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全球化的童年？——北京的肯德基餐厅

《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是一本来自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营养学等领域的儿童饮食调查报告。该书源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资深教授华琛（James L. Watson）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发起的“中国社会饮食消费格局”研究项目，中译本近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罗立波（Eriberto P. Lozada）的《全球化的童年？——北京的肯德基餐厅》将我们拉回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斗鸡之争”。当时国产荣华鸡快餐店力争在每个肯德基店面附近开业竞争，扛起爱国主义快餐的大旗，一时门庭若市，效益最好的上海黄浦店一年就有300多万利润，但荣华鸡最终销声匿迹，原因之一是肯德基的本土化策略，包括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销售策略和迎合中国人的口味调整。

国产荣华鸡快餐店和肯德基

奇奇还是桑德斯上校？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中国首家肯德基餐厅开业了，它位于北京前门地区这个交通拥挤的黄金地段，正处于毛主席纪念堂和天安门广场的南面。那时候，这家前门的肯德基餐厅是世界上最大的快餐厅，可容纳500人同时就餐。开业的第一年，前门肯德基每天的客流量达到了2000-3000人。但这一纪录下一年就被打破了。起初，这家餐厅每天炸鸡2200只，居于所有肯德基餐厅之首，营业额达到了1400万。六年后，肯德基在北京有七家餐厅，都位于客流量密集的旅游购物区，还有21家设在其他中国城市。中国的肯德基餐厅变成了肯德基母公司百事有限公司国际餐饮分部的主要利润来源。基于其中国业务的成功，以及它在东亚地区总体的商业成就，于是肯德基宣布，公司会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增加2亿投资额用于增加肯德基餐厅的在华数量，预期扩增至200家。

9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在东四的一家肯德基餐厅——东四是北京城内一个集餐饮和购物服务于一身的商业区——两个孩子围在一名身穿肯德基制服的女服务员身边，争着告诉她他们更喜欢哪种颜色的竹蜻蜓——一种孩子们旋转后就能飞行的儿童玩具。“我不想要绿色的，我想要个红色的。”一个男孩子叫嚷着。

对于这名服务员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忙碌的午后。她站在门边，迎接每个孩子并把这种玩具分发给他们。她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但她那身看起来干净利落的肯德基制服（上身是带有商标的红白相间的衬衣，下身是黑色的裤子）就像是刚刚换上去的一样。这时，她正犹豫着要不要给那男孩子换玩具。他的同伴也想要用黄色的换一个红色的。为了不让孩子们扫兴，她从包里拿出来两个红色的竹蜻蜓给了两个孩子。他们高兴地蹦回到他们的桌子前，而那位女服务员在满足两个孩子的要求后，又转过身去寻找其他需要玩具或一个只是在微笑的孩子。

和其他快餐店一样，肯德基发现孩子们喜欢在餐厅里吃饭，而且他们已经成了肯德基的常客。那些随同孩子一起来东四分店的成年客人说，他们来肯德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喜欢这里。当家长们被问及，与其他快餐店相比，他们对肯德基食物持有什么看法时，他们说他们其实并不太关心到哪家店吃饭，只是跟着孩子来到了肯德基。家长认为肯德基就是一个主要针对孩子的消费场所，这与肯德基公司把自己打造为中国孩子的“娱乐餐饮之地”的目标相契合。事实上，这也是公司特地为孩子们增加女服务员的原因。

以孩子为中心这一思想最明显的体现就是Chicky，一个中文名叫奇奇的卡通形象。肯德基希望中国的孩子会把奇奇与肯德基联系在一起。奇奇是一个羽毛雪白的小鸡，穿着红色大运动鞋，红白相间的裤子，一件大红背心上面是肯德基首字母缩写，还有一个蓝色领结的形象。它蓝色的棒球帽（当然也印有肯德基标志）向一边歪着，一副美国说唱乐歌手的打扮；北京孩子经常可以在电视音乐频道看见这样的形象。奇奇的形象设计包含了肯德基希望年轻客户光临的愿望。它看上去就很有趣，眨着眼，还歪戴着棒球帽跳着舞。它在餐厅壁画上的形象则是在飞机上挥动着手，一副很兴奋的样子。此外它还是个好学生。当年它的形象还被印在返校文具盒上面。当餐厅的服务员把这些文具盒分发给顾客时，孩子们可以一眼就看到奇奇，它劝告小朋友们要“认真学习，开心游戏”。

