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Kindle带进中国的前前后后
亚马逊中国区总裁张文翊
虽然起跑晚了6年，但Kindle中国终于赶上了全球的步伐。在接受《财经天下》周刊采访时，张文翊的职务仍是Kindle中国区总经理。几天后，她就升官上任，履新亚马逊中国区总裁。
本刊记者|严冬雪
编辑|胡刘继
摄影|尹夕远
1993年，工科毕业的女生张文翊成功应聘进入英特尔，在她成长的美国成为了一名工程师。即使在多年后仍自认“保守、内向、害羞”的张文翊，不会想到在2016年4月底，她会成为亚马逊中国的掌门人，全面接管这家电商巨头在中国的电商以及Kindle业务。
在此之前，她已经带领Kindle中国团队鏖战3年，帮助亚马逊在中国推广电子书阅读器与电子书，并将中文电子阅读由中国市场推广开去。
在这期间，张文翊成功将Kindle全线产品引入中国，Kindle中文电子书也从最初的2.4万本快速增长至今天的30万本。目前，Kindle设备在中国的销售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
虽然起跑晚了6年，但张文翊带领的Kindle中国团队，终于赶上了全球的步伐。
张文翊加入Kindle中国之时，算是赶了个晚集。
早在Kindle之前，已有索尼等公司推出电子阅读器，并于2006年发布于北美市场，试图将传统阅读导向电子时代。2007年，第一代Kindle才正式入场。
到了2011年，电子阅读器设备出货量已达到2300万台。与此同时，来自The Bookseller的数据显示，亚马逊在英国电子书市场的份额高达90%，在其他国家情况也大抵如此。
将时钟拨到2013年初，当时的中国电子阅读器市场，正经受和Kindle冰火两重天的境遇。从当时的财报看，国产电子书代表厂商汉王科技在2012年全年营业利润为-1388.43万元，预计还将持续扩大净利润亏损。与美国市场主要靠内容付费盈利的模式不同，中国厂商仍处于卖设备赚钱的层面，并无出版基因的汉王试图打造自己的书城，但实际效果寥寥。主要靠预装政商类经典名著的汉王电子书，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当做一种新奇的礼品被推广。
另一厢，以掌阅、QQ阅读为代表的手机阅读软件，虽然培育了用户的电子阅读习惯，但提供的读物基本限于玄幻、武侠、言情类网络小说。不论电子阅读硬件或正规数字出版内容，却因为各自的原因残缺着。
那时候的张文翊，正经历在英特尔的第20年职业生涯。再过6年，她就能从高管的位子上早早退休，进入人生的easy模式。
“到了20年这个槛的时候，人通常都会想一下，就这么退休了吗？”张文翊说，自我诘问之后，是心有不甘的。在一直从事硬件产业的她看来，世界早已不是被硬件驱动，而是被应用驱动，正值盛年的她想要多开一些眼界。
机缘巧合，去西雅图父母家度假的张文翊收到了一份邀约—同样诞生于西雅图的亚马逊，邀请她去和公司高管见面。走出校园就进入英特尔耕耘20载的张文翊对《财经天下》周刊记者戏谑：“我已经20年没找过工作了，就当这是一个面试机会。”
双方相谈甚欢。一方面，张文翊被亚马逊的公司文化、几位高层的聪明与真诚所打动。在未来同事的描述中，Kindle在中国正是刚要落地起步的状态。另一方面，张文翊已在同一个企业里面工作了20年，非常渴望得知自己是否能从零开始搭建一个新业务。是年5月，张文翊任职亚马逊全球副总裁、Kindle中国区总经理。
在张文翊入职之前，已经有人在打前站了。2012年9月，姚祎晨加入Kindle中国团队，先后报道的还有另外3名同事。
回忆起入职的情况，姚祎晨仍然觉得有意思。接到面试通知时，除了明确雇主是亚马逊之外，姚祎晨对其他一无所知。来自中国、英国、美国的三地电话面试轮番上阵。紧接着，一位面试官两度从日本飞到北京与其交谈。
“对方十分谨慎，并且高度保密，不透露要做的具体事情。”姚祎晨说，他只能通过对话感觉到雇主对硬件和互联网生态思维有要求。基于IT行业的多年浸淫，他猜测与已在国外上市、迟迟未进入中国的Kindle有关。
