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境如此艰难，为什么他们还想留在香港重庆大厦？
这座被评为”全球化最佳案例“的大厦，收容的住客来自百多个不同国家，这些住客在这座“小联合国”如何互动，亦可成为一个“另类联合国”的田野调研。虽然重庆大厦就在香港的闹市中心，但内部运作自有其规律，和尖沙咀仿佛属于两个世界，成了特区中的特区。在重庆大厦活动的人，缩影了三千宇宙，那些寻求庇护的人，自然各有其传奇出处；慕名而来找廉价旅馆的游客，会发现香港对第三世界最包容的地方；依靠重庆大厦地下经济生存的异乡人，则往往有着比狮子山下更励志的故事。这些背景，令不同学科近年都对“重庆大厦学”趋之若鹜，令这座大厦在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后，得到另一个身份被重构的契机。
——沈旭辉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
暨全球研究课程主任
重庆大厦是全球化的一个缩影，但有种不同的味道：它收容和养育了生存在跨国资本主义底层的微不足道的玩家。香港仍然是手提箱商人的平台，他们环游世界以牟取利益和业务联系。在经营香港的巨头们眼中，这栋大厦也许看起来危险破旧，但正如麦高登指出的，这是一个人们以最低预算进行商务旅行的天堂。任何想要探索全球资本主义软肋的人都应该阅读此书。
——詹姆斯•华琛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临时工
节选自《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南亚人可以拥有自己的物业，他们常常雇佣其他没有这么好条件的南亚同胞，也就是持旅游签证来港的印度人。
这些临时工是重庆大厦的劳动军主力，他们的职业包括店铺职员，还有餐厅的托儿、服务员及洗碗工，还有旅店的托儿、清洁工及经理，或者货物搬运工。他们进入香港机场时获得十四天免签，并可以两次延期不定天数的期限，一年内可以在香港逗留不超过180天。
相比持香港居民身份证的本土居民，这些临时工的薪水很少，每个月只赚3,000港币。我有时听临时工们说：“为什么其他人可以赚取高我工资一倍的钱？只是因为他有香港身份证，而我没有！”有些商铺经理则跟我提起雇佣持旅游签证的临时工有风险，包括雇主可能需要缴交高额罚金，所以工资低有一定道理。
在香港长期居住的南亚居民主要来自旁遮比、印度南部、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但是临时工主要来自同一个地区——基德布尔，一个位于加尔各答的穆斯林社区。
加尔各答的人来到重庆大厦，主要因为飞来香港的机票比去其他提供工作的地点更便宜，而从诸如孟买等印度西部城市飞去杜拜则最便宜。
重庆大厦的临时工主要来自基德布尔的原因很难总结（重庆大厦确实存在大量穆斯林，也许是一个因素），但是人际关系是一个关键，有人说：“我表兄弟告诉我他在重庆大厦找到了工作，所以我也来这边。”临时工来香港，主要因为他们在加尔各答很难找到待遇好的工作。我访谈的一些年轻印度男性娶了教师和公务员，但他们在香港赚的钱比妻子多得多。
临时工在香港处境危险，因为他们一旦被发现非法打工，就可能被起诉、坐牢、甚至被禁止再次进入香港。然而，他们也特别难被捉到。只要有入境处警察踏进重庆大厦，站在大厦前的看守和友人就会打电话通知，大批非法劳工就会突然从柜台消失，或者混进游客和商人之中。由于香港华人在重庆大厦很显眼，而且便衣警察也容易被辨别出来，所以临时工被捕的几率非常小，尽管有时仍然有几个毫不警惕或倒霉的工人被捉到。
没有这一群非法劳工，重庆大厦中的许多生意都没办法维持。如果手机铺、小食摊和旅店只聘请合法劳工，人力成本将翻倍，价格也将成倍增长。许多非洲及南亚商人每顿饭、每晚住店都分毫必省，如果价格上涨，他们就不会再来重庆大厦，大厦也将消失。非法劳工确实受到剥削，一位工人生气地说：“老板每个月付我3,000港币，我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每月才只赚3,000港币——一点儿都不好！”他说自己要支撑九口之家，但是香港的前景比加尔各答好很多，所以他每年必须回来。
临时工在某些意义上也算是商人，他们回印度的时候在行李里装满了货品，多数是四十公斤以下打包好的服装，他们回香港时则运来诸如豆菜和印度米等食品，以折扣价卖给重庆大厦的餐馆。他们一般乘坐孟加拉航空，有时航班起飞会推迟24至48个小时，但还是值得的，因为香港到加尔各答的来回机票不过3,000港币，比其他航班都便宜。在香港国际机场，这些临时工收到需要他们运送的真空包装的服装。他们通过来回香港运送服装和食物赚得利润，足以支付50%至80%的机票费用，我听说那些服装被销售至印度各地。
