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十大传媒伦理问题报告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给世界未来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对传媒业的颠覆性变革仍在持续，专业媒体、自媒体、平台、用户等努力适应日益混合型媒介环境，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多重不确定性叠加中，频频发生的传媒伦理问题成为人们热议的对象。2020年“传媒伦理问题报告”仍一如既往，主要从问题出发，对一些引发高度关注的传媒伦理争议问题进行梳理（前5个案例集中于疫情信息传播），对专业媒体以及其他多元传媒伦理主体的行为得失展开分析。

1.“信息疫情”妨碍疫情防控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社交媒体上散布着大量真假不一的疫情相关信息，公众很难区分哪些是来源可靠的和有效的防疫指南。12月7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在中国网络诚信大会发布了“2020年度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辟谣榜”，并选出新冠病毒为人工合成、国内粮食短缺、“吃大蒜、喝白酒” 等可防治新冠肺炎等十大辟谣内容。

对于伴随新冠疫情爆发而来的虚假信息过载现象，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大规模信息疫情”（massive infodemic）。信息疫情（infodemic）一词由信息（information）和流行病（epidemic）组合而成，意味着线上和线下的信息过剩，包括蓄意传播错误信息以破坏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推进团体或个人的替代议程，让人们在需要时反而难以找到有价值的信息。需要指出的是，信息疫情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仅2020年1月至3月间，全球就有至少800人因各种与新冠病毒有关的假消息而丧命，5800多人被社交媒体上的相关不实信息迷惑而不得不送医治疗。

点评

信息疫情妨碍了疫情防控的有序开展。世卫组织等机构指出，信息疫情可能会有害身心健康，加剧污名化，威胁来之不易的卫生成就，导致公共卫生措施执行不力；此外，虚假信息正在使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公开辩论趋于极化，放大仇恨言论，加剧冲突、暴力和侵犯人权的风险，威胁推进民主、人权和社会凝聚力的长期前景。

信息疫情首先源于人们对未知疫病的恐慌、焦虑，因此，历史上每次传染病的爆发都会同时伴随着“信息疫情”的爆发。而新冠疫情是社交媒体时代首次全球疫病大流行，传媒生态变革，特别是社交媒体分布式传播的技术特征，无疑也放大了信息疫情规模及其危害。数据生产、传播与再使用的高度分布式特点，导致道德责任的“分散”乃至消解，给责任分配和追责造成困难。防控信息疫情，当然需要社交媒体用户提高媒介素养，有效辨识虚假和不良信息。但面对这样全球规模的信息疫情，更重要的是从国际组织到各国政府再到各大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积极行动，有效合作。同时，网络社会中的最基础节点——每一位普通用户也须担负起自己的传播责任，不但要学会更负责地“说”，也需要学会认真“倾听”和以开放心态“对话”。

2.“双黄连、板蓝根可治新冠”成闹剧

【事件】1月31日，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发布消息称，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获悉，该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民众掀起抢购双黄连口服液的热潮，线上一度脱销，多地线下药房也排起了长队。甚至有人因外出购买双黄连感染新冠病毒。

2月1日，人民日报发布微博：“抑制并不等于预防和治疗，特别提醒：请勿抢购自行服用双黄连口服液。”当晚，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发布声明称，“向媒体提供的《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一文，内容是准确无误的。这一结论是基于实验室体外研究的结果……下一步还需通过进一步临床研究来证实。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了上海药物所相关人士，在问到“那么消息出来，大家都去抢购双黄连，您觉得有必要吗？”时，对方没有回应。 

时隔8个多月后的10月16日，“复方板蓝根对新冠病毒有效”的消息又冲上微博热搜。一则题为《钟南山：白云山复方板蓝根对新冠病毒有效，不会乱讲》的视频被广泛传播。虽然这次人们没有那么容易被忽悠，不少网友和媒体发出质疑之声，但上市公司“白云山” 的股价当天仍强势涨停，板蓝根也再次大卖。 

随后有媒体质疑白云山价格波动涉嫌股价操纵。10月19日白云山发出澄清公告，表示这是体外筛选的实验结果，尚存不确定性。钟南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在几天前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合作协议（论坛）中曾讲过一句话，复方板蓝根，而非板蓝根在实验室有抗新冠病毒作用，这离体内有效还很远， 白云山药厂作为‘内行人’应很了解，但（其中）有人断章取义，将我这句话扩大，甚至说是板蓝根，这是一种歪曲”。

点评

大疫当前，科学家、媒体人、相关企业都希望尽快拿出特效药，拯救生命，缓解危机。这种急迫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无论科学研究还是新闻报道或者商业运营，都要遵循各自的规律和伦理，千万不能急功近利，把科学传播变成伪科学的闹剧。 