“它知名又有趣，在国外已经很成功。更重要的是，它鼓励人们读书，这意味着我将要做的事情是对的。”最终，数十轮的面试过后，姚祎晨接受了这份offer，证实了自己的猜想。
一边是从未进入中国的产品，一边是13亿人的市场，姚祎晨等4人组成的初创团队即刻进入焦头烂额状态。美国总部希望他们能在1个月后，即2012年10月就发布产品，4个人很快就研究发现这事办不了。
“你知道不可行，但是你要告诉美国那边为什么不可行。”现在任亚马逊高级产品经理的姚祎晨回忆，彼时，距离首代Kindle在美国发布已经过去了5年，对于亚马逊而言，欧美市场已进入放大阶段，来自美国总部的经验适用于发达市场，但中国市场却亟待拓荒。
中国团队花了很多时间向总部论证“不可能”：为什么这件事情你觉得可以做，我们做不成，问题在哪里。单就官网而言，Kindle页面区别于亚马逊零售页面—后者可以自动生成，只需在后台输入商品基本数据。而Kindle页面偏视觉化，这意味着零售团队无经验可借用，而高度精简的4人小组也不包括技术团队。
唯一可供调用的是电话。姚祎晨给美国那边打了“无数个电话”—习惯欧美成熟市场的团队，向初创者传授经验时，会不自觉地忽略很多细节。在大洋彼岸的电话那头看来，用一个工具，如此这般点一点页面就出来了，并不复杂。这句话传达到姚祎晨手中的实际操作是：先将全部内容翻译完毕，找总部设计师画好图，堆到页面上，然后发现怎么堆都不对—单击“购买”后，菜单会弹窗询问是否再买一个皮套，每一次点击背后都连着一串细小的操作，没有技术支持的团队，只能次次试错，一次失败后，就隔着时差联系总部全盘再来一次。
“那时候每天都开会分享自己的问题，结果发现每个人都提出很多问题。”与美国总部之间晨昏颠倒的时差戏弄下，只有远程支援的4人组主要靠自己摸爬滚打解决问题。
被否决的10月份过后，紧接着是圣诞假期和中国春节，发布时间一路推迟到4月份，又因为种种原因再度延期。最终，总部与中国团队达成一致，将Kindle入华日期定于2013年6月，即张文翊上任后一个月。
入职后的张文翊，碰上的头号挑战就是定价问题。按照美国总部的计算，中国的第一款Kindle定价应在千元以上—在美国市场，用户有良好的付费阅读习惯，这使得亚马逊可以下调设备价格，在内容上找回盈利。而美国总部判断中国是不太会消费内容的市场，因此只能提升设备价格。
张文翊和她的团队有不同看法：中国是一个需要投资和培育的市场，过高的硬件设备价格会阻碍市场的成长发育和壮大。
2013年6月7日，张文翊上任次月，Kindle电子书阅读器在华正式发布，售价758元。这较第一代Kindle在美首发已经过去了6年。不过，和其他地区市场一样，Kindle在中国一炮而红。
这样的结果，令张文翊想起面试时打动她的那句话：她被告知，对于市场，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坚信“世界上只有两种语言我们要突破，一个是英文、一个是中文。”这句对中国市场高度肯定的话，给了张文翊莫大的信心。
从左至右：顾凡、彭海涛、姚祎晨、于洪
“我喜欢300%地做事，所以也带动整个团队维持300%干活的创业氛围。”张文翊的这番自我剖白，在多个同事口中得到佐证—她生性如此。
其实，张文翊身形柔弱，语调温柔，面部还有着女高管中少见的柔和线条。她不疾不徐但语气坚定地告诉《财经天下》周刊，在她看来，这是亚马逊的风格，也是她个人钟爱的创业竞速氛围，“我相信在中国互联网这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只有快才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Kindle市场总监于洪则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活力。只要有了想法，他可以直接和一线销售沟通，省下“发邮件，抄送15人，再转发扩展到30人，等待每个人的建议反馈，再决定”这一被人诟病的邮件流程。在大公司亚马逊中，Kindle团队以创业的姿态，维持了小公司的效率。这种快速竞争的状态，深为于洪欣赏。
