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里的“含情脉脉”：农村流动家庭的亲密关系实践

作为一种媒介装置，监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逐渐受到关注。当监控融入家庭日常实践时，可见性成为观察亲密关系与媒介互构的重要落点。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协同访谈发现，农村流动家庭在监控实践中以可供性连接亲密关系、乡土秩序遮蔽视觉权力和边界守望形塑亲而不密等策略维持家庭生态的平衡，代际双方能动的自我协商呈现生活政治的特性，揭示出农村流动家庭治理的独特逻辑。“含情脉脉”的家庭媒介实践彰显“平静通晓而有情”的中国式理性，这种价值范式为理解现代性进村与传统礼俗秩序的碰撞提供一个新视角。

中国现代化浪潮造就的家庭常态性场景是主干家庭的空巢化，即晚辈外出打工，年老的长辈留守在家。据全国老龄办数据统计，2020年空巢老人达到1.18亿，预计至2030年空巢老人将超过2亿（中国社会报，2022）。同时，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为23.81%，比城镇高出7.99%（国家统计局，2021）。相较于城市，农村青壮年流失状况尤为严峻，农村空心化现象昭示着农村空巢老人的生存境遇，流动出去的家庭成员无法顾及承欢膝下的赡养义务。

家庭监控作为折中方案“飞入寻常百姓家”。数据显示，2022年线上公开零售市场（不含抖音等内容电商）监测监控摄像头销量为1870万台，其中家用摄像头的市场份额接近 80%，主要应用于家庭安防和人员看护（洛图科技，2023）。家庭摄像头的简易操作契合年老一代的数字弱势身份，实时查看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年青一代的工作流动与孝亲义务。

探讨家庭监控媒介的社会文化价值是传播学的应有之义。监控装置的价值不局限于技术创新，它嵌入社会生活并影响着方方面面。有研究考察了农村流动家庭监控安装的动力学因素、监控建构的代际记忆新格局（张斌，2022），家庭监控在留守家庭的情感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通过情感技术塑造了虚拟陪伴、关系互动。监控入驻流动家庭纵然减轻了外出家庭成员的赡养忧虑，缓解了空巢老人的养老焦虑，维系了代际双方的情感互动，但监控可见性牵涉的还有对被看者自由自主权的干扰，被看的一方极易在观看者技术使用失调中产生不安全感（Kang et al.，2010），“看”的意义在有用性与侵入性之间动态拉扯。依循麦克卢汉“每一种技术都立即对人的交往模式进行重组，实际上造就了一种新环境”（麦克卢汉，2006：40）的论断，本文拟围绕家庭监控开展农村流动家庭代际关系的描摹，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追问家庭成员如何理解家庭监控可见性导致的诸如看与被看辩证法的伦理困境，由此试图勾勒传统伦理与现代技术碰撞的动态图景。

一、文献综述

（一）可见性与关系建构

研究引入可见性（visibility）来探讨监控的技术文化意涵。关于监控的文献大多具有应用性技术研发，或带有批判性预设的特征。但恰如鲍曼和里昂所强调的：“我们很容易把监视理解为技术现象……注意力只在工具和暴力，忽略了赋予监视活力的精神”（Bauman & Lyon，2013），可见性这一概念把监控研究焦点从科技工具移至视觉感知的媒介文化面向上。

媒介化生活造就的一个新形态是个体在与媒介互动时不自觉地自我呈现、表演建构身份认同，这显著体现于监控使用，个体通过面向监控装置的日常展演来完成身份建构。相较于西方“个体-社会”的阐释范式，中国依循“个体-家庭-社会”逻辑链，监控可见性下的主体展演由此可以划分为自我监视、亲密监视和社会监视三个类别。首先，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成为数字时代自我监视的重要手段。例如，个体主动使用时间管理软件构筑自我时间序列以强化自我克制、专注有序（孙文峥，2021）。其次，社会监视（social surveillance）是自我监视的外化，用户在社交网站上有策略地披露自我信息，产生“被他人监视的可能性反作用于自我监视”的自我管理效果（Marwick，2012）。社交平台情境下的用户实践是自相矛盾的（李彪，2022），用户既服从又抵制监视，是吉登斯笔下的“控制的辩证法”（Giddens，1982：198）。另外，个体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亲密监视（intimate surveillance）（Levy，2014），它以“照护家人”的名义被广泛运用于家庭场域，现有研究尤其关注青少年儿童。学校面向家庭宣传RFID微芯片、生物识别监控等监控设备，合理化对于学生的监控（Hope，2015），政府鼓励父母行使“爱心家庭的局部监视”（local surveillance by the loving family），父母通过购买监控设备，使用智能追踪功能确保孩子安全（Marx & Steeves，2010）。出于对家人情感依恋和健康福祉的考量，个体越来越接受私人领域的监控入侵。事实上，媒介技术的智能追踪带给父母的安全感，是用子代的个人数据向平台换取来的，家庭的隐秘数据被标出为可见性。学者集中反思了对年轻群体监视的影响，认为这会消弱年青一代对父母、学校和国家的信任，进一步扼杀他们发展的自主性和能动性（Shade & Singh，2016；Lupton & Williamson，2017）。即使在亲密无间的家庭场域中，媒介可见性问题也会引发隐私边界混乱、社会信任危机等问题，监控技术的普及正以不可预见的方式重塑主体身份和社会实践方式。

