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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美女嫁给贫下中农，对那个时代的反思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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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插队纪实 3
文/东湖逸翁
编者按：东湖逸翁的藏区插队纪实我曾在民风开放的藏区插队、凶宅惊梦得到有着同样经历的读者强烈共鸣，今天刊发最后一部分，欢迎读者阅读并留言。也欢迎读者投稿说出你们的故事，投稿请加编辑二木微信duijiudangge63
吃派饭的日子
因为上年度没有分配到粮油，生产队长就安排我吃派饭。每户吃一天，从村头挨户吃下去，直到村尾。吃完一轮后，生产队才给我分发了一些粮油，我就开始自己做饭了。
到了吃饭时间，照例有那家的小孩来学校叫我。是学生的，自然叫我老师；不是学生的孩子，则叫我什么的都有。大家都知道我是上山下乡插队知识青年，但对这些说藏语的小孩子来说，汉语全称很麻烦很拗口，则简称为“知识爸爸（叔叔）”，嘴巧一点的，则叫我“知识青年爸爸（叔叔）”。
我插队的卓尼县南部地区，大部分公社都分布在洮河两岸。地处河阳（北）的村庄，基本都是纯农区。我刚插队去的那个村庄既是河阳的纯农区。地处河阴（南）的村庄基本都是农林牧三结合的地区。每个村庄都有牧场和土地，还可以优先在国营林场搞副业，所以生产生活条件相对比较好。我担任村学教师的这个村庄地处河阴，在当时，社员们的住房和吃穿条件都算不错。村民们对我的身份有点迷惑。说是下乡干部，又不是下乡干部，当下又在村学当老师。所以派饭时，家境好一点的，有酥油糌粑、奶茶，煮腊肉，炒鸡蛋，烙油饼，甚至有的还宰了鸡。饭后递给我一根长长的竹管，插进烧酒木桶，吮吸甜冽的自家烤制的烧酒。家境差一点的，最起码也会蒸白面花卷，擀白面饭。善良淳朴的藏族村民们，把我照顾得十分周到，至今想起来仍然感动不已。
和下乡干部不同的是，他们每天要交一斤粮票，四毛钱的伙食费。我是知识青年，是这个队上的一员，什么也不用交。但我牢记着一定要用刚学会的藏语说声谢谢。
晚饭通常要等社员们收工回家才做，所以很晚。一次到村西头的一家吃完晚饭，突然下起暴雨。我拿了主人家递给我的一把大黑伞，匆匆忙忙往回赶。当时我对整个村庄的地理环境还不是十分熟悉。走出他们家巷子，朦朦胧胧往回走，却怎么也找不到我住的巷口。瓢泼大雨中，四野漆黑一片，我好像置身于翻江倒海的水底，怎么也找不到一个白天熟悉的参照物。我就静静地站立在雨中。滑稽的是，我当时居然还想起了“伸手不见五指”的俗语，就真的伸出不拿伞的那只手，凑在眼前看，还真的看不见，才相信那句话不是妄说。嘴角竟冒出一丝傻傻的笑来。
后来，借着偶尔亮起的闪电，我终于找到了巷口。再摸扶着巷子两旁人家的木栅栏，回到了住处。这时全身都被淋得透湿，赶紧在铁炉里烧起柴火，脱下衣裤烘烤。紧接着，就打了两个响亮的喷嚏。
知青经验交流会上的美女
九月的一天，公社派人通知，县上要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典型经验交流大会，简称知青交流会，要我随同公社有关领导和干部一起参加。
交流会只开了一天。上午，县上领导（当时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讲话，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全县农业学大寨取得的成果。总之，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
下午，安排的是优秀知青作先进事迹典型发言。一共安排了三个人发言。两位男知青，一位女知青。男知青讲的无非是如何不怕苦，不怕累，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心一闪念等等，并且列举了一些典型事例。这些内容，在当时的报纸上比比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女知青。她在典型发言中说，她从自治州首府高中毕业，父母亲都是干部职工，所以从小缺乏深入农村第一线的锻炼。上山下乡来到农村（她在距县城较近的一个公社）插队以后，通过斗私批修，在劳动锻炼中逐步认识到了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
她还用了一句“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话，证明贫下中农最可爱。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和传统观念决裂，和坚决反对自己婚姻的父母决裂，抱着扎根农村闹革命的决心和勇气，与一位贫下中农结为夫妻。她的发言引起台下一片哗然。尽管此前就有流言，但我们一直半信半疑。现在终于相信，“文革”版的《朝阳沟》故事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了。