这种惺惺相惜当然不是偶然。和姚祎晨一样，于洪的加入也历经了数十轮面试。每一轮对话中，于洪都反复被确认“客户至上”“创新”等典型亚马逊思维。围绕着这家企业的几个核心竞争力，最终被招入团队的，都是怀着同样理念的熟手。大家怀揣不同的办事风格和创造性，又在精神状态和奋斗方向上保持一致。
著名的“五加一”做法同样复制在Kindle团队，即先写一篇新闻稿，假想产品已经发布，然后读稿，如果读完自己都不兴奋，就不是好点子。还有5篇内部汇报文件，包括目标人群、商业模型、客户痛点、客户基础等方面。提出想法的人必须先挖地三尺，彻底想透，就好像对面坐着的是投资人，而你要用这份商业规划书打动对方。在亚马逊文化中，这样的六页纸做法，是为了确保每个人的想法能尽快落实。
对于“创业公司”Kindle而言，首先要落实的就是找到用户。通过第三方市场调查公司，于洪拿到了一份覆盖几十万人群的调研结果，在中国，读者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重度阅读者，无论外界如何，始终热爱阅读，书本与其就像空气一样。这群人有非常大的书籍消耗量。但是，这类人只占10%左右。
第二类是轻阅读者，他们或者因为生活压力等各种原因减少了阅读，面临没有时间、不知读什么的问题；或者本身并不真正为看书，只为了有一些社会谈资，塑造爱书之人的形象。对Kindle而言，无论何种原因，都可以引导他们更多阅读。
第三类是实用主义者，诸如语言考试、出国考试、汽车维修等，为获取技能和知识而阅读。
重度阅读者无需引导，Kindle需要着力下功夫的是占据90%读书人群的第二、三类人群。于洪的策略是，把这些人对于阅读的感受传递出去。为此，他们举办了很多线下互动活动。看过现场的参与状况，他深切感到，很多人其实想要返璞归真，重拾书心。现代社会，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被手机绑架，成为低头一族。不断有人在呼吁大家反思，回归深度阅读的状态。
“对于这些人要鼓励他重拾书心，不光有眼前的苟且和压力，也许明天还是苟且，但是第三天你应该有诗和远方。”于洪说，绝大多数轻阅读者只是需要与阅读环境产生共鸣，重新被激起热情。
对Kindle中国市场而言，由官方带动的阅读引导，关乎生死存亡。亚马逊美国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有很多以家庭为单位的重度阅读者，并且是核心用户，有家长买书孩子看，也有上了年纪的家庭妇女自己在家读书。但在中国，Kindle相对小众，入华之前更只有极客和工科男才听说过，他们在论坛上交流电子版教科书。
因此，如果在中国不推广阅读，Kindle面临的是极低的天花板—圈住爱读书的一小撮重度用户后，市场便停滞了。
最终，Kindle目标用户定位在年轻人身上，一系列的营销活动也针对以大学生、年轻白领为主的阶层，有的放矢。2014年，上海静安寺地铁站出现一座两吨重的大书架，里面放了两千本书，而书架中间放了一个200克重的Kindle。目的是告诉大家：想将这里所有书都带走的话，一部Kindle就够了。
或多或少，来自Kindle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员工都向《财经天下》周刊分别诉说过拼命“创业”之余，内心被触动的柔软地带。这些平日里精力旺盛、勤于折腾的Kindle人，会被同事一条写给女儿的朋友圈感动到几乎飙泪：“爸爸今天又工作到11点半，没法回家看到你了。但是明天我们有重要的发布会，就是‘Passion for reading’，爸爸为了这件事情准备了很长很长时间，很多叔叔阿姨一起工作，我希望明天带着你到那儿看。”