既往研究聚焦在数据监视、量化身体的层面，把监控视为现代社会控制的手段，带有批判性地探究不同关系中的权力与责任。可以发现监控技术的可见性问题仍存在研究缝隙：首先，少有研究关注农村老年群体，亲密监视较多关注“向下看”——哺育子代，而较少关注“向上看”——反哺父代，在关注区域中透露着城市中心主义的倾向；其次，忽视技术嵌入后关系交互的动态斡旋，未深入探索关系双方如何理解自己“看与被看”的体验。

（二）家庭监控与生活政治

监控技术介入农村家庭空间，现代与传统、技术与权力的交织对亲密关系的影响值得关注。从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层面看，家庭监控挑战了传统的宗法等级观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唯父母之命是从”的孝道观强调长辈的绝对权威。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孝文化大致可以划分为重视传统“长老权力”规范的权威性孝道和建立在亲情血缘上代际平等的互惠性孝道两种孝道观念（杨菊华，2022）。即便互惠性孝道已成一种趋势，但有学者调研发现，农村孝道观念的认同程度普遍高于城市（李启明，2020）。结合技术与权力交织的层面，“视觉建制的运作是围绕着可见与不可见、看与被看的辩证结构确立起来的”（吴琼，2022：375），监控观看行为中看与被看目光发出者和目光方向在代际关系中具有颠覆性，具体表现为子代/孙代通过监控父代/祖代的生活，把家庭监视权位移到自己身上实现权力等级的逆转，是对传统伦理律令和权威机制的颠覆。可见性的内涵在于主体既有被看见的权利，也能把握自己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被看见（Dayan，2013），而家庭监控对长者生活的监视透明化了日常生活的所有路径。那么，空巢老人如何理解监控形式的数字亲密？当家庭监控成为权力隐喻时，子代/孙代如何平衡可见与不可见的视觉权力？双方存在何种协商？

生活政治帮助我们理解可见性与亲密关系交织的动态反应。可见性已然成为一个政治问题（Voirol，2005），生活政治是家庭场域与政治场域互构中的重要落点，是家庭政治的现代化嬗变。家庭政治的概念来自于学者吴飞对中国某县自杀现象的阐释，他认为家庭是情感与政治混合的实体，家庭生活伴随着家庭成员依托道德资本展开的关于发言权、尊严等权力角逐（吴飞，2009：48）。家庭政治主要用来诠释“同居共财”家庭生计模式的资源分配、劳动力的调度及其牵涉的伦理纠葛。时过境迁，城镇化发展和现代性进村丰裕了农村家庭的资源累积，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减轻了抚育负担，因此农村家庭争端从资源生产的碰撞转向日常生活的摩擦（班涛，2021），家庭政治进行日常生活转向。李永萍提出“生活政治”来解读现代化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实践的特征，旨在从弥散于日常生活的摩擦中挖掘流动、隐秘、细碎的政治意蕴（李永萍，2022）。生活政治侧重于家庭亲密关系的情感建设，聚焦于生活话语权冲突，剖析亲密关系互动中生发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等面向的嫌隙（李永萍，2020）。总之，作为家庭政治的时代延伸，生活政治成为现代化转型期家庭关系实践的重要释读视角。本文试图运用生活政治来观察代际关系在监控可见性问题上的协商，以期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勾勒现代化浪潮与传统家庭秩序碰撞后亲密关系的隐秘博弈与能动策略。

二、研究方法及设计

本研究以农村空巢老人为研究对象。首先，在2023年新年期间，研究者走访了5组在家庭摄像头下生活的空巢老人，对他们分别进行了半结构化的协同访谈（dyadic interviews）。其次，通过个人人际网络访谈了6位有家庭监控使用经验的农村空巢老人，而后在小红书平台上招募了6位为家里的农村空巢老人安装监控的年青一代。