奇奇的形象和桑德斯上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桑德斯上校是肯德基初来乍到中国时的重要标志——这一形象还像卫士一样矗立在第一家北京肯德基餐厅的入口处。当地经理渐渐明白了北京孩子对上校的看法。孩子们将他视为一位穿着白套装，头发花白，蓄着山羊胡子的严厉祖父。一位总经理提到他曾经听到有孩子进入肯德基餐厅时说“老爷爷会赶我们走”。

为了使餐厅变得更吸引孩子，香港的肯德基区域经理决定推出奇奇这一形象。

北京肯德基餐厅的布局也总是按照儿童的心理来装饰。许多餐厅都为小顾客们设计了一个玩耍的地方（由于空间限制，东四餐厅还没有这样的设置）。家具也设计成儿童适合的大小：洗手水槽很低，大多数6岁的孩子都能自己够得着。另外，还有一个空间留出来为孩子举行生日派对，这一举措也刚刚引进到中国。东四肯德基餐厅在第二层有一个上升座位区，用木栅栏和其他桌子隔开。墙上画着奇奇正在唱“生日快乐歌”，它把脚踢得高高的。作为生日聚会的场所，这个地方能够坐大概56个客人，还装饰上了气球。

很快，快餐店（包括肯德基）成为了中国孩子举行生日派对的理想场所，而餐厅员工和特定区域都服务于这些庆祝派对。参加派对的人包括家长、亲属，还有那些“小朋友们”——在中国，孩子们通常被这样称呼。肯德基餐厅已经变成了孩子们庆祝生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充分说明了北京，还有其他中国城市的孩子已经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消费者。中国和西方的公司现在也在设计一些适合中国消费市场的商品。

肯德基在中国为了吸引孩子推出的“奇奇”形象

肯德基PK荣华鸡

东四的肯德基有两层楼，能够容纳大概250人。餐厅附近有一个活跃的市场，是各类零售商的地盘。90年代的一个周六下午，有一队人正在耐心排队等待进入肯德基餐厅。餐厅员工一律穿着POLO衫，粉色衣领上都印有肯德基的商标。这一井然有序的场景和餐厅附近汽车站里拥挤着上车的民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餐厅有大窗子，能够让来往的人们看到餐厅的厨房：不锈钢柜台和瓷面墙壁反映出高标准的清洁要求。为了满足北京快节奏上班族的需求，肯德基餐厅还开设了外卖窗口，贴满各式菜单的图片。这里的菜单与美国肯德基是一样的，有炸鸡、薯条还有肉汁、卷心菜沙拉、苏打水——当然包括百事可乐，因为肯德基是百事的子公司。一份普通的炸鸡套餐标价为17.1元，一套儿童套餐也差不多要8.8元。在温度适宜、窗明几净的餐馆里，人们围在柜台边点餐。背对着点餐柜台的是洗手水槽，那里也聚集着人等着洗手。餐厅二楼有更多的座位，顾客可以透过窗子看到街道。另外，这一层也有指示牌，引领顾客到水槽边洗手。着装统一的肯德基员工不时地擦拭柜台、清理垃圾桶、拖地——没有一个员工是清闲的。那天，店里挤满了来就餐的家庭，几乎每一桌都坐着至少一个小学生。接受采访的经理说，几乎每个周末餐厅都要忙着招待一拨一拨的孩子。

