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有良心的历史学家会告诉你历史在变，永远是在繁花丛中看不透 | 二湘空间
许倬云
编者按：空间新书推荐栏目推介最新上市的好书，本期推荐历史学家许倬云超越昨日之我的托付之作《经纬华夏》。
“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围绕着这一发端，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以九十高龄迎难而上，八易其稿，结撰出一部华夏文明从成长到成型的传记。七十余年的研究生涯，用二十万字圆满收官。
我为什么要写《经纬华夏》
节选
我一辈子经常“变脑筋”。从读大学开始，我就不觉得历史是固定的：不但“史实”不会固定，人对历史的叙述，阅读历史所产生的悲叹、欢欣都不固定。因时因地，你有所感、有所触，就会有不同的陈述，就会有不同的描写。学历史的人，责任是将其所感、所触呈现给大众。
就如同这本《经纬华夏》，里面有我的眼泪、我的欢笑——所有的欢笑和眼泪，都是因为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几千年来的挣扎和奋斗；或者辗转于艰难困苦，而没有出路。但是，其实是有出路的，会有出路的；有时候，他们找到了出路，我自己没看见而已。所以，我每次写一部书，甚至写一篇专题论文，都有一个整体的想法在其中。
我所从事的历史书写，并非排比岁月，也不是着眼其中的是非对错，或者某个叙事的唯一性。要知道，同一事件，旁边有一百个人看见，可以有一百零一种“事实”——身为历史学者，不能说“我的责任就是矫正”，因为你说的“第一百零二种事实”，同样可能是错的或者片面的。所以，我的责任就是告诉大家：历史的变化，并非事实本身的过程，及其所呈现出的变化，而是“我所理解的变化”。理解了上述“变化”，看待历史就如“变动的万花筒”——并非“万花筒”在变，而是“万花筒”里的彩色图案，在“我的理解”之中转变。
如今，我已活到了93岁。为什么还要写这本《经纬华夏》？因为我现在看到的不是一条江，而是一块亚洲大陆，以及欧亚古大陆，我的观念中，这几处是彼此相依相附的。“大陆”这个词，我为何要重复两次？“亚洲大陆”是关于中国为主的东亚，其自身的定位；“欧亚古大陆”，则是着重于欧洲与亚洲之间互动的结果——除了族群在南、北间的移动，还有东、西方向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和变化；以至于海岸的另一边，穿过太平洋、印度洋的万重浪，那边生活着的人们，其想法与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几千年来，中国所经历的一切，都离不开东方和西方、远东和远西、南方和北方、沙漠和海洋之间彼此的“呼唤和回应”。
有良心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会告诉你：历史在变，历史每一段的解释都在变，因为每一次我们都多看见了一点点。我们永远是在这繁花丛中，密密的树林里面，以为自己看透了。其实，远没看透。树林深处丛丛的树叶，繁花深处一层层的草，里头的小虫子、小蚂蚁，大树后面一条蟒蛇——再远处还有一只老虎：凡此种种，我们都没有看见。在你自己的身后，你都没有觉察：一只大猴子，对着你的脖子呼气呢！所以不要太自信，认为看见了这条路。没有的。路是慢慢走的，要随时修正，随时体谅人家，随着我们的描述不断扩展——也就是，我们此时此刻知道的一些东西，慢慢往前发展、形成的。
我这本新书前半段考古部分的讨论，在《万古江河》中看不到。主要是因为，这十几年来，出土了许多新东西。写作《万古江河》时，没有完全整理清楚的遗址及古代文化的面貌，我在这方面花了相当多的力气，尽力梳理出一个头绪，介绍给国人看。
我在这本书中对古史的“打通”，是一直尝试寻找遗址群所蕴含的意义。一个遗址群的形成，必然有其承前启后的脉络。比如西北角我所喜欢的河套地区，那里多次继承了草原上的成分——渭水、泾水流域累积出来的农耕经验，与草原牧人的经验在此互相推移：你进我退，我进你退，轮流上台，轮流下台。
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族群南下，有西面阿尔泰山进来的种族，有东面呼伦贝尔草原进来的种族——东西方向进入中国的游牧民族，其比例大概是3:2。所以，每一个地方的退让、进取，都如同跳“狐步舞”——说是跳“二人转”也可以，不同的步伐，不同的转动，造成了那个地方非常有趣而非常难懂的事情。
比如历史上黄帝、炎帝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地域被反复叙述，细节则略有不同。黄帝又称轩辕氏，是架着高车的牧人。同一批角色，换了个布景演了另外一出戏，时间差了至少三千年。演员不一样，情形不一样，舞台不一样，我们不能强认其为同。
学历史的人，是看了无尽无了的喜剧和悲剧，看得出人类不同时候莫名其妙地欢乐，又莫名其妙地悲戚。我同情他们，有时候被卷着走，但我绝不会有“这个是我的祖先，那个是我的祖宗”的想法。中国的学术界里有一部分人，总是意图建立一个“完美的中华文化传承”：认为天地之间，中国这条路走得最正最当；所有的传说、故事，都是在“中国”这棵树的某个位置上挂着。这个努力，我佩服他们的苦心，我不想这么做。
