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炮儿”返场：“谁混的年头久谁有价值，这行业就不会进步”丨封面
看起来像是纯粹理想主义式的乌托邦，实际上是三位深谙中国唱片业的“老炮儿”转换思维，深潜向下游而去的探索。与其说是在线上缔造一个阿里星球社区，不如说是希望能打造出闭环的产业链平台，好让曾黯然心伤离开音乐的人们重新回归。
杂志标题：“老炮儿”返场
本刊记者|罗建川
编辑|童亮
摄影|时会理
让我们来谈谈“创造性破坏”。
这个经济学词语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他认为，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而这一创新过程多半由企业来完成：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最终会出现企业家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比如当Uber、Airbnb等网站出现的时候，打破了传统壁垒，倒逼传统行业进行改革。
但在音乐行业，这一理论好像失效了。
近年来，动摇中国乐坛最剧烈的“创造性破坏”，绝对是针对百度音乐的一系列诉讼：从唱片公司、著作权协会、艺人到词曲作者，都就这家公司提供的mp3下载服务提起过诉讼。在经历一系列败诉、赔偿，尤其是国家版权局于去年7月颁布了《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后，百度音乐清理了60万首盗版音乐，最终选择与太合音乐合并，提供全部正版的音乐作品。
当我坐在阿里音乐集团位于北京的办公室，与高晓松提起这段历史，虽然已时过境迁，但作为当年提告百度大军中的一员，他依旧忿忿不平。可现在，身为阿里音乐集团董事长的他，比之当年的词曲作者，可以更有力量地去为中国音乐行业做些什么。于是，他领导开发了阿里星球，这是一个打通了唱片公司、词曲作者、歌手以及粉丝的平台，在他的愿景中，任何对音乐感兴趣的个体都可以加入，甚至通过这一平台将音乐作为谋生手段。
像很多成功人士一样，高晓松的时间也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项目正式上线不到一个月，《奇葩说》第三季和《晓松奇谈》也在按时录制，再加上管理阿里音乐集团和随着阿里星球正式上线之后接踵而来的庞杂事务。听上去就令人咋舌，可坐在我面前的高晓松，晃悠着扇子侃侃而谈，看起来依然很轻松。
这种轻松不是因为没有盈利压力的轻松，也不是企业家对资产增长有把握的轻松。这种轻松一半来自于他天性里对压力的排斥，另一半或许来自于他满足了自己对“情怀”的需求。在高晓松的生命里，“情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所说过的“生活不是眼前的苟且，生活还有诗和远方”被誉为经典。看上去他似乎很难对什么东西特别上心，就算因为行程太满，可能要砍掉他的《晓松奇谈》，他也显得无所谓，但那把“晓松奇谈”的扇子却时刻握在手里。毕竟对他来说，舍掉一丝自我，能够腾出手改变音乐界青黄不接的局面，或许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2008年韩国的SK电讯宣布以1000万美元收购太合麦田42.5%股权，进行战略合作后，宋柯丢下一句“唱片已死”，跑去开了烤鸭店。2012年被高晓松“劝回”，一起去了恒大音乐。在恒大音乐，他们做了盈利能力超强的“星光音乐节”，使得恒大音乐成为恒大文化旗下6大板块中唯一盈利的板块。最终，这两人又一块“打包”到了阿里音乐。
“往下游去”，这是2014年高晓松与宋柯在洛杉矶聚餐的时候想到的点子。
宋柯告诉我，一直以来他们两人都有一种无力感：“不太好的事情，不太对的一些商业模式。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年传统唱片行业，尤其是在下游销售发行渠道，我们没什么掌控能力。到互联网时代，盗版又来了，我们还是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我们俩在内容领域、在上游待了很长时间，还有没有能力为行业再做点什么？”
