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勇毅 | 国际中文教育“十四五”展望

国际中文教育“十四五”展望

吴勇毅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应用语言研究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大变局的演变，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国际中文教育经过十多年 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之后出现“高位震荡”：一方面受到单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国际关系重组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遇到一定的挫折，比如出于各种原因，欧美个别国家相继关闭了一些孔子学院；另一方面也由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下的各项行动惠及沿线各国乃至其他非沿线国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与作用日益凸显，大多数国家的中文教育（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的走势持续向好，其广度和深度都有所突破，中文在国际上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愈来愈高。

回顾历史，以往任何一种语言的推广或传播，甚至一种语言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国语或主要语言，大都是殖民的产物，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莫不如此，抑或是由于操某种语言的国家因其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强势和霸权而使这种语言成为国际语言。在一个和平的多元共生的时代（尽管时不时有各种动荡和局部战乱），中文如何“走出去”与他人“分享”“共享”，并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我们在探索，在走前人未走过的路，在摸着石头过河，孔子学院就是一种尝试。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 ，其意义与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十四五”期间，国际中文教育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形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给人类的灾难，做好“十四五”国际中文教育发展规划是十分重要的，是关系到全局的大事。笔者陋见，就国际中文教育“十四五”发展做一些展望。

一、从“走出去”到“融进去”

2005年第一届世界汉语大会后，国家汉办提出了汉语国际教育的“六大转变”：（1）发展战略从对外汉语教学向全方位的汉语国际推广转变；（2）工作重心从将外国人“请进来”学汉语向汉语加快“走出去”转变；（3）推广理念从专业汉语教学向大众化、普及型、应用型转变；（4）推广机制从教育系统内推进向系统内外、政府民间、国内国外共同推进转变；（5）推广模式从政府行政主导为主向政府推动的市场运作转变；（6）教学方法从纸质教材面授为主向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多媒体网络教学为主转变。（许琳，2007）汉语国际教育由此迈出了大规模“走出去”的步伐，国家汉办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举措使其落实。

汉语国际教育“走出去”不是单向的意愿，更在于其他国家有无接纳的意愿与需求，这件事对其自身的核心利益有无益处（学习这种语言的价值何在），等等。这背后又与中国日益强盛的国力、快速发展的经济以及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和所起的作用密切相关。因此即使它“走出去”了，也未必一定能真正地“融进去”，“双赢”才是取向，今后的国际中文教育要更多地从其他国家的需求和接受角度来调整我们的政策和策略（方颖，2011）。

随着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文纳入其本国的国民教育体系，尤其是国民基础教育体系（据有关资料统计，全球已有70个国家将中文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包括在中小学甚至幼儿教育阶段开展中文教学（中文作为外语、双语的教学），以及中文进入中考、高考体系。这是中文“走出去”后真正“融进去”且落地生根的标志，其意义之重大，堪比英语及其他语种的教学进入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可以说国际中文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重要的发展阶段。陆俭明在第13届对外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总结报告中曾提出汉语走向世界的三个标志，其中之一就是“汉语教学能进入各国或者说多数国家的国民基础教育体系” （陆俭明，2016）。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个别国家就把中文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比如法国、越南等。1958年（中法建交前6年），法国就在巴黎郊区的蒙治隆实验中学开设了汉语课（白乐桑，2005），迄今已有62年的历史；越南在60年代初开始在普通中学教授汉语。进入21世纪以来，中文被纳入各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速度加快，似“涟漪”般地层层扩散，确实是一种新气象。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汉语母语国的中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2013年10月，应毛里求斯共和国教育部的邀请，受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委派，吴勇毅、丁安琪、方欣欣三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赴毛里求斯进行中小学汉语教学情况考察和评估。这是第一次由一个外国政府教育部邀请中国专家对其汉语教学情况进行实地的考察、评估与规划，被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称为“具有首创意义”，受到高度重视。专家组考察结束后撰写的《毛里求斯现代汉语教学与学习评估报告》 （中英文）分别提交给了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和毛里求斯教育部。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回复：“该报告全面评估了毛中小学汉语课程、师资、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并就毛教育部制定的汉语教学大纲、编写的教材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具有首创意义，对毛中小学汉语教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毛教育部已于2014年2月致函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馆及我办，采纳了该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并就这些建议开展了一系列后续工作。”至此，助推中文被各国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工作便逐渐深入开展起来。