站在台上的她，身材端庄匀称，娟秀的瓜子脸，精致的双眼皮，略略发黑的麦色皮肤。虽然当时的穿着打扮都很朴素，羊角辫，草绿色仿军制服，蓝布裤，解放牌球鞋。但她体态的美好还是遮掩不住。
看着她在台上发言，我一阵阵地心痛和惋惜。在知青中，我大概属于迟钝的人。由于这个公社只有我一个插队知青，在野性的村庄，始终是孤家寡人。当时我的目的很现实也很直接：通过插队这块跳板，尽快参加工作，离开这里。
这件事很快就轰动全州。这位女知青的名字，至今我仍然记得很清楚。她是单姓单字。由于那时大多数人的姓名都是三个字，所以她的名字显得特别洋气贵气。从此后，她就成为这个县里的公众热议。有人说，大队会计是先奸后娶；有人说，女知青是投怀送抱。我则不断捉摸：从小娇生惯养的她，是因为吃不了苦而急切地寻求一处避难所?还是因为心生忧惧而饥不择食地减轻心灵的重压？因为当时知识青年在农村解决婚姻问题的，大多是男知青赘娶农村姑娘，最起码也是年龄品貌相当。
我招工后就离开了那个县，后来又到了外地。但她的事仍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文革”结束后，在知青返城大潮中，这种权宜婚姻纷纷破裂瓦解。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电影《孽债》，反映的就是这些人的子女进城寻找亲生父亲母亲、寻找归宿的题材，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社会问题和家庭伦理问题大讨论。但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这位女知青怎么办呢?她对命运的抉择肯定要困难得多。也许，她会像当初的简单草率结婚一样，也选择简单草率地离开？因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她都不可能坚守到底。
真应了后来流行歌中的一句歌词：我拿青春赌明天。但是对草率委身的这些女知青来说，她们付出了灵与肉，但是爱情、婚姻、家庭、事业的明天，离她们已经太遥远，太遥远了。像她这样的人并不是个例。她们还有明天吗？
回顾与反思
随着“文革”结束，上山下乡运动，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也寿终正寝。但上山下乡以及附着于它的“知识青年”这个特定名词，却历久而弥新，在千百万人的话语体系中被一再提起，成为一代人生存经历和精神磨砺的标志。
提起插队，有些人很受伤，有些人很酸辛，有些人很无奈。我的插队经历却留给我很多温暖的回忆。我的幸运，大概由于我是这个公社当时唯一的知青，物以稀为贵。另外，藏族干部群众祖祖辈辈受佛教文化的熏陶，慈悲为怀，待人接物十分真诚善良，在思想和行动上不那么极左。这也是我为什么要选择到离家较远的藏区插队的主要原因。事实证明，当时同学中凡是到藏区插队的人，工作分配都比较快。
回顾上山下乡插队运动，有许多回味与反思之处。
首先，它颠覆了知识与劳动的传统认知，进一步加剧了“知识”和“教育”链条的对立和碎裂。“老三届”还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一些课堂知识，“新五届”基本都是在大批判、大斗争，以及“学工学农学军”中度过。没有教材，没有系统的学习安排，当然，也没有被打倒的老师们尽心尽意的辅导。从此，人们就开始以知识分子为耻，以“我是大老粗”为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术界、艺术界的专家学者们到接受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从此，“知识无用”深入人心。为了躲开高压，规避风险，一代女大学生、女中学生，谈婚论嫁时，不是选择爱，而是选择家庭成分和“根正苗红”，爱情，被批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1972年冬天，我招工到了另一个遥远的藏区。随后，从省、州、县分配到这个公社的下乡知青成群结队，已经不可能插花似地安排在各村各户。县知青办和公社为此专门设立了几个集体知青点。知青和村民的关系也逐渐恶化，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事时有发生。知青们在用某种方式发泄他们的不满和反抗，村民们也在用某种方式表达他们对这些“没规矩”的“外来户”的疏离和厌恶。无聊而冷落的生活中，知青们也用“成双结对”的行动来慰藉空虚的心灵。
凭心而论，当时的农村，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知识青年也应该学习一些生产经验和社会经验。应该是双向的学习。但是采取那种扎堆式“运动”的办法，以及惩罚型强制“接受再教育”的办法，却是缘木求鱼，本末倒置。
不过，有一部分来自城市的知青，通过上山下乡插队历练，了解人生疾苦，结交底层朋友，培育自己的悲悯情怀和吃苦耐劳、埋头实干的能力，作为精神财富，在其后的学业和事业中获益匪浅。但这不是肯定这一运动本身错误的理由和借口。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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