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逍：这位清华大学教授对文理之争的见解堪称深刻 ｜二湘空间
蒋廷黻 图源网络
一百年前，清华大学教授对文理科之争的深刻见解
文/杨逍
蒋廷黻是著名历史学家，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驻苏俄大使，四十年代任常驻联合国代表。
1932年，陈果夫有一个“彻底改造教育之新动议”，提议中国的教育应于十年之内，专门重视农工医各项专门人才的培养。
陈果夫当时是国民党中央中央执委、组织部副部长，掌管国民党的政治学校，他的提议非同小可，这可不是民间理科生和文科生的争执。蒋廷黻立即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陈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今天读这篇文章，仍然可以感受它独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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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说，陈果夫的出发点，是因为中国太穷，而根治这个“穷病”，方法是生财，生财必须有生财的教育，而农工医等科就是生财的教育。这个逻辑的前面两个环节，是牢不可破的，但专门办农工医是否能达到生财的目的，就大有疑问了。
他说，中国近二十年来，学了农工医等科的，然后不从事老本行的大有人在。学医的而不行医的比较少，而学过农而从事农业的简直是例外。
蒋廷黻这两句话直接涉及到四个名人，鲁迅就是学医的，但是弃医从文了；郭沫若也是学医的，但是也当作家了；更有孙中山也是学医的，但是搞起革命了。学医的丢掉本行固然不多，但是他熟悉的人就有三位。胡适呢，学农的，倒真的是及时改道了，搞起了文学历史哲学，所谓的文史哲，文科的三大宗。
蒋廷黻 图源网络
蒋廷黻的主要观点是：只知道求物质的改造，而不求精神和制度的改造，其结果必然连物质也不能改造。
他列举了历史的教训。当年曾国藩、李鸿章就是专心专意图谋中国的物质改造。他们偏重军事，但是也办轮船，修铁路，设电线，立纱厂，然而他们的眼光仍然是偏狭的，“倘若他们觉悟了中国的问题是整个现代化的问题，那么，中国何得有今天的内乱和外侮？”
如果他们的眼光能像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郭嵩焘一样，放得较远，那么中国一定少走很多弯路。
郭嵩焘出使伦敦时，给李鸿章写信说，他在英国见到日本留学生二十余人，都能说英语，其中一个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诸侯，现在降低了爵位，也在英国学习律法，“而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
现代化是“整个的现代化”，这是晚清以来用了五十年时间换来的结论。军事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武器，有比武器更厉害的，就是制度安排，武器只是制度安排之下的产品。
蒋廷黻说，郭嵩焘在那个时代就能看到日本的留学政策远胜于中国的专学造船造的政策，这是我们不能不佩服的。中国近五十年进步之慢，与日本近五十年进步之快，一部分就是由于教育政策的不同。
这时候九一八刚发生不久，蒋廷黻敢这样说，需要极大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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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说，陈果夫的第二个出发点大概是认为文科、法科、艺术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他们一方面费了国家的钱，另一方面又替国家造了许多不知法不守法的份子。那么，何不把这些不生财而费钱的教育停了？
蒋廷黻道破了陈果夫的心事，也道破了大清国慈禧太后的心事：思想这东西和坚船利炮不同，它就是像风一样，四处乱跑，难以驾驭，我们尽管学习造船造炮就行了，不要他们的思想。
所以郭嵩焘遇到了大麻烦。他看到日本人学英语，自己已经60岁了，学不会了，于是就让自己的小妾学；有时候出去参观，天气冷，自己的衣物没带够，披上洋人的衣服；听音乐会，他跟洋人一样去翻看音乐单。在同僚眼中，他简直没有中国人的样子。
他被同僚告了一状，说他卖力称赞洋人制度典章文化，忘了自己是个中国人，数典忘祖。
郭嵩焘 图源网络
郭嵩焘在英国写了一本书，当时朝廷要求记录域外见闻，国内弘文馆刻板印刷发行了，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议。但是这一状，慈禧发现了问题，于是把他免职了，赶回了老家。
慈禧和陈果夫一样，就是害怕。
郭嵩焘1876年出使英国，原来到了1932年，56年过去了，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看清楚，而且连陈果夫这样的人物都不清楚！
蒋廷黻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无论大学有无文科，法科，及艺术科，人们自然而然的要知道政治经济制度的所以然、人生的所以然、文化的来源和变迁、美的所以然和美的创造。国家怕乱就把这些功课停了，停了的结果，只能使国家更乱，因为国人的思想会更乱。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要使人不去思想是不可能的。”
这说得太清楚了，当人们不能正确地思想，就会乱想，就会乱造各种“所以然”。思维是应该经过现代科学方法训练的，少了这种训练，人谈不上思想，只有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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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的这篇文章，如今我们得到三点印证：
第一，仅仅希望科学技术生财，这种心急火燎的心态是瘸腿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未必有什么不好，但是“瘸腿”却连“功利”也实现不了。技术是可以手把手地教会的，但是教会以后呢？如果没有内生的创造力，那么学会的永远是落后的技术，永远出于追赶的位置。
而创造力这个东西，是远远超越技术层面的，那是哲学层面的滋养。
第二，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文科思维、理科思维之分。只有科学思维、迷信思维，古代思维、现代思维，广阔思维、狭隘思维，创新思维、僵化思维，发散思维、一根筋思维的分别。
《独立评论》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创办的，经常写稿的人，胡适是学哲学的，丁文江是地质学家，蒋廷黻是学哲学、历史的，任鸿隽是化学家，翁文灏也是地质学家，他们哪里来的文理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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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生可以狭隘，理科生也可以狭隘。文理之间的互相嘲弄，相当于两个拄拐的人，都在笑话对方走路可笑。
第三，思想的混乱，是当人们困惑的时候，时代不能及时给他解答。人们经常说“三观”，我很怀疑如今是否真的存在“三观”层面的争论。俄乌战争问题、以色列哈马斯问题、是否学英语问题、民营企业与“资本家”问题、用华为还是用苹果问题，从大到小，人们争得不可开交，网友取关，同学绝交，亲兄弟掀桌子，看似热闹，却未必真的能上升到“三观”层面，那只是出于最朴素的感情。生活一个吊打，他的观念迅速改变。这与人类理性的结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什么关系？
侯宝林讲过一个相声，说一个老太太信佛，跑到庙里求佛龛，人家问她多少钱，她说：“就这么个玩意儿，八毛！”可见她根本不信佛，这只是糊涂虫，与人生观价值观有什么关系？
按说理科生是掌握了科学方法的，可是某个中医院士，他在抗疫期间的确辛苦，有人对抗疫中的做法发表了一些看法，院士就斥责人家“价值观扭曲”。这位院士无非就是听不得不同意见，他连中国文化的祖训“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都不记得，他只是从自己的感情好恶出发，这与思想、与理智有什么关系？又与传统文化宝藏有什么关系？
可见蒋廷黻说得太对了，“只求物质的改造，而不求精神的改造，其结果是连物质也不能改造”，“中国的现代化，是整个的现代化”。
择业必然带有功利属性，但文理撕裂是一种社会病。要想真正把理工科学好，人文通识也必须具备。精神不健全，充其量是个工具人，以后机器人取代的就是这种人。
杨逍，用毛笔写字，用键盘写书。个人公众号：书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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