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创新研究专题 | 王辰瑶：站在新起点上的新闻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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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9日，习近平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对学术期刊提出“坚守初心、引领创新”的要求。对于新闻业来说，创新是发展之魂，也是数字时代媒体融合的成功保障。关注新闻（业）创新，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更是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责任。2021年7月10日—11日，《新闻记者》编辑部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联合主办、新闻创新实验室（JIL）承办了第一届新闻创新研究工作坊。会议期间，从108篇投稿论文中精选出的19篇论文作者报告了他们的最新研究，展开了激烈而友好的思想交锋。经工作坊多位学者的现场“打磨”和会后研究者的悉心修改，本期《新闻记者》先期选择其中6篇会议报告和研究论文发表，并邀请新闻创新实验室主任王辰瑶教授为这组文章撰写了导读。

无论新闻实践还是理论研究，创新都不简单，需要经历无畏的探索、失败的磨砺、严峻的考验……这些论文未必完全成熟，但都从理论之维对国内外新闻传播新生态新行动新问题做了真切细致的深描，介绍这些研究成果，希望对数字时代新闻创新实践有所启发，也期待更多新闻学者以创新的理论成果，加入到新闻创新研究中来。

——编者

Greater

Snow

新闻创新研究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前沿，到渐获学界重视，在新闻学研究谱系中的位置呈现从边缘向中心的发展，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新起点。 新闻创新研究如何深入，是站在新起点上尤其要思考的问题。本文提出，新闻创新研究应聚焦新闻领域正在发生的、可能对新闻业未来有影响或有助益的“新行动”，立足于激荡而不确定的当下，直面新闻业的未来。通过在环境变化中理解新闻创新、在价值规范上讨论新闻创新、在经验世界里探索新闻创新，使这一特定研究路径不泛化，不膨胀，保持理论锐气，成为新闻学研究谱系中的一支尖兵。

2021年第11期Journalism Studies和《新闻记者》杂志不约而同都推出了“新闻创新研究”专刊，这一次中西方新闻学术刊物选题上的巧合，显示出新闻创新研究的勃兴，它正在成为一个备受各国新闻研究者们关注的新兴研究领域。尽管对新闻创新研究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理解还在不断变化、深化中，但我们乐见新闻创新研究能具备这样的高认知度。这有利于研究者怀着共同的学术兴趣，讨论不同语境下新闻领域激烈变化的经验现象，作出可比较、可对话、可交流的理论阐述，深化我们对数字时代新闻业和新闻现象的理解，探索新的新闻机制和规律。

不过，需要警惕的是，“创新”是一个很容易被泛化的词，容易成为行动者为各种变化贴上的闪亮标签。一说创新，不仅意味着新东西、新变化，往往还有一种乐观的暗示：眼下的创新孕育着未来的希望。但希望并不能与事实混为一谈。从各个领域的创新研究来看，大多数标榜创新的行动其实都行之不远。新闻创新研究在新闻业剧烈变革的时代兴起，自然也与新闻领域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应用、新行动者、新的生产与传播实践、新的内容呈现等许许多多的新现象密不可分。同样，不能仅仅因为关注这些新现象，就认为新闻创新研究也自带理论创新光环。新闻学界对新闻创新抱有普遍兴趣，这固然让人欣喜，但如果新闻创新研究仅仅追逐“闪亮的新东西”，不能对数字时代新闻业的变化提供有效的理论阐释，不能对未来新闻业的发展提出价值引导，就无法完成探讨规范、探索规律的支撑性社会科学研究的使命。在新闻创新研究已开始令人瞩目的时刻，更需要意识到新闻创新研究面临的挑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新闻创新研究眼下正站在一个新起点上，应从“遽而行”的呼吁，转入“行而远”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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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创新研究的聚焦点：新行动