在于洪看来，这种发自内心的诉说，恰恰解释了为何Kindle中国市场部只有8个人，却能负担起所有的事情。“还是有一定的追求和情怀在里面，大家基本都爱书，并觉得肩负一定的使命。”于洪说，大家聚在一起不仅仅为了打一份工，而是力图确实地改变周边的人、其他的人，最后改变社会。
“调查显示中国人的读书量在增加，但很缓慢，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少很多。我们很着急，希望人们能够找回自己，返璞归真。阅读在其中，扮演太重要的角色。”于洪说。
随着对Kindle的了解日益深入，张文翊也越发乐在其中。她认定推广阅读是一件正能量的事情，因此有了强烈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由于Kindle搭配的亚马逊电子书店正在协助传统出版业拥抱数字化，这又令她感怀使命。也许，对卖书起家的亚马逊和重度阅读者贝索斯而言，Kindle始终是一块有着特殊感情的业务。
从2013年5月入职开始，在成员少、不熟悉文化、没有人脉、又刚跨行跳槽的第一年—“什么都没有的这一年”（张文翊自评），得益于理念高度一致的团队及强悍的企业文化，到2014年第四季度，Kindle全线产品在中国上市。
至此，虽晚于美国市场6年进入，但张文翊麾下的Kindle中国团队跟上了步伐。
现在看来，找到张文翊的猎头眼光毒辣。这位此前在英特尔度过20年生涯的女性，足迹遍布美国、亚太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职责覆盖战略事务、品牌、公关、广告等。最后以英特尔中国区市场与渠道部总经理身份离职时，张文翊已先后在9个职位上担任重要角色。背负这份出奇完整的职业履历的她，正是一个创业团队负责人的不二人选。
湛庐文化总裁陈晓晖的抽屉里至今放着一台索尼PRS505。2006年，索尼505在北美上市，身为出版业内人士，陈晓晖花了2000多元从美国带回这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阅读器。这是一本书大小的电子平板，采用EINK公司当时最先进的电子墨水技术。随它一同诞生的说法是：电子书要取代传统书籍。
当时，不论中外，大众对电子书这种新产物的了解都处于“听说”阶段，至于这种新奇的电子设备是否能改变阅读方式，莫衷一是。陈晓晖亲自体验完这款革命性的产品，发现它没有那么夸张，革不了纸书的命。
2007年，亚马逊发布首代Kindle，陈晓晖及他的一票出版界朋友开始密切关注亚马逊的动向。一群中国的发烧友也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代购把玩。高科技产品发展的经典S曲线自此开始：最开始是萌芽期，发展来自于极客和发烧友的试用，随后是销量的快速上升，进入生长期，再到成熟期—快到一个平躺的S的最高点，接近顶端。
“中国的Kindle销量正处于生长期的上方。”亚马逊Kindle中国区产品副总裁彭海涛向《财经天下》周刊透露。
与售出设备量匹配的是30万册的Kindle电子书数量。而在这背后，是Kindle与近600家中国出版机构和进口商建立的紧密合作伙伴关系。
从0到600家的过程，开始得并不算顺畅。即使对于早就密切关注电子阅读器的陈晓晖而言，如果不是因为一句话，他至今不会选择与Kindle合作。
作为新鲜产物，Kindle与iBook等电子书诞生后，商业模式与逻辑都不清楚。业内惯例是按照下载量分成，这种模式由于在传统出版业没有参照，并不被陈晓晖接受。在他看来，分成模式下的电子书定价权、利益分配都不清不楚。
实际上，在Kindle发布的早年间，美国的五大出版公司与亚马逊的摩擦不断。2009年年底，HarperCollins、Simon&Schuster、Macmillan、Penguin Random House和Hachette五家出版商宣布联手抵制Kindle。