从东四肯德基过一条街就到了“荣华鸡”餐厅。这里也有一队人在排队，但队伍比肯德基短得多。这里也有女服务员——却也不像肯德基的那位——她虽笑脸迎接顾客，但看起来却很厌倦。荣华鸡餐厅也设有空调，但是它的装潢更像是旧时代的夜总会。虽然菜单没有肯德基那么丰富，但一顿标准餐价格要便宜得多（8.8元），顾客能吃到更多的食物（炒饭、汤和蔬菜）。那里也有和炸鸡媲美的食物，比如灯笼鸡。除此之外还有今年夏天北京餐厅大受欢迎的饮品——纯生啤酒。食品和服务看起来更加中式。一位顾客给地方报纸编辑写信抱怨说这里吃完油腻腻的鸡肉之后没有地方可以洗手，而且服务水平极其糟糕；这位顾客还提到餐厅经理应对顾客抱怨时不悦的神情。荣华鸡的工作人员和肯德基的员工一样把重点放在清洁上，不断地拖地、擦桌子，让餐厅至少表面上看着很干净。在同一个周六的下午，带着孩子来这里吃饭的家庭很少。但是相对于肯德基来说，有更多的年轻人在荣华鸡吃饭。

炸鸡和跨国政治

这两家餐厅的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它们消费人群的年龄。荣华鸡，一个创立于80年代末的本土企业，尽量地效仿着美国的肯德基；而事实上中国的肯德基，就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已经将自己调整得更加符合本地消费者的需求。虽然企业质量、卫生和管理标准都由肯德基本部提供，但它并没有卖炸鸡的标准方法。它已经在中国政治经济转型时期成功地迎合了本地人不同的需求（包括许多不同级别的中国政府官员）。肯德基总部允许其地方管理者掌握更多的自主权，只要在遵循肯德基的“善始善终”企业准则下，他们可以自行处理本土肯德基餐厅和中国政府的关系。这种职权的在地化使得肯德基和百事的跨国机构可以更为迅速地满足本土消费者的需求。很有可能也是这项策略造成了这两个企业的成功。百事在全球有25000多家分支机构，年销售额超过250亿（在美国本土以外的3900个分区内，肯德基就达到了9000多家），这一业绩使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餐饮系统。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市场对外资的重新开放，肯德基成为了第一家入驻中国的西方餐饮企业，并建立起合资的肯德基北京餐饮公司。

不同于其他中美合资企业，肯德基从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起家，而不是到经济城市（如广州和上海）去投资——这正是提摩西·雷恩与众不同之处。此人是当时肯德基亚太区的董事长，他认为这就是肯德基在中国成功的重大原因。八十年代末曾有许多国外投资商离开中国，或是大幅度缩减在华运作的资金。但毗邻天安门广场的北京前门肯德基餐厅却以“合同义务”的名义重新开业了。虽然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十分紧张，肯德基却仍能和其北京合作伙伴继续合作。按照萨斯基亚·赛森的说法，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和每个国家具体的情况相关的。在肯德基的个案中，中国对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渴望（以及美国试图扩展资本主义市场的欲望）为肯德基继续在华经营创造了条件。换句话说，虽然跨国组织在全球资本的舞台上有一定的操控力，但这一力量仍然受到国家权力的制约。

肯德基的经营方式非常分散。在多数地区，餐厅要么是特许经营和合作经营的，要么就是直接隶属于总公司。特许经营和合作经营的餐厅具有高度的自主权，但与此同时，直接隶属总公司的餐厅也在经营上拥有不小的自主空间。肯德基决策制定过程中的权力下放是由快餐业经营压力导致的：鸡肉很容易腐坏，肯德基员工几乎没有时间来向上级报告以征求意见。市场计划是由地方潜在消费者的评估数量决定的，也是根据地方消费水平来实施的。在我的访谈中，许多肯德基餐厅的管理层都承认地方市场所具有的多样性。

肯德基灵活的运营结构巩固了他们对销售方法多样化的认识。对于肯德基来说，要想在任何一个社会成功，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那个社会。这并不是说肯德基餐厅不是由跨国网络来支持的——北京肯德基餐厅就是百事集团大力扶持起来的。实际上，由于90年代中期百事公司重组，肯德基现在和百事旗下的其他产业（包括必胜客和塔可钟）享受着同等的支持性待遇；但其地区经理还是有权决定如何利用这些支持性待遇，他们仍然是餐厅日常管理和地方营销策略的重要决策者。