科学传播同样是科学界的责任。在“双黄连案例”中，上海药物所的信息发布是有明显缺憾的，体外研究有效和临床实验有疗效中间还差了十万八千里，而且绝大部分在细胞上有用的药在临床上是失败的。对媒体来说，研发单位公布的只是阶段性成果，对它的正确解读有赖于严格的语境和条件。而媒体报道不是科研报告，其工作常规即是对“异常个案”、“亮点中的亮点”的追逐，因此往往将科学研究中的不确定性进行弱化处理，将研究成果的某一方面强化放大而忽视其限制性条件，再加上公众在焦虑、恐惧和不确定情绪中理性辨别力的降低，从而产生了“抢购双黄连”闹剧。这其实也是长期以来存在的科学研究的严谨性与媒体报道的大众性、通俗性之间张力的体现。 

而“板蓝根”案例则有所不同，相关视频是对钟南山院士发言的断章取义，有意炮制虚假新闻。在其背后，视频制作和上传者有何商业利益？发布视频的媒体是否履行了把关责任？这些，都应给关注此事的民众有个交代。

3.“温情报道”滥情煽情适得其反

【事件】2月15日，甘肃省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启程。“每日甘肃网”微博发布了一则题为《剪去秀发，她们整装出征》的视频报道，来自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的14名女护理人员全部被剃光头，她们在理发时流下眼泪，理发师还将剪下来的长发在她们面前“展示”。这则报道引发网友们的质疑：“集体剃光头，是强制决定，还是自愿行为？医护人员流泪，是不满剃头，还是出征时的情感释放？”，“让女性医护人员集体剃成光头是当地在博眼球、搞宣传”。

针对批评，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回应称，援鄂医护人员剃光头是为了防止感染，方便清洗，也是当事人的自愿行为。甘肃省妇联宣传部领导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报道由于拍摄方式、表达方式不恰当，确实引起了非常多的质疑，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报道中被剃光头的护理人员落泪有较复杂的因素，不能单纯解读为“因为剪头发而哭”。 

另一事件与之类似。2月19日，长江日报发表题为《病危时颤巍巍写下“我的遗体捐国家”，歪歪扭扭7字遗书让人泪奔》的新闻，报道了新冠肺炎重症患者、47岁的肖贤友在弥留之际写下遗嘱捐献遗体的事迹。但是网友们发现，肖贤友遗书中还有一行字：“我老婆呢？”网友为此感动，称赞他“平凡而伟大”，同时也对长江日报刻意的选择性报道提出质疑。

疫情报道中被广大网友诟病的还有“87岁老人为抗疫捐出20万，她的家却让人泪目……”、“杭州退休环卫工捐出10万元后，银行卡余额只剩13.78元”等“倾家荡产式”捐赠报道，以及“援鄂女护士放下植物人丈夫 毅然奔赴一线”、“流产十天后，武汉‘90后’女护士重回一线”、“医务工作者怀孕九个月，依然奋战在一线”等不近人情的抗疫英雄宣传。 

点评

中国记协网对此发表评论，提醒疫情报道要避免将“温情报道”变成煽情报道，“过分渲染、刻意煽情，就会适得其反”。

灾难事件发生后，以煽情报道宣扬人间大爱、无私奉献精神，已经成为一些媒体惯用的套路。学者黄月琴将其称为“社交网络时代媒体炮制的心灵鸡汤”——这种媒体所熟悉和惯常运用的话语运作技术，将新闻和情感混合搅拌，共生互补，建构着国民的现实感和道德秩序，并源源不断地生产集体意识、家国情怀与民族荣誉感。但需要注意的是，仪式激起情感，而不是催生思想和资讯。这样的报道套路一方面是掩盖信息贫乏，同时也会消解大众媒体的公共性和专业性。 

针对女医护人员集体剃光头的报道，胡锡进在微博中指出，这个视频招致大量负面舆情，就是因为脱离了人们的平常心和世俗认知，过犹不及。“对于伤痕味太浓的奉献和格式化的有编排痕迹的各种拔高，年轻人的感受越来越复杂，乃至排斥”。胡锡进提到的代际差异问题，反映了随着时代变化伦理观念的变迁。今天，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当然仍受到推崇，但是对于普通个体来说，往往难以亲近和效仿，更能打动他们的是普通人的道德观，是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基础上的社会奉献。而部分煽情报道正是忽视了这一方面。新冠肺炎病危者弥留之际决定将遗体捐献国家，同时不忘自己的妻子，完全符合人情人性，令人感动，我们的报道不应忽视人情，更不能把人情与社会奉献对立起来，似乎体现了人情就会有损奉献精神似的。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受到网友的批评，媒体及相关部门也吸取了教训，之后的报道如《急诊科护士长被“强制休假”，东莞这家医院的霸道做法很暖心！》、《战“疫”紧急，十堰男子却收到了“强制休假令”》、《连续上班35天没休息 结果等来一纸休假书》等，既宣传了一线战疫人员的奉献精神，也蕴含了浓浓的人文关怀。