协同访谈作为一种发展中的质性研究方法应用于关系研究中（Caldwell，2014）。区别于深度访谈，协同访谈强调实践里的关系视角，即实践者对自我、协同者，以及两者之间的行为觉察和理解，每个受访者既是实践者也是协同者，他们的观点交织构成如网状的多方位价值感知，为研究提供更全面的信息素材。研究者在前调中发现，不少农村家庭的监控都由年青一代安装、查看，而非空巢老人本人，因此本研究把家庭亲密关系纳入访谈群体中进行协同访谈。这样既能够让家庭成员在互不了解访谈内容的情况下更独立、清楚地表达自己对家庭监控实践的看法，也有利于研究者提炼观点的不同面向，探索多面意涵。

访谈分为三部分。首先是受访者家庭的基本情况，包括家庭成员日常联系的方式、监控安装的动机、监控的位置及辐射面等。其次是受访者对监控装置的感知与认同状况，包括对监控功能和影响的认知。最后主要询问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受访者对传统家庭秩序、伦理观念的看法。在实地访谈时，研究者对受访者的话语神态、监控布局及家庭环境进行了观察。本研究在受访者知情的前提下对访谈录音，并转为文字稿逐句分析。

三、研究发现

“个体-家庭-社会”的逻辑链表明，中国文化的“家国同构”理念天然具备价值性和宗教性，家庭在中国人心中举足轻重。农村家庭如何理解现代化特征的家庭监控入驻家庭空间，或者说代际之间如何就监控指涉的视觉监视、隐私威胁进行逻辑自洽，是理解农村家庭生活的重要切口。通过对文本资料的分析，我们发现农村流动家庭通过可供性连接亲密关系、乡土秩序遮蔽视觉权力和边界守望形塑亲而不密等策略实现监控在家庭场域的正常运转，这一过程也是传统文化遇上现代性的协商与实践。

（一）可供性连接亲密关系

流动与留守相伴出现，亲人流动在外的农村空巢老人也是留守老人。流动与留守拆解了传统的家庭结构，但亲密情感没有因此失联。监控装置是流动家庭情感连接的载体之一，无线网络环境下的监控具备云台旋转、持久续航等特性，这些特性为流动家庭提供了情感连接的可供性。子代/孙代能够全天候多方位地查看老人的生活轨迹，利用双向语音功能传递情感，亲情沿着网线通过监控实现“身离情合”的连接。家庭监控的对内功能属性连接价值属性、对外家庭符号连接社会符号，以两种形式提升亲密关系的情感浓度。

1.功能属性连接价值属性

监控进入家庭场域后，监视目光在亲密连接中变为温情目光，监控技术的可供性帮助流动家庭在时空脱域中实现情感耦合，在亲密关系的连接中，监控突破功能属性，展现独特的价值属性。脱域是吉登斯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可以在不同场景中切换身份与他人共在，它揭示了原本镶嵌配套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空间在现代社会中的解耦现象。子代/孙代的流动是脱域的初始条件，监控的共时性、可连接性、可延伸性等属性帮助异乡人时刻在场，双向语音助力代际情感耦合。一方面，作为中介的监控勾连公共空间和家庭空间，成为异乡人感知家庭成员和家庭空间的触手，满足子代/孙代的情感需求。B1认为家庭监控愈发不可替代：

打开摄像头看到父母在做事情，我都会觉得很亲切。我从摄像头里面听到他们说话，还有的时候从摄像头里听到动物的叫声，特别是小鸟就站在摄像头旁边叫，很亲切……微信视频是一种刻意的交流，摄像头看的是非常日常的行为，我觉得摄像头看起来会更亲切、更自然、更真实，这是微信比不了的。

另一方面，家庭监控加盟家庭媒介系统，使得无法将智能手机化为“上手之物”的空巢老人多了一份陪伴，从一开始“摄像头说话把我吓了一跳”到“有时候看着时间到了就去摄像头那儿转一下”，老人在家庭监控上获得吉登斯言说的“本体性安全”。吉登斯用本体性安全来形容主体对客观物的依恋与信赖，以及持续性的物质环境所带来的安全和信心。老人日益依赖代际之间的监控交流行为，等待监控“喊话”逐渐成为他们无意识凝结于身体的惯习，独特且持续的情感体验为老人提供本体性安全。农村家庭里的监控展露出亲情连接和情感弥合的价值属性，抚慰了空巢老人的孤独和思念，可以说，监控形式的数字陪伴给予老人精神支持。