许多临时工梦想拥有自己的生意，但一个商人起步资金至少要1万港币，2万港币则更保险。由于许多人肩负供养家庭的责任，很难凑齐这么多钱。有一些临时工偷偷地到我面前说：“如果你能借给我6,000港币，我就能买足够多的手机，赚来的钱我们平分，而我就不需要再做这行了。”我拒绝此类请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许多工人缺少基本生意头脑。
还有的人问我成为避难者的利弊之处，这点我之后将详细讨论。还有的人问：“请你告诉我，有什么办法让我拿到香港居民身份？”一般来说，答案是不可能，除非他们能娶到一个香港女孩。我认识一位魅力超凡的年轻临时工确实有一个交往多年的香港女朋友，但当他求婚的时候，她说：“噢，不，我喜欢你，但我不可能嫁给你！”结果，他赢取香港身份证的机会一去不复返。他生气地说：“她居然只是想跟我玩玩！”
有些临时工只来过一次香港，之后再也没回来，因为他们觉得工作节奏令人精疲力尽，或是重庆大厦中的道德标准挑战了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但多数工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回来，慢慢积攒下回家及经营生意的费用，以完成他们在香港漫长的梦想，或者攒钱在家乡买下物业——如果他们不离乡背井，是不可能买下那些物业的。
我曾经跟着重庆大厦的一个临时工在加尔各答待了一周，观察他做生意和会见基德布尔的亲朋好友，从而更加了解基德布尔和重庆大厦的关联。让我惊奇的是，他和重庆大厦的工人朋友将服装包裹带过海关时困难重重，海关人员用厌恶的目光盯着他们。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印度人自己可以做服装！我们不需要中国的衣服！”于是他们让那些人一直等到下午，才让他们通过一扇限时开放的窗口通关，一旦有航空旅客经过，这扇窗口立刻关闭。连续三天，我们必须搭计程车回到机场，而我这个朋友见到花费日益见长，人也变得越来越消沉绝望。
让我惊奇的另一点是，虽然我从未到过基德布尔，但它仿佛是一个失落已久的家园：短短几天内好几次有人叫住我：“喂！我在重庆大厦见过你！还记得我吗？欢迎来印度！”仿佛整个重庆大厦转移至基德布尔的街头——眼前不时有一个年轻自豪的归国者，骑着光鲜亮丽的摩托车穿街走巷，受到其他几个男孩的瞩目。
第三个让我惊奇之处是我朋友的经济状况。他每个月拿3,000港币的薪水，每年只赚取六个月的工资——在香港标准下可谓一文不值——但却足以让他负担两个姐妹和他自己的婚事，每个婚礼都有超过千人参加，另外还让他买到了一台仿佛是心肝宝贝的摩托车，并很快能支持大家族兴建家园。
重庆大厦令他成为了加尔各答的“重要人物”，也许他在香港不是什么人物，不过是一个餐厅的托儿，但他对家人来说是名副其实的英雄。我与他父母交谈时，发现他们虽然表面谦逊，但是一提到儿子的成功就情不自禁微笑起来。我这个朋友令家里从基本果腹的情况提升到奢华的生活，拥有了摩托车、音响、水质净化器及室内装修。家里另一个儿子曾经也去过重庆大厦工作，但却忍受不了工作的艰辛，现在在一个加尔各答的电话公司工作，赚取的工资在印度标准来说还不错，也能帮补家用，但却远远不及兄弟的收入水平。
以下是另一位在重庆大厦打工的临时工口述的故事。
我往返香港和加尔各答之间已经超过一百个来回了，我在重庆大厦替一个旅店经理工作了六年。在那之前，我和生意伙伴来香港做贸易。父亲给了我20万卢比（大约4万港币），让我经营生意。头两年生意很好，但是后来我的伙伴把钱一卷而空，从我这拿走50万卢比后消失了。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也许他回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了，马德拉斯那么大，我在那里又没有亲戚，所以不可能找得到他。我找过警察，但是一位当警察的朋友告诉我不可能把钱要回来，于是我这次只好回香港打工。
没错，持旅游签证来回十分困难，香港入境处一点都不傻，他们知道有些人来香港是为了做生意或打工。入境处允许某些人逗留十四天，有些人却只有七天或者四天，有些人一天也拿不到。你能去内地申请两次延期，最多停留四十二天，之后必须回国。我去内地入境处的时候总是很紧张，你必须出示钞票，有时候是5,000港币，有时候是1万港币。我需要更新签证的时候就去找老板，他给我一些钱以便出示给入境处的职员看。他很信任我，知道我不会拿着他给我的钱逃走！当我往返印度和香港的时候，我会携带货品以抵消一些旅行费用，比如从印度带莎丽来香港，再从香港带电子产品去印度。有时我能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400美元利润几乎能支付全程机票钱，有的时候则赚250美元，这取决于价格变动。