“斗鸡”：竞争与学习

随着北京肯德基餐厅的成功，中国其他大城市的公司开始寻求与肯德基合作经营：80年代末，全国有一百多家公司想开肯德基餐厅。一家计划在上海开办肯德基分店的公司派了两名企业家到北京去寻找“肯德基热”背后的原因。在前门肯德基餐厅排了一小时的队后，他们放弃了，然后去了东四的肯德基餐厅。在那里，他们尝到了炸鸡的味道。他们认为北京肯德基的成功除了与先进的工艺，可靠的质量和科学的管理有关以外，还与这个地区本身息息相关：北方人习惯吃和肯德基类似的食物，如土豆和面包。这两名企业家决定效仿肯德基，学习他们的技术。但要在上海做生意，他们就要卖更适合南方人口味的炸鸡。于是，他们在上海开办了荣华鸡餐厅，试图与肯德基一争高下。接着，中国日报报道了这次竞争，题为“斗鸡”，赞扬荣华鸡首战告捷。肯德基迫于竞争压力不得不降价。这一格尔茨式的“深度游戏”成为了中国饮食和美国快餐竞争的一个文化象征。

自90年代初北京东四的荣华鸡餐厅开业以来，斗鸡的故事渐渐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向人们提出了适应新生活方式的问题：快餐文化的社会成本和利益在哪里？荣华鸡打败肯德基说明中国企业能够运用西方技术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此外，大家也逐渐认识到对肯德基和其他非中国产品的大规模消费成为了中国特色消费的标志，这在社会意义的角度讲，也是世界市场内个体消费者的成功标志。之后评论“斗鸡”的文章指出肯德基正在根据中国国内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其营销策略。比如，当第一家肯德基餐厅开业时，30%的原料都是进口的。而三年后，由于快餐产业在本地的发展，只有3%的原料需要进口——即上校的秘方和香料。

荣华鸡管理者、中国联合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等等不同类型的“企业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学习利用着西方的技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改革，用100年前的话就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问题的关键在于肯德基并没有使中国的烹饪传统日益衰败，反而刺激了民族国家传统的复兴。自从荣华鸡在北京开了第一家店后，媒体关于斗鸡的报道就争相解释快餐店的起源。一些人说中国快餐产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如包子和粽子等食物；其他更近一点的起源就是传统食品春卷、炸油条和其他曾经能在任何市场、街边买到的食品。还有人认为快餐这一词完全是从美国引进来的，原本是一个专属于美国文化的词，现在却已经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快餐业与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大繁荣和日益增长的个人消费水平息息相关。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期间，包括农业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都发生了巨变，这导致了个人消费水平的快速增长。去快餐厅吃饭最值得一提的原因之一就是对西方食品的渴望——想要品尝现代化的气息。对于来北京的国内游客来说，在快餐厅吃饭是游览祖国首都的一部分；东四肯德基把这些做的更详细了，他们绘制出肯德基地图和北京的旅游景点，并摆放在餐馆外面的大橱窗内。当人们在真人大小的桑德斯上校旁边拍全家福时，很容易就可以分清了谁是外来游客，谁又是北京本地人。

不论中国快餐的来源是哪里，北京的快餐热始于1984年，那时候第一家西式快餐厅在西单开张了。由中国公司运营的义利快餐厅，用唐老鸭作为标志，宣称是“解决食品服务问题的第一步”。这家餐厅的热狗一根卖1元钱，汉堡1.2元，炸薯条加炸鸡一份是4元。同一时期，华清快餐厅开遍了北京火车站，它提供的是中式快餐的食品。这些早期的饮食行业不同于其他的中国餐馆，他们只是通过采用先进的食物加工技术来提供快餐。这些技术大多是从境外引进的，比如香港和美国。1987年肯德基的到来进一步确立了现代快餐厅的特点：高标准的清洁卫生、可靠的食品质量和标准化的菜单。到1994年，中、西式快餐厅已经在北京成倍增长：麦当劳、必胜客、布朗尼（加拿大）、大家乐（香港）、法国生活（法国）、吉野家（日本），百万庄园（中国）等等，所有这些餐厅都以标准化、机械化的烹饪和高度重视食品卫生著称。无论卖的是哪种风格的食物，在北京的快餐厅里，衣着统一的员工们拖着地的情景总是很常见。这些快餐厅的繁荣与北京居民外出就餐日益重视食品卫生有关。1993年夏天，“斗鸡”竞争出现不久后，北京爆发了一场食品中毒的恐慌。肯德基和其他类似的快餐厅在新的形势下掌握了优势，它们能为惶恐的中国消费者供应可靠的食品。此外，由于其庞大的生产规模，肯德基已经开始承接商业和政府机关委托的大型宴会。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就曾回忆到，无论何时他访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招待他的宴会中一定至少有一次是肯德基食品。1994年夏天，北京的肯德基餐厅开始为三环以内消费金额超过500元的消费者提供免费的外卖服务。