2.家庭符号连接社会符号

入驻家庭空间的监控，无意中变成空巢老人在村庄活动的谈资，具体表现为最早安装的“我有你没有”的炫耀性资本。家庭监控作为家庭内的媒介物，子代以照护父母安全的名义自费购买与使用，悬挂在私人空间的家庭监控也是充盈着孝心的媒介，成为串门亲友的羡慕缘由，进而化身家庭外的社会符号。

这一点显著体现在受访者A8的经历上：湾儿（以地形命名的聚居地）里面A8这户人家安装得最早，大约在五年前，A8的两个儿子因为A8不愿去城市与他们同住而就在农村家里监控安装达成一致，安装费用两千上下。监控安装时左邻右舍前来围观，当大家得知是A8儿子主动安装后，都感慨A8“命真好，儿子挣得到钱又孝顺”，那一段时间，A8从生产队、邻村的亲友中收到不少艳羡的话语。A8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表面上并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只用平淡的语气陈述事实，但措辞用语中都能感受到他引以为豪的幸福感。A8能获得他人的羡慕，不止是表层的孝文化，还有潜藏的经济价值意涵，即监控是家庭财富的象征。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阐明阶级是生活方式流变的结果，经济基础直接作用于生活方式的变动。在资源闭塞的乡村，对于没有太多独立经济来源的老年群体而言，相比于具体的经济收入，某些非生活必需品的资产拥有更能引人注目。家庭监控及其价格作为衡量家庭资产的替代性指标，更直观地展现一个家庭的资源累积和经济能力。

因此，私人领域的家庭媒介镀上他人称羡的金边，空巢老人在受儿孝顺、受友羡慕的双重身份连接中赋予监控以特殊情感，这维系并加固了相距千里的观看者与被观看者之间的亲密关系。

（二）乡土秩序遮蔽视觉权力

社会建制对监控装置的意义编码常常充斥着权力和规训的符号。而在家庭空间中，传统观念和现实问题遮蔽了监控使用中的权力机制，继而淡化了监控的规训意涵。具体而言，农村老人在传统观念的遮蔽中溶解了看与被看蕴含的权力观，现实的家庭再生产问题更是分散了老人对监控指代的礼俗秩序倒置的关注。不仅是老人，子代/孙代也在伦理观念上自主拆分监控的权力要素。家庭遮蔽并解构监控的商品性和凝视意味，凸显家庭场域媒介物的独特性质。

1.观念遮蔽

费孝通（1983）考察家庭关系发现，中国养老实践的特征在于子代对父代的赡养义务，除了西方所注重的下一代哺育，中国还多了向上一代的赡养，公平且双向的“反馈模式”深嵌中国社会结构并有效传承。“反馈模式”主导老人实践逻辑，自愿退出“权力游戏”的老人信任并依附子代。对于老人来说，来自亲人的情感关怀直接覆盖了监控实践的权力关系，即养老观念遮蔽并抵御监控的权力要素。在代际养老观念的熏染下，受访者A2一句“年轻我养她，老了她养我”授予观看中权力颠覆以正当性，拆解监控装置的凝视目光。实际上，传统伦理文化规制下的权力并非政治上的支配宰制力量，而是对家庭生活发展决策和统筹安排的权力，是家国一体化的体现。张建雷和曹锦清（2016）强调伦理意义，认为家庭中的权力是以伦理责任为核心的“当家权”。“当家权”随着家庭再生产开始代际流动，在技术反哺阶段得以加速。子代在日常媒介使用中占主导地位，父代在媒介化家庭生活和情感维系中显得力不从心，以及在媒介化生活中与子代媒介素养的悬殊使得“当家权”快速向子代过渡，父代由此逐渐淡出“权力游戏”的舞台。“当家权”愈发凝聚在子代，导致父代成为家庭权力结构中依附于子孙/孙代的弱势群体。空巢老人所面临的“当家权”丧失后去价值化的威胁和弱势现状，在家庭代际中的“哺育-反馈”养老观念和“权力-义务”互惠模式中被自然地遮蔽。

沿此逻辑，子代/孙代的观看行为遵循了“当家权”的伦理规范，承担家庭责任的子代通过监控关注父代，彰显行使“当家权”的积极性和真挚回馈的伦理义务。B6就观看者立场回答道：

