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据澎湃新闻报道，《巨流河》作者齐邦媛3月28日凌晨1时去世，享年100岁。
齐邦媛，1924年2月19日生于辽宁省铁岭县，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到台湾，1968年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迄今。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
她曾参与《台湾现代华语文学》英译计划，推动吴浊流、王祯和、黄春明、朱天文、平路等台湾代表性作家的文学作品英译工作，提高台湾文学在国际间的能见度。她也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贡献，被誉为“台湾文学的知音”。
齐邦媛80岁时写作完成《巨流河》，历时四年，她以缜密通透的笔力，从大陆巨流河写到台湾哑口海，以她的个人际遇见证一个大时代，见证横跨两岸的百年变迁。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称“邦媛先生的自传《巨流河》既叫好又叫座，在这本二十五万字传记里，齐先生回顾了她波折重重的大半生。齐先生透过个人遭遇触及了现代中国种种转折；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和他们无时或已的忧患意识；还有女性献身学术的挫折和勇气。更重要的，作为一位文学播种者，齐先生不断叩问：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我们特刊发齐邦媛的文章《故乡》，纪念缅怀这位远去的大师。
故乡
我终于回到了小西山，那个幼年离开的出生地，在由沈阳往铁岭的公路的岔路上。连路标都没有的小村子，虽然半世纪以上已没有家族任何联系，心中一直有个回去看看的愿望，自己这一身骨头里和血里总该有一些那块地的水和土吧，而父亲逝世前清醒的时候，不止一次地说：“像我这个生长在乡下的孩子，竟然见识了这么大的世界，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真不容易啊！”
当我那住在铁岭县城的堂弟寄信到台湾的时候，父亲已去世五年了，有了这条线索，我便能实现这心愿了。在还乡之前，对那小村子有着模模糊糊的印象，家屋场院，还有门楼外大树上的雀鸟，祖坟上盛开的芍药花……哪些是自己的记忆，哪些是祖母和母亲讲述往事的背景已不可辨。潮汐般冲刷、湮没、挪移生命的记忆令我充满了期待，尤其想看到那一排中间嵌上玻璃的纸糊格子窗，在天寒地冻的东北冬天，那几扇玻璃就是全部的世界了。我第一次看到留学归来的父亲时，他正从庄院的大门走进来，院子里下着大雪，他和提着马灯的长工走到廊沿，脱下外套拍打着积雪，隔着窗玻璃，刚满两岁的我竟然大喊：“爸爸！爸爸！”这认父的情景曾令一屋子的人愕然。是骨肉天性吗？是看过一些照片吧，或是由大人殷切的等待中预告？母亲常常说那就是我对半生飘忽来去的父亲“效忠”的开始。父亲逝世倏忽已是十年，我虽已达还乡心愿，却已无乡可回，祖屋、庄院、祖坟都已片瓦无存，寸痕难寻。秋收前的高粱地已改种稻米。站在被削成采石场的小西山荒原中，远望着疏疏落落的防风林，摧毁和遗忘，遗忘和割舍也可以如此彻底！故乡消失的事实，父亲一直是知道的吧，他在母亲死后三年他去世前，从未提过归葬的话，对于淡水这座背倚面天山，正对着大海的墓地似乎已满意，在这安居了四十年的岛上，冬季无雪，夏季湿热，太阳猛烈地照射在他藏骨石座，安葬母亲的时候，他说，这里挺好，右前方面对东北。他又说：“我从那么偏远的乡下出来，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这就够了。”面对着明知已不存在的故乡，那永恒凝望着的乡村只是少年时救国理想的象征而已。他十五岁那年追随堂兄前往天津，考取英国教会办的著名的新学书院，得到父母同意离家，在天津读书三年，奠定了身心开阔的基础，尤其是英文、德文、世界地理、历史等科目所开拓的新知。而真正开启他一生思想路途的是每天早上一小时的圣经班。新学书院虽不勉强学生受洗信教，读经却似我国中学生每天的升旗典礼、读训一样认真。三年读经未使他皈依基督教，却引领他深一层思索心灵问题，十八岁东渡日本进入金泽中学，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哲学系，主要是想师事当时影响思想界很深的西田几多郎和河上肇。