我自己在变，下一代历史学家也会变，再下一代更会变。为什么总要将古代留给我们的框框架架，套在别人头上去呢？我要传递的信息是：天地之间的变动，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造成的；有太多不能懂的地方，但你可以弄懂的地方在于——万变不离其宗，变化引动变化，角色转变角色。同时，你还要了解：角色是人扮演的，变化是两个角色间的推动、拒绝、拉拢、舞蹈、战斗。你要叙述的是故事，但是要告诉人家，这个叙述满台都是可歌可泣，或者好玩的事情——而我只看了这一部分，邀请你一起观看；我邀请你观看的，是我所拍摄或编辑出来的一块，与你共享。为何要与你共享呢？是为了让你知道：世事如此复杂，从任何角度看去，都有无限的困扰，但也有无限的豁然开通的理解。
尤其要谨慎的是，你对于历史诸种诸样变化的认识，它能培养你的性格，引导你的人生走向。面对历史，不要偏狭，不要固执，不要片面，不要愤怒，也不要自以为是。随时要记得：另一位历史学家叙述的故事，与许倬云叙述的不一样。假如你懂得看的话，两台戏一起，会看出第三台来。如果你不懂得看，两本书都搁在书架上算了，过快乐日子去，我不勉强你。养成了这种观察世事、观察往事的习惯，时时刻刻在局外，时时刻刻又在局中的视角，对你的人生寻找意义、寻找自己，都是有帮助的。
历史不仅是外在知识的整合，历史是大群知识丛之中，最贴近人心的部分。历史可以是文化的历史，可以是团体的历史，可以是一个社区的历史，可以是一个家庭的历史，可以是你内心的转变。你懂得这些，慢慢就可以悟到许多地方：你会知道怎么样多欣赏人家一点，怎么样少责备人家一点；你的心里疙瘩就少一点，一些应该宽恕的地方就能松一点。
等到你能有一天像苏东坡那样，跟一个老和尚讲，自己快走了——“庐山烟雨浙江潮”，过去、现在都是一样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过去与当前的景象都一样，而是庐山烟雨也罢，浙江潮也罢，都在教育你，带着你走过难关，领导你度过你人生的无意义——或“太多的意义”，或“错误的意义”。这种心态，能让你保持一分宁静，不要混乱；保持一分宽容，不要责备；保持一分喜乐——在这世界上，我居然可以站在凌空的位置回头看，站在身外的位置往里看。多少次看完以后，是觉得好看，但也可以悲悯；是觉得悲悯，但也有欢乐——人生之路，原来如此漫长而丰富。
从委曲求全到全面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嗣后不到半年，整个东北被日本占领。不能说没有张学良疏忽的罪过，却也是奉军本身内部结构松弛，才造成这一恶果。“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一直到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中国才结束长达十四年的抗战。过去将“七七”事变界定为抗日战争的开始，现在以“九一八”事变为长期抗战的开始，确实比较符合历史。
在正面战场，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日本一度将战线向西压到长江中游一带。以长沙为例，始终处在战线的胶着点。从1938年开始，日本多次发动攻势，出动三五万人，到了目的地往往只剩下五六千人，其中大部分在行军途中就陆续被中国军队消灭了：就像一大盆水倒在地上，往前缓缓漫流开；如果路线过长，所经之地又坑坑洼洼，时不时将其滞留，最后所剩也就不多了。这种战术，薛岳称之为“天炉战术”。日本屡次出兵，屡次攻城不下，只能无功而返；返途中又被中国军队一路拦袭，死伤更多。然而，日军的武器比中国军队优良。因此，从双方伤亡的比例看，中国损失更为惨重。
日本的战败，很大程度是因实力被消耗所致。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年年持续被空耗，大概每年损失一二十万兵员，中国每年损失三五十万兵员，即使损兵折将，仍旧坚持不降。八年下来，日本兵员伤亡两百二十多万，中国则伤亡了三百多万兵员、两百多名将领。无关党派，是皆国殇，人人痛悼。
十四年抗战中，北方战场上少有大的战役。其中最大的一场战役是台儿庄大战，中国投入的三十万战士损失五万余人，歼灭了日本一万多人，暂时顿挫了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步伐。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战线在上海，背后是租界，正面却是日本海军的战舰。中国军队在壕沟里守卫疆土，日本天上的飞机、地上的大炮、军舰上的炮火，都向壕沟里的中国士兵不断掷下毁灭和死亡。中国政府的军队，有二十五万余人牺牲在淞沪会战。国民政府的战略，是以淞沪之战吸引世界的注意力，这一策略却牺牲了国军最精锐的部队。据观战的美国军官估计，每一小时死于炮火的中国军人，都是以千计算。
淞沪之战后，实际上江南已无守战余地。中国海军军舰自沉江阴，堵塞长江航道，以牵制日本军队攻击南京。可日本人不仅结束了淞沪之战，而且从金山卫上岸后直扑南京。南京保卫战的一大错误是，奉命守城的唐生智还不知道增援部队在何处，南京城就陷落了。后果是南京大屠杀，不仅失控的国军成为敌人屠杀的对象，三十万平民也丧生于屠城的大悲剧。