监控虽然在公共场合是监视，但在家里面需要更多从情感层面去想这个问题，不能全部从功利视角来看。如果我不关心我奶奶，我设监控有什么意义？那样监控就是个摆设，对吧？我觉得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是想要去关爱老人，所以才装监控。

B6的奶奶是残疾人，即便有爷爷照顾着奶奶，但B6及其爸爸、哥哥对监控安装的态度一致，要在监控中密切关注着老两口的日常健康状态才放心。在反馈模式的支撑下，代际间情感的双向依附遮蔽了“观看即权力”的批判性底层逻辑。马丁·杰伊用视界政体（scopic regime）强调视觉中心主义及其环绕的权力运作机制。根据视界政体，监控的社会建制指挥观看者转动监控屏幕的观看范围，以绝对高位的姿态掌握、入侵被观看者的生活。视觉的权力隐喻绘制了从身体弱势、经济弱势到权威弱势的农村老年群体被现代化车轮裹挟着前进的社会图景。视觉秩序回答了“谁掌握话语权的问题”，却疏忽了观看行为生产时的情感投入。亲密监控的媒介内核是监控入驻的前提，子孙/孙代通过观看监控来观看故土和老人，隔空喊话功能促成亲密关系的远程互动，表达子代/孙代的远距离关怀（care at a distance）。监控行为的情感底色肢解了监控控制力量和权力色彩，反馈模式的养老观念离散了“当家权”代际禅让中的权力要素。

2.现实遮蔽

农村老人年轻时持续性的体力劳动透支了身体健康，家庭监控成为子代督促老人健康生活的“千里眼”，而“过日子”最高生活目标指引老人忽视监控观看行为的监督意味。“过日子”是农民的一套生存伦理，强调农民生产和再生产家庭 使“日子”延续下去的美好希冀（陈辉，2011）。在“过日子”观念的感召下，老人自主诠释子代/孙代的监控观看意义，在来自家人的情感慰藉前，老人只看见了监控的孝道外衣而忽视了监控指向的权力关系。A4和B4为父子关系，A4年轻时是一名石匠，靠农闲时帮人凿石头养家糊口，虽然只有66岁，但生活给他留下了刀刻斧凿般的印迹。我进他家时，这位瘦骨嶙峋的老人双眼无神、身形佝偻地坐在家门口看鸡啄菜，他看见我，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站起来招呼。说到家庭监控安装，他说话多了分情绪，夸赞儿子B4孝顺后又转为心疼，说B4疫情这几年本就没赚到什么钱，还花费几百块买两个监控。相对于A4的幸福感，B4则忧心忡忡：

我买监控完全是为了我爸妈的健康，我爸有次直接在我们坝子后面的化粪池旁边摔倒了，坐在地上起都起不来，我妈不在家，周边叫天天不应的，还好没啥意外，我不敢想……老人很脆弱的，他们有的说走就走了。

A4夫妇习惯了忙碌的生活，同时也是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不顾自己的身体承受能力，常常背着子女在家做繁重的农活。B4担心父母身体和安全，天天都会看监控，监督父母的劳动行为，如果看到父母干用大背篓砍柴、挑水去山坡上浇菜等重体力活，B4会“喊话”阻止。对于这个行为，A4展露甜蜜的不满，他一边排斥带督促性质的亲密监视，一边享受这份千里之外的挂念：

一直盯着你，还要像管瑞瑞（B4的留守女儿，现在L市卫校上学）一样管我们，做什么事都放不开，不自在……人老了不中用了，娃儿还能想到我们，给买这买那……我会跟他讲道理，我尽量少做（重活），但我不能不做，我都是为了这个家。我说你出去（打工）拿了多少钱回家，你还要养两个娃儿读书，我不能全靠你拿回家的钱养活我两个老的。你说这日子还要过的是不是，所以我坦荡地做，你看我，关心我，跟我说两句话，我还是开心的。

这对父子的协同访谈展示了“看与被看”的不同切面，流动的子代利用监控发挥“当家权”操心父代安康，留守的父代知晓子代心意，但也有作为长辈身份和家庭纽带传承的坚持和牺牲。面对现实难题，双方逐渐达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以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的共识。“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是农村家庭生计模式的理想状态（印子，2023），通过A4、B4的生命经验，看似稳定持久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却呈现出底层家庭的无奈、透支身体的妥协等现实问题。

“过日子”是农村家庭生活实践的核心，经济与权力在其中缠绕又协商。这一过程遮蔽了监控中的权力元素，凸显内置于家庭监控的情感元素，老人由此产生的“被看也无所谓”的想法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看与被看的辩证法，驳回了看与被看内蕴的凝视及其自我凝视。