目前各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中文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等产生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主制定，即中文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等主要由所在国从事中文教育和研究的专家、教师等来制定，像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经济发达国家多是如此；另一种是合作制定，即由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派出专家，与当地政府及中文教师合作，或主要由中国专家主导制定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等，目前南非、毛里求斯、印度、乌干达、肯尼亚、阿联酋等国的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就是由中国教育部委派专家或专家组前往当地制定的。

助推中文被各国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作为第一外语、第二外语、第三外语、双语教学）的工作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应该是“十四五”期间国际中文教育的“中心”之一，需高度重视，要花大力气开拓与发展。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指出，要“着力加大汉语国际推广力度，支持更多国家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二、从普及化到专业型

“六大转变”之一是“推广理念从专业汉语教学向大众化、普及型、应用型转变”，近年来这方面的工作颇有起色。现在全世界会说几句、几十句、几百句汉语的人越来越多，汉语说得很“溜”、中文歌唱得很好的外国人也不少见，会说汉语成为一种“时髦”，但这种“汉语热”更多的还是大众化、普及型的。

据教育部统计 ，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 18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比2017年增加了3013人。从绝对的人数增长来说这些数据也许并不算太大，但按学生类别划分我们会看到，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总计258 122人，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52.44％，比2017年增加了16 579人，同比增加6.86%。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计85 062人，比2017年增加了12.28％，其中，硕士研究生59 444人，博士研究生25 618人。而2018年的非学历生留学生为234 063人。这些数据意义重大，不光显示出来华留学生人数的增加，而且也意味着他们学习的专业门类的增加和学历层次的大幅度提高，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是改革开放至今的第一次翻转（甚至是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第一次翻转），学历生的增加和语言生的减少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得全球所有人的社会环境、生活与交流方式、个体行为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留学生教育，甚至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留学生的人数总体上会有所下降，但学历生逐渐成为留学主力的趋势不会改变。因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科技的进步、在国际舞台上与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话语权的不断提高，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实现，世界各国对精通汉语（已经不单单是“一般”的懂汉语）的特定专业的专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普及化的汉语教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对高层次甚至高端的专业型人才的培养要求。

那么多的学历生（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中国学习，对他们的教学不可能都以全英文项目的形式进行，全英文项目也不应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全英文项目的外国学生通常只需学习所谓的“生存汉语” （Survival Chinese），以便他们在中国能进行日常生活及基本交际〕。过去我们不太重视各个专业学历生的汉语能力，尤其是学术汉语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如果我们把汉语言专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过去只有个别的外国学生学习，现在有的学校已经有成班级建制的外国学生学习这个专业）本科留学生以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学生都统一视为学历生，那他们跟其他众多专业的学生相比，只是学习不同类别的专业，即专业内容不同而已。汉语既是他们学习专业的工具，又是他们要学习的专业内容本身，这与其他专业的学历生不同，汉语只是后者学习专业的主要工具〕。预科教育和专门用途汉语（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 CSP）的教学固然重要，也是“十四五”期间我们要重点发展的部分，但它毕竟不同于学生对各个专业的学术汉语的掌握与他们学术汉语能力的养成。现在许多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不愿意带外国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看不懂汉语的学术论文（参考文献），不能（能力不够）或不会（不知道如何）用汉语写学术论文，甚至听不懂用汉语上的专业课。这是摆在我们汉语教学界面前的一个新课题，“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习得和教学的角度看，‘学术汉语’‘学术汉语习得’的研究、‘学术汉语运用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将会成为一个重点领域” （吴勇毅，2019）。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就无法提升，众口悠悠，恐难服众。学术汉语教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专业层次的阅读和学术论文的写作。美国有许多大学都有所谓“Writing Center”的单位（分本科生和研究生），不仅帮助美国学生（Native Student, NS）也帮助外国学生（Nonnative Student, NNS）发展他们的学术和专业写作技巧（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writing skills），提供写作方面的支持（provide writing support），可资借鉴。

“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 （尹洪山，2011）学历留学生既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又是运用该语言进行专业学习深造甚至研究的人，他们是在语言学习和专业学习的过程中实现个体社会化的，因此帮助他们成为语言社团和学术团体中的一名成员、成为学术共同体里的一分子是非常必要的。陈钰（2019）的研究表明，留学生在与目的语社团，尤其是目的语学术社团成员的交往中，会努力从“目的语学术社团外成员”向“目的语学术社团内成员”转变，而这个过程也是其“身份认同”的发展过程。这对培养知华友华的高层次国际人才是极为重要的。 

