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对于高考和大学，全社会都应该放低期待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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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考和大学，全社会都应该放低期待
2023 年的高考落下了帷幕不到一个月，终于到了成绩发布的环节。从 23 日开始，全国高考成绩以省份为单位开始发布，高考再度成为了牵动国人神经的关键词。
查到分数后的喜极而泣，复读涨了 200 分后的跪地痛哭，焦急等到分数、全家守在电脑前的心跳加速，再次充斥了社交网络，由高考成功或者失利裹挟着焦虑，浓重到了一年中的顶点。在今年的高考中，报名人数 1291 万人，比去年增加 98 万人，毫无意外地成为历年之最。
2023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1158 万人，24 年间，大学毕业生人数实现了超 10 倍的增长。高考报名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在同一时间达到了最高，但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凸显，社会已经无力消化庞大的毕业生群体。
按照国家统计局 5 月 16 日发布的数据，2023 年青年失业率达到了 20%，创下了自 2018 年有统计以来的新高。对此统计局也做出了解释：“原因一是 2023 届高校毕业生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二是大专及以上等高学历青年比重升高。”
在长期关注青年问题、曾经著有《我的二本学生》的黄灯看来，这其实正是在意料之中，甚至是从高校扩招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本该早就出现的问题，因为恰好碰到了一个经济发展相对平稳且向上，而延迟了出现的时间。
2023 年，随着疫情的结束，新冠对于当下的影响伴随着经济发展规律性的下行，庞大的大学毕业生们无法被疲惫的经济形势消化，最终出现了就业难的情况。
2020 年，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出版后引发了讨论，短短两年多时间，从首印 8000 册卖到了 13 万册。“二本学生”也成为了一个群体的代名词获得了关注，在黄灯看来，这本书写的不仅仅是二本学生，而是所有年轻人的困境。
黄灯生在正月十五，按照老家汨罗的说法“三十的夜，十五的灯”，她被取名为“灯“。和自己笔下的学生一样，黄灯不讳言自己第一学历是专科，她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丢人的。“那个时候的专科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二本”，黄灯补充说。1995 年，黄灯考上了岳阳大学，后来经过合并这所学校更名为湖南理工学院，成为一所二本院校。
毕业后，黄灯被分到湖南洞庭苎麻纺织印染厂，做一些行政工作，后来又到车间做工人。1998 年她赶上下岗潮，她自嘲自己成了下岗工人。命运给了她一次机会，她选择了考研，最终考进了武汉大学，后来又去中山大学读博，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
但真正和公众建立联系还是黄灯开始面向公众写作开始，黄灯开始不理会对于一个大学老师在科研上的要求和枷锁，在 2016 年她写了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获得了关注。一直喜欢写作的黄灯，就此把创作作为终生志业。黄灯说，她已经在写作和科研之间做出了明确的选择。
2020 年，黄灯离开她写作出《我的二本学生》的广东金融学院，告别二本学校学院院长的身份，转而来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在这所专科学校执教，从此在深圳和广州两地奔忙。在她看来，深圳作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职业教育能迸发出不一样的火花，而作为写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黄灯也希望能在全新的环境能激发异质性经验。
入职之后，黄灯看到同事在坚持做“学生志“，把学生的情况用文字整理下来，现在已经做了三、四本了。黄灯觉得自己来对地方了，连同了六、七个老师开了个非虚构工作坊——学生没有学分，老师没有额外的工资，学生也积极参与。黄灯觉得现在会写非虚构也是个技能，算是一技之长。
