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A观点 | 邵亦杨：历史、传说与当代叙事
传说中的历史？--维尔·肖基《卡巴莱十字军东征》
《卡巴莱十字军东征》(Cabaret Crusades，2010-2013)是一部美丽而又神秘的音乐木偶系列片。它仿佛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在卡巴莱夜总会式的轻喜剧气氛中，不时上演着阴森恐怖的谋杀。埃及艺术家维尔·肖基(Wael Shawky)尝试用四个部分讲述十字军东征这段传奇的中世纪历史。有趣的是，剧中的每个角色都由表情丰富、服饰精致的提线木偶来呈现，他们用儿童唱诗班的纯净稚嫩的声音，唱着阿拉伯传统旋律，如泣如诉。这些做工精致的陶瓷木偶有着200年历史，来自于意大利都灵的鲁皮(Lu pi)收藏。当十字军东征这段充满阴谋的史诗被这样一群诡异的提线玩偶所重述时，仅其精美、富有童趣而又有些荒诞的视觉呈现本身便会立刻吸引观众进入历史的迷思之中。
《卡巴莱十字军东征》的第一部《恐怖演出档案》（The HorrorShow File，2010）演绎了十字军东征早期1096年至1099年之间的事件。这短短四年对后来漫长的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时法兰克帝国已经瓦解，西欧刚结束了连续七年的大灾荒(1087-1095)。正当人们看不到前途时，罗马教廷趁机制造了新的神话：东方无比富庶不可想象，那里有主的墓地，《启示录》中所说的千年末日即将来临，西方皇帝会带领基督徒与异教徒在耶路撒冷战斗，并在那里加冕。所有参加东征的战士都将被免除罪行，死后可直接进入天堂。[2]这样的神话对于社会各个阶层都充满了诱惑力，参加“圣战”成为热潮，人们疯狂地渴望去东方冒险，在新的乐土碰到好运气。不少贵族、骑士为获取装备、物资而趁机掠夺平民，特别是犹太人，连穷苦的下层民众也自发组织了平民十字军，对他们来说，朝圣或到东方去“圣战”更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恐怖演出档案》转换了叙事视角，把一个看似因果分明的宗教战争回归到普通人眼中的一系列滑稽而又恐怖、平常而又诡异的事件，逼真地描绘了早期十字军东征时中东和欧洲的生活场景：中东地区平静、富足的日常生活突然被十字军的入侵打破，恐怖和暴力四处蔓延。而那些由平民组成的十字军队伍似乎不是去参加圣战的军队，倒更象是一群举家迁徙或逃难的强盗。他们沿途进行了残忍地劫掠和屠杀，不用说穆斯林，连那些看起来象“异教徒”的犹太人、匈牙利人等“另类”都惨死在他们刀下。这群乌合之众象是受到催眠术的控制一样，竟然相信自己被赋予了杀戮的权力，每杀一个“邪恶的”异教徒和治愈一个病人一样，都是在上帝面前赎罪的一种方式。[3]1099年，十字军占领了穆斯林控制下的耶路撒冷，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正是这场以圣战的名义进行的血腥大屠杀，令穆斯林对西方的基督教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恐怖记忆。尽管艺术家以戏剧性的手法、在超现实的神秘氛围下讲述着那段遥远的历史，却无法不令人联想到当今的国际政治形势。
第二部《开罗之路》（The Path to Cairo，2012）[4]讲述了从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到1149年第二次开始之间跨越半个世纪的故事。和第一部一样，维尔·肖基展示了一系列相互呼应的事件，令人看到随着西方基督教势力向东扩展，中东的政治局势也正发生着急剧变化，穆斯林的革新势力正在不同城市崛起。以开罗为中心，耶路撒冷、的黎波里、安提俄克（古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摩苏尔等主要城市都卷入了暴风骤雨般的政治变革。1144年，穆斯林开始反击，耶路撒冷国王向法王路易七世(Louis VII lejeune)和德国国王康拉德三世（Konrad III）求援，开始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年-1149年），最终失败。努尔丁·桑吉（Nurad-DinZangi）积极联合穆斯林世界反攻，为日后萨拉丁收复耶路撒冷做准备。在表现手法上，第二部更象舞台剧，室外风景运用了阿拉伯和波斯细密画样式，而不象第一部那样描绘现实的战场。