（三）边界守望形塑亲而不密

监控可见性深嵌家庭场域，割裂传统“隐私止于屋门之前”所划分的空间范畴，家在空间界限的暧昧多变中失去了既有的隐秘性。理论上监控行为发出者可以时刻监控接收者，被动一方隐私全然暴露。但现实中，对于监控可见性潜在的隐私侵犯，代际双方有所预期，在相互尊重基础上采取相应策略，具体表现为礼俗秩序驱使老人个人本位让位于家庭本位，子代/孙代自我调控促成监控商品本位让位于媒介本位，最终打造代际双方边界守望形塑“亲而不密”的局面。

1.个人本位让位于家庭本位

乡土社会中血缘关系具有至高无上的优先性，因此即便面对现代性进村的冲击，传统礼俗秩序融入血液的老人选择让渡个人利益，坚持家庭本位。新家庭主义（neo-familism）是现阶段农村家庭“过日子”的方法和原则。新家庭主义由家庭主义（familism）发展而来。家庭主义以家庭利益为中心，强调内群体的功能属性、家庭本位观而弱化个体需求，现代化进程冲击了家庭主义传统，新家庭主义随之出现，在家庭功能性保持不变的基础上，更重视亲密关系情感的密切联结和个体私密性体验。

家庭监控可见性制造的关系张力，即如何平衡监控可见性与老人隐私威胁，是老人亟需处理的问题。对于监控可见性的隐私威胁，A8的经验说明，部分老人的部分习惯因此改变：

我们农村很多家庭，跟城里的不一样，我们原先都在外面坝子里洗澡，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很喜欢在院坝里冲个凉水澡，但是现在不敢了，主要还是说这个监控安了后要避开，让人看到了不好嘛。

A2表示监控安装后再忙也要把衣衫穿戴得体：

之前夏天我刚洗完澡，穿了个背心要去外面（从堂屋到院子）拿东西，我家那个（丈夫）就不要我去拿，说我应该先穿好衣裳，万一娃儿在监控里看到了要笑，所以我之后就想到有监控，进进出出始终要把衣服穿整齐。

老人在一定空间内整饰自己的言行，通过空间-行为重置修改个人隐私界限，协助子代/孙代完成远程尽孝的心意。当监控嵌入并试图控制老人日常生活时，老人能动地运用空间-行为重置的战术（tactics），在技术化过程中让渡部分自然性，以勾连情感空间弥合代际物理距离。隐私让渡接榫亲密情感和亲而有度，平衡了老人的隐私自主和情感需求，展现老人对家庭监控这一情感“黏合剂”的重视，以及对代际情感有张有弛的把控。空间-行为重置的战术展演，也折射出老人新家庭主义的思想，这一思想在他们生命意义和情感归属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建构并推动老人完成上述行为。

2.商品本位让位于媒介本位

监控技术进驻并殖民私人空间，常常规范被看者的社会行为。但家庭场域并非被动的技术展演空间，不仅是年老一代采取空间-行动重置的战术展现老者的智慧，年青一代对监控摆放位置和可视范围的考量也展现对监控的驯化。监控技术与家庭场域在互构中存在双向驯化的过程。

年轻一代预设了监控可见性对老人隐私的干扰，监控安装中注重把握观看尺度和边界感。这一行为的实质是挪用监控规训的商品属性服务于情感沟通的媒介属性。子代/孙代秉持技术伦理关怀的挪用行为彰显了以代际情感为基底的“道德经济”。“道德经济”源自人类学的礼物研究，指具有社会合意的交易行为能够联结并维持社会关系（Carrier，2018），因强调物在关系处理中的互惠意涵而被西尔弗斯通运用于家庭场域，家庭被视作动态建构并参与商品意义生产的“道德经济”空间。受访者中，除了B6和B9家庭在客厅部署监控，其余家庭的监控都安放在院坝里，所有监控观看范围辐射整个院坝和部分客厅，完全避开私人起居室。除了注意对家庭成员的隐私保护，子代/孙代安装或转动摄像头时还会注意回避公共区域。合理的边界是家庭成员间良好互动的基本保障，边界守望是监控媒介化过程中关系凝聚的重要方式，也是家庭技术改造中“道德经济”的展演。