于是高晓松和宋柯达成默契，一起来到阿里音乐，打算从下游开始、从唱片业开始，改变中国的音乐行业。
唱片业在中国的低迷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了。
高晓松说，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唱片公司是能生存的。因为大家有娱乐消费的需求，而盗版又无法做到实时跟进。除非在录音的时候就直接窃取母带，不然还是要等获得正版唱片后，才能进行大批量复制生产。那时的盗版产区大多在福建、广东，生产完再运到全国各地。从正版唱片面市到盗版唱片销售，差不多有十天半个月的窗口期，这期间，正版唱片能够卖出多少，基本上就是这张专辑的最终销量。“因为盗版只占90%，所以正版还剩10%的市场。”高晓松语带调侃。
进入早期互联网时代，一种类似今日的iTunes模式出现了：曾经的CP（内容提供商）与SP（服务提供商）通过短信收费，用户可以通过发送短信下载正版歌曲。彩铃也作为这一时代的产物延续至今，并成为中国唱片业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根据2014年的统计，中国的彩铃用户超过5000万。
好景不长，互联网盗版音乐的出现彻底将原本以为迎来暖春的唱片业推入万劫不复，根据国际唱片业协会的统计：2003年，中国唱片产业总产值为12.181亿元，第二年就骤降40.1%，成了7.291亿元。整整13年过去，中国唱片产业再也没能比肩2003年。
时至此刻，高晓松还能清楚复述百度工程师在社交网络上对他的驳斥：“懂不懂什么叫新经济，什么叫分享经济。我们帮你出名，你就演出去。”
盗版的市场越来越大，留给正版唱片的空间越来越小。一二线城市的大型唱片店或者商场成为了歌手卖专辑的最佳场所——各种签唱会、歌友会、歌手见面会，所有的举动只有一个目的：将正版专辑卖出去。
不过现实是残酷的，高昂的成本与惨淡的销量让一张专辑本来就不多的利润空间变得更薄。于是唱片公司采用了另外一个策略：做演出。跨国唱片公司在中国打破了不签经纪约的行规，将歌手的经纪约签在公司旗下，不管是演唱会、拼盘演唱会还是房地产开盘、公司年会，都比唱片要更赚钱。出唱片也不再是一门优选的生意，而更多地成了一种执念，完成“歌手”身份的认证。
在中国互联网音乐最乱的时候，包含百度、雅虎在内的搜索引擎几乎可以找到任何歌曲，再搜索不到，也可以通过P2P模式下载。虾米音乐就是P2P的产物。用户可以通过虾米上传歌曲，并获得报酬，报酬是可以获得更多歌曲的下载权。很快，虾米成为许多小众乐迷最喜欢的音乐试听网站，被阿里收购后，虾米就实现了完全正版化，但直至今日，依然保持着“文艺青年扎堆”和“小众独立”的风格。
2011年，环球、华纳与索尼通过合资子公司One-Stop-China将版权授予百度旗下的音乐公司。2014年，在推出各种产品探索付费模式后，中国的数字音乐服务商们陆续开始了整合。
三家在音乐领域深耕的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CMC与腾讯，通过几次收购成为了数字音乐市场的“三座大山”。阿里巴巴旗下有虾米与阿里星球（前天天动听），CMC收购了酷我与酷狗音乐播放器，腾讯则拥有QQ音乐并与网易旗下的云音乐进行合作。
索尼、华纳及若干台湾独立厂牌也在当年与腾讯签署了授权协议，这些互联网公司开始陆续接触大的唱片公司来达成授权协议。《通知》一出台，中国互联网音乐几乎一夜之间迈进了全正版时代。
在众人的期许中，正版化后的中国音乐产业应该进入一个生机勃勃的兴盛时代，但经过这么多年的血雨腥风，音乐行业早已成了打翻的破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歌手薛之谦用自己开火锅店赚的钱来出唱片，因为出唱片是他的梦想。大型的唱片公司可以通过发掘新人、签下经纪合约并通过演出、代言等一系列活动赚钱。而小一点的唱片公司只能用“情怀”或者“梦想”来安慰自己。更多的人则选择离开这个行业进入其他的泛娱乐行业，不管是到选秀节目做评委，还是为电影进行配乐，每一项都比写歌本身要赚钱。
