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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留学生讲述精英教育如何对抗美国社会不公

王爱玛 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2020-08-28


美国BLM运动示威现场,题图来自网络

年轻人是满怀热忱的。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爱还炽热,连带着他们的失望和愤怒也浓墨重彩。



我是怎样被美国精英“洗脑”的


文/王爱玛




2020年6月14日,我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了。三年前的自己,怎么都不会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毕业。


寒假刚过,武汉的疫情就开始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和朋友们焦急得要命,没日没夜,传播最新消息,分享捐款渠道,斯坦福中国学生会还组织捐献物资。


武汉的疫情好不容易走上正轨,加州、纽约、美国各地,疫情此起彼伏。学校下半年全部网课,毕业典礼在网上举行。


毕业之前的两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 在明尼苏达州被逮捕时丧命,引起了轰轰烈烈的“黑人同命”(Black Lives Matter)大游行。


耶鲁一个华人女生,黄艾琳,写了一封给老一辈华人家长的公开信,号召大家关注“黑人同命”运动,被一些老一辈华人发文反对,认为她是被“白左精英洗脑”,指责她“不懂感恩”,“贬低华人”.


就在这一片忙乱之中,在这样的2020年,整个世界都仿佛要崩塌的时候,我毕业了。


斯坦福大学人声合唱团虚拟演出,图片来自网络



小时候,我最害怕听的故事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每次听,都哭得稀里哗啦无法入睡。想到小女孩一个人,光着脚丫,在雪地里艰难行走,绝望之中点亮最后一根火柴,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长大之后我发现,原来很多朋友小时候听《卖火柴的小女孩》都会哭。


这大概就是人类高于其它生物的地方:我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悲悯感。


在我们还不会说话、不知人事的时候,看到受苦难的同类,就会下意识地觉得悲伤、愤怒。



我已经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被美国大学“洗脑”的了。


我本科就读于一所文理学院,Wesleyan University,号称东部文理学院中的“小三杰“,学生们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简直是很多人眼中的“白左精英”典型。


我周围的美国同学们一个个都热情地想要改变世界,我不好意思告诉他们,我只是想过平常人的生活,找个不错的工作而已。


作者的本科毕业学校Wesleyan University,图片来自网络


大二的时候,我找了一份兼职,是学校的宿舍管理员。


作为培训的一部分,我们进行了几天的social justice training,直译为”社会正义训练“。我一开始觉得很无语,社会正义这种东西还需要训练?谁不正义啊?


老师们举了很多例子,向我们解释:如果别的同学因为自己的种族、性别,遭受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应该如何去干预。


我一方面感动于学校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另一方面又有些不以为然:“这不就是做个好人这么简单的事吗?”


然而那时的我,被保护得太好,根本不知道“做个好人”还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大二的时候我还上了一节心理学的课,有一次教授讲到eye witness identification, 目击者指认。


在美国的刑法系统里,目击者的证词,很多时候是最关键的定罪证据。警察会把符合目击者描述的嫌疑人,排成一排,让目击者找出他看到的人。


目击证人指认嫌疑犯,图片来自网络


我当时觉得很自然:“看到了不就是最直观的证据吗?” 


然而,学完了相关的心理学研究,我才知道原来目击者证词是这么的不靠谱。


人的记忆里根本就没有法律期盼得那么准确,不少研究认为,目击者指认的准确度只有30%-60%。


你看到了一个方脸、络腮胡、穿红衣服的男子,但对方只要剃掉胡子、换身衣服,你就根本认不出来了。


教授给我们讲了很多警察过度干扰目击者证词的真实例子。


有的时候,警察为了引导目击者,会故意给其中的一个嫌疑人换上符合描述的衣服、符合描述的发型。有很多无辜的人就因此蹲了一辈子监狱。


加拿大BLM游行,图片来自网络


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这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事?而且还是警察做出来的?这很明显不公平呀!!


在中国长大的我,唱着“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长大,总觉得公权力是公正的、友好的。这时候却发现,原来美国的“警察叔叔“们会做这样的“坏”事。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隐隐约约地明白:公权力也会自私盲目,也有缺点,也会欺负弱势群体。好的政策应当限制他们的缺点,而不是盲目地信任他们。




大三的时候,我上了一门National Security Law,国家安全法。其中讲到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时期对战俘犯下的暴行。


美国军方借着“打击恐怖分子”的名义,大量抓捕所谓的“可疑人员”,然而很多人的唯一可疑之处,就是私营情报机构说他们可疑。


这些情报机构只要收了钱,就给美军提供一串名单,但不透露名单是怎么来的,也不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就这么不靠谱的名单上的人,被美军无限期拘禁,严刑拷问,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和侮辱。


他们被强迫站在椅子上,脑袋上套着布袋,不允许睡觉和休息,就那么生生站着,几天几夜。


美军剥光他们的衣服,把他们的裸体垒成一排,指着他们的裸体,开心地拍照。


美军把他们的头固定住,往他们的口鼻里浇水,这样他们会觉得自己溺水窒息,却不会真的淹死。


这些行为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跟的,但美国政府的律师却写出了臭名昭著的torture memo,刻意曲解相关法律,为军方开脱。


为美国军方开脱责任的torture memo,图片来自网络


我看着这些案例,看着被曝光出来的照片,再看着那篇大言不惭的torture memo,完全无法相信,是什么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情,良心居然不会受到折磨?美国政府的律师,这么大的权利,就被用来欺负人吗?


