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全市厅局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培训班第六次专题辅导
近日,全市厅局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武汉重要讲话精神 推进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决策部署”专题培训班第六次专题辅导暨干部大讲堂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围绕“新时代超大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作辅导报告。
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郭元强,市委副书记、市长程用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立山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李义龙主持会议。
何艳玲在报告中从加强党建引领、当前城市社区治理挑战、创新塑造治理能力等方面,结合实践案例,阐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治理现代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等内容,并对武汉推进社区治理创新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武汉重要讲话精神,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认真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部署,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进一步加强社区治理工作,不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夯实城市治理基层基础。
要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权力下放、资源下沉,强化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更好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作用,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要加强社区工作队伍建设,培养和配强社区党组织带头人,深入推进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打造一支素质优良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要加强社区治理信息化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不断提高社区应急反应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
要扎实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把“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工作方法贯穿始终,发动群众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会议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学习,不断提升抓城市治理工作的能力水平,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答好总书记交给武汉的“必答题”,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其他在职副市级、正厅级领导干部参加学习。会议以视频形式举行,各区设分会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艳玲:
用“人民算法”解决“两难”问题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社区是小尺度的城市,城市治理命题也是社区治理命题。特别对武汉这种超大型城市来说,最后的城市建设、城市规划一定会落脚到社区建设和社区规划。
新时代超大型城市社区治理如何创新?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创新怎样塑造治理能力?借此机会,我想结合自己多年切身经历和感受作一个分享。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维度是以人民为本,以人民为本,说的是我们各项事业都要以人民的需求为基本的目标。第二个是以人民为先,以人民为先是说出现矛盾、出现冲突、出现多种价值选择的时候,以人民为先。第三个是以人民为主,人民是主体,以主体的意识共同缔造也好,共建共治共享也好,其实都强调的是人民本身的主体性。
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需要党建引领
新时代背景下,党的建设指向的是三对关系的认识和定义。
一是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这一点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始,区别现代国家和传统国家,我们叫人民共和国,权力是属于人民的,国家是属于人民的,这是第一个命题。二是政党和人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为了人民,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党,它不是少数集团的党,是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党。三是国家和政党的关系。只有当三者关系逻辑自恰,能够协同发力时,才能真正达到开展党建工作的理想效果。