黄灯快人快语，有了公众认知度之后总是有各种事情找到她：采访、演讲、播客、活动，她有点应接不暇，索性就尽可能推一推。到现在有不少陌生的读者联系上她，就在采访的前几天，有位女生向黄灯"求助"。这位女生在一所“不那么好”的高校读书，家人希望早点工作去养他弟弟。黄灯对女生说，现在先把自己的事情管好，“你自己都没有力量，你怎么去帮别人？那这样最后就全部耗死了。”
对于高考和大学，黄灯看来，全社会都应该放低期待，甚至完成一次对学历的“祛魅”，在今年的语境和社会环境下，一个好学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获得一份好工作，而这一现象在短时间内是无法解决的。这背后存在的是全球范围内的结构性难题：当全球化进程受阻，逆全球化趋势，将导致工作岗位的减少。
黄灯不断尝试给年轻人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她说在大环境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要把更多的目光放在自己身上，去真正学点什么，在大学里修复在曾经的中学教育中丧失的元气， 释放出真正有力的东西，“这对年轻人来说很重要”，黄灯说。
以下是《WSJ.》与黄灯的对话：
《WSJ.》：在过去的几年，“二本学生”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公众话题。但是很多人又觉得这是在给二本学生们贴标签，让这些学生更加举步维艰，你对此有何回应？
黄灯 ：我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方面的争议。这本书被传播开的时候，有一些来自二本院校的学生觉得自己被贴了标签，甚至是被冒犯。可能是因为我是个老师，我对我的学生是没有任何歧视和标签的。比如说，我谈论我的儿子，会说“我的儿子”，是一种日常的表达。反倒是我的学生提到自己身份的时候，会用到“二本学生”，这个频率比我还要高。第二个方面，可能我之前也担任一些招生工作，一本线、二本线这些是会挂在嘴边上的。
但在现在的语境里面，学历不好，好像就是鄙视链的末端，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也是我思考的起点。所以我为什么敢坦坦荡荡地写《我的二本学生》，我就是觉得这个群体是有尊严的，他们的付出就应该被看到。
二本学生这个话题表面上看起来是讲二本学生，其实任何一个学校的学生去看都会有感触。因为二本学生只是一个话题，我真正指向的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现在年轻人整体的境况是跟以前是没法比的。
无非是因为我熟悉二本学生，所以我才写二本学生。其实写哪个学校不重要，写一本还是二本学生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年轻人的发展趋势。年轻人的处境，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单单是中国的。要是看一下印度和美国的资料，比如说《乡下人的悲歌》之类的书，就会发现这其实是全球化遭遇挫折以后，贫富差距在全世界范围拉大导致的结果，基本上全球范围内所有的年轻人都在面临的困境。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国内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比如说扩招。扩招导致了学生数量的增加，但其实这是在扩招的那一刻，就能够预料到后果的。我亲身经历了扩招的过程，1998 年就业形势严峻，国家希望能依靠扩招的方式解决就业问题。结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扩招的后果被经济增长消化掉了。现在经济放缓，加上疫情的影响，后果就凸显出来。
其实逻辑是一清二楚的，几重因素突然之间叠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我自己就是所谓的出身不好，第一学历不好，我很能够意识到那些孩子是没有机会的，其实是很痛心的。
2012年6月2日，毛坦厂中学，学生们在考试时彼此之间用KT板隔开
《WSJ.》：你之前其实也是二本院校毕业的，后来到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求学，你曾经是否也羞于谈到本科经历？
黄灯 ：我当时考到武汉大学，对比过才能够明白，一般院校和重点大学的差距有多大。其实说实话，我之所以到现在还有这种认知能力，跟我后来在武大和中大受到比较好的教育是有关系的。
我在读研究生之前是个下岗工人，第一学历也不好。在此之前，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羞辱的经验，不愿意跟别人说，尤其是在重点大学的氛围里面。但是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我的错，这是社会的观念有错误，后来我就正视自己了，我一个专科学生通过自学考试拿到本科文凭，再考到博士，这不恰好说明我一直在自我成长吗？这怎么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呢。
