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霸凌多次抗争,被威胁和恐吓,我没有退缩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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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美受害人》剧照 图源网络
自己的权益自己争取,就像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文/任奎东
5月16号,二湘空间发表了我写的文章《我遭遇的职场霸凌,以及我的绝地反击》。文末留言区精彩纷呈,还有几人打赏,以示支持和鼓励。留言是副刊的升华,是文章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些留言我都一一拜读。心灵相通的人,才能共鸣世间的潮起潮落;灵魂相近的人,才能看见彼此内心深藏的美丽。每条留言对应着一颗息息相通的心,远方陌生的朋友啊,我要隔空向你们脱帽致礼。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有几条留言表示质疑,有的说:如果她不是意淫,一个朋友都没有的人,厂长有一百种合理合法合规的方法让她生不如死;还有一条说:令人生厌的人,才会人人避之不及。
李文亮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那么一篇文章留言观点各异,也在情理之中。我个人认为,用事实说话,就是最好的回答。
正如几条质疑留言所说,孙厂长的确用了办法来对付我,只可惜这些方法并不合理合法合规,相反还很龌龊,并且这些方法远远不到一百种。我很抱歉,结果没有如这条留言所说,被整得生不如死,而是愈挫愈勇,活出了我喜欢的样子。
《不完美受害人》剧照 图源网络
当我第二次在食堂当众怼她后,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个满脸横肉的男职工刘某对我软硬兼施:“妹妹,听说今天中午你在食堂骂孙厂了?”
刘某家住厂区宿舍楼,从来不在食堂就餐。我问他:“你又不在食堂吃饭,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不紧不慢地说:“你不用管我怎么知道的,事情再一再二不能再三,看在我的面子上,就到此为止。不瞒你说,外面已经有人向我打听你了,你家里也有老人和孩子,不能光顾着自己痛快,得为老人着想,给孩子做个榜样。”
我觉得荒唐可笑:一个厂级领导,竟然用这种手段施加压力堵我的嘴,同时明白了她为什么这么着急让人威胁我。因为第一次在食堂怼她后,部门领导郭经理找我谈话时,我铿锵有力地回答:“鞭子抽谁身上谁知道疼。孙厂撵我几次,我就要当人当面怼她几回。”她私下里撵我调离几次,我和她都心知肚明。第一次怼她后,厂里就传得沸沸扬扬。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同事私下里对我说:“太解气了,一家人都说你干了一件很多人想干但都不敢干的事。”假如我再在食堂怼她三次四次,她可真就颜面扫地无地自容了。
面对近在咫尺绵里藏针的威胁和恐吓,说实话,我很害怕、恐慌甚至焦虑。但即便这样,我也从没想过妥协。妥协很容易,但妥协以后呢?退让一次,就会有无数次妥协:底线退后一寸,别人就敢踩我一尺。
如果以暴制暴,无疑是以卵击石,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中年女子,怎么能打得过“外边的人”呢?求人不如求己。我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开动脑筋想想,一个单位领导最怕什么?无他,怕丟官帽,怕上级领导。举报,就是最好的反击方式。
我所在单位是一家有着六十多年历史的国有企业。上世纪计划经济时期是它的高光时刻,甚至有事业编的人托关系走后门调进来。时移世易,谁也没有前后眼。九十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它早已江河日下风光不再,在职人员由辉煌时期的近千人慢慢缩减到现在的百余人。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单位生产的产品在省内小有名气,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均有销售。
多年来,职工工资很低,而且极不透明,从来不给职工发放工资单。更可笑地是,还不允许职工互相打听,更不允许对外说工资金额,怕传出去影响单位形象。经常有打包岗的职工对到手的工资有异议,因为他们的工资是按件计发,每人每个月上了几个班,每个班打多少包,心里都有笔账。但尽管如此,也没有人敢于向厂里提出要工资单。
我发的工资更少,连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都达不到。有一次我到银行取钱,柜员恰好是以前的老邻居。我客气地对她说,我要提点工资。她打开存折只瞅了一眼,对我说:“这不是你的工资。”我语气肯定地回答:“这就是我的工资。”她上上下下细细浏览了一遍存折明细,吃惊地问:“这么少的工资怎么活?”
