见性”；另一方面，“阅读新闻”激发出“谈论国家”的实践，使之发展为“可描述的共同体”。近代中国知识阶层致力于培育“国民精神”、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而他们建构民族主义想象空间所依赖的物质基础正是大规模新式印刷业（姜红，2011）。

（三）突发公共卫生报道的隐喻分析

疾病是具有多重意义的文化概念，其概念隐喻随医疗技术与社会发展而嬗变。经验医学时代常用超自然隐喻，人们将疾病衍化成神魔般的幻象，并以祈祷和巫术等神灵主义医学指导医疗实践（刘振，2020）。彼时传染性疾病常被道德化和污名化，隐喻成为社会歧视的语言工具。十九世纪末，随着微生物学的发展，军事隐喻大举占领书写现代流行病的语言领地（Baehr，2006）。Montgomery（1996）将描述疾病的隐喻归纳为两类：生物军事主义（bio-militarism）与生物信息主义（bio informationism）。前者将人体患病和治疗的过程喻为一场战斗，在科学流行话语中占据统治地位（Montgomery，1991）。

如上所述，既有研究将疾病的隐喻纳入历史文化考量，梳理了其演变过程与影响因素。具体到新闻语篇，多就重大疾病和传染病议题展开研究，关注隐喻如何渗透媒体的议程与意图。就局限性而言，过往研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隐喻的社会功能探究尚不深入，且多聚焦于研究官方主流媒体的新闻隐喻，结合市场化媒体的对比性视角尚有欠缺。因此，本研究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报道为研究对象，基于概念隐喻理论，探究报道语料的隐喻结构，力图解答以下研究问题：媒体使用隐喻再现新冠肺炎议题时呈现出何种特征？官方主流媒体与市场化媒体的隐喻结构有何不同？疫情报道中的隐喻具有哪些话语功能，折射了怎样的意识形态蕴涵？隐喻是否遮蔽了疫情的重要面向？

三

 

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人民日报》《财新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三家媒体2020年1月22日-2月22日期间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主题的新媒体报道。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党报，《人民日报》发行量和影响力巨大，一直处于舆论的领导地位。《财新周刊》与《三联生活周刊》则是我国最早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专题报道的市场化媒体，财新网早在2019年12月31日就报道《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1月23日武汉封城前夕，两家媒体记者进入武汉，发回多篇一线报道。

（二）资料收集

本研究以“疫情”作为标题及内文关键词，采用WiseSearch慧科新闻搜索研究数据库检索《人民日报》（数字报），获取1128篇相关文章。由于数据库缺失《财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疫情专题报道的完整内容，本研究采取自行构建样本库的方式，将财新APP疫情专题中所有报道、及《武汉现场》《武汉会战》两期电子版封面报道纳入。针对《三联生活周刊》，将官方微信公众号疫情专题中的所有报道纳入样本库。随后，选择报道字数在250字以上且新闻内容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展开的文章，删去仅以疫情为新闻背景的文章，筛选后共得相关报道1110篇，其中《人民日报》805篇，《财新周刊》237篇，《三联生活周刊》68篇，共计约197万个字符，平均每篇字数为1775字。

（三）隐喻分析步骤

在隐喻研究领域，自上而下的内省式研究方法由于过多涉入研究者的假设与直觉而受到批评（Kövecses，2008 ），相对而言，语料库方法拥有观察的系统性、解释的充分性和客观性等优势（束定芳，2013）。因此，近年来语料库方法与隐喻理论相结合成为该研究领域中的主流趋势（柳超健，曹灵美，2017）。因为目前国内外对隐喻语言的自动化处理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尚未有较成熟的标注隐喻语料库，所以本研究主要采取人工语义分析的隐喻研究方法。

研究者先借助语料库分析研究工具AntConc（version 3.5.8）建立全部报道文本的主题词表。生成主题词表需要一个参照语料库，本研究使用的是ToRCH2014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它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许家金教授主持创建，取样涵盖新闻、通用、学术、小说四大体裁，具备较强的权威性。

本研究采取再测法对隐喻识别的信度系数进行检测。在第一次编码完成后，编码员划分了8类主要隐喻类型（见下文表2），然后，从样本库中随机抽取10%，共110篇，由编码员再次编码，通过SPSS软件进行一致性检验，Kappa信度系数为0.83，两次编码一致性较高。

四

 

