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樱: 我们一生都在逃跑、寻觅什么？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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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生都在逃跑、寻觅什么？
文/梓樱“快跑！快跑！”我夹在拼命奔逃的人群中，跑得气喘吁吁，跑得大汗淋漓，跑得天昏地暗。惊醒，心还在狂跳，脑子一片硝烟……
这个梦缠了我几十年，搅扰着我，困惑着我。我为什么要跑？谁在追赶我？
刚刚记事，父母就带我去一个叫“八景”的楼台，抱起还不够围栏高的我，用手指着：“这是贡江，那是章江，两条江汇合成宽宽的赣江。”哦，原来赣州就是这么来的。之后，“八景台”一词，又加上了“郁孤台”、“通天岩”、“福寿沟，“辛弃疾”、“杨救贫”、“高行健”。
上学的年龄到了，父母送我去当时最好的小学。每天我都要与小伙伴们，用稚嫩的小腿，步行一个多小时去上学。放学调皮时，会不走大街走城墙，在结实宽敞的宋代古城墙上，看浮桥上人来人往，听街上的小摊小贩吆喝，大约黄昏才能到家。
记得进了西津城门，街道两旁的店铺一个比一个有趣：烟铺的伙计，把一片片晒干的烟叶展平，叠加起来，压进一个木框架，“丝，丝，丝”，刨刀刨过，细细的烟丝就出来了。放在簸箕抖抖散，再见几个太阳，就是香气四溢、可以换钱的烟丝了。
剖黄鳝的小伙子，动作最麻利，从水缸中抓起一只滑溜溜的黄鳝，在案板边一摔，黄鳝就晕了。用锥子把黄鳝的头固定在案板上，手握小刀，“咝啦”一声，黄鳝的膛开了，再“咝啦”一声，黄鳝的脊骨就取出来了。斩了头，放在旁边的竹篮里，等着大妈大婶来买。
总见骑楼下，木板门的房舍前，三两媳妇聚在一起，锥子在做了髻的头皮上批批，再锥向白白厚厚的鞋底，接着就抽拉着一根长长的麻线。媳妇们不时停下来，比比划划，看来在比较谁的鞋底打得密实。
最喜欢看绣花作坊，一朵朵玫瑰，一双双蝴蝶，在她们的指尖成形，呼之欲出。我决定学刺绣，那年还不到十岁。
每年秋冬季，做豆腐乳，起醋坛，腌咸菜，续香肠，酿米酒，是家庭必须的作业。
那年，飘到南方一个公司打工，同事告诉我，这家公司的老板是梅县人，他们是家族企业，总是用我们听不懂的方言窃窃私语、管理我们。一天，老板又用方言，交代他的亲属，而我， 却句句听得真切，惊喜的是，这竟然是我熟悉的乡音。
再做逃跑梦时，我多了一个疑问：我的祖先，是不是从那群操着我听得懂乡音的地方，跑到赣州来的？
我追问父母，我们的祖籍在哪里？母亲说江西赣南，父亲说福建闽南。我再问，我们的祖先在哪里？父亲说，在河南许昌；母亲说，我们的祖先是比干。
我终于解开了逃跑梦的谜——原来我是客家人，原来我是客家女！我的祖先，用一双天足，随南迁大军，跑到了战火烧不到的深山老林，跑到了人烟稀少的神秘赣南。
跑的秉性，似乎就这么栽种到了我的血脉里，化作一生的骚动。
我原本可以留城，留在城市户口和工资有保障的砖瓦厂，但我想读大学。那时，当知青也许是最好的途径。
我跑进了更高的山，跑进了更密的林。红土地不肥沃，树木不参天，但要砍下来供日日的炊烟，还是要走上二十里的山间小道。手上的血泡渐渐化成老茧，草鞋磨破的血口子也渐渐失去知觉。野鸡的羽翎做毽子最漂亮，而我最害怕的，是元宵节一过，赤脚下到刺骨的水田里修田埂。
林场的老农，最让我佩服的是编竹篓的老范。人说他曾是某名牌大学的高才生，还一度当过苏联工程师的翻译。右派的帽子，把他押回了老家，他的言语，都化作了手中精美的竹制家什。
一天，我悄悄请老范帮我做一副织毛衣的竹针，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与一个坏分子接触，是那时最大的忌讳。我心虚了，立即写了一篇划清界限的文章，检讨自己阶级立场不坚定。而老范，喝了大量白酒，发了一次酒疯。
那时，我常站在山坡上，宽宽的草帽沿挡住了太阳，却挡不住我的视线，我使出最大的眼神，看向最远的地方，心里许着愿：老天啊，让我到省城的“八•一大桥”站一站吧，让我到北京城里逛一逛！
老天一定听了我的请求，不久，高考的消息传来，我终于“鲤鱼跳龙门”，跑出了赣南，跑过了南昌，跑到了长江边的南京。