这两位大师的书他都曾读过，以后又涉猎有关经济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尤其读到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书时，愤慨社会种种不平，心中更时时浮现故乡生活的落后和乡民知识闭塞的景象，启发了一生奋斗的理想。到京都大学不久，已到德国修习法律的堂兄劝他前往德国。他先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经济，但仍觉得人生许多终极关怀的基础不能建立，转往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受教于历史学派大师李凯尔特（Rickert）和马克思·韦伯（MaxWeber）的弟弟艾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两年之间，欣幸进入宏壮深邃的学术殿堂，读书思考有了方向，历史哲学派对现实人生的关怀，对政治经济现象的分析，尤其具有启发性，使他相信只有真正的知识和明智的政策才能潜移默化救中国。每日课后，过了桥，在尼卡河畔思考徘徊，是忧患的一生最幸福的时光！春日河水激流常令他想到辽河解冰时的浊流，青年壮志也常汹涌难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经济几近崩溃，人民生活普遍艰困，但是处处流露文化的自尊和改善困境的信心。德国虽然战败，石头建筑的老旧楼厦，廊柱仍然修整，门前路树，石砌街道，散发一种根基深厚的稳定感。想起中国的百姓，何日才能普遍受到足够的教育，走出浑浑噩噩受人摆布的境界？在此他一生报国志业已定。这样充实思考的日子因堂兄死于肺炎而猝然中断，带着一直引领他而充满理想的二十六岁堂兄的骨灰，回到故乡。两个人出去，一个人回来，父母亲无论如何不允许他再去德国。一九二五年因缘际会参加了反对奉军张作霖的郭松龄阵营，认为东北资源富甲全国，铁路又多，应休养生息，全力建设家乡，储备实力以御苏俄、日本的侵略，不应再进山海关内去做军阀的征战。郭松龄兵谏失败被杀后，他千辛万苦逃脱追踪。在逃亡期间，曾冒死回到老家探视生病的祖母，就是在那个大雪天的夜晚，我首次看到父亲，再相见我已六岁。抗战期间，全国盛行演话剧，中学时学校演《风雪夜归人》让我扮演那认父的儿子，我流的是真正的眼泪，认父时喊着：“爸爸，爸爸！”大家说我演得真情流露，事实上那是我童年呼唤的延长，直到今日。父亲五十岁来到台湾之前，在我记忆中一直是个飘忽的身影。童年时他正奔走革命，“九一八”东北失陷后，曾随他由南京到天津、北平，接近敌后战地工作。为了安全随他改姓，有时姓王，有时姓徐，小学读过七所。飘忽地由一城迁往另一城，因为那是家庭可以团聚的唯一方式。父亲一生历经大格局与大挫败，从未在人前人后怨叹个人得失，唯有对报国志业的幻灭耿耿于怀，晚年每次谈到东北在二次大战后，由于中枢政策失误而再次沦陷时悲痛不已，愧对当年敌后工作殉职的朋友和百姓。可以自慰的是自德国回沈阳时协助创办同泽中学，得以新教育方式培育了不少人才；抗战初起时，创办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收容“九一八”沦陷后流亡关内青年，免得他们流离失所，聘请流亡的最好师资，十余年间造就无数有志青年，许多人成为大陆和台湾的杰出人物，继他之志，报效国家。而在重庆抗战初期创办的《时与潮》周刊，派员由印度驼峰空运最新世界政论，由翻译好手中译，使后方得以读到国际现状及思潮，使人心不致闭塞，达到了书生报国的初衷。记得那些年，周末由南开中学回家的路上，经过《时与潮》社编辑部的小平房，远远就看到灯火通明，有时会跑进去看看爸爸——他那时才四十岁吧。半世纪后，我终于回到了父亲念念不忘的故乡，回到片瓦无存的祖居，连忆念的立足点都没有了。幸好那座小西山还在，我童年曾爱去拔棒槌草。这座小山因为石质好，近年被开采石矿者切成触目惊心的残缺峭壁。在村口遇到全村剩下唯一姓齐的族兄，福庆二哥，他佝偻苍老的容貌象征着祖居的衰落吧！感谢他陪我找到山，爬到丘顶，更感谢他静默地坐着，让我平伏内心的思潮澎湃，这时我没有悲情，反似冷眼看着惊心动魄的土地大挪移。沧海、桑田就在我眼前接壤。这残缺的小石山，散落的童年记忆，顺着远方一排排的防风林向穹苍伸展。没有风，也没有一片云，天地默默。温伯大梦（Rip Van Winkle）在山里一睡二十年，回到村庄，鬓发皆白，发现故乡已经不是他的世界了。
爸爸，我这样回到了你曾魂牵梦萦而终老不能回归的故乡，也走了这么遥远的路。在台湾淡水的山坡上，你已经知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