新闻业历史上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创新”——“采访”的发明，“便士报”的兴起，借邮路铺设报纸发行网络，采纳电报、摄影和激光照排等新技术，开拓新的新闻市场，创造新的新闻类型等等。可以说，我们今天对“新闻”的理解，正是由历史上一次次新闻创新实践建构塑造而成的。16世纪，欧洲开始出现每周印刷的新闻产品，这些现代报纸的雏形上出现的各地消息，往往只是辗转翻译而来的语焉不详的一两句话；而如今我们所说的新闻，不仅有极为广泛的议题、异常丰富的形式，还被以各种方式组合起来的多元行动者在高度融合杂糅的媒介系统即时传播着。新闻创新推动了400年来“新闻”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史也是一部新闻创新史。但新闻创新研究与长时段记录新闻业变化的新闻史最大的不同是，新闻创新研究关注的乃是当下，是复杂交织、高度不确定且尚未经受历史检验的，正在发生着的新闻经验世界。

2000年以来，新闻理论和实务研究大多以“数字”、“网络”这些新的新闻传播社会条件为背景。因此，关注变化是数字时代新闻学研究的公约数，不同研究路径则应该在这个普遍背景下发挥自己独特的理论棱镜价值。如舒德森（Schudson，2019：139-165）就认为，不同理论视角都可能在某些关于新闻的问题上比其他视角要更有见地。反过来讲，就是一个理论视角要能关注到其他视角下不容易被关注的对象，能发现在其他理论视角下易被忽视的问题，这样的研究视角才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创新研究不应该包罗万象、跑马圈地，那样会磨损这一理论视角的独特和锋锐；相反，它需要进一步聚焦，明确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为原有理论没有或难以解释的现象提供阐释，为整个新闻学研究在数字时代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本文认为，新闻创新研究应聚焦的是新闻领域正在发生的、可能对新闻业未来有影响或有助益的“新行动”。不妨将新闻创新研究看作新闻学研究谱系中的一支尖兵，它立足于激荡而不确定的当下，直接面对着新闻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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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变化中理解新闻创新

新闻创新研究的对象是行动者的主动实践，包括因觉察环境变化而进行调适、利用新技术实现某种可能，亦或模仿其他行动者的做法而尝试对自身来说是“新”的行动等。新闻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变化，本身并不是新闻创新，但新闻环境的变化对理解新闻创新行动十分重要。近十多年来，研究者们经常使用“危机”话语来描述新的社会条件对既有新闻业的冲击，这个术语意味着在新闻领域发生的变化是强烈的，而且也很可能是令人不安的。新闻业所经历的危机到底是什么？不同的危机诊断，自然也就会导向不同的创新方案。

厄舍（Usher，2021）在《场所和权力如何扭曲美国新闻业》中从“空间”和“场所”的角度，剖析了美国新闻业的危机，或者说这恰恰是美国新闻机构在应付“盈利危机”、在新闻市场上寻求生存机会的过程中，所造成的新的、更深远的危机。她发现，美国新闻机构越发集中于纽约、华盛顿，原先发达的区域性城市（如坦帕、洛杉矶、芝加哥等）媒体都很难凭借“地方特色”在新闻市场上获得稳定回报，更遑论那些新闻市场更小的城镇报纸了。《纽约时报》数字化转型的确相当抢眼，但这是建立在它从全国乃至全球新闻市场上汲取付费用户的基础上取得的成绩。这个看似转型成功的媒体故事的另一面是：付费新闻市场其实供养不了几个这样的“超级媒体”，它们的成功意味着其他较弱小的、地方性的新闻媒体无法存活。

厄舍从地理、空间和场所角度对美国新闻业危机的阐述，实际上宣告早期新闻创新研究中提出的商业解决方案并不具有整体可行性。迈耶（2007）曾在《正在消失的报纸：在信息时代拯救新闻业》中提出，新闻媒体要拿出可信证据表明自己仍有在信息时代提供高质量新闻的能力，这样就可以重新赢回新闻市场。帕夫利克（Pavlik，2013）也在《创新与新闻业的未来》中热情呼唤创新——“创新是关键”（Innovation is the key）,他还阐述了成功的新闻创新应遵循的四条原则，包括研究创新、承诺言论自由、追求真实和准确、重视伦理。现在看来，早期新闻创新研究中“呼唤创新精神”、“积极采纳新技术”、“赢回新闻市场”、“信奉专业价值”等理念并没有错，但由于缺少对新闻环境现实条件的多维审视，不免太过乐观。至少当时没有设想过会出现厄舍所揭示的这种美国大众新闻市场近乎失灵的情况。研究者对新闻环境及其变化判断得越准确，新闻创新行动才越有可能有现实针对性。新闻环境在不同国家的变化重点和强度是不一样的，在技术环境、制度环境、舆论环境等各种变量的叠加交汇下，就会形成各不相同但可相互比较交流的新闻创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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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层面上讨论新闻创新