肯德基这个具有国际背景的快餐店给北京市民提供了更多的食品选择空间——他们可以在菜单里挑选各式各样的具有异国风情的食品。大多数的北京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吃饭过日子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他们能够选择的商品和服务也越来越多。食物消费的新奇感加强了北京人的现代意识，他们已不再满足于日常的基本需求了。北京市民的选购能力，尤其他们吃快餐的选择，可以被视为其步入现代性的标志。在“斗鸡”之争达到顶峰的时候，一位作家痛惜道：“众所周知，现代生活的节奏大大加快了。人们被快速前进的生活方式推着向前，鲜有时间喘息，更不要说享受生活了。也许牺牲质量增加数量是值得的，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享受快餐文化。”大批量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快速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和现代性的连结，已经在西方社会中培养了消费者的选择意识：“选择已经变成了衡量一切行为的特权。”这种意识形态意味着消费者不仅仅有大量不同的商品可供挑选，它还强调从以生产者为中心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转变。生产者的利益取决于消费者的满意度——在中国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期间，这一观念也在逐渐扩散传播。

和学校合作，寻找年轻的消费者

正如之前所提及的，肯德基在中国最重要的消费群体是儿童。为了扩大其在儿童中的知名度，肯德基已经和学校、教师、家长展开合作关系。肯德基在全中国赞助了无数的儿童运动会、作文大赛和其他竞赛。这些活动反过来帮助肯德基吸引了更多的年轻消费者（和他们的家长）到餐厅来：1993年6月1日，肯德基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创造了一个日销售额的记录。记者苏珊·劳伦斯描述了1994年五月迎接约翰·卡拉纳时的情形，当时他是肯德基董事长和主要行政长官，迎接队伍是由110位上海学校学生组成的。在一个纪念第9000家肯德基分店开张的仪式上，他们头戴白色假发，假山羊胡子和领结，装扮成“桑德斯上校跳小鸡舞”。就像肯德基赞赏的那样，学校在儿童社会化和定义理想的童年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现在的中国学校不能被看作是国家塑造学生成为理想公民的延伸，或是定义童年文化标准的同质化体系。近年来，北京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学校可供学生及其家长选择，这一多样化选择的背后反映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私立学校的出现表明了中国儿童不但自身就是参与社会分层的主体，而且也是成年人们划分阶层的象征符号。
或许可以这么说，肯德基已经在划分不同类型的中国孩子童年经历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孩子的角度看，快餐厅的美食是一次幸福的家庭聚餐，但是这在普通的消费者看起来是十分昂贵的。1993年，一顿三口之家家庭特色餐需要花费18-48元不等，当时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平均月收入在400-600元左右。肯德基的约翰·卡拉纳将公司的消费者描述成“有抱负的消费者”，可以自由支配收入的人们才会花钱买快餐。然而，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力，中国父母愿意花更多的钱在独生子女身上，给他们买快餐、零食和玩具。许多中国媒体批评本国父母和祖父母给予了独生子女太多的关注，在他们身上花费了太多的资源。这种溺爱会使得他们的后辈长大后毫无原则。中国快餐食品业的兴盛和消费者消费模式的转变也必须从这一儿童社会关系的变化过程中来理解。

肯德基只不过是众多希望吸引中国儿童消费者的国内外快餐厅中的一家。1994年夏天，吉野家分发小礼品，任何一位客人买了超过25元的食品就能换取一个带放大镜的尺子。麦当劳（有一家现在就在东四肯德基的马路对面）是赠送玩具和纪念品的发起人。位于北京中心王府井大街的肯德基甚至有一个独立的柜台专门卖玩具和纪念品。快餐并不是孩子们唯一需要的食品，他们已经通过商标名称认识了一大堆包装鲜亮的零食。在一期《北京周报》的报道中，有一篇文章讨论了改变食品消费方式的话题。有一位妈妈抱怨说：“我们每个月都把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来给孩子买吃的，这其中零食占了很大一部分。”根据同一份报道，中国儿童1993年的零食消费金额已经达到12.5亿美元，这个数字也包含了对肯德基炸鸡的消费。

