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史流光：中国证券报三十年 | 我与中证报因1994年汇改而结缘

我与中证报因1994年汇改而结缘

管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我与中国证券报的缘分始于1994年的汇改。大学毕业入职后，我先下基层实习了一年，1993年8月回到北京后才正式定岗。起初，我被分配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政策法规司(1998年机构改革时，与办公室合并成了现在的“综合司”)综合处，主要负责《中国外汇管理》杂志(现名《中国外汇》杂志)的编辑工作。

1993年底1994年初，正值外汇管理体制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消外汇留成与上缴，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这奠定了现行外汇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我因为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兴趣，被司内调配到了政策研究室。自此，我开启了长达二十多年外汇政策研究生涯。

我的外汇政策研究是从给媒体写豆腐块文章开始的。由于1994年汇改的宣传任务较重，时任外汇局领导又高度重视市场沟通工作，我被指派专门负责外汇局与媒体的联络工作。所以，那时候我同主流媒体的跑口记者建立了联系，由我负责对媒体宣传报道需求的上传下达。

通常来讲，政府部门的新闻联络人应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良好的表达、沟通能力，因为我在政策研究部门工作，有一定文字能力，又参与一些重大外汇政策决策过程，对政策背景有一定了解。所以，我自己就能给记者提供宣传报道的稿件。

其实，这点对于政府部门做好新闻宣传工作非常重要。若干年后，在国新办组织的新闻工作培训会上，有专家给我们做培训时表示，新闻发言人本身应该参与决策过程，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政策的来龙去脉，把握好宣传尺度。在此基础上，说能说的不要说不能说的、说知道的不要说不知道的、说该说的不要说不该说的。我后来将其进一步拓展为，说真的不要说假的、说对的不要说错的，合称新闻宣传和文章发表的“五要五不要”。这让我至今受益匪浅。

中证报是我当时重要的联系媒体和供稿对象。查了一下，从1994年底到1997年底被公派出国留学之前(这算是我政策研究生涯的第一个阶段)，我三年时间在中证报上发表文章21篇，是为数最多的。同期，我在另两家全国性证券报刊——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各发表5篇，在央行主管的金融时报上仅发表4篇。显然，中证报对我从业经历的意义非同一般。

当时，给中证报供稿较多，除了中证报是在京媒体的地理优势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证报的市场化程度较高，给了我用武之地。

首先，中证报的新闻稿件一般不是直接转发新闻通稿而要求重新加工、深度报道。其间，我为中证报提供了对1994年汇改的综述文章《新汇制运转正常，外汇储备增幅明显》《引入市场机制，成效世人瞩目》《外汇改革的一个里程碑——人民币汇率并轨述评》，评论外汇兑换券停止发行、退出流通、停止使用的文章《平稳退出历史舞台》，以及宣传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制度的文章《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制度利在何处》等。

其次，中证报还经常向我约稿，评论外汇政策和形势热点。这才有了《明年我国外汇将继续供大于求》《外汇储备为何成倍增长》《外汇储备增长探析》《利率下调，人民币汇率何以不贬反升》《顺应大趋势，研究新课题》，以及外汇储备突破千亿大关之际的《外汇储备何以强劲增长》等分析文章的出炉。

有意思的是，如果人们用“管涛”这个名字去搜索我在中证报发表的文章的话，恐怕查不到几篇，因为当时我主要以“戴衍”“郑炎”等笔名对外发表。偶尔有几篇署名文章，也是同中证报记者如于力、闫梅等联名发表的。主要是当时的新闻宣传纪律比较严格，担心自己的身份比较敏感，也是因为自己的笔头比较青涩，自信心不足。

1997年底，我参加了“澳大利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亚洲奖学金项目”，被公派出国留学，辍笔一年。1999年初回国后又逐渐活跃起来，与中证报重续前缘。2000年到2006年七年间，我在中证报发表文章22篇。虽然有些文章用“宗伟荣”“文亮”“伊贤伟”等笔名对外发表，但已开始越来越多独立署名发文章了。这一方面反映了进入新世纪以来，政策舆论环境越来越宽松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逐渐走向成熟，越来越有自信了。

这些文章我大都剪了下来，保存起来。看着这些泛黄的报纸，真是感慨万千。想当年，每篇文章也就几百字，真真正正是在爬格子，一个个豆腐块积少成多。刚开始时，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因为无知者无畏；越到后面反而越不敢写了，因为知道得越多反而觉得自己不懂的更多。

这么多年了，不知道自己的研究水平有没有长进，但写豆腐块至少锻炼了取标题和书名的能力。看看我给自己的“汇率四部曲”取的名字——《中国先机》《汇率的本质》《汇率的博弈》《汇率的突围》。有朋友问我，下部书名准备取什么？哦，我已有所考虑了，就叫《汇率的逻辑》吧。

感恩中证报。没有刚入行时你的陪伴，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成长。“三十而立”！祝愿中证报越办越好！打通“资讯+服务+商务”模式，成为资本市场参与者“可信赖的投资顾问”。

本文选自

《信史流光：中国证券报三十年》一书

编辑：叶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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