4. 患者个人信息频遭泄露

【事件】12月7日，成都新冠肺炎感染者赵小姐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上被曝光，其中不但有她的姓名、身份证号、具体住址，还包括她前一晚每个时段的行程轨迹。网友们由此对赵小姐的私人生活展开各种不负责任的猜测和评论，有人对她进行人肉搜索，还有人打电话、发短信对她羞辱谩骂。次日，赵小姐发布道歉声明，其中表示，“我只是一个确诊患者，发现确诊后第一时间配合防疫部门做了流调工作，把自己的行踪如实地上报给防疫部门，以免疫情扩散”。“隔离期间，我看到网络上有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很多是对我和我家人的诽谤和谩骂，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攻击我，我只是不小心感染了新冠，我也是一个受害者”。12月9日，成都警方通报，王某因散布泄露赵小姐个人隐私被处以行政处罚。  

疫情期间，患者或相关人员个人信息被泄露的事件多次发生。比如，2月，山西临汾一男子擅自将微信内部工作群中严禁转发的“35名密切接触者名单”转发至其小区业主微信群中，名单内容涉及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公民个人信息，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同月，云南省文山州5名医务人员因偷拍、散布新冠状感染患者的姓名、家庭详细地址和病程信息等，被当地公安部门行政处罚。7月，大连王某某擅自将微信内部工作群中严禁转发的涉疫情公民隐私信息转发至两个自己的亲戚朋友微信群中，并引发网民大量转发，大连警方对其给予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同月，重庆沙坪坝区一冷冻仓库部分进口冻虾外包装核酸检测呈阳性，某微信公号发布《重庆已购进口白虾顾客名单》，其中包括一万多名购买进口白虾的人员的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等详细个人信息。顾客赵某起诉该公众号运营公司并胜诉。 

也有专业媒体在报道中不慎泄露患者隐私。如7月2日，北京石景山一名女子被确诊，某卫视在报道其流调过程时，镜头中出现了文字清晰可辨的流调工作记录页面。

点评

相关法律法规早就规定了对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社会情绪高度紧张，包括患者、疑似患者及密切接触者在内的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利用对疫情防控与社会情绪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因此在有关管理部门和疫情防控相关机构、组织履行职务时，需要公民隐私权的适度克减，在个人信息提供等方面予以积极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民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可以毫无原则地被公开披露，更不能藉疫情防控过度侵犯个人信息权益。

泄露患者个人信息的往往是防疫一线工作人员，他们的本意或许只是想提醒自己的亲友，而没有考虑今天的社交媒体已经模糊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界限，手指动动却已触犯了法律，追悔莫及。 

除了需要追究患者隐私泄露的源头责任，相关媒体平台也应担负起责任，及时屏蔽有关信息，阻断其泛滥传播链条。 

医学界提醒，传染病患者不但身体和心理上受到影响，即便重回社会也往往受到歧视，应被视为弱势群体。疫情防控中所公开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个人信息，在疫情结束后应尽快消除其影响。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有必要进一步增强对患者个人信息的保护，并阶段性地将前期曾经公布的个人信息从网络上删除，这也可以说是维护公民的“被遗忘权”吧。 

5. 疫情期间报道频现常识性差错

忙中出错，闹了笑话。比如，2月15日，华商报头条号“华商汉中”刊发的“抗疫大事记”集纳了多位抗疫一线工作人员的故事，其中《孩子出生不到20天，他却主动申请投入抗疫一线……》提到，刚起床不久的两个孩子稚气地问，“妈妈干嘛去了？”出生20天的孩子开口说话显然有违常理。第二天华商报致歉，表示编辑在整合几篇抗疫报道过程中因工作仓促出错，将其中两个事件混淆。再如，2月28日，辽宁卫视《第1时间》播报天气预报时，显示的日期为“2月29日、2月30日、2月31日”。3月2日湖北卫视在新闻节目中将一位援鄂医务人员信息标注为“江苏省合肥市”。7月13日北京头条客户端报道疫情期间血液供应情况时，将全市4.1万人无偿献血“5.1万单位”误写成“5.1万吨”。