在《开罗之路》中，当时的重要历史人物:努尔丁·桑吉、卢康阿尔·丁梅苏德（Ruknal-Din Mesud）、基利杰·阿尔斯兰（Kilij Arslan）、挪威西格德一世（SigurdI of Norway）、圣克莱尔沃的贝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法国路易七世、德国康拉德三世、巴塞罗那的雷蒙德伯爵贝伦格尔四世（Count Raymond Berenguer IV）和教皇尤金三世（Eugenius II）等人轮番出场。这些基督教、穆斯林的信徒、国王、精神领袖、教皇、圣人和殉教者，在这场戏里都不过是一些类似于动物的玩偶。他们的身体呈深红色，仿佛流淌着干涸的血迹，并且似乎因为恐惧而抖动着。我们看得到牵动他们的线绳，却看不到谁是幕后的操纵者。
《卡巴莱十字军东征》受到阿敏·马洛夫(Amin Maalouf)写于1983年的著作《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 Through Arab Eyes)的启发。马洛夫是一位原籍黎巴嫩的阿拉伯作家，他本人又出生于基督教家庭，20世纪70年代中期亲眼目睹了黎巴嫩内战之后，为摆脱政治动乱而移居法国，在一家法语杂志做编辑。独特的身世使阿敏·马洛夫对基督教和阿拉伯文化都有着深入了解。他看到：一个故事从来都有两个面，有关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在阿拉伯地区和欧洲有着截然不同的描述，如果不去追根溯源，就难以找到阿拉伯与西方世界矛盾之根本所在。马洛夫希望从换个角度来观察历史，从阿拉伯史学家的记载中，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5]
“1099年7月15日，当法兰克人占领耶路撒冷之后，穿戴盔甲的金发武士四处横行，手握刀剑、见人就杀，男人、女人和小孩无一幸免，掠夺民宅，强占清真寺，两天后，当杀戮停止时，城内几乎没有活的穆斯林”。[6]然而，阿拉伯人最初的反应是麻木、困惑，上至宫廷下至平民都对面前的危险毫无戒心，他们仍然陶醉在昔日的繁华美梦中。自从公元638年，穆斯林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就把这里当作永远的圣地，在城中建立了许多清真寺。在十字军东征之前，阿拉伯世界的版图曾经从伊拉克一直延伸到西班牙。在他们看来，法兰克人只不过是“落后的”、“无知的野蛮人”、“低劣的食人族”。
在法兰克人突然结束了穆斯林长达5个世纪的统治之后，阿拉伯人对法兰克人的仇恨达到了顶峰。在阿拉伯人眼中，十字军东征从来不是什么圣战，而是欧洲对中东地区的野蛮入侵，对无辜民众的大屠杀。因此，马洛夫在书中总结到“耶鲁撒冷的劫掠，是伊斯兰和西方世界千年仇恨的开端。”[7]
在西方世界，人们以为十字军东征这段历史明确地起止于1096至1291年，然而在穆斯林世界，这段历史并没有完结，它的影响还在继续，成为长期以来两个世界所发生的一系列摩擦与冲突的注脚。如美国著名的伊斯兰学者约翰所说：“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十字军东征更能对穆斯林—基督徒的关系产生如此恒久的毁灭性影响……，十字军东征所造成的千年历史创伤，对阿拉伯人来说仍未因岁月的流逝而抚平。”[8]
在十字军东征所造成的矛盾和仇视之外，马洛夫也看到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一次大劫掠，也是一次东西方的大交流。在十字军在出发前，西方人曾经把阿拉伯人想像成了“东方的恶魔”和“强占圣地的异端”，然而在中东他们感受到了更富足的生活和更先进的文化。法兰克人此后在许多方面吸取了阿拉伯文化，他们“在阿拉伯的学校里学到很多新东西，对他们日后的扩张大有助益。希腊文化的遗产，经由阿拉伯人的翻译及保存，得以重新传回西欧。法兰克人在医学、天文、化学、地理、数学及建筑等各个领域中，从阿拉伯的书籍中汲取到新知、然后加以传播、模仿和超越。”[9]一方面，十字军东征带动了西欧经济文化上的革新；另一方面，这场战争也加速了阿拉伯地区文化、政治上的衰败，主流社会以抵制、抗拒的态度来对待西方文化，任何模仿法兰克人的举动都被视为投降和背叛。他们在政治、文化心理上越来越封闭，以至于主动把自己排除于现代社会之外，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10]