母亲告诉我，我是医家第五代传人。
太太外祖，是梓山乡有名的眼科医生。一个夜暗风高的晚上，一位急诊患者的家属，敲开了太太外祖的门，央求着救救他那难得的孙儿。回家的路上，举火把的伙计疾步前行，好早点到家歇息，后面的太太外祖看不清路，失足跌到河里。没有留下一句遗言，还带走了许多偏方。
太外祖更传奇，偷偷离家出走，进了江西卫校，成为第一届学员，之后在陈炯明手下，当了陆军医院院长。因为一剂药，治好了赣州市一位名医太太的顽疾，被称为“医生的医生”。这位名医大事宣扬太外祖的医术，力邀他在赣州挂牌开业。从此，全家搬迁来到赣州，落户立足。当然，他并不是完人，曾经与大烟枪为伍，还在外面包了姑娘。
外祖父上世纪初毕业于同济大学，本可留学德国，只因父母之训“长子不远行”，外祖父回到赣州。他用生命中最辉煌的年月，创办了“赣南医学专科学校”、“市妇幼保健院”、“老慢支研究所”。文革期间，被关牛棚，两根肋骨被打断。
父母是新中国第一届北京大学医学院学生，毕业后回到赣南，成为赣南医学专科学校与附院的早期师资、医生，也是外祖父的得力助手。
父母的种种训诫，指向一个概念：做医生就要做好医生，做大医生。
静静的解剖室，我提着到喉头的心，在散发刺鼻气味的尸体上，拨弄一根记不清走向的神经。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待送别回家过年的同学，我用棉被实实地把自己围在床上，捧起厚厚的教科书。长冻疮的脚趾在被窝里痒得钻心。
终于穿上白大褂，终于走过住院医生期，拿到主治医生证的那天，我以为我可以掌控生命了。然而，“圆圈越大，所接触的无知面越广”成了我力不从心的写照。夜值，带教，科研……，心梗，癌症，酮症酸中毒……，一个个活生生的面孔消失在太平间，一次次病案讨论，结论是试试这个检查，用用那个方法。
十年后，我真正承认“三年大医生，十年小医生”。一个念头常常冒出来——此生，我能否跑到一个不用面对临终，不要面对眼泪的地方？
“你跑到哪里去了？我们找你找了四十年。”微信的能量真大，看不见的线，串起了初中、高中同学。是啊，四十年，人生有多少个四十？我跑啊跑，跑过千山万水，跑过太平洋，跑到了地球的另一边。
我为什么要跑？一颗不安分的心？一个梦的魔咒？
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渐渐扩大，扩大到每一个大脑皮层的细胞，扩大到每一个思想的角落，搅得我日夜难宁。
那双恐惧的眼睛，总在我面前晃动。他不是信誓旦旦地说不怕死吗？为了饱口褔，我说干了舌头、磨破了嘴皮他也不听。糖尿病的病人，如何经得起这样的任性？三年，仅仅三年啊，我接诊，我诊断，我收治，我总以为，我的技术精湛到可以让他与正常人同寿。然而，仅仅三年，死神便降临了。
透析床前，他从昏迷中醒来，我的手臂几乎被抓破皮：“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求你救救我！”然而，为时已晚。
追悼会上，我为这位过于乐观的病人流下了眼泪，有痛惜，更有无奈。
我仿佛看见，自己也躺在棺木中，或寿终正寝，或病魔夺寿，或天灾，或人祸……谁来给我送行？谁来为我定论？我有灵魂吗？我的灵魂将去哪里？那个去处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
如果人生就这么几十年，如何投资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最大的是爱”。一天，这个电光火石般的词击中了我，让我眩目，叫我动心，顿时，豁然开朗。于是决心，遍寻这个“最大的”，在家里，在岗位，在朋友中；于是决心，发扬这个“最大的”，在餐馆，在超市，在加油站；于是决心，拥抱这个“最大的”，从此，一个个走过我生命的鲜活个体，便在我的睡梦中，在我的思念中，一一浮现。
我仍在奔跑，只是从被追赶的惊心动魄中，解脱。带着欣喜，带着平安，向着光明灿烂的方向，奔跑，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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