“十四五”期间，我们要加大对高质量的既精通汉语又有不同专业（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只是其中一部分）背景的高层次乃至高端人才的培养力度。为了培养高层次且知华友华的国际人才，国际中文教育应进一步扩大预科留学生的办学规模，摸索出更好的与专业学习衔接的培养模式（吴勇毅，2014），专门用途的汉语教学应更具针对性和特色；同时我们应该大力开展对学术汉语本身、学术汉语习得与学术汉语运用的研究，探索出一条高效的培养外国学历生的学术汉语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新路子，让他们真正成为汉语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新汉学计划” （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第一、第二届博士生也已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我们应该适时进行经验总结，并进一步跟踪研究这些毕业生的未来发展。“新汉学计划”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平台，应进一步拓展。

三、从通用到职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逐步成为现实，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向好发展，近年来国内中资企业大量对外投资。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 ，2018年全年，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298.3亿美元，同比增长4.2%。其中，对外金融类直接投资93.3亿美元，同比增长105.1%；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205.0亿美元，同比增长0.3%。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690.4亿美元，同比增长0.3%。年末在国外的各类劳务人员有99.7万人，较上年同期增加1.7万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6个国家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同期总额的13.0%。“一带一路”沿线的63个国家的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893.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2.0%。这些数据反映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也折射出汉语的国际地位和实用价值的不断提升。

中国企业大踏步“走出去”，对外投资，兴办企业，无论是独资还是合资，无论是建工厂、筑高铁、修码头，还是造电站、开商场、设5G基站，想要长期落地，都需要在投资国当地雇用大量的各类人才，不仅仅是翻译，还包括相关技术人员、工程人员、管理人员，甚至一般职员，且需要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与培养，这其中也包括汉语培训，尤其是培训员工对一定的职场汉语的掌握。例如，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 ，2017年5月31日，由中国建设的肯尼亚蒙内铁路建成通车。蒙内铁路（蒙巴萨港—内罗毕）是东非铁路网的起始段，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港，全长480公里，从修建、运营到管理全是中国模式，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引擎，一年多来蒙内铁路平均上座率超过95.0%。肯尼亚“动姐”亮相中国高铁，在武汉铁路局接受相应的职业培训和一定的职场汉语学习。结合技能培训进行职场汉语的教学，在这方面，我国的中等和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技术大学是大有可为的。反之，国外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地区总部，开设各类研发中心，其本国的管理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会汉语且接受过一定的职场或职业汉语培训的。 

另一方面，海外许多国家为了加强与中国在各方面的交往，比如接待大量的中国游客，向中国推介产品，等等，也急需大量的懂职场汉语的应用型专业人才，他们若仅仅掌握一般的通用汉语已不能满足职业和职场的要求。2019年9月，泰国曼谷（吉拉达技术学院）举行了首届泰国职业教育“汉语+职业技能”宝石王杯大赛，来自泰国各地49所中等和高等职业院校的1168名学生参加，比赛内容涵盖铁路、航空、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7个领域。泰国教育部部长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还全程参加了颁奖典礼。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也是汉语应用价值提高的具体体现。

2020年8月14日，由华侨大学华文学院、《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香港华语二语教研学会和广州五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职场汉语国际教学研讨会在线上顺利召开，第一套以“职场”命名的系列汉语教材（“五行国际职场汉语系列教材”）  《国际职场通用汉语》  （第一、二册） 业已出版。这套教材分为“国际职场通用汉语” （共6册）和“国际职场专业汉语” （N册）两个系列，是一个“6+N”的模式，“国际职场通用汉语”6册共涵盖了120个职场通用工作场景，并依据职场场景内容的难度编排课文。在职场汉语教学方面，民营教育已开始布局，比如广州五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不仅对外开展了五行教育职场汉语培训服务，开发教材，还在研制职场汉语的等级标准。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科技成果不断转化为生产力，职场汉语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十四五”期间，“汉语+职业技能”的培训模式应该得到大力推广，口头上的“国际汉语”应该在应用或实用层面上得到彰显，汉语的价值因应用和实用才能进一步提高。“汉语+”的概念要落在实处，这跟目前国内英语教学界关于英语专业改革要走的方向也是吻合的。