《WSJ.》：曾经热议“一本”“二本”，现在大家更多用“双非”来区分。在政策的变化外，你认为这样话语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双非”范围更大，目前来看原本沉默的二本学生，这次也要带上一些一本学生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灯 ：说实话“985”、“211”的标签已经深入人心了，之前我觉得 50 年之内都不会改变，现在国家提“双一流”，无非就是又多了一把尺子。不是“双一流”的学生，就会称呼自己为“双非”。不是说有了“双非”这个新的标准，别的就不要了，现在是既看“985”，又看“211”，还要看“双非”。
这些标签之间其实是一个叠加的关系，学生的标签越来越多，年轻人就会越来越不舒服。符合“211”了，又不符合“双一流”，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学生会受益。比如说华南农业大学既不是“985”又不是“211”，但是现在变成了有“双一流学科”的大学。但对于入选了“双一流学科”，它又不是“双一流高校”的学校，这所高校其他学科的学生又是被排斥的。
国家搞一流学科、一流院校建设，肯定有它的用意，不是说让用人单位来给学生划标签，但事实上用人单位就会这么用，也不明说。现在投简历的人太多了，十个岗位有一万个人投，用人单位怎么挑选呢？可能就先看学历了， 并且不断地用不同的标准来筛选。当标签越来越多，学生身上背的大山也越来越多。今天有一个，明天有一个，过两天又会出现一个，大学生真的是好难。
《WSJ.》：目前来看，大学生就业难这件事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化解的。我们国家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联合企业开放见习岗位、希望社区接纳毕业生就业等。年轻人们应该怎么面对这样的现状？
黄灯 ：年轻人要调整心态，考上大学后，对大学的期待不要太高，至少不要像以前那么高。不要以为大学是很有用的。我说句实话，现在大学跟就业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断裂掉了。
年轻人要回到自身，以前的年轻人不读大学，也有很多成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应该把眼光放在自我成长上面。很多年轻人说读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有没有反过来问一下，自己读大学到底学了什么呢？
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观察到在二本学生里，虽然有一些特别努力但没有结果的，但是也有很多孩子不怎么读书，宁愿花时间去打游戏，苦口婆心地跟他说也不太听。
在当下的环境下，年轻人们应该用更多的时间问问自己：你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呢？家境好的学生起点会高一点，机会会多一些。但是一个学生如果具有核心竞争力，其实是不会受制于外在条件的。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需要调整一下预期，因为现在大的环境可能一下子也改变不了，尤其是在全球化受挫的情况下，自我成长特别重要。现在要把心态调整好，要尽一切可能去吸取对自己有用的营养和资源，让自己成长得更快一些，要抵挡这个社会对你的消磨，我觉得有这个意识很重要。
黄灯在自己的母校岳阳大学做活动
《WSJ.》：现在年轻人面对的困惑似乎是更具体了，比如毕业了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买不起房子怎么办？都很现实。赶上好时候的你们面对的困惑是什么？
黄灯 ：1990 年代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二十多岁，也有困惑。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一代人的困惑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因为物质上面都很穷，工资收入也差不多，所以不会有太多物质层面的焦虑。
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生存层面的问题要解决都比较难。近 20 年以来，年轻人焦虑的核心从精神层面转移到了生存层面。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倒退。