研究发现

（一）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隐喻概况

在深入文本之中考察隐喻特征之前，研究者先采用AntConc软件生成了所有样本的主题词表，以期初步了解疫情报道中的隐喻结构。主题词的排序标准为关键性（keyness），即与参照语料库（ToRCH2014 Corpus）相比在一定文本中复现频率显著偏高的程度。它反映了文本“所言之事”，可被用于揭示某一既定主题文本的文体风格和词语特征（姜峰，2019）。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常用的主题词为军事、集体、竞赛、方位、身体与实体类，显示出鲜明的隐喻表达特色。如表1所示，关键性最高的三个词汇分别为：同舟共济（416.81）、疫情防控阻击战 （217.3）、疫情就是命令（203.05）。

研究者进而对人工甄别后的隐喻词汇进行分类和描述统计分析，尝试从中发掘不同媒体构建隐喻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统计三家媒体的隐喻疏密度（隐喻个数/每千字）可得，《人民日报》密度最高（15.02），《财新周刊》（5.01）略高于《三联生活周刊》（3.54）。对党媒与市场化媒体的隐喻使用情况进行卡方检验，可得二者间差异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p<0.001）。从表2可以看出，战争隐喻在疫情报道框架中占绝对主导性地位，三家媒体使用战争隐喻性词汇的频率基本相当，均为80%左右。相对而言，《人民日报》更偏好使用家庭隐喻（5.05%）和实体隐喻（3.19%），如“中华儿女”“情同手足”“全国一盘棋”“钢铁长城”等。而《财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使用实体隐喻（6.86%）、水的隐喻（6.18%）和道途隐喻（3.88%）的频率显著较高，如“灯下黑”“平台期”“堰塞湖”“分水岭”等。这一定程度上凸显出官方主流媒体形塑集体认同的修辞意图，市场化媒体则试图将自身置于中立的“观察者”角色。

（二）战争隐喻与英雄主义叙事

“疾病即战争”属于结构隐喻的范畴，这一认知产生的基础，正是医疗与战争概念网络中元素的高度对应性。如表3所示，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建构了战争隐喻的系统性跨域映射，实现了病毒、疫区、工作者等目标域的具象化。具体而言，新型冠状病毒被视为“肆虐”于国土之上的“入侵者”，是必须“抗击”和“歼灭”的对象；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市与湖北省，则被赋予“前线”与“决胜之地”的意义，是举全国之力来“保卫”的战略要塞；相对地，情况不甚紧迫的其他省市成为大后方，必须构筑坚强“堡垒”来“抵御”病毒的进攻。在疫情进程的不同阶段，报道使用差异性的军事术语向受众及时传递讯息，高潮期的典型词汇是“鏖战”“攻坚”，向缓解期过渡时则以“总攻”替代。如引文1所示，报道结合竞赛框架与战争框架为复合型隐喻，将应对疫情的过程喻指为“与病魔和传染范围赛跑的立体时空战役”，既渲染了疫情当前的紧张气氛，又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对具体举措予以阐释。

英雄主义的话语叙事同样见诸文本之中，如疫情一线的“勇士”组成“突击队”，最先向病毒发起“冲锋”，主动“请战”的援军随即“火线出征”。就叙事特色而言，战争隐喻凸显了拯救无辜蒙难者的英雄角色，而患者则被模糊为背后数字化的群像。叙事始于一种平衡和谐的社会状态被反派打破（Fiske，1987：38）。如引文2所示， 媒体通过战争隐喻再现新冠肺炎疫情进程时，对医务人员抗击疾病、守护人的大义行为着墨甚多，而患者一方的个体身份缺席，往往以“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市”之群像面目出现。借由隐喻建构以英雄为中心的叙事，报道将生离死别的苦痛转化为鼓舞士气的能量，传达党与国家和“英雄的人民”终将战胜疫情的决心，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灾难对群体凝聚力和社会秩序的冲击，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宏 大叙事形成呼应。

（三）隐喻中的国家身体与家国想象

本研究发现，家庭隐喻是《人民日报》报道新冠肺炎疫情时使用频率第二高的隐喻类型（见表2）。在媒体建构的这一话语体系中，疫情严重的湖北省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蒙难的“兄弟”，其他省市则与之“命运相连、心手相牵”“守望相助”。受政治因素影响，港澳台胞及海外华侨在家国叙事中分量较重，虽身处异地，但他们“心系祖国”“冀为同胞尽绵薄之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呼之欲出。