更可怕的是，行业基石——词曲作者也已经所剩不多，正是因为唱片无法反哺，不要说发家致富，连吃顿饱饭都渐成问题。回溯90年代，高晓松写《同桌的你》，获得的酬劳是800元，虽然没有版税分成，但在当时800元算个不错的数字。可现在，就算李宇春这样的歌手为自己写歌，唱片公司也只能开出500元的酬劳。
2012年，中国唱片工作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数字音乐总价值高达49亿美元，但是参与分配的权利自然人（词曲作者）只占了3%，而且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改善。
高晓松告诉我，中国一直以来都有著作权法，他和宋柯甚至还参与了新著作权法的修订。大家都在盼着新法案的颁布，“因为旧的著作权法已经无法与行业对接”。
正是因为不景气，所以唱片公司必须要在初始环节压缩成本，才能维持正常周转。中国唱片销量有多不景气呢？我们可以用获得“白金唱片”销量的认证标准作类比：在美国，要获得一张“白金唱片”，须卖出100万张专辑，而在中国，一张“白金唱片”认证，只需要4万张销量（外国歌手只需2万张）便可获得。
截至2015年年底，Taylor Swift的《1989》的全球销量是860万张。而早在半年前，Taylor Swift在上海巡演时就非常开心地宣布自己的专辑在中国获得了五白金的销量。而这一切，还得归功于中国互联网音乐的正版化，人们已无法在网络上免费获取Taylor Swift的歌。就连2015年国际讨论度最高的女艺人，在中国境遇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本土二三线明星所面临的情况有多严峻。虽然几大国际唱片公司希望增加中国艺人的签约比例，但由于缺乏人才，加上制作设施落后，局限了拓展的可能。
我向高晓松询问了当下阿里音乐的版权花费，他摇了摇头说：“我不能跟你说，吓人的数、特别吓人。”他补充道：“我们现在如果按流量给钱，那我们就赚死了。”他说，现在的阿里音乐集团与各大唱片公司的合约，实际是按照播放次数来算的，规定一个最小播放数与保底价格，如果超过，再另行核算。他坦言：“我们是没有议价能力的，现在是版权方说了算。不管多少流量，都得先给那么多钱，才能拿走版权。每年播放器给到版权方的钱，居然是亿级。今天付出这么多钱给版权，虽然是有点不合理，但要想到，你是还人家十几年的债，这个就还算合理。人家忍饥挨饿，所以大家先还还债。这些互联网公司都清楚知道自己是怎么起家的，这都是短期行为，刚刚正版化总得给人还点帐，快饿死了，不得多吃俩馒头，然后慢慢的，会正常化。”
高晓松向我详细解释了现在阿里音乐集团的版权费路径，这些钱将直接从阿里音乐集团给到唱片公司，唱片公司再给到词曲作者、版权代理公司。但，反哺唱片公司并不是高晓松的目的，他甚至认为独家版权竞争只是正版化的过渡期，是没有意义的。“除了图个流量还图什么？”他反问我。
宋柯就很羡慕中国的电影产业：“中国电影票房的收益会直接反哺，变成下一部电影的制作费，但音乐行业的大部分利润，都无法真正给到创作者和制作者身上。”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国内的播放器几乎都采用了“避风港原则”——简单来讲，就是先放上盗版内容，等唱片公司找来，再支付相应的费用或者下架歌曲。而自从“剑网行动”之后，所有没有授权的歌曲已经全部从主要平台上下架，包括阿里音乐。
“我们反哺唱片公司，你生产出更多好歌来了吗？你打算生产出更多好歌吗？因为你没这打算，所以我来帮你打算打算。”所以，高晓松和宋柯寄希望于阿里星球，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打通不同阶层的平台，一旦实现了这个更加宏大的目标，那么只拥有播放器的局限性便会被打破。