当我们明确新闻创新是一种主动实践时，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价值层面上讨论它，识别行动主体的创新动机，考察实践的效果和意义。新闻创新研究要“为更好的新闻而创新”，不能“为创新而创新”。新闻领域中宣称创新的行动很多，有的目标很大，如要为全社会打造更好的新闻生态系统；有的目标很小，如“小编”改掉“老编”起的新闻标题，以便让平台媒体的算法更容易抓取新闻作品，推荐给更多的用户。这些新行动背后的价值指向不仅应该讨论，甚至有时应该好好辩论一番。因为价值与价值之间也得排序，有的优先，有的靠后，有的舍弃。如果新闻创新研究只是追逐新行动，而不去做背后的价值阐释工作，除了多少能留下一些时新资料外，是无甚意义的。新闻创新研究不能不对宣称为创新的新行动有所判别和选择，选择的宗旨应是新闻本身而非其他。尽管我们对什么是新闻的理解在不断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人们“活在真实世界”的存在性，这也是现代新闻业能在不同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文化背景的社会中产生并立足的基础。当它因技术、制度等环境因素的变化，涌现大量革新行动时，新闻创新研究有责任关注和辨别是什么样的“新行动”可能使新闻在新的条件下运行，以及这样的新行动如何影响作为知识的新闻和作为社会传播基础设施的新闻系统。

潘忠党（2021）在《走向有追求、有规范的新闻创新——新闻业的危机及认知的危机》一文中提出：“我们特别需要追问：为谁的创新？推进哪些价值的创新？遵循什么伦理规范而展开了创新扩散的推动？”新闻创新研究不仅要捕捉新闻领域的新行动，更要讨论这些新行动的意义。早期新闻创新领域有大量对新行动的描述和介绍，但对新行动的价值讨论并不充分。其实，不讨论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有些研究者批评早期新闻创新有强烈的技术主导、商业主导色彩，如格里奇和纳德勒（Creech & Nadler，2018）分析了美国多家智库和非营利机构发布的关于新闻业未来的研究报告，发现这些报告大都在商业企业的逻辑上使用“创新”概念，而“使新闻业的民主目标被边缘化了”。这种不言而喻的商业主义新闻创新价值观需要反思。同样，新闻创新也不能成为运动式创新、口号式创新。一旦脱离新闻环境复杂的现实条件和数字时代新闻实践的客观规律，新闻创新只能变成字面的创新、仪式化的创新。最近因为一位前挂职副市长的个人文章（戴荣里，2021）引发全国对瑞丽疫情下民生问题关注的事件，就颇值得反思：这样的议题得到的新闻关注是不是太晚也太少了？是什么原因阻碍了它在信息传递如此便利的数字时代成为重要新闻议题？当它以溢出传统职业媒体的方式突然成为备受关注的新闻后，全国和地方新闻系统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当人们在搜索引擎、社交平台上提出“瑞丽怎么了”的问题时，这些问题如何才能得到快速的、全面的事实解答？如果新闻创新研究不能在现实中面对这样的问题，不能提出为“更好的新闻”而努力的目标，忘却“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的基本理念”、“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新闻”这样的价值追问，那就如潘忠党教授所说，追求的就不是正面的“创新”，而是负面的标新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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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验世界里探索新闻创新