除此之外，子代的边界守望还表现为观看实践中的“看破不说破”。“看破不说破”作为隐私规范，有“双向不说破”、“对第三人不说破”、“对信息主体不说破”三种呈现方式（戴昕，2021）。子代/孙代在观看父代/祖代生活时选择不对老人生活做过多干扰，是在适当范围内对信息主体隐饰他们的信息知情状态。面对老人吵架等行为，恰如B1所表达的：

我觉得生活有点矛盾、争执是很正常的。父母有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交流方式，我觉得小吵小闹也是他们的一种调节，我们作为子女没有必要去做过多的干涉。另一个就是，我父亲也给我说过他不安逸我们什么都看到了，他还跟我母亲说以后在外面（院坝）说话做事要注意，所以我会比较注意这一点。

子代/孙代的默默观看实则是一种积极行为，抑制话语表达虽然限制了信息流通，意味着监控的监视规范功能失效，但内容知情的掩饰并非毫无意义，正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作为媒介物的监控隐秘地联结情感，相互尊重基础上形塑的边界感对应着尊严、体面、自在等亲密关系交往中对个人主体性的呵护。A6曾分享过一则故事，大致为儿子出声干扰老人不雅行为而使这段“家丑”传千里并破坏了双方关系，这力证了对老人生活“充耳不闻”营造的老人自主空间在增进亲密关系中的重要性。老人能在边界守望中获得自在自主、自我尊严，这种亲而有度的距离感形塑了“亲而不密”的代际关系。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把监控放置于家庭场域中，试图从家庭监控的可见性视角理解空巢老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适应或重塑传统文化遇上现代秩序的生态。通过挂钩代际情感、帮助履行孝道义务，家庭监控成为亲密关系连接的中介，代际双方面对家庭监控的权力倒置和隐私干扰采取的亲密连接、权力遮蔽和边界守望等策略折射自我协商先于共同协商的能动逻辑，呈现积极建构亲密关系互动模式的过程。这规避了家庭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展演生活政治差异的相对性、意志的个体性等特征（杜鹏，2022）。因而，家庭监控永久性嵌入老人家庭，不是简单的子代/孙代商品购买、老人全方位迎合的结果，而是代际双方热忱地平衡情感、权力和主体性的动态图景。根据协同访谈资料的呈现与分析，家庭平衡状态依赖于可供性连接亲密关系、乡土秩序遮蔽视觉权力和边界守望形塑亲而不密等策略的使用，这些策略对于流动家庭的媒介使用、关系建构和生活政治的意义阐释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流动与留守拆解传统的家庭结构，但亲密情感和亲密空间没有因此失联，家庭监控作为中介完成亲密连接。刚进入家庭场域的监控发挥社会符号的工具性价值，这一家庭资产的替代性指标连接老人的炫耀性心理，继而连接老人的亲密情感。子代/孙代托物言志，把以监视、操控为导向的功能属性转化为以关怀、赡养为导向的价值属性，视觉在场勾连亲密空间。子代/孙代的观看行为围裹着亲密情感，他们的“隔空喊话”和视觉在场为老人提供精神陪伴。对内对外的双重连接，演绎了家庭场域对监控装置功能的挪用，继而连接并维系了亲密关系。

第二，“反馈模式”、“过日子”等观念消解监控凝视的权力意涵，空巢老人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自主架构话语体系理解监控实践，于无形中化解并接纳了监控的权力机制。换句话说，在老人眼里，监控的权力含量微弱，情感含量耀眼。在子代/孙代眼里，观看的权力等于赡养的义务，尽显“当家权”的家庭责任。因而，子代/孙代的观看行为属于“哺育-反馈”和“权力-义务”关系的接力，他们以监控为媒，投注情感赡养老人，监控一贯的凝视之眼在亲情的磁场中失效，幻化成一双充盈爱和温度的关怀之眼。权力遮蔽凸显家庭场域中父权去中心化后的权力的相对性，以及家庭规范体系中伦理与“情”重要地位的绝对性。

第三，代际双方自然而然的边界守望形塑“亲而不密”的关系格局，呈现生活政治的弥散性和隐秘性。在新家庭主义理念的熏染下，面对监控可见性的隐私侵扰，空巢老人主动让渡个体隐私范畴，能动地重置空间-行为限度，适应媒介技术以实现亲密连接。相应地，子代/孙代调适观看行为边界，秉持“看破不说破”、“道德经济”等理念，为老人打造自在的生活空间，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老人的自主性。代际双方亲而有度的距离感形塑了情感依附与独立自主并存的“亲而不密”的代际关系。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提供了三项启发：首先，本研究拓展了家庭传播中媒介实践和关系实践的研究视角，纳入监控这一隐秘而关键的媒介，勾连可见性架构研究支点。通过考察监控可见性的关系互动而非仅仅是单一角色的静态呈现，能够更为清晰地展现家庭亲密关系是如何聚焦媒介实现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商共建的，从而探索出一套基于监控媒介的农村流动家庭日常生活理解模式。