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被兜底，比如说你只要大学毕业了，进到工厂去了，怎么样都有个兜底的。至少有员工宿舍给你，你不担心没地方住，好歹每个月有几百块钱的工资。我当时工资很低，只有 200 块，但是我每个月的房租只有三、五块钱，会更有安全感一些。
但是很多人会说，现在因为市场化了，找工作都要自己去找。其实自己去找的话，对于没有资源的孩子来说，就相当于赤裸裸地把他扔到社会上面去了。这个过程中，能力强、家里条件好，就会好过很多，至少没有那么艰难。为什么总是觉得家庭出身那么重要？是因为家境好的话，家里给你出房租，在大城市就过得很好。赚不到钱没关系，你就好好地把自己养活就行了。
我喜欢强调性价比和成本，我有时候经常想一个年轻人，如果你从十五、六岁去学一门手艺，学到二十五、六岁，那就还很年轻，也已经可以学得很精。我虽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但是我觉得不能去说年轻人不愿意脱下长衫。为什么我要反反复复地强调年轻人要注重自我成长，屏蔽不良的东西？我是希望孩子们什么都不要期待，先让自己变得有活力，变得热爱生活，也不要想未来的事情。把当下先过好，把握你的时间。对于年轻人来说，首先就是先让自己恢复元气。
黄灯在自己的母校岳阳大学做活动
《WSJ.》：很多年轻人总是在感慨现在不是好光景，觉得前人似乎占到了好时光的便利，获得了社会资本的积累，你对这样的观点怎么看？
黄灯 ：前面的人占有的资源太多了，透支了下面的人。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房价的问题，房子现在的价格是很让年轻人绝望的。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只要能够买得起房子，就会觉得有奔头。他们其实不怕吃苦，也不怕不断地换工作，这些年轻人都习惯了。但是房价摆在那里，一辈子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这就会让年轻人感到绝望。如果房子买不下来，就没有安定感。没有安定感，结婚可能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畴中。在过去一段时间经济看起来是发展得很快，但留下了隐患。改革开放以来，其实我们一直在奔跑，很多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在奔跑中化解，从来就没有机会让我们停下来过。社会就是不断地变革，问题不断地出现，我们再不断地解决。
从来也没有过一个好时代，我们 70 后和 60 后这一波还是蛮幸运的。近二、三十年顺风顺水的我们这代人，小时候没挨过饿，又能够受到正常的教育，大学文凭又很值钱，房价又便宜，我们确实占到了一些便宜。这种便宜也只限于读了书的和来到了改革开放地区的人，这种幸运并不公平，并没有覆盖到所有群体，只是说整体社会的财富增加了。
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还是不能绝望，因为他们毕竟太年轻了，整体说成长的环境还算顺利。现实不如意，进而产生了绝望感是正常的。但我们也必须清楚，社会的常态就是存在危机的。
《WSJ.》：虽然说高考已经是中国当下最公平的事情，但似乎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场所有参与者社会资本的累加游戏，这个游戏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高考在你看来在何种程度上是公平的？寒门还能不能出贵子？
黄灯 ：高考公平相对说在规则方面算是执行得比较好，至少分数这条线是不能随便动的，不能公开地潜规则，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承认的。再怎么样，高考也给那些最没有竞争力的孩子兜了个底。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去维护这种公平。
但是另外一个层面，教育主体背后变量太大了。比如说家庭出身、地域的不同，一个孩子拥有的资源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其实一个孩子的成长，他不需要特别多的资源，最关键的是路子要对。现在家长反而是有一种误区，总觉得不断地往孩子身上投东西，一定会长得很好。这个观念绝对是错的，因为小孩是一颗种子，其实只要给他基本的东西，比如干净的水分、没有污染的土壤、充足的阳光就够了。如果孩子是一个天才，家长不要扼杀他。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家长也不要打击他，不要天天去伤害孩子的自尊，如果能够做到这两点就已经很好了。
如果说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在某些方面又隐含了辩证关系的话，这意味着很多投入都是无效的。每个人的成长都是有自我规律的，我们也可以发现农村有些孩子从小也没什么见识，也没受到好的教育资源，但一样也可以走出来。寒门还能不能出贵子？从整体上面来说比例比以前低了，但还真不能说现在的孩子出不来，这个也没那么绝对的，全红婵不就出来了吗？有些人就是各方面条件也好，恰好又有机会，她自己就走出来了。
