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商界不宜仿官场

12月31日，2016正和岛新年论坛暨新年家宴在厦门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

周其仁：

谢谢各位！

我这个人讲不了过年话，想来想去，选了这么个题目“商界不宜仿官场”，希望不要扫了各位的兴，过坎怎么过，涉及到很多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我们的观念、思维，不是跟直接怎么投资，怎么对付危机，跟策略有关，是我们的心态，是一个企业的文化氛围。

为什么选了这么个题目？主要来自我的一些观察，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经常跟官场打一些交道，也跟商界打一些交道，我教过的学生一部分去了政府部门工作，一部分在企业工作，当然还有一部分留在学界。我的观察不够严谨，有这么个印象，就是商场很喜欢模仿官场。

正和岛还是不错的，他叫岛邻机构，这个词起得挺好的，官场里没有这个词。但是企业界动不动开峰会，什么叫峰会？这些都是从官场移植过来的。这个当然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它只不过间接的跟我们怎么渡过难关，怎么把中国企业做成世界一流水平，可能有一些关系。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简单讲讲几点思考。

官、商究竟有什么不同？

全世界所有文明，每个国家既有官又有商，缺一不可，一个都不能少。但是这两者关系不同国家差别非常大。首先有一个问题，人类社会为什么要有官，要有商？或者说官和商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讲下去，其实蛮深的。今年去世的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他最后得奖的理论很大程度就是一个国家理论，就是说经济学到底怎么看市场里头的国家。

官或者说国家，或者说政府，非常重要一个特征，就是有社会授予他一个强制权，或者更严谨讲合法的强制权。所谓权力，什么叫权力？就是有强制性。强制性用经济学看，它可以给很多成员、机构、组织增加成本。通过这一招来维持国家的主权、社会的安宁和市场的秩序。

交税、发布命令、管制一些事情、禁止一些事情。你要违背这个禁止，后边会有一连串东西跟着来，会有处罚、罚款，可以动用国家机器限制自由，甚至剥夺生命。这是所谓我们中国人讲的“官”，这就是这套体系的一个主要特征。

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文明要没有这个东西，恐怕不行。

那么什么是商界？企业？企业的特征是自愿，再大的公司，再大的老板，手里没有强制力，不能强加给别人成本。企业靠什么发展？是基于自愿的契约，通过给人家增加价值，提供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吸引人家掏钱来买，然后来壮大自己，获得收入，获得利润，获得资本，获得财富，同时也产生广泛的文化影响力。

所以官、商是非常不同的，根本的不同就是强制力这种资源的配置，全世界现代文明都不能把这个力量放在商界，一定把这个力量放在所谓官界。当然强制力拿在政府手里，怎么监督？怎么平衡？怎么能够放在笼子里？这是一套现代政治学的学问，现代民主、法制发展的学问。但是这个差别是清楚的。

商界不宜仿官场 仿不来也没必要

为什么我这个题目叫商界不宜仿官场？仿不了。因为无论你怎么仿，怎么看上去像，本质上强制力也不会配置给商界。你仿了以后会影响你发挥你的长处。你看“官”，它有什么特征？从上到下，第一政令要统一，令行禁止，保持一致。因为他是承载社会强制力，运用强制力的一个组织和机构。

企业如果学了这一套，或者心向往之，自觉不自觉去仿，会妨碍发挥企业的特长。我们再看看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一种社会角色。按照一些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企业家是一种社会的职能，谁承担了谁就是企业家。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企业家精神。

那么什么是企业家精神？

第一、契约精神；

什么叫契约精神？契约精神就是你没有强制力，自愿的。这个产品要不好，人不买，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你只有改善产品、改善服务，取悦于消费者、取悦于顾客、取悦于客户。所以为什么要诚信？因为企业家手里别无他物，定了约要履约，不能说我公司大了，今天跟哪个领导人在一起了，我就可以这样那样，不行的。

第二、创新精神；

现在国家把创新地位提高了，十三五五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创新。什么是创新？不受束缚，向一切方向探索。厦门的企业家可不仅仅是为厦门人民服务的，不是赚厦门市场钱的，全天下的钱都可以打主意。这个创新精神的范围，官和商是极其不同的。