除了快餐厅，北京还有很多其他可供孩子和家长消费的地方。游戏机店（比如前门的世嘉世界）分布于北京的各个购物区，包括东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游戏机店里的任何一项游戏大约需要1-2元。从东四肯德基餐厅那条街往前直走就有两家“米奇的一角”商店，在那里孩子们可以买到迪斯尼的商品。东四的麦当劳位于地下室，它所在的那个商场有四层楼高，里面卖的都是玩具、电脑和其他儿童用品。北京中心五四路的书店也在卖书、电脑软件和帮助孩子提高成绩的学习杂志。在一项北京儿童消费调查中，市场专家詹姆斯·麦克尼尔和吴淑珊发现中国城市儿童影响了消费者69%的购买决定，并通过零用钱购买和家长、祖父母送礼物等等的方式掌握了每年超过50亿的商品营业额的直接控制权（其中25%都用来购买零食）。

电视是另一个吸引北京孩子注意力的媒体。许多外国儿童动画，如美国的地球超人，特种部队，G型神探/神探加杰特以及日本的卡通动漫，都是北京孩子童年经历的一部分。这些节目透过玩具、衣物和其他消费品进一步强化了对这些孩子的影响。孩子放学后的电视时段总是被少儿节目占据，许多商业广告也都在少儿节目中插播，包括饮料、零食、电脑和其他针对年轻消费者的本土商品。

当然，孩子们也看那些并不直接针对儿童群体制作的节目，包括连续剧、体育赛事、音乐会和新闻报道，这些节目也是孩子们童年经历的一部分，是他们能为己所用的符号资源。比方说在1995年夏天，有几位北京初、高中的学生就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通过宣传动员的方式来保护濒临灭绝的乌苏里老虎。他们在全城设点宣传该动物灭绝的危险，并请求捐助来支持野生动物中心。看完报道我立即去了一个购物区，在那里我看到年轻人穿着“保护老虎”的文化衫在发传单，收集募捐资金。当儿童电视节目，如《地球超人》，也宣传类似的观点时，当新闻也开始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孩子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时，上述这项活动在宣传上就得到了强化，它也因此成了北京儿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化过程的一部分。

结语：全球化的童年？

肯德基在北京本土化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它最终不再成为热门话题。这也意味着它不再是文化竞争的焦点。到1995年，“斗鸡”竞争已经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荣华鸡的扩张虽然很慢，其可供选择的食物却更加吸引年轻的成年人。“尝尝现代的味道”的新奇感已经褪去。肯德基的顾客说他们在这儿就餐更多的是因为方便，孩子们喜欢这里，而且这儿很干净。在象征性上，东四肯德基餐厅已经不再和北京地标平起平坐。1995年8月，标注着肯德基餐厅和北京旅游景点的地图被一张中国非快餐餐厅赞助的新地图取代了，里面再没有提及肯德基。与此同时，在肯德基就餐也体现了饮食习惯的变化。一位陪小女儿来的男家长告诉我，“你在家做不出肯德基炸鸡的味道”，这种说法就相当于美国人无法在家做出中餐味道一样。吃肯德基虽然仍然是一种奢侈行为，但却不再特别。对于一些中国人（特别是老人）来说，肯德基食品仍然吃起来有“一股子洋味”；但对孩子来说，肯德基只是味道不错。
鉴于肯德基在中国积累了很多经验，它继续研发了许多新产品以吸引顾客，这一特点使其能够与其他类型的快餐店保持距离。仅仅具有西方特色已经不足以确保它的成功，更何况肯德基已经成为了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例如，1995年北京肯德基餐厅推出了一款香辣鸡肉三明治，而在美国的肯德基餐厅就没有这种食物。随着跨国快餐连锁店成倍地增长，不同的公司也开始强调产品的独特性。一家北京的韩国乐天连锁餐馆就在其海报上宣传自己的快餐具有“韩国特色”。电视上的乐天商业广告也持续狂轰乱炸，充斥着韩国顾客开心饮食的情景。它们的菜单着重强调韩国快餐的特色，比如烤牛肉和红豆冰甜点。在快餐种类越来越多的同时，北京顾客在消费方面却越来越挑剔，也越来越了解各种快餐之间的差别。

