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史流光：中国证券报三十年 | 我在中国证券报学到了什么

我在中国证券报学到了什么

杜跃进

中国证券报原常务副总编辑

自1986年加入新华社，到2018年退隐江湖，我的新闻职业生涯有近一半在中国证券报度过。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离开报社这么久，有时居然还会梦回宣武门西大街甲97号，与昔日“童鞋”评说市场，商讨选题，甚而至于争论得不可开交……值此纪念《中国证券报》创刊30周年之际，按照流行套路，似应撰文一篇，谈谈“你在报社期间最难忘的一件事”。可是，往事如烟似云，回忆千头万绪，打开电脑后茫茫然不知从何落笔。思来想去，与其记述当年在报社所经历的人和事，莫如小结一下自己在办报过程中学到了什么。

戴上多空眼镜看世界

我是1994年下半年加入中证报的。老社长任正德之所以接受王坚的引荐，与《瞭望》领导协商调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看上了我此前多年的经济新闻报道经历。

《瞭望》是新华社创办的我国第一本新闻周刊，也是我新闻从业的起点。其报道定位虽然以时事政治为主，但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为推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鼓与呼，经济报道不可避免地占有相当大的权重。我进《瞭望》后被安排到当时的海外版经济组，由此与经济报道以至后来的证券报道、财经报道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瞭望》8年的学习与实践，使我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有了基本认识，同时形成了对新闻周刊及其经济报道的经验和体会——既要伸长“新闻鼻”抢新闻，又要追寻新闻事实的来龙去脉；既要高屋建瓴着眼发展全局，又要深入采访、见微知著于生活细节；既要关注某一行业或领域的专业特点和发展趋势，更要探究其在经济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意义。

罗列几篇当年所写文章题目，或可作为这段业务经历的注脚：

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1986.12）

推进经济现代化又一重大举动——评述中国加紧制订产业政策（1987.6）

安太堡——中国对外开放的“煤炭巨子”（1987.9）

腾起的春潮——珠江三角洲农村工业化洗礼纪实（1988.6）

中国高科技发展战略——从“863计划”到“火炬计划”（1988.12）

直面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1988.5）

为了减少发展的代价——关注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1989.10）

海南，起飞前的变奏——探讨海南大特区的开发建设周期与变局（1990.4）

别无选择——小兴安岭启示录（1990.9）

在一个重大决策的背后——访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1990.11）

走向海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1991.4）

政府的“进”与“退”——两会采访札记（1992.3）

千秋功业百年抉择——三峡工程风云录（1992.4）

国产化的期待——写在我国第一套大型合成氨国产化装置正式通过国家验收之际（1992.5）

非国有经济，一个不再敏感的话题（1993.1）

中小企业：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1993.5）

产权，一个绕不开的难题（1993.11）

矗立在黄浦江畔的里程碑——上海证券交易所三年历程述评（1993.12）

中国农业：转轨中的困扰（1994.1）

……

诸如此类的报道，采写了不少，编辑的更多，长则七八千字，短亦三四千言，纵横捭阖，洋洋洒洒，主题不可谓不重要，视野不可谓不开阔，叙事不可谓不宏大。可是，干的时间长了，接触实际多了，又觉着少了些什么。特别是在采访和报道上海证券交易所这一新生事物时，引发了我对新闻报道与市场交易关系的思考。那也是我关注资本市场和相关新闻报道的开端。

进入中证报以后，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自己的工作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竟是如此密切！每当报纸头版发表重要新闻和评论，市场人士都会认真研读，并且条分缕析得头头是道。有关版面刊出涉及某上市公司经营或财务问题的稿件后，后者当即会接到交易所的质询。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变得比以往多起来了，其中大多是咨询与股市相关的问题，尽管我自己还只是个半瓶子醋。值夜班审稿签大样时，也常常有电话打进来，或求证市场传闻，或打听第二天有什么重要消息见报。外出开会或参加社交活动，当人们得知我来自中证报，亦常常会投来会意的眼神。记得报纸曾经刊登一个不起眼的表格，将某只股票的价格标错了一个小数点，结果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凡此种种，与我此前的经验形成了巨大反差。我在《瞭望》时，每发表一篇下了较大功夫的文章，或获得采访对象认可，或得到同行赞许，直至受到编辑部的表扬和奖励，却很少接到来自社会读者的反馈。