党建引领是迫切的、重要的、不可代替的事,它主要指向五个方面。第一个,指引方向,明确党的使命和国家性质并以此指导所有事业的发展。第二个是攻克难题,解决卡脖子和枢纽型问题。第三个,整合资源,一起来更精彩。第四个,激发活力,市场更健全,社会更有生机。第五个,党建引领是有效的纠偏,可能会错,但能及时纠错。这五个方面保证了党建引领的方向性,从而实现党的全面领导。
党建工作最终指向的是什么?我认为,是通过无数党员的卓越能力建设,保证我们党执政的能力,通过为了人民而实现执政能力的提升。
党建工作是个战略性工作,需要系统去考量。它的核心一块内容是党务,但不仅仅是。在本质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是政党利益和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保持一致的实践路径和中国方案。
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维度是以人民为本,以人民为本,说的是我们各项事业都要以人民的需求为基本的目标。第二个是以人民为先,以人民为先是说出现矛盾、出现冲突、出现多种价值选择的时候,以人民为先。第三个是以人民为主,人民是主体,以主体的意识共同缔造也好,共建共治共享也好,其实都强调的是人民本身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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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不仅要有温度,还要有精度。精度就科学化和专业化的问题,必须要建立一个群体模型,而这个群体模型当中有不同需求的测量,最后我们的科学方案是保证了最迫切人群的最迫切需求,政府做任何的事情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而只能是满足迫切人民的迫切需求。
“人民算法”通过科学方案保证“服务精准”
提及治理,即我们这里所说的城市治理和社区治理,前提要理解城市性。城市性有三个特点:集聚性、异质性和流动性。
第一集聚性,即人口、生产、生活活动在稀缺空间里的集聚,是城市具有规模效益的关键,但集聚会带来密度和拥挤,这种拥挤由于前期规划、发展遗留而将变得更为严重。那么集聚性意味着城市治理的一个重大的命题是什么?既要繁荣又要疏朗。中国的奇迹就在于,我们做到了发展当中保持稳定。这其中,党组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制优势,这种巨大无比的涵盖性,其实保证了体制的弹性、柔性和韧劲。
第二异质性,以常态化疫情防控为例,陌生人社会、村子里面抗疫,好像很简单,但在小区里面搞抗疫问题就复杂了。市场与发展带来社会分化,因为疫情停止了公共交通,你会发现人就被分成了两拨,没有小车的人寸步难行,有小车的人还可以继续保持正常生活,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政策可能需要兼顾,还有文化差异性等等。异质性带来的治理命题是既多元又融合,城市是个生态体系,多元是城市的生命力,但是在多元当中还要能够融合,这是城市治理的挑战和命题。
第三个流动性,这场疫情让我们更能够深刻体会到城市流动性带来的种种挑战。流动性带来了第三个治理命题,即弹性与稳定。我们既做到了高速发展,又做到了长期稳定,还要做到发展和稳定的成果应该被人民所得、人民所想、人民所有,这才是中国故事。
既繁荣又疏朗、既多元又融合、既弹性又稳定,其实也是当下国家治理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如此重视城市的工作,原因是在于城市的问题解决了,国家问题其实也就解决了。
如果说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么社区治理它既是城市治理的基础,也是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的基石,同时又是党建和党建引领的前沿证明。
社区通常是特定空间类的人民生活共同体,因为它是生活共同体,所以它的特点是高敏感性。人们往往对自己日常生活的事情会高度敏感。社区治理资源少,高度敏感,又低组织化,这个问题要解决很难。
社区是党政体系的基层,它是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阵地,也是政策执行和反馈的载体,所以党建在社区当中做得怎么样,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真正践行群众路线,以及维持我们的前沿阵地的地位和角色。
一个城市的社区治理水平会从根本上决定它的城市治理水平,而一个国家城市治理水平在根本上会决定这个国家本身的治理水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特别提出一个概念“人民算法”。意思是以人民为中心在具体过程中,到底谁是中心?哪个需求是中心?你必须要做出测算,必须要做出精准判断。
从这点来说,社区治理不仅要有温度,还要有精度。精度就科学化和专业化的问题,必须要建立一个群体模型,而这个群体模型当中有不同需求的测量,最后我们的科学方案是保证了最迫切人群的最迫切需求,政府做任何的事情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而只能是满足迫切人民的迫切需求。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已经过漫长的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过程。现在我们到了2.0版,强调精度和专业化,以前是没有信息手段,没有技术手段,所以挨家挨户很重要,现在都有,只是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所以基层治理、社区治理,本质上是人口台账和人的需求台账的建立,人民算法要从现在开始,梳理我们的体制,梳理我们的机制,梳理我们已有的技术支撑,建立人的台账。
我觉得当前城市社区治理面临三大挑战:第一是如何精准化地识别多元意志性的人民需求,精准化的挑战;第二是如何用最优化的方式回应和解决迫切需求;第三是如何通过系统化配套去预防风险或降低风险带来的伤害。