音乐产业也是金字塔结构——大众所能看见，都是塔尖上的人。对大众来说，在中间甚至底部的人都是隐形的，可“隐形的人”才是撑起音乐产业的大多数。可悲的是，没有“人”能够主导这个行业。唱片公司也许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但他们不是主导者；互联网公司拥有技术与资金，但他们也没有内容去进行主导。
大部分唱片公司的营销策略都与过去相类似，从全球在线下载和流媒体播放的竞争来看，唱片公司们是最没能跟上时代变化的产业，他们很难利用技术创造新方式，只能通过法律竭力稳固地盘和权益。
而当网络公司裹挟着在线播放加入战局后，场面变得更加难看——宋柯感慨：“以前在唱片界，排行榜一周可以推四十首歌曲。不管第一还是第四十，大家都会有那么大的一块地，而不是按照塔尖、塔腰分，不会写一线歌手、二线歌手，那会儿至少产品和艺人还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播放器直接就打碎了这个机会，播放器基本上每天做的就是在挖掘用户要听什么，越红的歌就会有越多人看到，有越多人听，所以过了半年《小苹果》还是第一名。互联网是本着用户体验的基础，但也造成了剩下98%的人被夹在中间，根本活不下去。”
之前商量的时候，宋柯就问高晓松，他们这么了解上游的东西，去下游是不是可以比那些互联网出身的人更懂这个行业、更能振兴这个行业。宋柯认为，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付费模式——要产生真正的交易。那么，就需要找到一个“非常中国、具有互联网精神、很赚钱”的公司，阿里巴巴无疑成为首选。正好高晓松认识马云，三人约见后，2015年7月，高晓松与宋柯正式入职阿里音乐。
从传统唱片业，到互联网巨头，两个人看似转换了行业属性，但实际上还是在奋力深挖音乐产业的可能性。高晓松并不讳言此事非他们莫属的重要性：“音乐行业是独特的，IT可以交班给年轻人，但音乐行业是一个经验、资源、人脉都要充分才能干起来的。所以，没有年轻人会去好莱坞创业。”
娱乐业也好，或者细分至音乐行业，从来都是以人脉为本的。另一个重要基因是“感受”，“更多的是体感的东西，写不出来的”，高晓松说。所以他会带着阿里的高管们去美国最著名的Coachella音乐节，“你现场看到这个人，看到他底下的人为什么疯狂，看到唱哪首歌大家疯掉了，要体验才能明白。”他还会特地飞到杭州，把阿里音乐平台的人召集起来，仔仔细细地讲解一番关于娱乐圈到底是什么样子。
至于“三剑客”中的何炅，高晓松是这么评价的：“我想不出中国第二个像他一样有这么丰厚艺人的人脉和交情，因为这行业无论是好莱坞还是香港，还是台北还是北京，交情还是很重要的。”而现在是阿里音乐集团CCO的何炅说道：“老宋跟我说过为什么找我，他说我再想了一下，谁懂音乐又懂娱乐，谁又能够在这个圈子里面有一定的话语权，他说如果你不来，我们就没有这个职位，就不需要这个职位，我们用别的方式，别的部门消化你的工作。”
而宋柯来当阿里音乐集团的CEO，实际上违背了马云“全面向‘70后’移交领导管理权”的原则——宋柯只比马云小一岁。但最终，他和高晓松向马云证明了音乐产业不同于互联网的玩法：“有很多资源需要去沟通，因为我们要做的就是盘活资源，但资源不能说我想怎么盘活就怎么着，人家愿不愿意，有没有需求。我们在行业里做了二十多年，基本上是懂他们的，或者说我们原来就是他们。有人愿意小而美、有人愿意大而全，有人愿意坚持他的艺术理想，有人愿意挣那么多的钱，要满足所有人的想法，我们做了大量沟通”。
之所以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去沟通，是因为唱片公司有太多的不理解。宋柯需要跟很多唱片公司的高管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做唱片公司、不签艺人：“唱片公司老板会问我，老宋你要见到下一个朴树，真还是那么有才艺，能抑制住内心的冲动不签他？我说，我绝对抑制不住。但那样的话，你就不是一个更广泛为全行业服务的平台”。