安德森（1983/2005）认为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受氏族血缘宗法制度和儒家文化影响，古代中国衍生出“家国同构”这一社会政治思想形式（徐雪野，2020），强调家庭和国家在内部构造机理上的同质性（王利明，2017）。在此基础上萌生的家国情怀，赋予了个体对国族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在危急存亡之时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责任感。在“家国同构”思维模式影响下，产生了诸多蕴含家国想象的隐喻符码，它们将人伦伦理转化为政治伦理，通过“拟血缘关系”映射个体与国家间的关系（潘祥辉，2018）。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国族共同体，近年来全球化进程加快使各国相互依存度加深，中国领导人据此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在环球共此凉热的疫情当前，外交语言中的家庭隐喻亦无时无刻不在呼应着这一共同体想象。

进一步地，身体隐喻衍化为家国想象的具身性维度，此种思维方式受到中国文化传统的深远影响。长久以来，以身体隐喻折射家国想象的新闻话语屡见不鲜。但有别于近代中国以身体隐喻强调救国救民责任感，进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动员，当代新闻报道语境中的“国家身体”隐喻突出彰显出整合国族共同体的话语目的，其面向的受众也更为广大。如表4述及的“手足之亲”“血脉相通”，即是将不同省市视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分支，以身体器官类比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唤起其他地区对疫情重灾区严峻形势的共情，亦潜移默化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意识。

在地方共同体层面，疫情报道将疫情重灾区概念化为一具染病的身体，城市的“五脏六腑”被病毒袭击，交通运输“动脉”遭遇梗阻，生命危在旦夕；坚守在一线的工作者们构成千万条“毛细血管”，为城市的正常运转输送着“血液”；想要解除疾病威胁、重获新生，城市必须加速“消化”存量疑似病例，消除疫情防控“盲区”。身体隐喻使重灾区疫情变得具象可感，地方共同体的受难者面目呼之欲出，巩固了个人与共同体“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如引文4所示，在媒体构建的人格化隐喻中，病毒与全人类的身份对立被塑造，“健康”和“新生”所映射的是共同体整体利益，个体的付出与牺牲凝结成城市治疗过程的缩影，具体而微的苦难被弱化，舍家为国的大爱得以凸显，最终实现地方共同体框架与国族共同体框架的有机融合。

（四）党报与市场化媒体的差异化隐喻建构

从语料库分析结果来看，党媒常诉诸战争隐喻（84.31%）、家庭隐喻（5.05%）与实体隐喻（3.19%），而市场化媒体使用较多的是战争隐喻（79.53%）、实体隐喻（7.35%）与水的隐喻（6.42%）。深入到具体报道文本探究二者的差异化隐喻建构，一方面，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与《财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市场化媒体在使用战争隐喻时侧重点不同，党报凸显出建设性特征。另一方面，与市场化媒体相比，党报较多以隐喻描摹共同体想象的图景，注重正面话语的运用和社会整合的维系。

就战争隐喻而言，党报与市场化媒体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战争性质界定、参战主体描摹等层面，因而二者运用战争隐喻的话语目的也不同。如下列两则引文所示，党报所使用的战争隐喻更具建设性特征，目的在于激发人民群众主动出击的积极信念，强调全国齐心协力、步伐一致应对疫情的重要性；市场化媒体侧重利用战争与医疗的映射关系形象描述疫情的不同发展形势，发挥警示、告知和阐释作用。

以实体隐喻为剖面来考察两种类型媒体在共同体想象构建上的差异。如引文7所示，党报倾向于使用实体隐喻话语指代防控政策及其效用，此种隐喻建构与“党的领导地位”“为人民服务”等意识形态主题相勾连，强化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疫情防控共同体”，而这一想象同样从属于家国想象框架。这一跨域映射模式构建出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关系，例如将疫情防控部署称为“全国一盘棋”，强调中央统一指挥的重要性，把严厉举措下的成果喻为“压舱石”“安全屏障”“钢铁长城”和“牢不可破的堤坝”，凸显严密防控不给病毒可乘之机，人民处于强大保护下无安全之虞。隐喻作为载体传达了党媒官方叙事的意识形态，塑造出政府应对有方、决策英明的正面形象，进一步加强了紧急状态下的共同体归属感和政治认同。

五

 

