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病故我在？” 西方艺术里的“疾病”
与自然抗力、疾病斗争、灾难博弈的过程，贯穿着人类的历史发展。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反复出现的瘟疫、鼠疫带来的巨大灾难，梅毒肆掠反映的社会问题，西班牙流感卷走大批艺术家，甚至令奥地利分离派的主要成员们纷纷离世。
疾病令世人恐惧，在严肃的疫情面前，艺术与文化的价值似乎并非直接，但始终共情，传递着最深刻的现实反映，也承载着极大的能量——面对疫情、灾难、恐惧，艺术家行动了，并且，始终在行动。那么，西方艺术史上的绘画又呈现过与疾病之间的哪些现象关系、记录着些什么故事？
“黑死病”(Black Death)
丢勒《四骑士》1498
丢勒版画《四骑士》是为《圣经》启示录所作的十四幅木刻组画之一。四骑士分别象征战争、饥饿、瘟疫和死亡，这四者无疑是对人类最具威胁的象征符号，战争万分可恶，但大面积的瘟疫和疾病的杀伤力却并不低于此，割裂着肉体，也消耗着意志。
“伦敦的黑死病”
中世纪的“黑死病”(Black Death)无疑是当时席卷欧洲的重大灾难。从1347至1353年，夺走了2500万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
黑死病期间埋葬死者的场景
Gilles Le Muisit（1272-1352）1349年
欧洲因战争而死去的总人数仅为其人口的5%。足以看出这场瘟疫给欧洲人民带来的灾难。
老彼得·勃鲁盖尔《死神的胜利》1562-1563
《死神的胜利》中“死神”化身成骷髅，开始了其在人间的扫荡。远处战火四起，硝烟弥漫，树木枯萎，庄稼凋零。
近处，骷髅组成的军队正向活人进攻，一辆马车上盛满刚刚被杀死的敌人的头颅。在这幅画中，在死亡面前似乎人人都是平等的，无论是富贵贫穷，无论任何阶层，平民甚或国王，都免不了被死神裹挟的命运。
"死亡之舞"
受黑死病的启发，"死亡之舞"寓言着关于死亡的普遍性和中世纪后期常见的绘画主题。
黑死病时期的“鸟嘴面具医生”
标准配置是鸟嘴面具、木棍、厚重大衣（醋泡亚麻布或帆布）、玻璃镜片等。他们用长长的手杖处理，不直接接触病人。
但有许多学者把黑死病看作欧洲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个契机。这场灾难带来的痛苦却极大地冲击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使教会失去了精神上的权威。
人类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生命的存在，提倡社会的主宰是人而不是神。作为突发的特殊因素，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理性与科学思想的萌芽，也直接推动了文艺复兴的发展。
梅毒
德国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urer, 1471-1528)，1496年的彩色版画作品——《身患法国病的人》。这可能是已知的最早关于“梅毒”的创作，描绘了一个患病的男子，全身布满脓包。
在美国医学教授德博拉·海登的《天才、狂人与梅毒》的著作中，通过历史研究，列述了众多与“梅毒”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名人们。
劳特累克画笔下描绘的法国生活
书中表示，哥伦布从新大陆将病毒带回了欧洲，也由于欧洲社会当时的糜烂关系，使得病毒大面积扩散。其中篇章的“梅毒名人展”包含了弗兰茨·舒伯特、罗伯特·舒曼、波德莱尔、莫泊桑、尼采、奥斯卡·王尔德等等，包括艺术家梵·高、高更、马奈等人也曾患病。该著作备受争议，但也通过另一种思路揭示了对文明的思考、警示。
梵·高 吸烟骷髅 1885
高更
西班牙流感
1918年1月至1920年12月，一种被称为西班牙流行性感冒（Spanish Flu）的传染病在全球蔓延，造成全世界近5亿人感染。这也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迫结束的原因之一。而这之中也有不少艺术家不幸感染。
克里姆特，《死亡与生命》，1911-1915
克里姆特《希望2》1907-1908年
古斯塔夫·克林姆特，是一位奥地利知名象征主义画家。他创办了维也纳分离派，也是所谓维也纳文化圈代表人物，作品中多表现“爱、性、生、死”。1918年，克里姆特因患流感引发肺炎去世。
埃贡·席勒自画像
席勒 《家庭》1918年
埃贡·席勒（Egon Schiele 1890-1918）20世纪初奥地利绘画巨子，表现主义画家，维也纳分离派的重要代表。1915年因陆军征召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回到维也纳，专心从事艺术工作，未料，1918年席勒怀孕6个月的妻子死于西班牙流感，同年席勒也因传染上西班牙流感逝世于维也纳，年仅28岁。
奥托·⽡格纳，铁道站的介绍⼿稿，1898年