尽管马洛夫在书中对阿拉伯人的同情显而易见，他对阿拉伯人自身的问题也毫不避讳，比如，他同样详尽地记录了阿拉伯人对基督教徒的蔑视和仇杀，在很多重要的关头，阿拉伯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外来的十字军，而是来自于内部纷争和腐败的政治体制。早在法兰克人入侵之前，阿拉伯文化已经开始固步自封，政治体制集权化，阻碍了经济文化的发展。马洛夫大量引用了阿拉伯历史学家的史料，分析了当时什叶派（Shia）和逊尼派（Sunni）派穆斯林的宗教分裂、以及中东各个城市、帮派之间的利益争夺。
马洛夫的研究改变了人们以往的视角，超越了东方文化、基督教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这一简单的论述逻辑，直接深入到历史的内在逻辑之中。他发现这段被不同宗教信仰所神圣化的历史充斥了血腥的背叛、掠夺和残杀。尽管以捍卫宗教、解放圣地为口号，其实主要是以政治、经济目的为主的权力斗争。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敌友双方的界限并不完全以宗教信仰而划分，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而阿拉伯邻邦之间，都不时地因帮派之间的利益纠纷互相背叛。比如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劫掠了天主教兄弟东正教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第五次东征时基督徒们与罗姆苏丹国结盟。[11]
马洛夫对历史的重新阐释撼动了阿拉伯世界与西方关系的核心，直触人类宗教信仰体系的本质，有力地讽刺了以主流话语撰写的现代文明史，拓宽了历史研究的思路。此后，美国学者朱迪斯·M·本内特（Judith Bennett）在《欧洲中世纪史》总结道：十字军远征聚合了当时的三大时代热潮：宗教、战争和贪欲。[12]。
除了马洛夫的历史研究视角，维尔·肖基还在《卡巴莱十字军东征》中穿插了法国中世纪的英雄史诗《罗兰之歌》（La Chansonde Roland）。这部史诗叙述了的同样是基督教和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冲突，只是时间转换到了查理曼帝国时代，在《开罗之路》中，安提俄克公主艾丽丝（Alice）在高塔中唱出引人入胜的罗兰之歌，令人穿越时间，看到一再重复的、戏剧性的历史片段。故事依然不仅仅是宗教和国家间的矛盾，还有双方内部之间的种种阴谋、仇杀和利益交换。在尚未完成的后两部作品中，艺术家还将讲述萨拉丁收复基督教夺走的失地，以及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冲突。
在《卡巴莱十字军东征》中，维尔·肖基用大众流行文化的艺术手法，再次拨开历史的神秘面纱，引领我们在神话、现实和政治话语构筑的陈词滥调中穿行，其中真理难以捕捉，而残暴无情泛滥。尽管上场的是童话世界中的木偶，却展示了人性的丰富表情，它们荒谬、可笑、无厘头的表演，模糊了所谓正义和邪恶之间的界线，瓦解了人类自以为是的英雄主义宏大叙事。十字军东征的故事，至今依然延续着，仿佛穆斯林世界与西方世界的隐喻。在充满诱惑的审美体验中，我们看到：以宗教名义发起的圣战、实施的残暴，虽然渗透着模糊不清的宗教情结，但实际上总是源于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在当今动荡不安的中东政治局势下，重新回顾这个地区的历史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
历史上的传说--邱黯雄的新山海经
海上有山，山中本无人。不知何年何月，阡陌纵生，城邦建立，旌旗挑出，大道朝天，石像石马破土而出、文臣武卫纵横林立，万里长城在群山间绵延爬行……。邱黯雄的水墨动画《新山海经》的开篇，以一种天真、散漫的节奏，模拟了文明的产生。在上海2006影像双年展的展厅，三面横向连接的大屏幕如一幅铺开的长卷，循环播放这部动画，高科技与古意境混搭，吸引了不少眼球。这部“动画大片”是新媒体技术与传统水墨的结合，它运用中国古典神话的叙事方式，却表达了对历史进程和社会现状中各种社会问题的质疑。
