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作家格拉斯,去世前抨击以色列敲响铁皮鼓|二湘空间
君特·格拉斯 图源网络
情缘格拉斯——契合当下中东局势回忆诺奖作家
文/金弢
德国诺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寿终正寝之前发表诗作批评以色列的伊朗政策,在德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高龄 84 的格拉斯在诗中激烈抨击以色列,说该核政权威胁到了“支离破碎的世界和平”,同时批评“自己的国家” 向以色列再次发售潜艇,但没忘记强调自己一如既往地是以色列的明友。诗作一经发表,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措辞严厉地指责格拉斯言论不负责任并颠倒黑白,称“一个出色的作家并非一定是个出色的中东问题专家”。
八十年代,金弢(右)陪同王蒙部长在京会见西柏林作家
时光荏苒十年,然诗译心得仍记忆犹新,更是笔者与格拉斯生前几经交往。现付梓文字,以飨读者。
一、邂逅格拉斯
——— 一九七九年秋,刚学德语年余,我有幸聆听日后荣膺诺奖的德国作家格拉斯来“北外”举办作品朗诵会。当年德语成了我的专业可是时代的产物、历史的造化。文革后恢复高考,招生少之又少,且报考专业各省均有限制。我虽外校英语出身,但我省只有三个德语名额。今遇顶级作家作报告,于德语生而言,则是百年不遇。
虽抢了头排座位,却无法弥补我德语的欠缺;我全神贯注,能听懂的只是重复的书名《铁皮鼓》。然而那是我初遇格拉斯。时间一晃六年,学业结束,我任职中国作协外联部,八十年代随王蒙、张洁、北岛等中国作家出访西柏林---格拉斯的卜居之地。访问期间,西德官方安排了一次我们与作者共进晚餐。席间,我告诉他:当年您在北外讲《铁皮鼓》,我还倥侗顓蒙,如听天书,情景仍历历在目。格拉斯诙谐道: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啦!您都成了德语大师了。要是没有您,我的铁皮鼓今晚可敲不响喽!那顿晚餐,我荣幸陪团长王蒙给格拉斯当翻译。
二. 烟斗作家
——格拉斯抽烟斗,抽得很凶,很频。他用烟斗的抽法,彻底颠覆了我以往对用烟斗抽烟的认知。对抽烟斗我并不陌生,想当然一人一斗,而格拉斯则不,他是“才高八斗”:抽烟时,他拿出来的不是一个,而是厚匝匝、个头大小各异的一大包,往桌上一摊,崔嵬壮观、惊艳四座,让人忙不及数。那年头餐厅不禁烟,整个厅内香烟缭绕、气雾袅袅,配上酒馆昏暗的照明,作家们兴许会有别具一格的灵感,一旁不抽烟的团长不知是何感受!
忙过了交谈高峰,卸下了身职翻译的重任,抑制不住的好奇心敦促我向大作家讨教:“抽烟用一个烟斗足矣,何尝这么一大排?”格拉斯顿时收起频频谈笑风生的轻快,换上一副严肃的表情,瞬间让人想起电影《铁皮鼓》里奥斯卡他父亲对他施教的严肃神态:“这当中学问大了!”他说,“只要一抽烟,烟斗就会发烫;烟斗一热,口感变得乏腻。烟斗必须彻底冷却之后才能再用;烟斗大小的选择,取决于抽烟时的兴致。时遇胃口大些,捡个大斗;偶尔临时对付一下,小斗足矣;而且烟叶硬度或品种也各有千秋,都会因此决定择取哪个烟斗。”果不其然,还真是大有学问可言。
这一现象在往下我们对哥廷根大学访问时所遇到的文学教授和汉诺威作家,其均抽烟斗,我耿耿于心,留意发现,他们各自的烟斗包跟格拉斯的如出一辙。为求证诺奖作家所言,我向后两位烟斗爱好者作了相同提问,他们的回答竟相似得如师出一门;次年,我随王愿坚、路遥作家团家访德国名作家棱茨,他也是烟斗作家,他身后的五斗柜上同样摊展着一个烟斗包。
三、跟作者书信往来
—— 于西柏林跟这位《铁皮鼓》作者一聚一散,下一次的际遇便时空跨越27年,直到2012年4月初,因他发表了《非说不可的话》,才再次有了联络的契机。
4月7日晚上,卖报人送来第二天的《慕尼黑晚报》。忙完生意已近子夜,我翻开报纸发现了这首诗,读后颇为作者的善意而感动。因曾两次晤面,更不敢忘他用溢美之词期待我的德语长足进步而顿感责无旁贷地须将这首诗译成中文发表,否则我将愧对作者。尽管三更,我谙悉报人此刻必定还在精神头上。电话一接通,总编当即同意,译文可以近期发表,但我须在凌晨六点前将定稿完毕的译文传真到他手里,因编辑部明早要下厂印报纸。
按常情,此时此刻我该休息了,但一种无形的召唤敦促我今夜放弃日常作息,使命感迫使我一气呵成将诗译出,打字成文,将稿在约定时间之前发走。