”四、从外派到本土

教师是国际中文教育的先决条件和根本保障之一，目前世界上开设中文课（从幼儿园、中小学、国际学校到大学）的国家越来越多，汉语师资的缺口也越来越大。在中文作为外语的环境下，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师资大致有三类：中国教师（公派汉语教师、汉语教师志愿者），华人、华侨教师（汉语为母语者、汉语为非母语者，他们是本土教师中的一类）以及本土教师（汉语为非母语者）。按理说，本土教师应该是各国汉语教学的主力军，就如同英语教学在中国是以中国教师为主一样。尽管这在有的国家已经实现，比如越南，其汉语教学规模很大，教师基本上都是本土的越南教师，且这些教师可以满足其各层次汉语教学的需要，但这只是个别现象。实际情况是，世界各地学习汉语的人数在不断增长，而各地的本土汉语教师却远远不能满足学校和社会各个层次汉语教学的需要，大量汉语教师的输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汉语走向世界的必然，也是许多国家的诉求。（吴勇毅，2020）目前，我们每年在国外的汉语教师约有10 000人，以2019年为例，当年已在国外的汉语教师约有3200人，当年派出的教师约有1000人，派出的志愿者教师近7000人，规模很大，但仍是“远水”不能解“近渴”。俗话说，“输血”不如“造血”。从长远来看，“输血”是外在的，能不能适应不同的“体质”还不好说，“造血”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要从根本上解决世界各国汉语教师不足的问题，光靠大量外派教师是不行的，也未必是可持续的，必须花大力气解决本土汉语教师的培养问题。这也是“十四五”期间应该大力推进的工作。希望有越来越多且高质量的本土汉语教师（当然也包括华人、华侨教师）在世界各国从事中文教育工作，并成为主力军，各类外派教师有规模地缩减或去做更大更多的开拓。中国作为汉语母语国，应更多在教师培养与培训、课程标准、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合作教材编写、汉语水平标准及评估等方面进行助推甚至引领。

汉语教师的培养与培训涉及所在国和中国双方，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教师标准和资格认证（汉语教师包括在内），甚至有严格的准入程序和制度。作为汉语母语国，我们能够做的，一方面是加大对本土本科、硕士、博士学历生的培养力度，扩大数量，提高质量，尤其是对未来汉语教师和汉学专家的培养（比如上文所述的“新汉学计划”），使他们能够成为优质的教师资源，并助推他们依据各国的标准进入各级各类教育系统，成为中文及相关方面课程的教师。尽管出于各种原因，学习汉语且愿意终身成为汉语教师的人现在并不是很多，而培养一名合格的本土汉语教师又并非易事（比如掌握汉语的书面语系统，包括汉字的认读与书写，与英语相比就要难得多），不可能一蹴而就（吴勇毅，2020），但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必有所获。另一方面是扩大在职本土教师的培训面并逐步增加培训深度，创新各种培训模式（吴勇毅，2007）。现代科技的发展及其应用以及这次新冠疫情的暴发，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教育生态，包括教学和学习模式的嬗变，亦必然会影响到今后汉语师资的培训方式。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在线学习是一个时空分离的“课堂”，新冠疫情逼着我们走出一条新的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的培训之路），“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知识与实操相结合，华文教育师资培训与国际汉语教育师资培训相整合（在一些国家两类师资的重合度很高） （李向农、贾益民，2011），如何更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区域（国家）、不同教育层次、不同教育类别的师资进行不同方式的培训，这些都是“十四五”期间需要统整、规划和协调的。

“十四五”期间，我们要加大力度培养更多、质量更高的高层次（尤其是硕士、博士层次）的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本土人才（可视为职前的培养），同时，应在对方有意愿的前提下，扩大世界各国在职汉语教师的培训面（广度），并逐步发展成一个有梯度的动态的在职培训系统（深度），在健全的制度体系下，使其形成“（不同）对象─课程（内容）─过程（持续）─证书（考核）”一体化的培训模式。另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国内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与专业建设，夯实基础，即将进行的新一轮的学科目录调整就是一个学科定位的重要契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只有把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与专业建设做扎实了，才能为国际中文教育培养出卓越的人才。在目前许多国家尚不能由本土教师担当中文教育教学主力的情况下，“十四五”期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以及各个高校应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优质的外派教师资源，以补充各国汉语教师之不足，同时主管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各类外派教师的岗前与岗中培训，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 。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亦是如此。顺利不骄傲、不张扬，挫折不气馁、不弯腰，我们应该扎扎实实规划好“十四五”，以图国际中文教育有更大的发展。国际中文教育的前景依然向好。

参考文献（略）

本文载于《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0年第4期（9—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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