《山海经》这部奇书据说写于公元前2世纪的先秦时期，是关于人类进化史的中国神话古籍，其中描绘了奇人异兽、民俗、巫术、宗教、医药和地理风貌等各种内容，提供了远古时期人类生活的基本图像和对未知世界的奇妙想象。《山海经》的作者原题为夏禹、伯益，实际上并不是一人一时所作,它不仅仅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志，一本具有历史价值的著作。[13]山海经不仅记录了人们已经熟知的古代中国神话：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后羿射九日、黄帝大战蚩尤、大禹治水等，还记录了人类文化最早的互动和交流，比如：有学者认为《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人面蛇身，赤色，身长千里，为钟山之神”的烛龙有可能指的是北极的极光。[14]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人早已到达美洲，从地理位置和神话记载上看，《海外东经》记载的“汤谷”“扶桑”“黑齿国”等就处于美洲。[15]
《山海经》常常被认为是一部荒诞不经的书，记载的都是些奇思异想；[16]然而，对于《山海经》那个时代的人来说，现代世界未必不是一个充满了怪物的奇幻的世界。邱黯雄想转换一个视角看现代社会，他说：“我想以未开化的眼光看待这个时代。建立起一个观察世界的系统——不是一个西方式的科学的系统，而是一个感知的系统。”[17]
从2004年起，邱黯雄将自己眼中的一个个现代怪物绘制出来，加上文言注解，订制成册。如山海经的格式那样，他在文字叙述旁边配上手绘插图，其中有像青蛙一样的推土机、伸出大象鼻子的坦克、犹如悬浮巨岛的航空母舰、像无头鸟的喷气式轰炸机、长着卫星接收器脑袋的动物。这些艺术家自创的形象既出现在他的动画投影中，也呈现于手稿、版画等纸上作品。
借《山海经》的文体图式，艺术家借古讽今，将古代的奇谈怪论与现实的荒诞无稽相结合，揭示了工业化时代以来，高度发达的科技、工业和军事，助长了人类的贪欲，给现实社会带来的种种危机，造成物质和生态环境的种种异化异形。
邱黯雄的《新山海经》由两部分录像组成，用寓言化的图像描绘了处于动荡和演变中的当代世界。在第一部中，画面从古代神话中的奇禽异兽到现代的克隆羊、疯牛、变异的五足青蛙、B2轰炸机、潜水艇，等等；从自然环境的恶化、人类的战争引起的动物迁徙和变异，到社会、政治变迁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影响；从对近现代史上中国与外来文化、经济、政体的各种冲突的隐喻，一直影射到“911”事件。从远古到当今世界，整部作品仿佛是这个奇幻世界从历史到当代的缩影。
尽管借用了录像、投影、多媒体光盘等现代高科技手段和媒介，《新山海经》的图像却传达了一种传统水墨特有的韵味。其中超过6000张水墨动画图像都由艺术家手绘制作，然后在电脑上合成。
每一个画面都呈现了水墨画的技巧，在笔墨的加减中，物象从生成到寂灭，不仅仅传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优雅抒情，淡泊宁静的古典美，而且在动态变化中，令人感到这个世界变化如此之快，我们还没来得及调整眼睛的焦距，它就已经变了模样。艺术家通过动、静结合的独特叙述方式，对历史文化和当代社会现状提出了深入质疑。
《新山海经II》以世外桃源般的幽静古镇开始：炊烟渺渺，流水淙淙，云霞飞绕，牛羊成群。随后，高楼平地起，大坝拦河，围墙圈地，诡异、冷漠的音乐奏响，工业社会的冰冷机器开始向耕地文明介入侵蚀。人类焚林而猎，竭泽而渔，洪水来袭。克隆羊出现，并被快速复制和生产；白鼠被用来做实验，培养各类新鲜人体器官；牛被宰杀后，牛肉、牛骨变成催化剂代替草地对牛群的喂养，细菌蔓延，疯牛病盛行。“科学已经从最初谦虚的探索精神，演变为傲慢自大不断更改和宣布我们命运的现代宗教祭司”，邱黯雄说。[18]一座座工业城市被复制粘贴，仿佛从一个模子刻印出来，没有任何分别。标准化、流水线的生产，使人被工业垃圾包围窒息。物质消费对人的囚禁，也使人异化为丑陋贪婪的动物而不自知。荒漠频陈，乌云密闭，这样一个荒谬、冷酷的机械复制时代，终被一场浩瀚大水覆灭了。被侵蚀变形的各种生物，逃向外太空，他们是继续向新的星球殖民、继续无度开发索取，还是终将变成一群没有归属的宇宙孤魂？因为这故乡不再能庇护我们，我们想忘记它，让它从记忆中消失，让海的蓝色淹没土的黄色。让我们飘浮起来，去接近想象中的蓝色乌托邦。”影片在想像中的乌托邦中结束，而在现实中，我们看不到希望与救赎。