格拉斯此诗发表,凡对他同情者均不敢公开发言;而严厉呵斥的惟有反对声,无以为计的记者竞相怒怼,唯恐不及。我在慕尼黑有位知交律师,一日来访,我向他展示了我的付梓译作,明确表示我对格拉斯的深深同情,以及对作者观点的认同。他蓦然起立,神情极其严肃地看着我,说他是格拉斯的朋友。在听说了我跟格拉斯曾有晤面的经历并欲给作者写信后,他认为由他代笔更妥,一则身为律师不便私下透露作者住址;二是眼下无疑信函浩繁,常人去信难免被忽略。加之去函往往先由秘书处理,如果我写,很有可能石沉大海。如此,朋友以我的名义写了信,如下:
尊敬的格拉斯先生:
“朋友金弢先生是日耳曼文学学者、翻译家,而且还是慕尼黑一企业业主,曾于北京、西柏林见过您。他已经将您的诗作迻译成中文并在德国华文报纸发表;金弢先生非常崇拜您,因为您的地址不详,他请我将发表的译文邮寄于您。他为您的作品被人曲解、被人污名为“反犹”的重罪,落得名誉扫地而痛感遗憾。金弢先生让我转达对您诚挚的慰问,祝您早日康复并致以亲切的问候!···”
时隔两月,格拉斯的秘书以他的名义,回信终于姗姗来迟: “···友人具有裨益的来函,远强过多家德国媒体的发声···对我的迟迟回复,我深感歉意,见谅是幸!并致友好的问候!”
此外格拉斯还寄来另文如下:“对我的发表,多家刊物以恶劣的方式作了回应,他们对诗的内容置若罔闻,将我本人当作他们的攻击目标。我虽有准备,但他们的所言所行、对我的侮辱,其程度之强烈,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们蓄意损人的诋毁,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然而国内及海外同时传来支持我的友好声音,这激励我坚信,是对眼下存在的战争威胁作公开讨论的时候了。
以色列国的政策已危胁到本国民族及他国国民,若谁能跟我一样,与以国及以国人民携手并肩,是绝不会放弃对这一友好国家迫在眉睫的批评。···我们生活于民主体制之中,而这种民主制度不时受到利益集团对议会的操控和影响。就我本人而言,我赞赏并致力于和平的利益集团而不赞同对议员施加影响的经纪人。我将依然如故地竭尽我的一切可能,当然我年事已高,能力有限,但你们的积极反响增强了我的信心:谢谢!”
就笔者本人,我不光深度同情格拉斯,而且非常理解他的诗,并且认为这是他的一片善良。在给我的回信中他一再强调,他一成不变地把以色列国看作朋友,并愿意继续“携手并肩”。难道这是他对自己那块“污迹” 的反省?从而引来的自咎?
格拉斯的出身不存有问题,诗文里他表白的更多是自己那段不光彩的经历,那块 “永不得以添去的污迹”。2006年,格拉斯在自传中承认17岁时曾参加纳粹党卫队。这件事的公开使格拉斯为世人诟病,舆论掊击其做事不道德,蓄意长期隐瞒历史,享受“清誉”。有人指责他这一反省已为时过晚!更有甚者,有人谴责他存心欺骗拖至今日,也许早上几年,文学诺奖或与他错肩而过。但也有别样声音认为,无论作者写诗动机如何,他的告戒多少起到了防微杜渐、抑制事态恶化的作用,毕竟众所担忧的事情至今没有发生。
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野里呈现出一个孤灯只影、年迈体衰的他,在自责、在忏悔。他作诗时 “孤家寡人、悲情苍凉”的龙钟老态,人生垂暮、大限将至的情景更是跃然眼前;
格拉斯毕竟已是红尘看破,自知不久人世;不仅夕阳落照,更有“风烛残年”之感。他决计已定,是该封笔的时候了(墨汁将尽);他也预感到了事态的濒危,已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关口。他的诤谏已不再含蓄,不再闪烁其词,而是直言不讳。对德国政府及西方世界的虚假、伪善他已嗤之以鼻,话说得如此淋漓酣畅。人至将死,他已无畏无惧,憋屈了多年,他欲 “一吐为快”。无论他的指摘何等露骨,用词多么尖刻,但作者坚信不移自己善良的本意。是他想在弥留之际给世间留下一桩好事?给一忠告,以避免一场人类的劫难?也为自己的国家免除一次得不偿失的罪过?
《非说不可的话》发表整整三年后,这位善意的诫者,告别了人世,留下了许多欲言且尚未出口的话。他的希冀,“但愿广大民众,也将冲破沉默,并坚持不懈,直到成立一个国际机构,对以色列核能的发展程度和伊朗的核设施,得以畅达、有恒的稽查,并得到其两家政府的首肯!” 此期盼终究未能顺心遂意,未能如愿以偿!
四、 译文
非说不可的话 ( Was gesagt werden muss )
作者:Günter Grass 金弢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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