二十多年的共事，高晓松与宋柯还领着一批跟他们俩共同辗转了华纳、太合麦田、恒大再到阿里的“老红军”，这拨人是唱片业乃至音乐行业的中坚力量，此刻进入阿里，音乐人也好、网络人也好，相互磨合是难免的： “老红军部队就是拿小米加步枪跟人拼刺刀玩，现在拿起大炮需要适应适应，大炮不是拼刺刀，大炮需要科技、需要量尺码、需要调整。两支铁军正在向一起融合”。
唱片业的产值太小，导致产业长期处在人力匮乏的阶段，并且流失率很大。高晓松说：“我们以前养成了特别不好的习惯，不信任别人。因为确实不行，行的人都走了，行的人没事在你这干嘛。看着公司签这些艺人两年三年不发片，谁还在你这待着。所以我们以前已经习惯了，交下去的任务会打五折的，到阿里以后感觉很幸福。今天这个行业也起来了，希望更多流失出去的人才能够回到这里，为音乐梦想做你该做的事情。”
他这样解释阿里音乐的招聘标准：“你爱音乐就可以，对它有热情、相信它就行。”
见到何炅，已经是晚上10点。他刚刚完成新话剧的排练，还在来的路上跟阿里音乐的人开完了电话会议。
和高晓松差不多，他的时间也被掰碎：一部分用于主持，一部分给了话剧，剩下一部分则是阿里音乐。但这肯定不是他最忙的时候，因为阿里星球还没有正式上线。等上线之后，CCO的身份将占去他更多的工作时间。
“对于音乐来讲，很多人其实一直都在寻找新的出路和方向。实体唱片的黄金时代早就过去了，到底怎么样让音乐有活路，或者让音乐人有活路。我觉得要把互动和整个市场盘活起来，所以我提出了游乐场的概念。”
“游乐场”是指阿里星球App中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使粉丝可以聚集在一起支持自己的偶像，而且如果歌手放开权限的话，粉丝甚至还可以帮歌手去听歌曲小样。
高晓松深谙粉丝的力量：“粉丝有多热情？每天放了学，回家为我们家心爱的谁谁谁去听50首小样，没问题。我愿意为我们家谁谁谁付出这个精力。”
粉丝经济的出现戳到了唱片工业中另一个不能说的秘密。2002年，《美国偶像》第一次登场时，让公众投票选举歌手的举动使这类节目因其“草根性”被大众所喜爱，这样反唱片工业的做法甚至撼动了音乐产业。在中国拥有同样庞大影响力的可能就是《超级女声》了，它诞生自何炅所在的湖南卫视。节目中，音乐行业的专家会向选手提出建议，但真正做决定的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不管歌迷投票的初衷是否为了获取利润，它成功地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投票者。这类节目成功地将唱片工业的普通程序颠倒，并通过电视直播出来。音乐人发现自己不再需要唱片公司艺人发展部的那些专家，而可以通过这类节目出名，由此更多的人去排队报名参加更多的选秀节目。
但是宋柯觉得，选秀节目并没有解决音乐行业的商业模式问题，选秀艺人一旦签进唱片公司，依然是用原来老一套唱片行业的游戏规则在玩。
所以阿里音乐中的“游乐场”不只会有第一名与第二名，也不仅仅只有“选出第一名”的时刻，粉丝可以随时与自己的偶像进行沟通，甚至可能成为唱片公司发掘新人的地方。何炅说：“有权威的平台，能够让音乐被听到，现在平台多且杂，反而让音乐听不到，就好像老觉得听不到好听的歌，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创作人，只要出来一个就惊为天人。但其实有很多，只是他们没有机会，或者是有的时候被听到了，但是没有后续的力量去支撑，去推广。”
而阿里星球，能创造更多机会，让独立或者小众音乐人被听到。与之类似的是YouTube造星模式，2015年至今，一直排在虾米音乐排行榜前列的《See You Again》，其演唱者Charlie Puth最开始就是在YouTube上翻唱别人歌曲的YouTuber，最后被华纳唱片旗下的eleveneleven厂牌签下。
跟高晓松与宋柯的工作不同，目前何炅的任务，就是要将粉丝聚拢起来，还是项目制的。