点评

总体来看这些都是常识性错误，严加审核可以及时发现并避免。低级错误频发，可能与疫情期间信息量大、媒体工作高度紧张有关。不过，俗话说“办报无小事”，范敬宜当年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期间，曾多次提醒记者编辑要注意文字的准确性，因为虽然是小的失误，但是经过编辑、主编、审稿、检查均未发现，出现在版面上，读者会笑话我们太没文化，成为笑柄，影响报纸的威信。准确，一向是新闻业的基本守则，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实际上没有哪家媒体能保证不出任何差错。有了差错，及时更正，是有效补救之道，也是体现媒体责任意识的操作惯例。可也许认为这点小错不值一提，或者觉得认错有失面子，不少差错我们没有看到更正的信息。

6. 营销号恶意炒作带节奏

【事件】1月10日，微信公众号“青年大院”发布了《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33年前这么厉害！》，以1987年中国政府应对大兴安岭火灾作为对比，批评澳大利亚政府救灾不力。文章获得大量点击，并被多家媒体、公众号转载。文章很快引发批评：新京报评论认为，“这篇爆款文章‘把灾难当凯歌’，不仅是对生命和自然的亵渎，也是对历史事实、对常识的无知和扭曲”。方可成发表文章《对不起，33年前的那场大火绝不是一曲凯歌》，引述中国青年报当年对大兴安岭火灾的报道，不仅有对救灾人员的肯定，更有对灾难的反思，以及对管理部门的批评。“不要再把悲歌唱成赞歌”是这组已成新闻史经典报道确立的核心理念。文章追踪 “青年大院”的前身发现，其曾因发布编造煽情内容的《那个17岁的上海少年决定跳桥自杀》被封，公号虽然改头换面，但以流量为导向，炒作煽情的路数没变。还有网友查询发现，“青年大院”运营商“浮光跃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同时操作着数个公众号，分别以不同的价值观导向煽动受众情绪，被称为“对冲式写作”，“全方位收割流量”。12月18日，“青年大院”公众号被屏蔽所有内容，停止使用。

营销号编造新闻恶意炒作的典型案例还有疫情期间发生的“华商太难了”事件。3月初，数百篇标题极为相似的“疫情之下的某国：店铺关门歇业，华商太难了！”的自媒体文章在网络刷屏。这些文章的情节如出一辙，仅仅更换了主角的姓名、从事的生意和所在国家。因炮制虚假文章，相关公众号管理人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点评

这些自媒体营销号套用了传统的“煽情路线”，并进一步扩大和滥用虚构与“合理想象”的成分，通过组织化、集团化的造假方式，全方位收割流量，进行恶意营销。煽情主义（sensationalism）“旨在通过产生强烈的震惊、愤怒或兴奋感的方式呈现事实或故事”。在大众化新闻业，“煽情”也是一种编辑策略：通过选择新闻故事中的事件和主题，通过措辞来激发读者情绪，获取最大的发行数量和广告收入。自媒体时代，营销号最大的目标就是进行无差别的流量收割，将每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情，同每个个体可能会关注的兴趣点联系起来，“最大化”地利用多种信息资源来攫取利益。在对用户取向、使用惯习掌握不够充分的条件下，通过左右开弓、快速更新的方式，再配合平台的智能推荐、流量分配，煽情报道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内容顶流。而这样的“套路”也因为可以被复制而导致煽情报道大肆流行。煽情报道非常容易助长对事件的误解和偏见，还可能会操纵事实真相。而在恶意营销号传播的煽情内容中，“非虚构”与“合理想象”的边界被挑战。

“青年大院”之类的推送，不仅将其思想操控、情绪鼓动风格表现得一览无余，还不断消解主流价值观，歪曲架空历史。这样的内容将严肃问题泛娱乐化、媚俗化、低智化，并且价值倾向严重偏差，会带来社会整体性的历史虚无感。而像炮制了“华商太难了”这样的网络科技公司则是将这种“ 制性传播”进行了彻底的组织化和集团化。这种“话多没营养”内容的风靡，是网络时代助长“集体性倦怠”的重要原因。通过组织化、集团式地“漫灌”各种低质、无聊、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内容，社会将渐渐处于一种“认知麻木”状态：用户知道这些内容“可能”是假的，也知道没什么意思，但是因为数量太多，经常见到，也无法躲避，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形成信息倦怠；长此以往，还会加剧社会麻木和政治冷漠。

7.“高管性侵养女案”报道平衡问题惹争议

【事件】4月9日，南风窗发表《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 “画皮”》一文，讲述了48岁的烟台某跨国企业高管、某上市通讯设备公司独董、业内知名海归法务专家鲍某某以收养为名，从“养女”韩某某14岁时就对其持续多年性侵的故事。报道称，鲍某某为了实施性侵，一直试图控制韩的精神和人身自由，韩某某重度抑郁多次尝试自杀。2019年4月韩某某向烟台警方报案，却被敷衍塞责，最后只得到一纸《撤案决定书》。不过，南风窗的报道并未采访另一方当事人鲍某某，以及受理案件的当地派出所、检察院或提供检查的医院等第三方。文中存在多处主观性表述，且对“性侵”的过程、两人相处的细节等做了大量甚至涉嫌色情的描述。 