经验研究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共识。对于新闻创新研究来说，经验研究的地位更需要着重强调。这一点也是由新闻创新研究致力于关注新闻领域正在发生着的“新行动”决定的。如果把经验世界中的实践、行动、现象放在时间维度上衡量，那新闻创新研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在最靠近当下时间节点的范围内出现的。它好比宝刀之刃或浪潮之巅，是新闻经验世界里的最前沿。一旦新行动成功扩散了，终于成了新闻的常规做法、社会的普遍观念或持续而稳定的规范，创新就进入了主流。一旦新行动因为各种原因失败了，夭折了，曾经的创新就会成为历史遗迹。在新闻学研究领域里，如果按照经验事实严格区分的话，对已经主流化的新闻观念、新闻实践和新闻文本做进一步探析，可以归于新闻社会学研究领域；而对曾在历史上留下重要痕迹的过去的创新进行研究，可能会进入新闻史研究领域。处在这两种确定状态之间的不确定对象则属于新闻创新研究的范畴。当然，事实上研究领域的划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如此机械，这里只是想大略表明新闻创新研究与最新经验事实的关联性。要获知、捕捉和研判这样的新行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到经验世界中最有活力的那部分去寻找。

在进入新闻创新经验世界的过程中，制约研究者的不仅仅是现实的研究条件，如入场困难、研究经费不足等，还有观念上的自我禁锢，比如把新闻创新窄化为传统媒体转型。传统媒体转型肯定是新闻创新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但如果不充分研究在传统媒体之外由其他主体所做的新闻创新行动，传统媒体的转型也就缺少了现实针对性。有时候研究者会困惑于是否可以研究那些已经广泛存在但在制度空间里没有正式地位的新闻现象，本文认为不应该有这样的顾虑。新闻管理总会滞后于实践，也应该滞后于实践，因为制度需要稳定和权威，要规范和引导未来的实践。但新闻研究，尤其是新闻创新研究则应与最新的实践共舞。当新事物还很弱小、身份未明之际（既没有主流化，也没有被淘汰），恰恰需要研究者发挥学术敏感去关注和探究这些最为新鲜的现象与问题。比如《“竞争性选择”：两种形式下商业自媒体的专业理念“重构”》、《网上的当事人发声究竟是什么？——基于对媒体X当事人栏目组的田野调查》和《学做新闻：高校师生如何记录新冠疫情》所研究的泛新闻行动者，它们为何出现、做了什么、与传统新闻生产方式有何不同、对新闻理念有什么样的承继与更新、在目前的技术与制度环境下如何调适、如何界定它们与管理者和用户的关系等诸多问题，正是准确理解数字时代“新闻”现象必不可少的经验对象。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在微妙而复杂的情境下，泛新闻行动者不仅调适自己的定位、策略、话语以顺应环境，同时它们也有积极进取的一面。如对视频自媒体“当下频道”的田野调查发现，它通过借助后工作社会的弹性生产网络“外包”管理、继承传统影视制作方式并创造自己的工作管理模式、适应平台治理的商业运营，以及将用户看作具有相似价值观的“协同合作者”等策略，试图在竞争激烈的信息市场上建立自己的品牌公信力（蔡润芳，汤乐盈，2021）。没有这样对新闻领域的新行动策略、逻辑、可持续性、社会影响等问题的直接观察，新闻创新研究就无法在诸如“新闻真实”、“新闻受众”、“新闻选择”、“新闻叙述”、“新闻权威”、“新闻行动者网络”等中层概念上进行理论与经验的对话，更无法准确地理解数字时代的新闻及其运行机制。再进一步，也将影响到为面向未来的、高质量的新闻信息传播结构提出具体的构想。

除了提倡直接的经验研究（主要是民族志、访谈、田野调研、问卷和实验等），还应该看到用系统性文本分析、话语分析、大数据技术辅助分析等方法对已有经验再分析的价值。如《协作是新闻业的未来吗？》（刘天宇，罗昊，2021）对一个在英文文献中已很密集，但在中文研究中还重视不足的问题即新闻行动者如何进行跨组织的新闻协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这可能给国内的新闻创新实践和创新观念带来一些启发。

当然，呼吁经验研究的同时还需在讨论中规范经验研究的做法，比如如何才能细致地呈现研究过程、遵循研究伦理和原则、体现方法论层面的反思等。这不仅需要研究者的努力，还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对话、交流、评议，以及学术期刊的规范引导。

虽然前路不易，但未来可期。

（王辰瑶：《站在新起点上的新闻创新研究》，2021年第11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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