“我其实要负责的是阿里星球整个平台上，到底我们让大家玩什么，这个内容是什么，可以看、可以听、可以参与互动，甚至可以选择、可以作主。”在何炅看来，粉丝的力量已经远远不是拿起手机投票选冠军那么简单，“粉丝们早就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决定权了，不单是决定自己听什么，有时候甚至影响到歌手唱什么，当然不是说被歌迷或者被听者完全带着跑，而是说这样一个时代完全不能孤芳自赏地关在录音室做音乐了，必须跟大众也好，或者说你的指向性歌迷也好，互动起来。所以我想，我们阿里星球将来就会是这样一个让大家彼此见到对方，听到对方声音的平台。”
高晓松更形象地诠释了阿里星球为什么会让努力者有所得： “过去没有这个平台，努力是没有积分的，努力就是努力，但人家也愿意，愿意为了偶像付出这些，现在你不但努力了，我还给你积分，因为这个积分还可以换取比如演唱会的票，你偶像各种各样的东西。”
阿里星球发布内测版时，评价两极，一边有人用洋洋洒洒好几千字，想要仔细形容这款产品是做什么的、能带来什么，另一边则有人轻描淡写地用六个字一言蔽之：“音乐界的淘宝”。
宋柯不认同“音乐界的淘宝”这个说法，他觉得阿里星球跟淘宝系产品最大的区别是——没有人在乎淘宝商品幕后的东西：“我去淘宝上买一个打火机，我毫不关心打火机怎么生产，只要价格公允，性价比好就买了，买完就结束。”
音乐圈的产业链特别短，你可以把它简单的分为买歌、唱歌还有与粉丝互动，但是参与人数却非常多。举例来说，要产出一首歌需词曲作者、乐队、歌手以及制作人，而每个分类里面又被细化成好多类——例如电子舞曲或者爵士的作者，看起来相互独立，实际上却密不可分。
阿里音乐是想通过阿里星球来践行“前店后厂”的概念。粉丝当然可以看到已经成型的艺人产品，也可以在直播这一区块中，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评判半成品；再往里，就是一个半封闭式的工厂，工厂里面是一个一个的产品模块。这些模块可以进入唱片公司这样的大仓库组装成一件完整的商品，又或者反其道而行将一个小的模块交付给粉丝。总而言之，就是音乐产业中任何一个层级的产品或者是机构，阿里音乐都能触及到。
“看起来是一样的”，高晓松说，“但淘宝模式是不沟通的，内部之间也不沟通，卖过的鞋，卖过的书，我卖鞋跟你卖书没关系，但我们这产业是个很聚集的产业，方方面面全都有关。”他并不认为阿里星球会革唱片公司的命：“我们不是做唱片公司，我们是做唱片，唱片公司慢慢就会融化到这里。原来唱片公司怎么签人？上地铁里去看、到西单去听，我们多好，在这听、在这挑，八大唱片公司都来我这儿，歌手你选、我给你配套。”
宋柯也肯定了这个观点：“我们会给歌手寻求各种支撑，但是我不会要他们的版权，更不会说未来签他们的经纪约来降低成本，我觉得这个不是平台想法。就算做1首歌，都是对合作伙伴有冲突的。”
毕竟中国的音乐产业依然需要唱片公司，类似YY、唱吧这样的公司仍旧有天花板，一个歌手辛辛苦苦唱一年可能唱出200万，但是巨星一场秀就不止200万。而后者还是要仰仗唱片公司的资本运作：更大规模的运营、宣传、推广，请韩国教练、定做高级服装。
“我们只是把下半身融化了，但是上半身这事还是很重要，头部还是靠巨大的公司。大公司大投资还是需要的，但你固步自封，或者躺在自己的大品牌上，那对不起，过去信仰几大公司的东西慢慢就会消解掉。”高晓松甚至希望唱片行业泡沫化，“原来唱片公司还挺抠门的，说半天说这张唱片150块吧，MV50块不能多了，旁边来一大家伙说500块拿走，MV300块拍了，他把人家捧红了。我们希望行业泡沫化——最底层的人原来一天挣150块，而来到另一个平台可能就挣500块。”
可预见的是，阿里星球将会有效补充传统版权代理公司难以覆盖到的人群。传统版权代理公司可以被理解为唱片公司的“小样库”——歌手在收录新专辑歌曲的时候，除了自己创作之外，另一种可能性是找版权代理公司买现成的未公开曲目。
“过去想做一张专辑，唱片公司找版权代理公司说‘给我几首未发表的曲子吧’，那版权的公司给你十首。但是大部分的世界级版权代理公司都有百万级的未发表歌，但是没有人替你去挑这些歌去，谁会替你听一万首歌？而这些人他也不会真的去那百万级的曲库里替你一首一首挑，他也不会了解唱片公司代表的那位歌手是什么样的。完全以那种最古老的模式去运营。” 高晓松对于传统唱片公司的操作方法如数家珍，但他认为，正是这样的局限性掣肘了音乐产业积极拥抱变化，“而我们这个平台，你只要有钱，有精力，或者你有粉丝、粉丝有热情，真的是可以听一万首歌”。