耸人听闻的故事掀起轩然大波，舆论对鲍某某骂声一片，同时也质疑烟台警方的处理方式。随后，相关公司表示解除与鲍的劳动关系，山东警方宣布重新立案调查。

4月12日，财新网发布苑苏文采写的《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一文。针对南风窗的报道主要采用韩某某一方的说法，“疑云”一文则主要根据鲍某某“通过中间人做出的书面回应”，以及曾经援助韩的志愿者和办案人员的视角，并与南风窗报道对照叙事，重构了女孩与鲍某某相处的故事。报道的编者按点明：“女孩在多地多次报警称未成年时遭跨国国企高管性侵，警方均未立案，高管则称双方是恋爱关系。这更像是一个自小缺少关爱的女孩向‘养父’寻求安全感的故事。” 

财新报道从鲍某某视角展现的“疑云”并未带来舆论的反转，反而引起大量批评甚至谩骂，被指责采用单方面信源，“吃人血馒头”。作者苑苏文在朋友圈转发自己报道时的评论被截图流传，她本人也遭到人肉搜索。4月13日财新表示文章“确有采访不够充分、行文存在偏颇之处”，致歉并撤稿。

9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督导组通报鲍某某涉嫌性侵韩某某案调查情况：韩某某为改善生活条件，在网上看到鲍某某发布的“收养”信息后，主动与鲍某某联系，两人以“收养”名义开始交往并发展为两性关系。“经深入调查，未发现鲍某某违背韩某某意志，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韩某某发生性关系的证据。韩某某与鲍某某见面时已年满十八周岁，不属于法律特殊保护的未成年人”。韩某某“多次报案、撤案，对外寻求帮助，均与其和鲍某某产生矛盾或两人关系出现问题相关，一旦两人关系恢复或和好，韩某某即否认报警或者要求公安机关撤案……未发现被鲍某某控制人身和通讯自由的情况”。 

点评

高管、性侵、未成年少女，这些关键词意味着它必将是一个引发轰动的事件，专业媒体在采写报道时应更加谨慎，特别注意报道的客观全面。在本案例中，南风窗和财新网的报道不但引发网络舆情，也引起专业争议，其中较多的是针对财新报道的批评。比如认为财新的报道提供了来自鲍某某的大量材料，但是在面对这些材料的时候，财新展现出的质疑不够。对于双方叙述中不一致的地方在交叉验证方面做得很不够。还有学者指出，财新的报道更大的问题出在整体的阐释框架（interpretive frame）上。尤其是新闻导语中那句极具暗示性的洛丽塔式话语（缺爱少女求爱的故事），设定了整个报道的总基调和定义边界，导致后续的素材无论如何呈现都会被限定在这个预设的框架之中。尽管财新的报道明显具有为南风窗倾向性报道纠偏的意味，但在批评者看来，对于“打响第一枪”的媒体来说，在报道平衡方面存在缺憾也是可以理解的。 

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对比了南风窗和财新两篇报道，发现南风窗报道中提到的35条事实性信息中，有4条出自韩母口述，6条出自韩口述，有多达16条没有交代消息源（其中有9条疑似出自韩口述），所有关键信息均出自或疑似出自韩口述。而财新报道的34条事实性信息中，有7条出自鲍某的书面说明，7条出自聊天记录，10条出自曾援助过韩某某的志愿者，仅有1条未交代消息源。同时，财新的报道还引用了大量南风窗报道中的女方说法予以平衡。 

从平衡报道的规范性上，柴会群的梳理显示了两篇报道的高下。那么，为什么更体现专业性的财新报道反而受到更猛烈的批评？财新匆匆撤稿道歉是否有被舆论绑架的嫌疑？这个现象背后彰显了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具有轰动效应的议题引发汹涌而起的极化舆论面前，如何坚守专业媒体寻求事实真相的立场？有时确实很难，然而又是必须努力去做的。 

8. 无中生有的“南方洪灾专业媒体失声” 

反映深层问题

【事件】自6月2日入汛以来，我国江南、华南和西南地区发生多轮强降雨过程，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这是继1998年以来最严重的汛情。

村庄被淹、房屋倒塌、城市道路以船为车、千年古桥毁于一旦的图片、短视频在社交媒体广为传播；但同时，有不少网友质疑主流媒体对南方水灾没有突出的报道。6月11日，某公众号在《悄然消失的南方暴雨洪灾……》一文中写道：南方发洪水了吗？看朋友圈，一张张城市被洪水围困、高速公路被冲毁、汽车被困在“孤岛”的图片，触目惊心。但是看国内正规、权威的媒体机构所推送的新闻，又似乎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洪水，举国上下风平浪静。……有网友撰文愤怒地发问：中国的媒体人都死绝了吗？本轮波及南方多个省的暴雨洪灾，为什么就没有国内的新闻媒体关注？为什么没有记者去报道？为什么没有人关心南方暴雨灾区群众的遭遇？