在《新山海经》中，现代的影像技术与古典水墨语言的结合，并没有造成内在的冲突，反而相互借力，激发出一种不动声色的幽默感，深入到当代社会的批判，使新与旧，中与西，传统与现代这些看似不可调和的对立和矛盾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在《新山海经》自序中，邱黯雄写道：“新与旧通常意味着截然分明，相互没有关系的两个世界。新者全新，旧者纯旧。人们为了进步、革命之新可以消灭落后、过时之旧，新世界的诞生象征着旧世界的毁灭。然而，在与旧世界的决裂中缔造的新世界却并没有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美好和谐，相反存在着更多的矛盾与混乱。”《新山海经》打破了人们以往所认知的新与旧的概念，体现了哲学家福柯所谓的具有连续性和间断性的辩证历史观，也就是说，新与旧之间并非截然而分，或相互更替，它们之间的转换不是彻底的转换，而是历史性的间断，总是包含着“重叠、相互作用和回声”[19]。
新历史叙事
对历史的关注和质疑一直都是艺术、文化和哲学研究的重要命题。福柯曾经提出：“自18世纪理性主义时代以来，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依然是：什么是我们所知的理性?什么是历史性的结果？什么是它的局限性，什么是它的危险性？”[20]在自己的研究中，福柯一直试图解构理性主义观念中，把历史和社会当作一个由中心、本质掌控的整体化的理性概念，他认为：现代历史通常是人文主义者为了使社会更规范化、同一化而建立起的虚构。而实际上，历史，或者说有效的历史，是一种当下的谱系学。[21]
运用谱系学方法，新历史学家可以从微观角度重新检验广阔的社会问题，使人们能够看到历史本身散漫的、间断性的，而非持续性、同一性、直线性的传播方式，在纷繁复杂的事件中抓住历史的真相。他们可以通过多元化的叙事手段破坏历史的同一性；通过去除中心主题的方式来清除人文主义者设想的宏大的历史性写作；通过人类学的科学方法批评性地解析现代理性。在福柯看来，谱系学研究方法将解开历史连贯性的庞大锁链，改变目的性的结局，重新看待那些被认为是无可改变的历史现象和规律。也就是说，我们不必非要从过去回望现在，也可以从现在追溯过去，以检验导致现在状况的历史抉择和事件。这样看来，就没有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没有不可阻挡进步的模式，没有必然的历史连续性，也就没有历史的死亡和终结。历史的进程中有大跃进、有空白、有偶发的事件、有断裂、有分裂，这些问题才研究历史的人所应关注的，是他们的历史责任。[22]
和新历史学家一样，当代艺术家们也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回顾历史。无论是《卡巴莱十字军东征》还是《新山海经》，都只是关于历史的传说和想象，而不是历史本身，它们不能证实历史，也不像以往的历史叙事那样，在明确的主题和中心思想下，有意识地建构社会规范和道德良心。这两部作品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暗合福柯的谱系学研究方法：首先，戏仿（parody）的手法，戏仿出自尼采所说的“快乐的科学”，它以载歌载舞的狂欢参与到历史之中，通俗点说，类似于恶搞，也就是用讽刺、幽默和戏虐的方式打破纪念碑式文本的神圣性、庄严性，颠覆了直线性历史发展观诸多禁忌和教条，挑战了当下现实的必然性和合法性；其次，批判的手法，将历史做偶然的、事件化、和非连续性分析，将对象视为由各种因素构成的复杂体系或是异质交错的网络。在各自的文化之中，它们用多元化、象征性、多视角的描述方式，解构了平庸的知识逻辑，质疑了终结式的线性历史进程，挑战了历史终结论、反思了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生存危机。在全球化的乌托邦想象中，这种危机往往被隐藏和漠视。《卡巴莱十字军东征》和《新山海经》这样的作品既不属于传统历史叙事，也不属于蕴含教育意义的寓言传说，而是对现代经济、政治乌托邦神话的彻底解构。穿越于真实和想象、虚拟与现实、历史与未来之间，我们看到：无论是高歌英雄史诗的过去、还是充斥着碎片化信息的今天，我们个人的选择才是掌握自己命运的关键。
本文原载于《美术向导》2014年3月，改版后第一期
注释
1. Foucault, Michel, “The Subject and the Power”, in Hubert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Brighton: Harvester, 1982.208.