他甚至认为类似淘宝导购的附属产业也会出现，比如真正的“乐评人”：“我不是谁的粉丝，我就是音乐爱好者。我以前的品位只用来写影评、写乐评，现在来点真的吧，我去替你们听。我觉得这首歌最适合谁谁谁，我就给他，我中了这不但是收入，而且还有最大的积分，你还能因为这个收入发展下线，最后一群音乐爱好者形成，哥几个辞职得了。”
而高晓松和宋柯的经验又一次得到体现，至少在鉴别“假货”这件事上：“我们已经积累了16年的经验，怎么淘汰垃圾商户，怎么淘汰垃圾商品，怎么识别假货，怎么在搜索端控制住这事，怎么防止你刷信用，怎么防止你刷单。因为我们有这个基因，有这个技术，有这个团队，我们不是一个崭新起来的东西，说我们又出现跟淘宝一模一样的事，从头再走一遍弯路，我们当然是有这些东西，才能做这个平台。”
诚信系统的建立，也能够让交易者面对尽量扁平化、以作品论英雄的市场，这正是他们希望的，让“隐形的”中坚力量浮出水面：“比如你虽然是个大腕，但是老不交货，人家是订一支曲子或者一首词，你这半个多月都没理人家。这跟你滴滴打车接了一个单，最后四个多小时也没来，那对不起这差评有了。”
而“江湖骗子”也会显形，“你可以到处说我给那英弹过吉他、我给刘德华弹过，你还能骗很多很多年轻的人。但以后拿出手机把人名输进来，看一眼就知道了。这都是阿里一步一步拓展出来的经验跟基因，这些经验跟基因正好是娱乐业最需要的，娱乐业最需要的是诚信，最需要的是从良，这些东西是跟其他的平台不能比的。”
阿里的强大数据能力，也让异地协作成为可能，音乐的门槛被打破，在这点上，高晓松甚至和刘欢的愿景是一样的，希望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享受音乐的乐趣，简单得像是使用拍照App修了张照片一样：“我们在跟阿里云开发，比如看出来你是爵士风格，我们就给你推荐爵士乐手、爵士吉他手。这样制作也相对简单，完全可以不见面——你在英国弹吉他、他在南非打鼓，我在北京把歌唱了，一点问题没有。”
阿里星球会将音乐行业透明化，所有与音乐相关的幕后工作者——不管是词曲作者、歌手、演出服务商、星探都将被整合到一起。原来东奔西走敲音乐公司门递DEMO的场景将不复存在，宋柯说：“其实干这事儿不难，不需要几十万跑到北京找一个公司，你可以找里面最喜欢，你觉得最合适的就够了，可能这个费用也就几千块。没有人去想这塔尖上百分之几以外的人，这个行业其实永远发生不了。至少你给他一个成长空间，做出一个生态。”
未来的某天，阿里星球上将会有一个歌手发布作品、与粉丝互动、被唱片公司挖掘、继续出专辑与粉丝互动、举办演出，最终成为超级巨星。
当然，这只是理想化的流程，不过可以预见的是，更多歌手会想要在阿里星球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至于虾米，仍然会保留纯粹的播放器功能，宋柯解释说：“听歌还是大众非常重要的需求，这块阵地还是要占的。而且未来一旦付费时代来临，它会是我们需要的音乐产品销售平台。”
采访时，高晓松毫不避讳地“宣判”唱片公司还处在“石器时代”，笑称自己和宋柯一直从事的音乐产业就是 “老中医产业”：“我就希望有一天把这些老中医模式逐渐地改造成西医模式，就是能量化、能测血压的，当然不能完全搞成西医模式，但更不能永远是长袍大褂老中医模式，谁混的年头久谁有价值，这行业就不会进步。”
这三个见过高山也沉过低谷的男人，聚在一起，最期待的场景不外是阿里星球上线后，陆陆续续的，越来越多的幕后音乐人有了更便捷的途径接触唱片公司，并且可以通过这一模式获得直观的收入。
高晓松笑着描绘道：“我看大家都喜气洋洋回来了，本来走了的都回来了，本来说退休的，突然间头发也变黑了，牙也又长出来了，老哥们儿又干了，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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