南京沦陷以后，国民政府迁都，暂时落脚武汉。中日双方在武汉周围缠斗四个多月，国军最精锐的胡宗南部及其他友军，在此期间伤亡约四十万人。从那时起，计算战损比就多以这次战役的概数作为基准：日本兵折损三人，中国兵折损七人。此后双方交锋，大概都是如此比例。日本人认识到中国人不再忍受欺负，在中国观战的英、美、德国军人也深深感慨：中国军人是不要命的打法，一向被他们认为懦弱的中国人，居然一变成为如此舍身忘己的战士。
我儿时还曾亲眼看见，一个军的四川部队沿长江而下，在沙市上岸，步行赶到台儿庄战场去支援。他们是王铭章军长的部队，每人扛着一把老式鸟枪—对上日本兵，这等于是赤手空拳了。当时白崇禧负责指挥台儿庄战役，作战部署是以人数众多的部队，将日本人围困于包围网中。王铭章的部队到达滕县，刚好堵上这张大网最后的缺口。日本人对着他们的方向冲杀，王铭章率全军战死。等到中国军队反攻，击退日寇时，有人看到战地上的王铭章倚墙持枪，伫立不倒。几名士兵也是遍体枪伤，倒在长官身旁。
这几次大战，都在抗战初期发生。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中牺牲的总人数，大约是抗战时期牺牲人数的五分之一。中国损失极为惨重，却也从此改变了百年来步步退让的形象。此外，还有晋北的作战。1937年9月，林彪指挥共产党军队伏击日军输送大队，取得平型关大捷。双方参战兵力不多，八路军12000余人，日军4000余人。同年10月国共合作，在山西忻口合力作战抵抗日军，历时21天歼敌逾万。至于1940年的百团大战，由彭德怀指挥，参战人数不少，乃是中共在抗战中的大举。从1938年开始，抗战主战场已在淮汉以南。台儿庄之役后，先是武汉保卫战，此后则是年年在洞庭湖周边—长沙、衡阳、常德一带的攻防战。日军打算经过湖南，从夔西由沅水等河道，抄四川的后路。在广东也有过一些战斗，然后就是日军所谓“一号作战”，企图打通中国大陆的南北通道。抗战最后阶段则是中国打通滇缅路线，以突破日本的封锁。至于华北的战役，日军几度占领河南、直袭关中，却都被河南遍地民团所阻挡，日军旋得旋失，劳而无功。
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是活生生的中华民族的孩子：面对炮火、刺刀、炸弹、坦克，一个个年轻的生命血肉模糊，他们倒下了。如果在战斗中受伤，这些伤员会被送到附近的村落，放在打谷场上，其实没有医护—所谓受伤，就是生命的结束。我在老河口的吴家营曾经看见，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躺在广场上，呻吟哭喊声不断。第一夜过去，声音小了许多；第二夜就不再有伤员的叫唤声；第三天，成百的伤员入葬汉水边的大墓，村民们男女老少持香送行，点燃大火，送他们升天，然后一铲一铲地覆盖泥土。这么一座大墓前，立了一块木牌：“忠勇将士安息之处”。
除前线阵亡的将士以外，后方死于空袭、火线旁死于流弹、逃亡中死于疲劳和饥饿的中国老百姓不下两千万。抗战第三年，我们撤退到万县，空袭来了。日本飞机在大雾之中找不着重庆的目标，将所有的炸弹扔在万县，那个小城就此被荡平一半。我们从防空洞出来，眼前已经没有房屋，只有废墟，处处是尸首。眼看着路边，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躲警报，娘已经死了，幼儿还在怀中，寻找母亲喂奶。那几个晚上，我们都无处可宿，人人都在街边废墟旁，勉强半睡半醒。半夜时，所有人忽然“惊营”，满地乱跑、哭喊声此起彼伏。
抗战胜利后，总的来说，中国已经不复当年那样的贫弱苦难。愿老天垂怜，中国的牺牲已经够惨烈了。愿中国不再有为了英雄而牺牲老百姓的悲剧出现。
本文节选自《经纬华夏》第15章
内容简介
“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
围绕着这一发端，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以九十高龄迎难而上，八易其稿，结撰出一部华夏文明从成长到成型的传记。作者跳脱出中国文化内部演变的叙述，以“大历史”的观看视角与思维方式，对华夏内外的历史互动进行了全新的归纳排列，再现了中国大地上人群、族群、文化互动融合的轨迹。
在超越五千年的长程叙述中，作者借由对中国地方性文化如何交缠为一，以及中国如何应对来自世界之冲击的细致分析，最终揭示了华夏文明能够延续至今，并将绵延永在的核心与奥秘，以赤子之心瞻见了一个有根底、有方向的中国。
作者简介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生于厦门。美国匹兹保大学荣休讲座教授，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 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2004年荣获亚洲学会特别贡献奖，2020年荣获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学术代表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等，另有《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等大众史学著作数十种行世，海内外行销百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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