我每个月的薪水是3,000港币，包含住宿，主要工作是替老板的旅店招揽顾客。警察从不骚扰我，因为我有合法的签证和护照，他们以为我只是一个旅客，我从早上十一点到半夜或凌晨两点站在外面招揽客人——每天晚上我只有六至七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有时我一天能招来四个客人，有时五六个。我一眼就能辨认出顾客群：马里和贝宁来的人一般要选便宜的房间。尼日利亚人很危险，如果房间价格是每晚100港币，他就会掏出80港币说：“我没钱！好啊，你去叫警察来！”日本人和韩国人则比较喜欢选干净的房间。
我的妻子在基德布尔一个幼儿园当教师，我四岁的女儿也在那里。我想给我的后代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妻子每个月赚3,000卢比，大概600港币左右，只有我在香港赚的五分之一而已。我是长子，一共有四个弟弟和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水资源管理处工作；第二个弟弟在印度工作；还有一个弟弟在读大学。在加利福尼亚的弟弟赚钱最多，我第二多。我每个月给妻子220港币，给父亲2,500港币。我会在香港再多工作一年，然后就回印度。父亲拥有一家餐厅，他已经年迈了，所以我会替他打理。
基德布尔的许多居民没上过学，但是我在学校念完了书。我毕业后在一家工厂打工，但是它突然倒闭，发生抗议示威——印度有那么多政治党派，有那么多问题。不过，我还是情愿让家人住在印度，而不是香港，因为香港文化不好。那些印度尼西亚女人，在这里有一个男朋友，那里又有一个。我喜欢印度人，他们只爱一个对象！对，也有很多性工作者是印度人，但是她们是性工作者，本质不一样！我爱我的祖国，她真伟大！所以我想在一年内回国，那该有多好啊！现在许多公司到印度开张生意，印度再也不是穷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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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作者: [美] 麦高登
译者： 杨玚
2018年9月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位于香港尖沙咀的重庆大厦，看上去十分老旧，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闹市如同孤岛一般，但它是世界各地背包客的廉价落脚点，是非洲、南亚商家的重要交易场所。据估计，从重庆大厦出货的手机，大约占撒哈拉以南手机交易的20%。这种与中环所代表的香港全球化枢纽角色反差极大的角色，被作者麦高登称为“低端全球化”。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展现了大厦居民与国际商品、金钱、理念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
薄荷实验
“薄荷实验”品牌是一个社科学术出版计划，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观察、记录社会，倡导Think As The Natives（像“土著”一样思考），以期更好地理解他人、世界与自我。
目前该品牌下已出图书有：
《捡垃圾的人类学家：纽约清洁工纪实》
《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
《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
《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
《乳房：一段自然与非自然的历史》
《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
《音乐神童加工厂》
《特权 : 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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