中证报是由《瞭望》发起创办的，新华社对这一新生事物采取了“新事新办”的做法，具体说来就是“三不”——不给一分钱，不给一个人，不给一间房，用企业化方式办报。为此，报社创业者们采取了“四自”对策，即自筹资金、自己找房、自建队伍、自我发展。惟其“自建队伍”，报社员工大多从各行各业招聘而来，专业背景亦因人而异。我来报社与新同事们共事一段时间后，渐渐发现，虽然就新闻业务而言，他们大多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但对于股市，他们却有着一种近乎特异功能的敏感，无论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新闻，到了这里都被转换成同一个问题：“利多”还是“利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逐步认识到，这，何尝不是从事证券报道以至财经报道的一项十分可贵而又重要的“本能”？

“利多”还是“利空”？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其背后融汇了供求变化、增长预测、通胀指数、政策调控、监管举措、投资策略、交易博弈乃至天灾人祸、地缘纷争、外交互动、贸易往来、仓储物流、科技进步等方方面面的信息。正因如此，资本市场上每日每时基于“看多”或“看空”的买与卖，从宏观层面看，具有国民经济“晴雨表”的功能；从中观层面看，反映了行业或板块的景气度；从微观实体看，表现为一家家公司估值的上升与下降；从投资者与投机者单体看，则是理性决策与非理性博弈的交织……不论如何，所有这一切，无不与每一个市场参与者的利益息息相关。

由是观之，证券报道虽然未出经济报道大圈子，但其特殊的读者需求和报道定位，决定了它有别于一般经济报道的基本特性：报道主旨——“增进读者经济利益”；报道主线——“利益—价格—影响价格变动的种种因素”；报道视角——“利益与风险”；报道重点——“资金怎样流动，价格怎样变动”……在新华社新入职大学毕业生培训中，我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对此进行了概括：要戴着“多”“空”眼镜，透过“钱眼”看世界。

就这样，我似乎找到了在《瞭望》工作后期感觉的“少了些什么”。并且，随着对证券报道或狭义财经报道认识的日益加深，我的新闻价值取向一步步由“仰望星空”转向了“脚踏实地”。

由证券报道走向财经报道

回过头来看，可以说，正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为代表的证券报道的兴起，引领了我国经济新闻和财经新闻媒体的业务转型，使之更加贴近市场，对受众更为“有用”。

然而，一方面，随着证券市场的迅速扩张及其在金融体系以至经济全局中地位的日益提升，市场参与方对相关新闻报道和信息服务的要求也跟着水涨船高；另一方面，随着经济金融化、资产证券化、投资理财大众化趋势的日益发展，众多经济类乃至综合类新闻媒体群起而涌入资本市场的“围城”。于是，不断扩大报道领域，持续提升报道水平，由相对单一的证券报道或狭义财经报道，转向具有鲜明证券报道特色和优势的广义财经报道，成为证券类媒体面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选择。换言之，当其他媒体纷纷“进城”的时候，证券类媒体势所必然地也要“出城”。

怎样“转向”与“出城”？至少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从报道视角看。如果说，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主要由投融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组成，早期的证券报道或狭义财经报道主要是站在投融资这个环节观察问题，那么，在走向广义财经报道的过程中，我们的视野自然要扩大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全方位、多维度地观察和报道经济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全面的为受众提供“趋利避险”的信息服务。

其二，从受众定位看。如果说，早期的证券报道或狭义财经报道主要服务于股票市场投资者，那么，在走向广义财经报道的过程中，势必要逐步扩大服务对象的清单，包括而不限于：生活日渐富裕起来、家庭金融资产有了一定积累的“消费+投资”大众，对未来收入有着稳定预期的贷款消费者，各类从事投融资交易的自然人、法人，各类从事生产和交易的经济组织，在各类交易中介机构工作的专业人士，各种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动向的人们，如企业家、商务人士、官员、学者、专家、媒体从业人员，等等。惟其如此，才能进一步扩大报道影响力，拓展事业发展空间。

当然，在变中亦应有所不变，即要坚持戴着“多”“空”眼镜，透过“钱眼”看世界。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由股市到公司、由公司到行业、由行业到宏观、由国内市场到国际经济、由经济运行到分析预测乃至理论探讨……中证报迈着时快时慢的步伐，从证券报道或狭义的财经报道，“叠加”式地走向了广义的财经报道。正是置身于这一转型与发展进程，使我对传统经济报道与财经报道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前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政治，后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市场；

前者的主要功能是宣传，后者的主要功能是服务；

前者主要是为大局服务，后者主要是对受众负责；

前者又可被视作政经报道，后者则可被视作信息服务；

前者的历史渊源是机关报，后者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只能是市场经济……

需要说明的是，两者没有高低对错，只是报道定位与职责分工有别。两者也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只有报道重点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术有专攻，业有分工。理应让专业人员专心致志地做好专门的事，为人民群众提供特需的产品与服务。社会分工如此，媒体行业或媒体集团内部亦如是。这，或许是我在新闻价值取向上的又一次螺旋式递进。