结论与讨论

受人类认知模式制约，隐喻在新闻报道中的存在是一种必然。它基于人们对身体及日常生活的体验，以简洁语言激活头脑中的深层认知框架，在公共领域迅速建立起专家、记者和民众的共享语意空间，具有较强的劝服功能，有利于实现新知与价值传递。中西方历史上存在对疾病的丰富隐喻，权力与意识形态博弈见诸隐喻构建的过程之中，疾病也从单纯的病理概念衍化为意义多元的文化概念。本研究聚焦群体卷入的新冠肺炎突发疫情，发现隐喻建构了民众对于疾病威胁的共享感知，深刻影响社会心理与行为选择，不同类型媒体使用的差异化隐喻建构亦体现了与意识形态的勾连。

依照莱考夫和约翰逊对概念隐喻的分类，本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突出使用结构隐喻，其运作机制为以战争术语跨域映射医疗议题，诉诸感性经验以提升警示和动员效果，实现病毒的“他者化”身份区隔，并确证紧急状态下采取极端防控措施的合法性。在报道同一新闻事件时，基本新闻事实相同，因此党报与市场化媒体在新闻隐喻方面有其共同之处。就本文研究样本而言，战争隐喻进一步与英雄中心叙事相结合，以实现广泛的情感动员，缓解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其次，依托古代中国衍生而来的“家国同构”和“国家身体”思维模式，疫情报道借由家庭隐喻和身体隐喻凝聚“想象的共同体”，凸显共同体利益的重要地 位，确证了群体身份与归属感，进一步强化集体主义价值观。

单一泛化的隐喻往往具有遮蔽性，在疫情报道中占主导地位的战争隐喻容易隐蔽事物的非对抗性面向，从而导致种种负面效应。战争隐喻在新闻叙事中的泛化，模糊了复杂的疫情发源、扩散、抑制过程，使大众目光聚焦于这一场“战疫”的胜负结果，将人们裹挟进振奋的集体情绪中，挤压了理性思考现实的空间，不利于疫情之后的深入解读与社会反思。其次，战争隐喻使人们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其蕴含的敌我对抗意识可能诱发集体非理性行为，滋生对疫情高发区民众的污名化烙印，甚至导向针对确诊者的无端暴力。再者，人类仍与新冠病毒共存，在多点散发的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滥用战争隐喻一方面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另一方面可能导致民众的抗疫心理变得麻木，减损这一隐喻的动员效果。此外，英雄中心叙事策略虽彰显了“为众人抱薪者”的奉献精神，却弱化了时代灾难加诸个体之痛，隐匿了真实社会情境中的悲剧与牺牲。

因此，新闻媒体应审慎使用战争隐喻，减少隐喻话语中的侵略性，随疫情进程建构更多样、更理性的隐喻修辞，适当采用生态隐喻、旅程隐喻等替代品（Annas，1995；Nie et al.，2016），张弛有度地进行社会动员，增加对疫情之下弱势群体的观照与关怀。为避免形成关于疾病的简化思维定势，在使用隐喻认知框架的同时，媒体应引入科学知识对新冠肺炎祛魅，以深入解读提升民众的健康素养，使民众面临陌生疾病应对有方，不再一味对“看不见的敌人”恐慌。

本研究试图对党媒与市场化媒体的疫情报道隐喻建构进行系统性分析，但仍存在缺陷。在抽样与编码层面上，由于《人民日报》的文本总量与隐喻疏密度均远超市场化媒体，因此对整体隐喻风格的影响较大；本研究的抽样与编码工作在完整性与准确度方面力有未逮，可借鉴梁婧玉（2015）用Kappa系数检测编码员间信度的方法予以优化。数据处理过程中，因为公开中文权威语料库资源稀少，本研究采纳作为参照语料库的ToRCH2014 Corpus规模较小，影响与观察语料库的对照效果，而且，AntCont处理中文文本的功能不甚完善，主题词提炼的质量还有待提升。

未来有关新冠肺炎疫情议题的新闻隐喻研究或可考虑以下三个取向：（1）不局限于对报道文本的分析，而是把图片、音视频等视觉影像资料纳入考量，开展多模态隐喻研究；（2）着手于海外媒体与国内媒体不同隐喻建构，从多国别视角深入发掘文本背后的价值取向与意识形态立场；（3）对特定新闻受众开展调查研究，探讨信息接收者以何种方式解读新闻隐喻并进行意义再生产，隐喻对其心理和行为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比较就同一话题（如家国想象、民族主义）来说，媒体隐喻与受众隐喻的异同之处。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2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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