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来暴发3种冠状病毒，为什么COVID-19对我们来说还是这么陌生？
一系列人畜共患的冠状病毒（SARS、MERS和现在的COVID-19）在人类当中暴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在疫情结束后，它们又归于沉寂，直到下一次出事儿。
感染家禽的冠状病毒的电子显微镜图像
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记者们的采访对象清单上，填充着一大堆人名。这些人里头有的是感染控制（infection control）方面的专业人员，有的是应急计划专家，还有一些是为旅游业提供建议或研究天气的人。可这么一大帮受采访的专业人士中，最少的竟然是真正研究冠状病毒的科学家。为什么会这样？
我培养了很多人，但他们大多数都没从事这方面研究
因为冠状病毒研究领域规模很小且资金有限——直到这段时间，它才又变得热闹。
在过去的20年里，冠状病毒研究有过繁荣与萧条。一系列人畜共患的冠状病毒（SARS、MERS和现在的COVID-19）在人类当中暴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在疫情结束后，它们又归于沉寂，直到下一次出事儿。
而人们对冠状病毒的兴趣的持续低落以及高潮后不久的减弱，会使我们对这些病原体的科学认知一直存在缺口。
科学家不知道人们被冠状病毒感染后多久还能保持免疫力；关于病毒传播，也仍然存在着迫在眉睫的问题；另外，目前还没有任何被批准专门用于治疗此类传染病的药物。曾经测试已有药物对SARS是否有效的工作也随着当时疫情的消失而放弃。
如果曾把握了这些信息，它们将为中国医生对抗现在的疫情提供极大的帮助。
美国爱荷华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授斯坦利·珀尔曼（Stanley Perlman）说道：“当新冠疫情开始时，我们当中只有3~4个人能去解答来访媒体们的专业问题。因为我们当中很少有人真的明白这个领域。”
珀尔曼一声叹息：“我培养了很多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没有从事冠状病毒学（coronavirology）研究。”
20年涨落轮回
来自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院的维尼特·梅纳切里（Vineet Menachery）也从事冠状病毒研究。他表示：“令人惊讶的是，该领域与20年前SARS出现时没有太大不同……冠状病毒领域的知识库存太贫乏了。”
不妨看一看从1990—2010年的这20年里，冠状病毒研究的清冷大基调和起落小旋律：
在1990年代后期，人们对冠状病毒的研究几乎没有兴趣，资金投入上也是不足的——那时，唯一已知的人类冠状病毒只会引起感冒。
而在2002—2003年SARS暴发的前夕，据美国国家过敏与感染性疾病研究院（NIAID）主管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称，他们机构每年投入300万~500万美元用于研究冠状病毒大家族。
SARS暴发后，全球累积产生了8000多名感染者，其中有近800人死亡；在经历了SARS的灾难后，虽然美国没有死亡患者，但NIAID对冠状病毒研究的资金投入增加了10倍，于1~2年后达到了5100万美元。
但在经历了那波热潮后，没过几年，到了2010年左右的时候，资金投入就又回落到了平均每年约2000万美元。
为什么冠状病毒研究不受待见？
梅纳切里于2010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冠状病毒专家拉尔夫·巴里奇（Ralph Baric）手下攻读博士后，也就是那时候他开始研究冠状病毒。
那时候，梅纳切里对研究病原体如何与人类免疫系统相互作用感兴趣；而巴里奇的实验室刚刚开始探索冠状病毒如何操纵宿主并与之互动。如果单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去看，冠状病毒这片病毒研究领域的准处女地充满未知，梅纳切里能尝试探索的东西非常多，但要是从职业发展的角度去看，那里的风险非常大。
梅纳切里说道：“当我在拉尔夫的实验室工作时，冠状病毒研究的可行性绝对是一个问题。研究者能否在这个方向上建立事业，在那会儿来说很成问题。”
丽莎·格拉林斯基（Lisa Gralinski）目前是巴里奇实验室的研究助理，她同意梅纳切里的说法：“在SARS出现和MERS出现之间的10年中，做科研的人在选择领域时一定会考虑这个方向是否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因为这一点对申报项目很重要。”
这种不确定性促使一些科学家选择其他研究领域。
也让业内研究人员的年龄结构显得有些独特——一些年龄较大的、职业生涯发展成熟的科学家（如珀尔曼和巴里奇），极少量的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科学家，以及一些较晚加入的年轻科学家。
珀尔曼承认这种情况并不理想：“所以这些年轻人大概都在35岁以下，而剩下的我们这帮人年纪都超过60岁，他们选择这个领域，我们其实也心存担心。”
研究投入伴随疫情一起摇摆
格拉林斯基表示，在MERS出现后，资金稳定了——尽管它从未达到SARS之后那几年出现的最高水准。福奇称，在MERS从骆驼跃向人类后的那几年中，NIAID用于冠状病毒研究的资金每年稳定在2700万美元左右。
而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将改变这一数字，而且可能会是大大改变。他接着说道：“我不知道会投多少钱，但是我认为它将使大家对冠状病毒产生更持久的兴趣。”
梅纳切里期望这个领域会对科研人产生更大吸引力，不过他也指出，危险的冠状病毒只能在高安全性（生物安全等级为3）的实验室里进行研究，它们并不是轻而易举接触并研究的病原体。
他说道：“我认为该领域会被人们挖得更深。因为17年内出现3种杀手级别的病原体这一事实完全有理由让我们担忧冠状病毒家族还会大规模毒杀我们多少次。这方面的研究经历了此前两次的高潮-低谷周期，而这一回的COVID-19可能会给这个领域带来更大的关注。”
论文产出伴随研究投入波动
鉴于冠状病毒研究论文的出版也有周期性，这一次疫情过后，冠状病毒的数据库也会迅速被充实。
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的科学内容的分析显示，自2002年SARS暴发以来，在标题或摘要中包含“冠状病毒”一词的科学论文数量急剧增加。该数据库收录了从全球21000多家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中选出的论文。
但随着疫情得到遏制，人们的担忧逐渐消退，而多年期赠款也枯竭了，论文发表的速度也就放慢了。2011年，关于冠状病毒的论文只有594篇，而2004年达到了1007篇。
研究遗传变异在病毒感染严重程度中的作用的格拉林斯基说：“这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但不再具有现实意义。”
在2012年的MERS出现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冠状病毒相关研究的出版物在2013年再次上升，并持续上升了几年；而研究人员表示，2017年的数量似乎下降了。
在2002~2020年之间发表的有关冠状病毒的所有论文中，约有1/3来自美国的科学家，有1/4是中国研究人员撰写的。
申请过资助的冠状病毒研究人员表示，在疫情结束后，他们要去解释他们的研究为什么有意义，这是相当有压力的。已经在人类中传播的冠状病毒（例如SARS）实际上是还有很多信息需要收集的，而另一种新病毒（例如COVID-19）却又随时可能突然暴发。
但是他们又必须说服资助机构，自己接着进行原来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2010年，作为巴里奇实验室博士后的梅纳切里在撰写拨款建议时曾试图做到这一点。
梅纳切里在他第2次再申请资助时成功了，但是从发出申请到拨款到位等了相当长时间。因为他申请提交之后1个月，新型冠状病毒MERS开始肆虐阿拉伯半岛。审查资助申请的委员会于当年11月才开始处理项目申请事宜。
期望……
很多科学家们都希望，在这一轮新冠疫情过后，人们的观念也会进一步变化，而冠状病毒研究方面的需求也能变得越来越明确。
格拉林斯基说道：“在公共卫生方面，我们非常擅长应对紧急情况，但预防性的监测和长期跟踪研究才是我们临危不乱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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