7月1日，公众号“野火青年”发表《1122万同胞受灾，媒体为何集体失声？》的推文，指责媒体对南方洪涝灾害全面失声，“时至今日，留给我们的只剩好人好事，戏谑调侃”。“全面真空的环境，让我感到一丝害怕”。

其实，检索相关媒体，无论是央媒还是地方主要媒体，对汛情都有浓墨重彩的报道。《人民日报》从 6月10日起在要闻版开设“防汛救灾全力以赴”专栏，每天刊出3 至4 篇稿件； 白岩松在7 月11日播出的新闻周刊节目中说， 2020年央视对汛情的报道是10年来最多的； 庄永志对新闻联播7月2日到9月2日与汛情有关所有报道进行统计发现，防汛救灾报道共有消息86.5条、 总时长约178分，平均每天一条多、2.8分钟。财新、凤凰网、中国青年报相关领导在媒体访谈中也都认为专业媒体关于南方水灾的报道并不少，其中还有不少精品佳作。

针对“浮光跃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旗下“野火青年”恶意带偏舆论的行为，新京报发表评论称，“稍微留心下就知道，说媒体‘集体失声’只是一种视障。说得更确切些，不是媒体开启了静音模式，是媒体报道被‘野火青年’给消音了”。白岩松批评说，这种为了流量、利益带节奏的自媒体，是舆论中的洪水，危害很大，应当露头就打。

点评

此次对南方特大洪涝灾害的媒介呈现中，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之间出现了典型的“媒介间感知差距”。经典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强调媒介的中介化效应，比如拟态环境、知识沟、信息茧房、过滤泡等概念和假说，都涉及不同群体在特定媒介接触条件下对于外部环境感知的“差别”，但此次事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清晰地呈现出社交媒体时代通过不同媒介形态感知信息的“差异性”：

首先，传统媒体议程设置能力与公众关注点不相匹配，很多报道未能体现广大用户和公众的关注点和兴趣点。 

第二，全面客观呈现无法弥补“时间差” 带来的信息量不足。多家媒体机构反思此次特大洪涝灾害的报道时都提到，专业媒体依然有着自己的坚持和追求，比如不会刻意逢迎用户兴趣，对信息的呈现力图客观全面，对不同消息来源会仔细甄别，以及进入现场需要时间和条件等。这些本身都没有问题，但这样一种“工作常规” 遭遇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时，会因为“加速社会”中的“时间差”导致“信息量不足”。大量用户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内容生产和消费，这样的界面互动以一种传播的“光电速度”消灭了现实社会中传统媒体“人+交通工具+传播工具”的“生物+机械速度”。由于存在无法弥合的时间差，后者报道信息量不足、信息延迟等无法满足“加速社会”的传播要求。

第三，作为竞争性话语的社交媒体倒逼传 统媒体的报道节奏。当前的传播生态呈现出从庙堂到街巷，从引导到迎合，从实时到适时的特点。社交媒体传播的下沉、渗透水平大大超过传统媒体；相比传统媒体所习惯的“舆论引导”方式，智能媒体通过算法整合用户画像、社交关系、全局热度所给出的智能推荐更加受到用户的青睐；而通过算法改变的信息流，并不特意关注信息呈现的“时间顺序”和实时性（real time），而是更加关注适时性（right time），即在合适的时间向用户呈现适合的内容。这样的传播特征使传统媒体既无法感知自己的用户兴趣，也缺乏必要的工具和能力去整合用户。社交、智能媒体不再是传统媒体业务的衍生品和附属品，而是成为竞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逼迫传统媒体去跟随社交媒体热点。 

第四，新媒体呈现的信息颗粒度相比传统媒体大大细化。在此次特大洪涝灾害的报道中，虽然主流和专业媒体反复强调自身的业务水平，比如维护知情权、强调个体体验等，但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报道却大多来自技术创新和社交网络，如无人机对洪涝灾害现场进行的全景航拍、损失了9000万元茶叶的茶农、安徽高考时考生穿着泳裤进考场等，这些既宏大又细微的内容，结合了事件的整体性和个体的独特体验，相比传统媒体上准确但冰冷的数字、带有门槛的术语、缺乏情感共鸣的套话，更加能够打动人心，也能够取得更具“穿透性”的效果。 