以增进市场透明度为使命

我是幸运的。在中证报工作期间，尽管人手一直偏紧，工作一直很忙，但报社仍给了我两次参加国际培训的机会。

一次是1996至1998年间，参加了为期16周的环境与发展高级培训班，其间包括三次出国与多国学员一起学习交流。通过这个项目的学习，我在全方位开阔视野的同时，比较早地接触并树立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再一次是2004年夏，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参加了为期两月的财经媒体高级培训班。在这次培训中，一个我此前并不认识的英文单词Transparency(透明度)，在课堂上和讲义中被反复提及。当时，我只是翻词典了解了这个单词的中文语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在后来的工作和学习中，结合对信息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与思考，我越来越感受到了这个单词的意义和分量。

人类自有交易以来，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了一个永恒的难题：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通常表现是，买的不如卖的精。即与对所售商品和服务知根知底的卖方相比，买方永远处于信息弱势。中国那句老话，“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描绘的就是简单商品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现实经济生活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售后纠纷、投诉、维权？归根结蒂，大多缘于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实体经济如此，虚拟经济又如何？

资本市场及金融市场的历史与现实表明，如果说，在实体经济的市场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现象比比皆是，那么，在虚拟经济的市场交易中，特别是包括股票在内的金融产品的交易中，这种买方与卖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存在种种为减少信息不对称而设计的制度与程序，如投行推介、会计审计、法律背书、信息披露、信用评级、上市审查、市场监管等等。在股票或债券发行人与投资人之间，在理财产品的发售者与买单人之间，在保险产品推销员与投保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大多数情况下，金融产品买方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份份不见实物且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产品说明”。

信息不对称的后果，一是有违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规则，使人们对市场体系失去信心；二是劣币驱逐良币，致使资源错配，市场效率降低。

由此可见，高效的市场交易、健康可持续的市场发展必然要求信息对称。而新闻报道的天职就是传播信息、消除不确定性、增进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正是基于这样的契合点，以服务于广义的市场交易为己任的财经报道的使命油然而生：最大限度地增进市场透明度，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交易的信息不对称。

记得《中国证券报》早年曾经发表过许多很有影响的深度公司报道，譬如，《大庆联谊案始末》（1999.12.4）、《胶囊里装着什么“药”》（2000.11.8）、《“四砂”：一个跌落的迷团》（2001.5.9）、《济南轻骑何以翻车》（2001.6.6）、《蓝田股权之迷》（2002.1.25）、《深发展15亿贷款流向何方》（2005.4.21）、《丝绸股份近4亿购地款去向何方》（2005.9.16）、《宝硕12.45亿体外运行与债权阴谋》（2007.3.26）、《国祥股份“矿”事五大悬疑》（2008.8.27）等等。这些报道在揭示大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侵犯多数股东利益、掏空上市公司的阴谋与骗局的同时，与其他日常报道一样，为增进市场透明度，推进市场规范化建设做出了新闻人特有的贡献。

令人颇为无奈的是，在市场交易中，信息不对称似乎具有必然性甚至绝对性。这就使得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必然与财经媒体致力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主观努力，构成了一对似乎永远无解的矛盾。然而，正是这一矛盾及矛盾双方的互动，一方面注定了，财经报道犹如堂吉诃德战风车，是为理想而奋斗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另一方面也预示了，财经报道既充满挑战又具有无尽的发展空间。

固然，在推进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广义的市场建设与发展中，财经媒体的力量是有限的，财经新闻人也不可能包打天下，但是，作为一支超脱于市场各方利益的重要力量，我们永远不应该缺位、失语。

以上所写，拉拉杂杂，务虚多，纪实少，实在不像一篇纪念文章。为此，打油如下，聊记难忘的中证报岁月。

选题改稿签大样，夜班白班轮流转。

设计版面开专栏，有奖有罚订规范。

市场报道为“三公”，信息服务中小散。

心系民生与国计，但愿绿少红满盘。

力推采编数字化，首创报纸电子版。

评选公司与基金，排名颁奖办论坛。

你追我赶三大报，唯恐落后自扬鞭。

晨起报捆堆满街，仍忧信披未登全。

揭示真相不畏难，欲说真话须担险。

转变机制谈何易，体制改革难上难。

人进人出编辑部，分分合合记者站。

工余挥汗乒乓室，春日郊游小聚餐。

年终评比奖先进，新春联欢笑开颜。

寒来暑往十五秋，鬓角隐隐白霜现。

东边大院调令急，西行走马下一站。

嗬嗬，贻笑大方了！

(2022年5月1日)

本文选自

《信史流光：中国证券报三十年》一书

编辑：王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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