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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 | 《新闻记者》2024年第8期

新闻记者 新闻记者 2024年08月27日 16:51

 语 录 


2024年第8期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开篇,阿伦特就站在了现象学的立场:“回到事情本身”,因而拒绝并批评舆论的期待。她认为,在舆论压力和大众媒体的展演功能中,法庭变成了剧场,其中挤满了主动或被动的看客。他们不要求正义,不对事件本身、对艾希曼在毁灭犹太人中扮演角色及其在纳粹和现代社会运行机制中扮演的普遍角色表示关心。他们想要看到正义对决邪恶的表象,一场令人大呼过瘾的表演、一场秀、一场公关活动。在剧场中,正义的光被扭曲了,众人在舆论的眩晕中共舞。然而,“正义要求最大程度的回避,允许悲痛但不要愤怒,杜绝成为万众焦点的那种快感”。克制地遵从事情本身,是正义施事的必备条件。记者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必须如“剧场大灯”一般,照透演员脸上的妆容;而观众们,则要为自己盖上无知之幕,以真正了解眼前的罪犯和事件。新闻记者和法院审判一样,都应该只关注事实本身。(曾持)

 

《社会理论或社会技术》将卢曼与哈贝马斯的争议汇聚于一本书以供学界鉴赏。两人皆不满西方主体哲学关于主体的已有阐释,但对主体哲学的批判沿着迥异的路径。哈贝马斯始终坚持言语交流与主体间性作为批判主体哲学的核心,但这就意味着“人”(至少是哈贝马斯强调的理性人)作为主体具有不容争辩的优势地位。在此,这其实是将基于言语能力与行动能力的主体替换客观认识范式的主体,基于交流的主体被哈贝马斯视作解决主体哲学困境的核心。在卢曼的理论视阈看来,这尚未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迷思。尽管卢曼长期被哈贝马斯批判为保守主义理论代表,但他相较哈贝马斯更为激进地批判“主体”。早在1971 年的作品里,卢曼已经明确拒绝将人作为理论基点,主张以系统作为解释社会的基点。换言之,社会的存在并非基于人类行动,而是植根于系统运行。(陆国亮)

 

在沃勒斯坦看来,“历史学家在体系危机时期负有特别的责任”。尽管在社会体系平稳运行的时期,历史学家的作用并不显著,但是当特定时空界限下的社会整体,也即历史社会体系进入混沌时期,旧体系行将被消解与重构、其知识结构陷入有效性危机的时候,只有历史的视野能够帮助我们体认所发生的事实,决定我们将如何沿着两歧状态下的岔道前行。因此,历史学作为一种对过去的重新合成,不仅在科学研究上,而且在政治和道义上都具有显著意义。沃勒斯坦的思考为解释数字时代媒介史研究的命运提供启发:从计算机到人工智能,数字媒介对人类文明所带来的影响毋庸置疑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短路性颠覆”,在社会变革的同时也意味着对于既有社会知识结构的冲击,因此,媒介史的兴起,同样可以被看作是在体系更迭的关头寻求重新认识和定位当前时代的学术现象。那么,问题就被进一步地细化为:历史如何成为认识和解释数字媒介时代的路径?(陈鑫盛)

 

关于媒体与公共领域的理性主义观点已经不足以解释当代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如果说情感视角的引入为我们理解中国“公共领域”的构成特征提供了重要路径,那么情动媒介的视角则进一步提醒我们思考,当中国“数字公共领域”呈现出情动逻辑压倒认知逻辑的复杂图景时,一个健康的媒介环境应当如何实现。(张梦园  周裕琼)

 

基于2020年至2021年中国县级政府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发帖数据,发现采用“标题党策略”的推文反而未能吸引更多的民众注意力。对所有推文按照议题分类,发现政务信息、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文化历史类信息能够正向影响民众的阅读量;主流价值观类信息对阅读量呈负向影响。不过,如果进一步划分区域和主题类别进行分析的话,主流价值观类主题会对东部、中部、东北地区民众的阅读和点赞行为产生负向影响,但西部地区民众对主流价值观类议题有着正向反馈。与此同时,文化历史类主题会显著增加民众的阅读量、在看量和点赞量。(肖舒婷  刘伟)

 

对用户发表内容进行“搅拌”的策略,即通过编辑隐身参与互动的方式,引导用户在安全合规的言论空间发表观点。为此,新闻编辑首先要注册三五个“小号”,其次需要时不时地盯一盯评论区,把安全的优质评论推上去,把恶评拉下来,再与那些充满了话题点的评论“激情对线”。编辑下场“搅拌”不是为了大水漫灌评论区,而是挑起话题,做吸引用户的“靶子”。因此,编辑通常延展用户评论中的某个观点,用讲述个体经历的方式丰富讨论。有时,他们也会发表一些与评论区整体意见对立的观点。(孙甜甜)

 

相对于欧美同行对特定报道的过程性展示以实现透明化,澎湃美数课团队依托其编者文本专栏所进行的透明化实践,更多偏向数据新闻相关技术知识的传授和分享。这不仅有助于激发用户的卷入兴趣,还为其技术初步学习提供了脚手架式的辅助。相对于侧重提高信息透明度来争取受众信任的传统新闻透明性实践,脚手架透明性一定程度上激发和适应了读者的需要,通过其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传授关系提升和巩固专业新闻人的技术权威,同时在传统透明性诉诸“事实信任”之外提供了提升“技术信任”的另一种可能。(张宇昭  陶文静)


节选自最新一期《新闻记者》,阅读原文及引用请参看《新闻记者》2024年第8期对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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