9.“做寿老人下跪视频”引发双重反思

【事件】8月29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陈庄村聚仙饭店发生坍塌事故，致29人不幸遇难。事发时一位80岁老人正在办寿宴，他的老伴和多位亲友遇难。8月30日，齐鲁晚报微博发布“襄汾饭店过寿老人下跪道歉：很内疚”的短视频，在网上引发争议。

8月31日，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发布《这家山东媒体犯了众怒》，批评齐鲁晚报“单独截出老人下跪画面，做成短视频在各大平台发布”。“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消费受害老人的痛苦，把他作为牺牲品”。文章还透露，正是因为“齐鲁晚报记者口无遮拦，在采访李大爷时贸然发问：‘你老伴和你亲戚因为给你过生日去世了，你现在心情怎么样？’”才“诱导老人下跪”。当天齐鲁晚报发表声明，表示对老人下跪视频引发的网友批评“高度重视，诚恳接受，特此致歉”，并宣布启动全面调查。

9月1日齐鲁晚报发布调查结果：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不存在违背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几名记者一起进入老人家中，看到两名消防应急人员和一位女士正在安慰老人。记者进屋后，并没有进行提问采访，而是一起安慰老人。当老人情绪激动，哭着要下跪时，本报记者连忙和消防应急人员一起上前搀扶，并连连说：“不怪你，不怪你”。同行三家媒体拍摄的现场视频，从不同角度还原了现场。整个过程持续一分多钟，没有记者提问，更没有记者提出“亲属遇难，您什么心情”之类的问题。记者一边安慰老人，一边说让老人休息。

9月2日“鱼眼观察”微信公众号中致歉，承认相关内容是在微博、知乎等渠道看到网友转发的信息，并没有核实，就写进文章里去了。

点评

对于媒体是否应该发布老人下跪的短视频，相关讨论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老人自愿接受采访，真情流露，藉此可以在更大范围表达歉意，郁结于心的痛苦也会稍微得到释放，因此不必过分指责媒体；反对方则认为这段视频有误导性，被着重描述的“下跪”、“内疚”会勾连出老人和伤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实际上老人也是受害者。对此类事件的报道，台湾2007年修订的“公共电视节目制播准则”有一条要求，具有参考价值：尊重悲伤为私人的时刻，属于个人隐私范畴，不过度侵扰悲剧或灾难受害者，不强迫访问哀痛中的人。访问时应避免询问空泛冷血的问题（例如“你有什么感觉”），而应询问具体实际的问题（例如“你希望政府提供什么样的协助？”等）。如果同时采访的其他媒体问了不得体的问题，尽量在报道中删除。

“鱼眼观察”的作者也是一位媒体人，他在致歉中自省：“之前在做编辑工作时，对于事实性的信息，是极为敏感的，如果发现存在疑点，往往穷尽办法，也找到信息源头所在。但是做公众号以来，脑子里的这根弦逐渐有些放松了。看了老人自责的视频，加之网友们的讨论，脑子被情绪冲昏，加上为了追求发稿的速度，不加甄别，就想当然地选择采信，并引用在文章里。在喧嚣的新闻事件面前，没有保持足够的客观和冷静，为了抢时效和速度而不顾其他。”相信这是他诚意的反思，其中的问题，在自媒体写作盛行的今天也具有普遍性。社交媒体让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体写作规避了机构媒体完整、规范的把关制度，笔下可以更加潇洒恣肆，张扬个性，但也容易无所顾忌，失真失范；个体力量有限，同时却要不断更新，势必无法深入调查，难免道听途说，拼凑注水；不少自媒体作者不乏公共意识人文情怀，但在网络世界没有流量就没有可见度，有时候很难克服流量诱惑，不免耸动夸大以吸引眼球。当前，自媒体内容生产已成为人们重要的信息来源，这些结构性矛盾如何克服，仍有待深入的探索。

伦理讨论的意义就在于学习在善与恶、合乎道德的正义行为与非正义行为之间做出理性的抉择。经过这次事件，相信媒体在报道“悲伤”、“痛苦”的时候会更加谨慎；自媒体作者在一抒怀抱的时候也可以三思而后行吧。

10.西安地铁导演“正能量新闻”引发负面舆情

【事件】9月18日，微博“西安地铁”以“遇见最美西安”、“西安身边事”的标签，图文并茂地发布了一则暖心小故事：地铁工作人员发现一位女乘客踮着脚走路，一问之下才知道她被新鞋磨破了脚。工作人员立即拿来医药箱，为女乘客简单处理伤口，并送上创可贴备用。

但是，疑似受助女乘客发在朋友圈的澄清很快在社交媒体流传开来：女乘客主动找到地铁“爱心服务站”要创可贴，而不是工作人员主动发现的。整个过程“经过三个工作人员的来回工作交接，最后一个男工作人员让我稍等待，他去工作间取。在我等待了十几分钟后，工作人员带着他的相机，及他的领导，领导手里提着药箱来了。领导又对我进行了询问，缓缓蹲下，打开药箱，拿出创可贴。我反复说了，我只需要一个，然后给到我手中由两个变为四个，直到确定照片拍合适稳妥，才把创可贴交到我手中”。