其实我们有时候不甘的地方在哪里呢？一些很有能力、资质特别好的孩子本身是可以长成一颗星星，因为没有一些基本的条件，他的可能性被扼杀掉了，这才是我们最痛心的地方。
其实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只要这个社会尊重劳动者，不要有高低贵贱之分，其实我们也甘于普通的。不要以为每个人都想去当什么比尔·盖茨，好多人就想做普通人，就想过一个安稳的日子，有一个普通的工作，每个月的收入还过得去就行了。
《WSJ.》：你的观察里，应试教育带来的那部分伤害集中在哪些部分？要怎么修复和走出呢？
黄灯 ：人的成才是有规律的，补课出效果是很少的。我在大学里面做过好多调查，当年补课的学生恨死了补课，到大学之后，也不爱学习，有很多负面的作用。但是家长输不起。为什么会出现衡水中学？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得到特别好的资源，就只能通过“卷自己”得到一张入场券。
在这种情况下，成长的动力有很多，学校教育是一个方面，自我觉醒也很重要。对于很多二本学生来说，自己身处的高校，师资、环境都是不那么尽如人意的，连像样的讲座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一定要把自己内在的力量调动起来，寻找止损线。不能让外界负面的东西无限制地消耗你，你一定要意识到自己是有力量抵挡那些东西的。
互联网这么发达，如果自我成才的愿望特别强烈的话，还是可以学东西的。如果自己有强烈的兴趣、并且一直在坚持的爱好，即便可能慢一点，但是一旦成才，是很有竞争力的。
大家要相信自己原初的生命力，我觉得这一点对年轻人来说很重要，因为以前的应试教育对他们损伤得太厉害了，他们没有力量来让自己恢复生命活力。作为一个旁观者和过来人，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完全阻碍在一些评价的标准里，应该有一些很有力的东西出来。
《WSJ.》：最近很多声音在提职业教育的发展，甚至很多大学生表达了对职业教育的羡慕，觉得至少他们有一技之长，而自己身无长物。你身在一所职业院校，想听听你的想法。
黄灯 ：在 90 年代之前，职业教育一直以来就在中国有一席之地。自从大学扩招以后，文凭膨胀，中专取消，大专就升本科了，职业教育失去了本身的位置。到目前来看，职业教育其实没有所谓的新发展，我觉得还只是重提，重新回到以前的格局。现在发现错了，二十年以前太激进了，不应该把一些比较好的职业院校、职业中专院校一锅端地取消掉。
我以前在工厂待过，以前我们工厂有自己的技校，技校培养的学生毕业了以后就直接到工厂来上班，是实打实的就师傅带出来的，很有用。现在所谓的职业院校，有社会经验的老师其实还是不多的，也就是说，现在职业教育的师资是跟不上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的。办教育不是想办就马上能办起来的，它需要时间积累。
要解决教育的症结、根源，措施不是增加职业院校或者减少职业院校，而要调整更重要的东西。职业院校如果发展得太厉害，到时候职业院校的学生又找不到工作。如果盲目地发展，不就跟现在的本科生一样吗？归根结底还是要根据国家的现状，尽可能把学生的质量提高一点，让他们能够拥有切合自身的发展。其实教育要发生一些变化，自下而上可能会更可靠一些。社会发展到某个程度，教育就随着发展形势调整，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在目前产业面对大变局的情况下，职业教育先天来说也比较难的。在 AI 和 ChatGPT 的逻辑下来看，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大部分学生都可以被 AI 取代。现在有什么样的师资会比 AI 还厉害呢？我们找不到可以战胜 AI 的老师来教学生。
所以人文学科为什么重要的？因为人文学科是特别个性化的一些东西，是跟情感、价值理念有关的东西，这些东西我觉得机器暂时还没办法取代。人文教育哪怕在职业院校也很重要，哪怕未来的职业是做一个具体的工作，人文素养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人文教育可以让每一个人把自己还原到人的层面，而不是就业工具的层面。
目前来看，人文教育是完全没有办法跟理工科去抗衡的，这导致了剧烈的失衡，导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价值观念越来越崩溃。其实这正是人文教育落后的一个恶果，全社会的人都在承担这个后果。
张笑晨，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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