我们出台一个政策,一定要有n个配套政策,我把它叫“1+n”的政策设计理念。我经常说,一个好的决策不是考虑满意的人最大化,而是考虑不满意的人最小化。
特别一个超大型城市的顶层决策,我们要让政策更科学更系统,要考虑的是这个政策出来哪些人可能不满意,而我们怎么让这些人的不满意降到最低。更系统、精准化、最优化、系统化,就是我们当下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全新挑战。
这场疫情再次验证了,中国治理能力正走向新的阶段,从使命驱动的治理体系走向专业性。我希望抛出三个城市社区治理的清单,三个清单缺一不可,第一需求清单,第二资料资源清单,第三项目清单。
这三个清单我们要问这些问题,第一,目前面临哪些问题,哪些是现有体制没有办法解决的。第二,资源如何筹集并且做到成本的最小化。第三,如何设计项目来解决这些问题。第四,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怎么组织起来,怎么发动起来。
社区不是末梢,而是基石和基层,因此社区治理不是单一部门的工作,而是党委政府的整体工作。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需要以人民算法的科学方法论为保证为基础,我们已经进入了社区治理的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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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新路子首先是新挑战,不能只是靠情怀。我觉得在做基层工作中,需要有三种精神:使命精神、滴灌精神和长期精神。
需要用创新来更智慧地更灵巧地解决“两难”问题
到底什么叫治理能力?治理能力即回应变化,解决冲突,指引未来。
首先,如果没有变化是不需要能力的,没有竞争更不用谈能力。党建本质意义上是夯实,在竞争中夯实我们的中心领导地位和枢纽位置。互联网时代,如果没有非常卓越、出色的思想建构,而只是当传声筒,很少有人会听,大家都有话筒,这个时候就是话筒竞争。
第二,治理能力是解决冲突。只是单干一件事情,这根本不需要能力。集中精力干大事,关键是干了这件事儿,还要去保障另外一件事,就好比我们把整个小区封闭管理最简单,但是封闭了还要保障各种各样的需求,这才叫能力。如果你完全看不见各种各样的需求,这不是治理能力。
第三,治理能力是指引未来,即考虑当下所做的事情对未来可能带来的伤害。如果不考虑伤害,也不需要能力。如今,完成一件事情很简单,但完成这件事情还要对未来不造成伤害,这叫能力。
如何回应迅速的变化,去解决各种多元冲突?我们需要用创新来更智慧地、更灵巧地解决问题。
创新是什么?创新不是用新的管理代替旧的管理,而是用更合适的系统方案解决当前的“两难”问题。
创新的动力来自于政党使命。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创新的核心是解决“两难”。创新不是用新的代替旧的,而是用更合适的方式解决“两难”问题。这是我们在社会治理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有人要这样,有人要那样,比如城市的某个废弃空间,如果不创新我们就会“拆掉”,然后做一些不想拆人的思想工作,难道就没有第三种方法吗?从某种意义来说,如果城市用创新的方式解决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基层负荷就不会那么重了。
创新的关键是重新赋能。举个例子,很多城市立交桥下都是一片荒芜,但有的地方就打造成了一个纳凉空间、休闲空间。还比如,如果小区有架空层、高层有平台,不仅能种菜,在特殊时候有可能真能帮助我们应对各种风险和危机,还能让居民在这个“角落”得到精神层面的缓解。再比如,如果把部分外卖员培训成应急防范员,说不定老人心梗最先到的可能不是医生,而是外卖小哥。
创新意味着再定义。谈到修路,以前修路好像跟以人民为中心没什么太大关系,但如果我们把它看成建设人民回家的路、上班的路,就完全不一样了。需要考虑从家门口走到公共交通的要道是否通畅,买菜方不方便,能不能喝上一杯咖啡,合理布置早餐店、便利店、智能信息灯杆等服务配套设施。我们需要把社区、人民概念深刻嵌入到各项具体工作中,重新定义我们的工作,而不仅只注重硬核技术上的工作。
创新的持续是从解决问题到整合议题。多个问题到同一个项目中解决,在项目当中融合多个目标,这可能是当下基层治理和社区治理可以做的方法论。进入新时代,治理能力变得如此重要,遇到各种问题如此多,一定要有一体的概念。我们每个人需要在自己职权范围之内做些更巧妙、更智慧的事情。
创新+技术+治理就是我对社区治理2.0版本的想象,最终是实现让城市变得更容易被感知、被认知、被治理,更有效地降低城市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让人民在城市中更美好地生活。
社区治理还要更多关注复原、弹性和公平。怎么复原城市的活力,社区的活力,社区的连接,这些靠传统方法都是不行的,必须有全新技术加进来,或者说首先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所以技术要更充分的放在我们社区治理当中。武汉其实有非常好的条件做这些事情,利用技术来重新构建和社区的关系。
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新路子首先是新挑战,不能只是靠情怀。我觉得在做基层工作中,需要有三种精神:使命精神、滴灌精神和长期精神。在这三种精神的驱动之下,用情、用能力去捍卫我们的情怀,最后完成我们党的使命。左手是温度,右手是力度,中间是深度,最终找到属于我们的社区治理样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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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转载:长江日报 武汉学习平台 武昌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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