第三、承担对应市场不确定性的决策重任；

市场千变万化，为什么千变万化？讲到底天下的客户是最没准的，口袋里的钱什么时候掏，往哪个方向掏？严格的说没有人驾驭得了，尤其是过了必需品这个阶段。企业就是要做决定，很重的责任，这是优秀企业家必须承担的。在座各位都读过很多企业家的故事，最近有个全球新闻，做电动车的这家企业他同时做太空室，这家公司发的火箭发的空中的飞行器回收了一个火箭，这是人类第一次，而他们的当家人才31岁。31岁想的是什么问题？从人类角度来看，本世纪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他着眼可持续能源和太空开发，而太空开发目标是人类要实现星际之间永久的移民，这种思维方式中国企业家一定要看在眼里，要好好琢磨透。这是企业家精神，他跟官员思维是不同的。

我这里没有褒贬，官员的思维非常重要，尤其对大国来说不守纪律太张扬个性不适合到官场工作，但是到企业界来工作，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不是联合国秘书长也可以考虑人类的问题，不是省长也可以考虑全省的问题，不是国家主席也可以考虑全国市场的问题，你可以跨出中国想问题。还有一个例子是马云，当年他那句话我一直很欣赏“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他是谁？当年马云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他又不是商务部部长，根本不是什么大官。凭什么开口就说“天下”？

我要讲讲为什么商界要仿官场，在中国不仿也很难，因为中国大一统，所以我们这个官场的文化是非常强有力的，有极大的影响力，包括学界，也经常容易受影响，这个是我们的历史传承决定的，很难改变。

当然学了有很大好处，整齐划一，企业也需要整齐划一，需要执行力。但是去仿官场文化会有一些代价。没有强制力的机构组织、社会分工的部门，如果完全去仿，不自觉的就被那种思想方法框住了，就麻烦了。

什么叫生意？生意首先就是个想法。太空移民是个想法，然后他才去研究技术，怎么去把太空船放上去，怎么可以组织人类到别的星球去生存？得先有一个想法。网上购物得先有一个想法，实际底下做生意太难了，能不能让做生意容易一点？你看现在很容易，手机上点两下东西就来了，钱就付出去了，先有想法。如果我们企业家想法被抑制住，那只能仿造，只能跟随，只能看不懂的都不会做，一旦看懂就做成过剩。

有时候一个口号压倒一切，大家一哄而上，然后就过剩产生。同时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消费市场，多少东西供不应求。为什么那么多进口？为什么那么多人跑到世界各地去大手买东西？是我们产业界的想法太单一。

创新首先是来自于对现状的某一种不满意，这个不够好用，现在生意很难做，能不能让生意好做一点？而这个不满不能说所有人都看到了，一起上，一定过剩。我们太单一的去仿造需要集中统一、整齐划一的官场文化，这对商界就是一个负担。就让我们的产品市场、服务市场很难冒出新东西来。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看近代中国的教训，很多人说强制力搞商业不是很好吗？这么大个国家，一个主意有了以后，一个命令不就搞下去了吗？这个对，追赶经济的时候，发挥了作用。但是你看日本的经验，追到跟最先进的经济持平以后，这种原创的动力就非常重要了。

我们到现在还是靠国家主导的后发优势，但是我们要准备另外一口饭，有些事情谁也不知道怎么做，要有人先去试先去闯，超出已有的认知范围，多数人不看好不看中，看不起看不上。也有些人敢于碰，直到做出来市场为止，现在这个东西是非常缺的。

中国近代搞过官办企业，搞过官督商办，我们国家工业化期间有大量全资国有企业，为什么后来要改革？国企改革一个中心纲领 “政企分开”，为什么要分开？两种组织两种文化两种思维习惯。当然它们都是现代文明不可缺的东西，问题是我们要认清我们的角色，特别像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手里就是靠消费者自愿，心甘情愿把钱掏给你，成就我们的财富，成就我们在社会的地位，这道理要把它想得透透的，然后解放观念，解放行为习惯。

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但是有的时候是会自我设限，所以今天这个机会讲这么一点意见，不是过年话，不那么好听，但是没有冒犯各位的意思，希望在过年的时候有空请各位想一想。将来不但中国政企之间是清清爽爽的关系，而且是主动发挥各个分支的组织特征，要有鲜明的不同。高度的现代文明有官也有商，但是官商之间是鲜明不同的，官就像个官，好官就像个好官，企业家就是个企业家，商人就是个商人，两边都可以是高质量的，共同来支撑我们现代文明的发展，共同来支撑实现中国梦，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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