奥莉地分离派的先驱们建筑师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科罗曼·穆塞尔（Koloman Moser）也相继感染去世。奥托·瓦格纳是维也纳现代主义最重要的建筑师，他参与了维也纳城市的规划方案，也是欧洲早期城市的典范案例，与学生共同设计的分离派的之家建筑也成为经典。正如写在展览馆的入口上方分离派运动的格言：“每个时代有它自己的艺术，艺术有它的自由” （Der Zeit ihre Kunst. Der Kunst ihre Freiheit）。
1897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一批具有探索精神的艺术家、建筑师和设计师宣布退出主导艺术界的艺术家协会，成立先锋派组织“分离派”，他们与传统美学分离，追求艺术的自由。分离派运动在绘画、建筑、工艺设计、招贴画、插图艺术等诸多领域均有体现。然而，1918年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蔓延至维也纳，克里姆特、席勒以及瓦格纳相继去世，维也纳分离派的辉煌也戛然而止。维也纳分离派——为艺术的自由而“分离”，回味分离派的探索与创造，一览众多有特别意义的“自由”作品，缅怀敢为人先的艺术大师们。
爱德华·蒙克 《流感中的自画像》 1919年
“我继承了人类两大最可怕的敌人——肺结核和精神错乱症。疾病、疯狂和死亡是自幼缠绕在我身上的三大恶魔。”
——爱德华·蒙克
《流感过后的自画像》
1918—1919年的大流感传播到挪威后，250万人口的挪威差不多一半人染病，1.5万人死亡。蒙克是成为幸存者中的一个。他同时也在患病和痊愈后创作了大量的作品。
蒙克《忧郁》
蒙克《焦虑》
挪威艺术画家爱德华·蒙克绘画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悲伤压抑的情调。五岁时，蒙克失去了母亲。十四岁时，他的姐姐苏菲死于肺结核。妹妹劳拉在非常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1889年，他在巴黎获知了父亲的死讯。1895年，弟弟安德列亚斯在结婚后不久去世。
蒙克《病孩》1885-1886
《马拉之死》1907
《受难地》 1900
死亡掌舵，1893
《死去的母亲和孩子》1897-1899
蒙克的《呐喊》几乎是现代人类焦虑的象征作品。《吸血鬼》（The Vampire）是另一幅他不断描摹的图像，《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也十分血腥，恐慌。1906年起，蒙克本人也多次因精神疾病、酗酒问题进入疗养院休养。疾病与死亡几乎伴随着蒙克，是他创作的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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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种流行疾病挑战你的“审美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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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断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疯癫不是一种自然对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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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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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两个部分，上部首先讲述在大航海时代，梅毒被殖民者从新大陆带回欧洲，并逐渐在欧洲散播的故事，以及人们对付这一绝症的手段。其次，从现代医学角度解释这一疾病的根源和病理特征，以及现代治疗手段。下部讲述近代以来，诸多名人均不能在此一疾病中幸免，其中包括希特勒、尼采、王尔德、梵·高、林肯、贝多芬等等。梅毒在给他们带来肉体上的痛苦和死亡之外，同时又刺激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一部分人获得非凡成就，而另一些狂人则给人类世界带来灾厄。
——
瑞典病理学家福尔克·汉申（Folke Henschen）曾说：“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2020年的春节注定是不平凡的，这场没有硝烟的奋战，落在所有人的肩头。不断变动的数字、时情，时刻刷新的新闻，漫天盖地的信息轰炸，牵动着每个人的心。想象力、故事、作品、艺术与文化，或许能够在这段艰难的时光里，在“不出门、勤洗手、多通风”的同时，带来一丁点善意的思绪宁静与心灵慰藉。
编/艺讯网
（图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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