反过来讲，中国儿童在肯德基本土化的进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改变了肯德基的经营策略。如今的肯德基已经成了中国本土环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它既是中国儿童童年经历的一部分，也已经植入了本土社会关系中—儿童带着家长来肯德基餐厅吃快餐，品尝现代生活的味道并寻找快乐。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儿童们引领着长辈到了一个本土社会和跨国主义的十字路口。电视节目、其他大众媒体和学校加强了儿童和肯德基之间的特殊关系，因为三者都促进了孩子们对中国以外世界以及他们的生活与全球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解。

但是这并不是一种被动的关系，像肯德基这样的跨国组织并不要求当地人掌握什么。地方居民和肯德基二者通过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而这个联系网络的参与者包括国家机构（比如学校、官僚体系等等）、媒体和其他快餐厅（如荣华鸡）。由于这个网络的存在，肯德基不得不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与期望，而这也意味着它有可能不再完全符合肯德基总部的国际标准。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边缘”对“中心”的反驳。随着儿童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增加，肯德基必须确保人们对它的做法的支持。北京的肯德基餐厅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势力“本土化”的领域，它不再反映肯德基总部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在这一过程中，肯德基的人员投入（包括分店经理和年轻的消费者）的本地化。吉祥物奇奇的发明是一个突破点，因为这是特地为中国儿童发明的。肯德基对员工的要求也调整了，它特意招聘女服务员来招待年轻人。此外，肯德基参与学校活动和学生假期节目的项目也体现了本地员工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了解。

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北京儿童现在生活在一个去领土化的空间里，这里的儿童文化已经全球化了；无论是在北京还是波士顿，上面有弹球小游戏的奇奇文具盒总能吸引一年级的学生。像肯德基这样的快餐在孩子们中间总是很受欢迎，这些消费场所与学校一样，都成为了孩子社会经历的一部分。同样的卡通人物也很吸引中美两国年轻的电视观众。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文化”并不是单一的、同质化的全球儿童文化，因为这些与消费相关的儿童经历并不以真空的形式存在，而是镶嵌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背景的网络之中。尽管在肯德基就餐表面上看是一种全球现象，特殊主义依旧有可能存在，因为特殊性就是在消费过程中产生的。乍一眼看去，作为跨国企业的一部分，中国的肯德基餐厅可能看起来还是全球化的标志之一，就像人类学家米勒定义的那样，是导致政治分化的“远距离庞大组织”。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则表明，北京肯德基餐厅的成功源自于它适应本土的能力，并最终成为北京儿童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图  书 

	《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 景军 主编 钱霖亮 李胜 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978-7-5675-5993-6 42.00元
一本来自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营养学等领域的儿童饮食调查报告 关注中国独生子女群体的食品消费、全球化经济影响下的儿童食品变迁 本书的形成源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资深教授华琛（James L. Watson）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发起的“中国社会饮食消费格局”研究项目。九名作者中包括华琛本人，华琛教授的老同事，六人是华琛先生的弟子，因而论文相互呼应的程度非同寻常，在文集类书籍中实属难得。 全书围绕五个议题铺开而论：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饮食营养，二是儿童食品产业在中国的兴起，三是国家科学育儿话语，四是全球消费文化对中国家庭生活的渗透，五是饮食变迁伴随的社会认同和价值观变迁。 “小皇帝”一词向来被联想到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但所有作者对此都采取了慎重对待的态度，没有简单粗暴地认定独生子女必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或某些固化偏执的行为习惯。作者们将更具有学术价值的讨论集中在一连串的具体问题上。例如，郭于华关心的食品和饮食习惯所代表的代际差异问题与景军讨论的科学话语、宗教信念、电视广告在儿童食品消费领域的博弈问题都分析了儿童、家长、老人三代人的代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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