此时，陈晓晖身处中国经营他的传统出版业务，Kindle尚未入华，只需坐山观虎斗。等到张文翊的团队找到陈晓晖，他们一同带来的还有一个明确定义—“电子书是一种版本”。
“直接为电子书定性，世界就清静了。”陈晓晖向《财经天下》周刊解释，这个定义不再纠结于谁取代谁，而只将电子书作为一种版本纳入出版业，这意味着它有了成熟的参照系，出版商可以像卖纸书那样售卖电子书，只当在平装、精装外多卖一个版本。
于是，同纸书一样，电子书的定价权仍在出版商手上，亚马逊提供平台销售。“它所有的逻辑链条和纸书完全一样，没区别。”这件事被陈晓晖认为至关重要，也打消了出版行业很多的担心，确立了基本的商业模式。
但是，面临挤入传统市场的新生事物，不少出版商仍在担忧数字出版影响纸书销量。陈晓晖认为，贝索斯也一直在回避这一问题，每次有关Kindle的公告，只会提及电子书市场和纸书市场分别增长了多少，却从不交代二者之间的关系。
2014年10月份，在一次出版业峰会上，Kindle中国内容产品管理总监顾凡一次性拜访了30多家出版社。这次集体会面，刷新了顾凡心中的传统出版人形象：“一是标准化，大家在分享转码工具、版权工具、销售工具和出版流程；二是感觉做数字出版的人绝对有朝气，非常年轻，也有想法。”
作为伙伴，顾凡悉数记下大家的不同想法，准备共同摸索。一个关键议题是：电子书到底该卖多少钱？跟其他国家地区Kindle团队一样，顾凡充分肯定出版社的定价权，也根据亚马逊的大数据给出建议，告诉他们哪种书用什么样的频率促销可以卖得更多，从而提高总收益。具体到每本电子书，Kindle团队有时也会给出推荐价格，由出版社选择是否接受。
站在出版商角度，陈晓晖始终对低价策略保持警惕。他认为，五六块一本的电子书固然好卖，但这种倾销模式势必冲击到纸书销量。在中国，电子书对比纸书，无论售价或销量均不在一个量级上。在绝大多数出版社，纸书担负着主要的毛利贡献。
“纸书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除非电子书成长特别快，一下子就能顶上挣钱的重任，否则不能随便取而代之。”陈晓晖说，低价模式推演到最极端时，是电子书完全取代纸书，此时，出版社已为纸书付出过高额成本，却只能获取电子书的廉价收入，势必血本无归。
基于这个推演，陈晓晖断定：早期曾低价售卖电子书的出版社，一定会在后期逐渐提升单价。
事实上，通过后台数据，Kindle中国看到了自2012年年底中文电子书上线以来，单本售价的中位线确实保持着逐年上升的典型趋势。
同期攀升的还有出版社的数字化能力。张文翊认为，鼓励伙伴加码数字化的关键在于，帮助对方降低投入门槛。当前，纸书出版量有几百万册，每本转码都会产生成本，选择哪些转码才合适？Kindle就与出版社合作，与其分享亚马逊平台十几年来售书的数据；另一方面，也会提供端到端的转码工具，甚至帮助介绍一些转码公司。对出版社尤其在意的数字版权、数字营销等方面，张文翊更授意顾凡将其作为核心议题。
面对《财经天下》周刊记者，供应商与平台相互用两个字描述了对方带给自己的感受。“规矩”，是陈晓晖对亚马逊的终极评价。“信任”，则是顾凡从数百家出版社那里得到的最大感受。
事情正在悄悄起变化。2012年年底，Kindle中文电子书店上线时，只有20%的中国出版方有转码能力，其他的由Kindle完成。现在，80%电子书由出版方自行转码。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600家中国出版商与Kindle一起，一手打造了中国出版业拥抱电子书、筑建数字化能力的过程。
同时，3年多以来，Kindle中文电子书从两万余本激增至30万本；月活跃用户则是3年前的28倍；中国用户的付费习惯也在逐步形成之中。
亚马逊中国区产品副总裁彭海涛向《财经天下》周刊坦承，在中国，Kindle靠兜售电子书内容获利的状况，仍然远没有发达国家乐观，但趋势是乐观的。“亚马逊是看长期的公司，我们愿意等，等到用户改变付费习惯，尊重知识产权，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到来。”在年轻的Kindle团队中，俨然是兄长年纪的彭海涛一脸赤诚。