梁漱溟把中国人的理性理解为“平静通晓而有情”，这是家庭媒介实践所依循的一个原则，理性中的情感要素兼顾家庭本位的礼俗秩序和个人本位的自我意识。因此，我们用“含情脉脉”来形容农村流动家庭的监控实践。“含情”反映代际双方监控实践的逻辑起点，翟学伟（2004：228）认为“中国传统的家庭生活提供了一套以情为中心的规范体系和运作制度”，因此“‘情’而非‘理’作为日常生活的核心”，“情”往往是家庭生活的实践起点和实践终点；“脉脉”一是指网络的“连绵不断貌”，是家庭监控安装的前提，二是指“不得语，用眼神传递情意”，是老人默默调适行为的通达，以及子代/孙代在观看实践中自觉维护老人自主性的理性。“含情脉脉”的家庭媒介实践彰显“平静通晓而有情”的理性。理性而“有情”，映射“家国同构”生存规则融入人生意义的价值范式。

其次，本研究把生活政治引入家庭的媒介实践之中，并借此透视亲密关系在家庭媒介使用中的协商。一方面，对关系互动的强调部分弥补了局限于技术性、基础设施性的监控研究，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并从主位视角（emic）深入空巢老人的生活实践，探索了老人如何自我协商以与家庭协商。另一方面，生活政治作为家庭社会学新近的一个研究转向，把其运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监控实践，这一经验阐释验证了生活政治的普适性价值，传播学范畴内的有效性也提高了生活政治的适用性。

另外，本研究也扩充了亲密监视的研究视域。在已有研究中，亲密监视强调利用技术对儿童、青少年有目的、定期的善意监视（Leaver，2017），这种父母凝视技术化过程中省略了代际协商步骤，意味着父母常常把儿童看成被依赖、脆弱、不可自主的个体。而本研究通过把亲密监视的研究对象从父母育儿转向子女养老，发现应该悬置以往研究中观看与被观看的不对等，因为无论是父母和儿童还是子女和老人，代际双方在媒介实践中都是能动的，具有主体意识的。尤其在个体化转型的背景中，更应正视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体隐私的维护。因此，即便代际关系内在是复杂多变的，但互相尊重应是亲密监视的前提。这亦可成为后续父母育儿研究的着力点。

从社会价值层面，我们看到一个积极老龄化的图景，而这只是偌大图景中的一个片段。农村空巢老人并不全然被动地裹挟到作为商品的监控资本扩张之中，他们以“乘物以游心”的姿态，视监控为赋能物，在媒介扶持和子代/孙代的情感支持下开拓空间边界，实现“虽远似近”的家庭虚拟共在。在生理、技术等面向处于弱势的他们被动地卷入现代化进程，即便如此，老人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理解监控装置及其权力机制，甚而运用一定战术抵抗监控产生的隐私威胁，他们在日常实践中积极地建构自己的人生意义。通过家庭媒介这一切面，空巢老人适应社会变迁的主动性被看见，展现积极老龄化中老龄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同时，我们对监控的理解更加多元。监控建制的实际运作是一个多元决定的动态过程，监控装置以何种方式联结并导向何种关系，依赖于场域里的关系配置和互动机制，比如孝顺元素的比重、凝视目光含量等。这些家庭空间语法的变化调整，指涉的是场域里的主体如何自我调节、如何共同协商以实现场域里的平衡。由于家庭成员在交流中无形达成了“亲密监视”的共识，不论是年老一代还是年青一代都认可家庭监控，这种认可给予看与被看正当性，纯粹且温暖的观看行为意味着观看的去政治化，“老大哥”威严冷峻的凝视之眼在这里幻化成一双充盈爱和温度的关怀之眼。

本研究阐释了农村家庭监控的媒介实践，但仍存在不足，广袤的农村场域里具有庞大的监控数量，22位受访者、17个家庭的研究样本十分有限。研究只聚焦了家庭场域而忽视了更宏观的农村场域，导致对监控的公共治理意涵、监控的公共性面向关注不足，未来研究可以把家庭媒介实践放在更多元复杂的社会情境中做研讨。

（晏青 李宁馨：《监控里的“含情脉脉”：农村流动家庭的亲密关系实践》，2024年第10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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