我本能地觉得愤怒、悲伤,仿佛唤醒了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仿佛回到了三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故事。




这两堂课,只是我接受的教育的冰山一角。


我的教授、同学们,不断把目光投向这个社会的阴暗面,思考如何为这些黑暗的角落带去光明。


很多人都把“社会责任感”挂在嘴边,常常讨论:自己的学术成果,如何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积极的改变?


不少教授,选择在自己的课堂上,鼓励学生去思考:如何能把课上所学,运用到生活里,缓解社会里的不公正?


美国大学课堂,图片来自电影《变形金刚2》


他们也愿意反思自己,思考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言行是否会影响弱势群体。


学校出台一些政策,很多同学主动为弱势群体发声:“经济条件差的同学,会不会比较难以遵守这些规则?”


同学们私下交流,总是很关照弱势群体的感受,经常指出彼此言行当中隐性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因为哪怕是无心的言行,也可能造成伤害。


他们总把“Privilege“这个词挂在嘴边,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是幸运的,这种幸运不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应当去关心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


久而久之,我发现自己有了很多变化。


这个过程,与其说是“洗脑”,不如说是唤醒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悲悯感和正义感。


我在舒适的环境里长大,被家人的善意包围,在中国没有体验过不公正,所以想当然地觉得别人都和我一样,活在一个公正、和平的世界里。


美国大学里的老师、同学,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开始关注自己生活之外的种种不公和不幸。


我发现,当我抛开了幸福生活里的一切“想当然”之后,目光所及之处,总能发现更多的苦难。


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这些苦难之后,就无法再无动于衷,想要在力所能及之处,帮助那些不幸的人。


并且,和美国同学们一样,我也开始把这种帮助,视作一种社会责任。


不是那种“报效祖国”的社会责任,而是更质朴的、出于人类最基本的同理心的、对于不幸的同类的责任。




前段时间,因为弗洛伊德事件,我的心情一直不太好。


我写过美国刑事系统的种种弊端,而弗洛伊德事件,让这些弊端,再次被一个鲜活的例子映证。


我周围的法学院同学们都很难过。他们带着对法律的信仰入学,踌躇满志,想要利用法律给这个世界作出一点小小的贡献,却毕业前夕感受到了法律的无力。


更让人难受的是,我们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是非常孤独的。


我的思绪回到了小学四年级的一天。


我和一个好朋友在放学的路上遇到了一个乞丐。我早已记不得乞丐的样子,只记得看到她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的好朋友打开了自己的钱包,给了乞丐一点钱。


乞丐,黄渤饰演,图片来自电影《斗牛》


旁边有个中年阿姨,猛地推开了我们:“不要给她钱,要饭的都是骗子!”


朋友肉眼可见地不高兴:“你怎么知道她是骗子?这个世界可怜的人很多的!” 这个阿姨也生气了:“我这都是为你好!


朋友一时着急说不出话来,我替她怼了回去:“她自己的钱她自己愿意给!“


阿姨突然转过来,气冲冲地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那你自己为什么不给?!叫你朋友给?!反正受骗的不是你!”


一个四年级的孩子,抱着纯真的爱和同情,维护一个帮助弱者的朋友,却被一个中年人用如此的恶意去揣度。那些对社会不公视而不见、拼命给名校学生贴标签的人,让我感受到了同样的恶意:因为自己的冷漠,无法相信别人的善良。


这个世界,总会有很多人,历经生活的艰辛,变成冷漠的利己主义者。


但当冷漠的利己主义,变成备受推崇的“高等”价值观,反过来讥讽那些帮助弱者的人,那会是怎样一个可怕的社会啊?




年轻人是满怀热忱的。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爱还炽热,连带着他们的失望和愤怒也浓墨重彩。


在学校里,我们习惯了周围所有的人都会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去思考,习惯了所有人都愿意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正面的改变。然而进入社会的时候,却发现仍然是冷漠、自私和偏见占了上风。


在象牙塔里被保护得很好的赤子之心,看到了这个世界里的另一面,被自己的良知所迫,不得不说点什么、做点什么。


哪怕只是给某个慈善机构捐5美金,哪怕只是转发一篇关于“系统性歧视”的文章,哪怕只是给周围的黑人朋友多一点善意。


东京BLM游行,图片来自网络


这份赤子之心,当然也不仅限于黑人。


在华人受到欺负的时候,在武汉需要捐款捐物的时候,在女性被社会偏见所束缚的时候,在同性恋人群因为性取向被另眼相看的时候,我们都要站出来。


哪怕不说话,哪怕只是给弱势群体一个暖心的拥抱。


毕业典礼上,斯坦福请来了几位年迈的校友,讲述他们在一战期间和越南战争期间毕业的故事。


一位越南战争时期毕业的校友,讲起那那时候的故事。反战的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美国政府对抗议的学生开枪,学生们纷纷在嘴巴上贴上黑胶布,罢课、游行,反对美国政府的暴行。


美国反越战游行,图片来自网络


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心里一暖,眼眶一湿。

仿佛45年前的美国年轻人,穿越了时空,给这群挣扎在“新冠肺炎”和“黑人同命”的双重打击下的毕业生们,一个温柔的、沉默的拥抱。

我终于觉得我们在这个时空里不是孤单的。

我们看到的不公正、我们经历的游行和暴动、党派之间的人身攻击、美国政府的无能和镇压,存在于美国这个社会的世世代代。

这种精神,不是顺从、利己,而是看到社会里的不公平,为之颤动,为之发声。


作者简介:

王爱玛:“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文理学院养成的爱思考的灵魂,法学院最会健身的厨子。个人公众号:斜杠青年王爱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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