张文翊透露，Kindle刚刚上线的时候，免费书占比确实很高，而后，付费比例在逐月提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用户付费总量与发达市场差距较大，但是，在月活跃付费用户中，单个用户每月购买的付费书，不低于其他较为成熟的数字化国家，比如美国、德国、英国等，“这令我们深感欣慰”。
到现在，大多数出版社已经认可电子书不会威胁到多数纸书的售卖，Kindle显然乐于看到这一结果。数字化进程被肯定后，业界公认的下一趋势是纸书、电子书同步出版发行。
2015年，畅销书《乖，摸摸头》做到纸电同步出版，其纸书和电子书销量都同步大幅度增加。同一作者大冰的另一本同类型作品《他们最幸福》，纸电出版间隔超过4个月，纸书和电子书销量均远不如《乖，摸摸头》,销量差距接近10倍。
在中国，纸电同步做到最好的一家出版社，纸电同步选品在2014年占全选品36％，在2015年提高到了58%。与此同时，这家出版社的2015年纸电总体收入比2014年增加41%，其中纸书销量没有被电子书冲击，增幅达到15.3%，电子书销量比2014年增加超过277％。这再一次说明，只要安排得当，纸电同步能够大幅提升出版社收益。
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去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到2.96亿，近六成用户每天都会阅读电子书，数字阅读对推进“全民阅读”的作用日渐凸显，同时，对于出版内容的深度阅读也在迅速复苏。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楠表示，他们的数字出版业务在2015年有了超过100%的增长，达到历史新高，他对中国未来的电子书发展有很大信心。
对于这些漂亮数字背后的数字阅读生态中各方扮演的角色，顾凡是这样比喻的：大家坐在船上，都希望有人在岸上拉一下，有了头一下，船顺着水流势头就走起来了。但是刚开始，没人去岸上来拉这一下，所有人的处境就会异常艰难。“外界对我们的期望值就是那个岸上的人，希望我们把从零到一的东西做出来。”顾凡对《财经天下》周刊说。
而在张文翊看来，Kindle在中国已经跨过了从零到一的阶段，现在，在从一到百的路上，是“要跑起来的阶段”。上市3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市场之外最大的市场。而根据去年的阅读状况，二三线城市居民对电子书的需求非常旺盛，比如，电子书平均下载量城市排行榜中，第一是昆明，第二是兰州，第三是乌鲁木齐，到了第四才出现一个一线城市。阅读完成率的前10位里都没有一线城市。因此，扩大二三线的覆盖量，是Kindle要“跑起来”的方向。
这是个属于中国市场的、独一无二的方向。事实上，由于入局比美国晚6年，早期，张文翊的团队一直在努力追赶。但跟在人屁股后的状况只持续了一年多，2014年年底，Kindle全线产品在华上市。自此开始，Kindle中国先后全球首发了白色Kindle、在美国亚马逊上线了中文电子书店、推出了499元平板电脑、电子书包月借阅服务，以及与全球同步预售高端产品Kindle Oasis，再到今年5月初，中国再次首发产品，白色的Kindle Paperwhite。
连串快跑中，Kindle在中国逐渐打磨棱角，从需要用户适应，到适应中国用户。比如，微信分享功能、英语单词提示功能、与百度百科整合提供内容识别、定制适配Kindle电子书的安卓App。甚至因为中国消费者对白色电子设备的偏好，Kindle首次有了白色外形，并成功输出到日本、印度、欧洲市场。
得益于此前的销售、渠道工作经历，张文翊带领麾下团队正在全面增设Kindle设备渠道，线上除了亚马逊官网，还有天猫；线下增加到了1000多家零售店，从20个城市拓展到50个。除了3C电器城外，还进驻机场、校园、超市、社区等。