2. 参见沈敏华; 程栋. 《论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文化背景》. 社会科学. 2001, no.12， 53—57.
3. 参见K. Armstrong. "Holy War": The Crusades and Their Impaction on Today’s World.
New York. 1992.
4. 曾经在2012年的第13届卡塞尔文献展上和上海双年展上展出过。
5. 《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彭广凯译，河中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04年，卷首语pVII.
6. P41.
7. PXIII.
8. J.L.埃斯波西托著、东方晓等译：《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9. 同上，P274
10. 同上，P275.
11. The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6
12. Bennett, Judith M.; C. Warren Hollister. Medieval Europe: A Short History(Tenth Edition).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6.
13. 《隋书·经籍志》里《山海经》列史部地理类，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将《山海经》置于《经籍考·史考》中地理书之首，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另参见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新华文摘》，1985年第4期。
14. 张明华，《山海经新探》（成都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6），第308-314页。
15. 连云山着《谁先到达美洲》，叶雨蒙：〈《山海经》与美洲〉
16. 《史 记·大宛传》：“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杜佑认为：“《禹本纪》、《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恢怪不经。夫子删诗书后，尚奇者先有其书。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也。”胡应麟则说“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离骚》、《周书》、 《晋乘》以成者”（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第2页）
17. 邱黯雄：制作现代《山海经》，《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09月21日。
18. 牧阳，“邱黯雄：后工业化时代的大批判”，《时代报》2011-11-14。
19. Michel Foucault,‘The Eye of Power’ in Colin Gordon (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Pantheon Books, New York，1980.149
20. Michel Foucault,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249.
21. Michel Foucult, “Nietzshe, Genealogy, History,” in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1984, 76-100.
22.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wledge, Pantheon, 1982, 2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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