令人啼笑皆非的“真相”引发网友质疑和媒体报道。次日，微博“西安地铁”发布“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的说明，承认工作人员在未征得当事乘客同意的情况下拍照，微博运维人员在未征得当事乘客同意的情况下编发该微博信息，承认工作中存在“不细、不严等形式主义问题”。

点评

这是一件小事，但所反映的问题却颇有典型性。2019年一项针对湖北省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调查表明，36%的被调查对象“比较同意新闻就是宣传”，“绝对不同意”的只占9%。对于新闻与宣传之间的界限认识不清，是造成类似荒唐事件的关键。随着社会化媒体的普及，很多机构也开设了自己的微博、微信号，一方面发布相关服务信息，一方面对自身形象进行正面宣传。正面宣传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编个小故事或者表演戏剧等，而一旦采用了新闻报道的形式，就必须遵循真实性标准。西安地铁反复强调“未征得当事乘客同意”，貌似是把这个故事当成一场群众演员不太配合的演出，而在乘客看来，“西安地铁”微博作为“公众媒体”“做了不实的报道”。

为了宣传不惜摆布、组织新闻的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新闻界有所讨论，但直到今天仍然“绕不过去”，而且随着新闻行动者的多元化又有泛滥之势，这里面，既有新闻观念的问题，也关涉着党风、政风问题。

案例背后的传播变革

本课题选取的2020年传媒伦理事件虽然只是个案，但已能管窥随着传播环境的大变革，传媒伦理出现的新趋势、新问题。

1.新的媒介环境产生新变化

查德维克将这种多元行动者以及组织边界模糊的新传播生态称为混合型媒介系统（the hybrid media system）。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普通用户对新闻传播的参与，使新闻从一种专业活动变成社会化活动。不仅是媒介系统、行动者的混合，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流将事实、观点、情感等混搭在一起（hybridity），事实当中又混杂了已经发生的事实、可能发生的事实、希望发生的事实等等。新的传播生态，无疑会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以及公共讨论的话语面貌。大量传媒伦理问题由此产生。

对于新的混合型传播生态，当然要重视大量错误信息甚至阴谋论等破坏性传播产生的可能，但同时也要意识到这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信息传播渠道，而且社交媒体具有“公众声音放大器”的效果，提供了一种平衡力量，“来平衡人们感受到的体验与官方机构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之间的不匹配，以及对它们的缺乏信任”。因此，无论科学界还是专业媒体、政策制定者，都需要重视这场传播革命，邀请公民等非专家一起，来为后新冠社会寻找制订新的战略。

2.围绕新闻业边界的挑战与竞争

在新的传播生态下，新闻业正在“解体”，以至于不再有一个稳定的实体可以贴上新闻业的标签。谁算新闻工作者，什么算新闻工作，以及什么是适当的新闻行为，什么是越轨行为，都出现游移模糊的情况。外部行动者一旦闯入新闻传播领域，必然带入他们原来的伦理规范。比如李文亮在微信群中发布“非典”的消息，实行的是朋友间要共享重要生活信息互相帮助的伦理标准；传播疫情患者隐私的不少是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或许有炫耀自己掌握独家信息的心态，同时也不乏提醒亲友注意防范的善意。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泽利泽将新闻工作者视为一个阐释性社群，他们通过各种专业讨论共享职业价值、建构职业认知、确立职业权威、设立职业边界，同时也组成职业共同体。但是我们也发现，在诸多议题上中国的机构媒体工作者尚无法形成共识，在疫情期间围绕廖君获奖等争论就反映了这个问题。

新闻实践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未来还会有更多对新闻业边界的挑战和竞争会以传媒伦理争议事件的面目出现。

3.新价值观与旧宣传模式的冲突

新闻宣传上的惯性和惰性，是造成伦理争议事件的重要原因，往往让正面宣传反而起到负面效果。李泽厚认为，现代社会以前，个人经常是从属于群体的，个体以群体生存、延续作为生活的目标原则，而现代社会以降，自启蒙主义突出了理性和个人，个人成为轴心并以之建立，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对个体权利意识的尊重，是现代性观念的特征。一些媒体报道没有重视这种价值观念变化，难免受到大众的指责。另外，民族主义、民粹思想、女权运动等各种现代性价值观念冲突不断涌现，也对媒体如何把握好时度效，处理好伦理争议问题提出挑战。

（本文系缩编版，原文《2020年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刊登于《新闻记者》2021年第1期，引用请使用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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