“在美国，亚马逊平台非常成熟，已有近20年的历史，所以在官网上推Kindle是最核心的渠道。可是我知道在中国需要多元化，线下的渠道推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张文翊解释。
也许因为Kindle的中美市场处于截然不同的阶段，来自总部更高层决策人的声音一直在鼓励张文翊这些本土化动作。毫无疑问，亚马逊是一家全球公司，Kindle是一个全球品牌，产品开发团队在美国，但是，来自中国团队的很多建议也会加进去。张文翊不赞同团队只负责在中国卖货，而总是要求他们预先做些什么，来提早影响产品的定位—从而影响总部，输出到全球其他市场。
张文翊必须这么做。2016年的中国电子阅读市场，正逐渐迎来更多的玩法。以掌阅科技为例，这家公司从2008年开始做手机阅读软件iReader，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电子阅读平台，坐拥8000万月活跃用户，50万册书—比Kindle高出20万册。掌阅还对接几千名签约作者，为平台提供网络作品。游戏公司、影视公司也与其频繁合作，就一些好的IP做互动。这家公司的用户比Kindle更年轻化，根据官方数据，其1700万日活用户中，300万人在看漫画。
掌阅以免费网络小说起家，最近几年开始与出版社频繁合作，将出版读物作为平台的重要产品。现在，掌阅iReader上的读物包括出版书籍、网络文学、漫画、杂志四大类。其中，网络文学依然占有相当比重，杂志也在快速增长，《故事会》与《读者》销量排名领先。
显而易见，种种这些都与以出版读物见长的Kindle几无正面交锋。但是，掌阅在2015年推出了电子阅读设备，并在今年快速迭代，准备继续此前的长期策略。
相对应的，Kindle也紧盯市场。对于已出版的网络超人气小说如《花千骨》等，Kindle很快将其电子书收入囊中。
“亚马逊也好，任何一个全球化公司也好，永远需要平衡本地化和统一化。当你能统一很多共通点时，成本就可以降低。因此，只有最应该本地化的东西，比如支付方式，需要尽快优化。”张文翊提到，除美国之外第一个专为国家来搭建的软件团队也在中国，经过他们的本地化调整，Kindle的App用户无需注册就可以浏览书店，从而降低互动门槛。
在接受《财经天下》周刊采访时，张文翊的职务仍是Kindle中国区总经理。几天后，她就升官上任，履新亚马逊中国区总裁。
2013年5月9日是张文翊加入亚马逊上班的第一天，上司告诉她：我们招你的原因之一是你特别懂中国市场，我们虽然懂亚马逊的文化和产品，却不可能比你懂中国市场。就这样，见证张文翊带领Kindle的3年战绩后，亚马逊中国终于迎来一位熟稔中国的华裔掌舵者。
Kindle上的实体翻页键，来自于强烈的用户反馈需求。如果你希望Kindle能发声或者是彩色的，这个也许亚马逊将来会考虑，但他们会一直克制不能加太多，以保证沉浸式阅读。
2.大量的英文原版书是Kindle特色之一。而在中国，排在第一名的书叫《If I'm So Wonderful, Why Am I Still Single?》，变成了高级单身白领女性的婚姻和求偶指南。实际上，这本书畅销了25年，说明了单身剩女问题25年还没有解决。但它在纸书榜单并未进入前一百名——也许因为，通勤途中的白领们不愿意让人看到纸书的封皮，但在Kindle上，谁知道你在看什么？
3.Kindle的生词提示功能Wordwise深受进口书读者的青睐，此功能在阅读中的使用率达到了逾76%——不认识单词的，你不是一个人！对待电子产品上，日本消费者有与我们同样的白色偏好，首发于中国白色Kindle在日本的销量远超印度、欧洲。美国市场至今未引入白色K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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