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史流光：中国证券报三十年 | 改革创新的缩影 我的良师益友——写给三十而立的中国证券报

改革创新的缩影 我的良师益友

——写给三十而立的中国证券报

贺  强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导

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 

30年时间，一个婴儿可以长大成人。光阴如梭，给我人生中留下许多难忘而美好记忆的中国证券报已经到了而立之年。

中国证券报的30年，是我国企业股份制改革与证券市场创新发展的30年。在30年的时间里，我与中国证券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人们积极探讨的重要问题就是我国企业应该如何改革，市场应该如何创新。我在1985年就开始对股份制进行了研究，写出《股份制是公有制一种新的实现形式》的论文，在1986年初发表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刊上。1989年4月，我与北京大学教授萧灼基等专家一起去昆明参加了全国股份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当时我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企业改革实践已远远地走到了理论的前面。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我在1991年对上海证券市场进行了考察。可以说，股份制与证券市场给中国企业开拓了一片全新的天地。可惜在当时可以公开看到的股份制与证券市场的资料很少，这让大家的研究存在很大局限性，投资也存在很大盲目性。

1992年出现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大事。当年10月，中国证券报社成立。1993年1月初，中国证券报正式出版发行。中国证券报每天都给研究者和投资者提供大量有关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信息，及时满足了人们了解新生事物的需要，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

我不仅一直在研究股份制和证券市场，也是北京较早一批股民。当时股民炒股票没有什么公开信息来源，主要靠市场中的小道消息，因此投资经常失误。

在证券市场，中国证券报以其权威性、准确性、及时性，为投资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当时我们投资股票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很早就赶到证券公司营业部，先在报摊买一份当天发行的中国证券报，抓紧时间迅速浏览政策和消息，以此作为判断行情走势、作出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

我不仅每天早晨必读中国证券报，股市收市以后还要再次认真地读报学习，这些是每天必做的功课。

我对中国证券报非常珍爱，把每月的报纸都装订成册，包括创刊号及后来几年的报纸。可惜为了编辑中国证券市场十周年书籍，我把这些珍藏的中国证券报提供给编委会，最后丢失了，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1994年4月，中央财经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家证券期货研究所。我为研究所确立了三个宗旨：第一，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第二，宏观与微观密切结合；第三，国际与国内密切结合。从那时开始，我们对国内证券市场进行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入研究。

中国证券报给我们的研究以很大的支持和帮助。那时，社会上有一股巨额游资冲击股市、期市。1995年8月，我们研究所举办了巨额游资理论研讨会。为探明巨额游资形成的原因以及给市场带来的影响，我与当时国内非常著名的金融专家刘光第先生一起撰写了长篇论文《巨额游资与体制渗漏》，中国证券报及时对我们的研讨会进行了报道，并刊登了这篇论文，引发社会对巨额游资的广泛关注，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研究所的知名度。

在中国证券报的助力下，我们对股份制与证券市场的研究不断深入。我通过在产权层面分析国营企业、国有企业与股份制企业的不同特点，提出了企业三重产权模式理论分析。同时，我根据对经济和政策的系统研究，以及在股市积累的操作经验，提出了经济周期、政策周期与股市周期互动关系研究。从总体上对股市运行的特点、趋势进行综合分析。我们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中国证券报的大力支持，研究成果都及时发表在中国证券报理论版，引发很大的社会反响。

1996年，股市出现了从来没有的长达一年的大牛市。可惜在下半年，由于过度投机，大牛市变成了疯牛市。中国证监会连续下发“12道金牌”，抑制股市投机，可是股市仍然在暴涨。记得是在当年10月17日，东北电气当天涨幅竟达到109%。

当时的股市积聚了巨大风险，可是股民在连续暴涨的行情中头脑发热。市场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回到家里，见到长辈，只能叫父亲，不能叫爹（跌）；见到兄弟只能叫兄长，不能叫哥（割）。

我们作为老股民，感到股市面临巨大风险，因此经常给新股民朋友做工作，让他们注意规避风险。可是许多新股民说：“我们不看大盘，我这只股票就是好，只会涨不会跌。”

为了给股民提示风险，我与社科院金融所的李扬(我记得还有李扬的老师)等几个人，每人写了一篇关于防范股市风险的文章，当时中国证券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整版的版面，于1996年12月16日发表。

就是在那个时候，管理层决定恢复涨跌停板制度。1996年12月16日开始，大盘指数连续出现跌停板，股民真正尝到了股市风险的滋味儿。我们要感谢中国证券报，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引导股民正确投资做了很大的努力。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周边国家造成了巨大冲击，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与泰国著名的朱拉隆功大学合作，在曼谷举行了一场东南亚金融危机国际研讨会。会议专门邀请了中国证券报的编辑、记者与我们同行，到曼谷对研讨会进行采访和报道。

我们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看法与分析得到国际专家高度赞同，国际研讨会不仅在当地引发巨大反响，由于中国证券报的深入报道，这次研讨会在国内也引起广泛关注。

2008年，我研究了股市中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与印花税的比例关系，发现存在一定的问题。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提交了《关于单边征收印花税的有关建议》，中国证券报全文发表，立刻引起社会轰动，大量媒体转载，成为当时低迷股市中的热点话题。

仅仅过了半年时间，即当年9月18日，因为美国政府没有救雷曼兄弟，这家公司破产，由此引发全球股市暴跌。当晚，财政部公布重大消息：经国务院批准，股市印花税改为单边征收。而且按照我们的意见，买股票的时候不征收，卖股票的时候才征收。对此，投资者热烈响应，连续暴跌过程中的股指在次日涨停。

几年以后，我提交了《关于在企业内部建立员工激励制度的建议》，也得到中国证券报的大力支持，全文刊发，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我很高兴地看到，证监会就在上市公司内部推行了员工激励制度，国资委也在监管企业中推行了员工激励制度。

可以说，中国证券报与我的渊源很深，给予我的帮助很大，我从一个读者变成了一个作者，最后变成了一个政策建议者。30年来，中国证券报帮助我不断成长、不断进步。多年来，中国证券报也让我交了很多朋友。我非常感谢中国证券报，衷心祝愿中国证券报在而立之年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大发展。

本文选自

《信史流光：中国证券报三十年》一书

编辑：张祉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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