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我单位一对双职工的事,俩口子都是顶替父辈进厂上班。男的干销售岗,每月都完不成任务,只能领到基本工资,平时我都称他刘师傅。他08年得了肺癌,一年后去世。记得06年夏天,他每天早上骑三轮车十几里,到我所在小区的早市卖豆腐。谁家日子过得好不好,左邻右舍最清楚。与他家住一个单元楼的同事说,他家卖豆腐后,手头宽裕了点,他老婆这才偶而舍得买上半个西瓜。而在这之前,他家连半个西瓜都不舍得买。刘师傅的女儿08年中考,本来已经被全市最好的中学录取,但考虑到三年住宿吃饭花销多,就去了一所离家近的、差了很多的学校,因为该校同意免其学费。一分钱难倒的,除了英雄汉,还包括一个莘莘学子一生的命运。
《不完美受害人》剧照 图源网络
2018年左右,我从一个权威公众号看到,企业不给职工发工资单是违法行为,于是我就拨打12345电话反映。几天后对方打来反馈电话:“你们单位答复说,同意职工每个月到人事处查询自己的工资情况,请问您对这个处理结果是否满意?”
我听了立刻回答:“我不满意。比如说,这个月我去人事处查询,下个月我还去查询,那我第三个月再去,人事处还会给我好脸色吗?就象平时到超市购物,结账时收银员会打印一个购物明细小票,如果光给顾客一个总金额小票,这合适吗?”
工作人员听了我的辩解后,诚恳地说:“那好,我们会再敦促你们单位进行处理。”
又过了几天,我在家休班时,人事处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签字,是关于发放工资单方面的。我回答说正在休班,人事处说时间紧急,上面催得紧,让我在微信上签名发过去也行。我一一照办,正纳闷时,12345热线再次来电:“你们单位已经同意从下个月开始发放工资单。”
多年来,单位旺季时为应对销售高峰,预防产品供不应求,就会在外包装上提前打上生产日期,把经销商因为种种原因退回来的产品二次加工销售,厂里上下都心照不宣。民以食为天,这是入口的东西,怎么能这样做?以前我虽然知道,但只能烂在肚里。我拍下视频和照片,然后给12345打电话,举报单位以次充好的违法行为。
这一次,12345热线人员听了我反映的问题后,忍不住问我:“你这么举报单位,就不怕领导打击报复吗?”
我掷地有声地回答:“我相信现在是法治社会。”
奇怪地是,这次举报如石沉大海,没有哪个部门联系我。时间一天天过去,眼看着离外包装上的早产日期越来越近,再拖上几天,早产日期就变成正常日期了。办法总比困难多。打热线没有结果,于是我就寻求新闻媒体介入了。
我联系了某报社的新闻调查记者,俩人约在小区门口见了面。记者看到我提供的照片和视频后,脸色凝重地说:“这个事情有点大,过于敏感,估计写了也不会见报。要是真见报得话,很可能你们厂要和报社打官司。但不管怎样,我要到你们单位去一趟,见一见你们厂领导。”
几天后,上班时间,孙厂突然召集部门的人紧急开会,一脸怒气地说:“给大家开个会。我今天才知道,咱们厂有个职工损人不利己,把单位给告了。厂子要是完了,大家都吃不上饭,对她有什么好处?举报还没完没了了。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月的安全奖就不发!啥时候解决啥时候发。”
那时侯每人每月会发五百块安全奖现金。之后的几天,部门很多人带着冷漠甚至仇恨的眼神看我。时值冬季,万物萧瑟,我感到了彻骨的寒。
不久,有消息灵通人士说,报社记者来厂里了,找了时任厂长徐某。看大门的保安听记者说要到办公搂找徐厂,姓氏职务都对得上号,以为是领导的熟人,就放行了。记者走后,徐某大发雷霆,迁怒保安随便放外人进来,让行政科将其辞退。这个事我至今想起还会觉得内疚不已,觉得对不起那个无辜的保安。
有一天上班时间,客户来找我提货,我俩一起到了仓库。仓库里那个曾经威胁过我的刘某正在打包,走过来拒不让客户提货。客户为难地问我怎么办?我问刘某为什么不让客户提货?他满脸凶相地说:“安全奖不发,就不能提货,让别的保管来发货!”
我马上去找部门郭经理,汇报了刚才发生的事,并且强调是有人不让我发货,并不是我不想干活。郭经理问是谁不让我发货,我说是刘某。他点点头,让我先回去,他会打电话找刘某。
我回到自己的工位坐下。不到五分钟,刘某就气势汹汹地踹开门,嘴里不干不净靠近我,一脚踢倒地上的暖瓶,骂骂咧咧:“妈了个X,把500块钱安全奖给我。”科长和另一位女同事(就是说我上报纸上疯了的那个同事),两人都坐在各自的工位,一言不发地看热闹。
我坐在工位上,不害怕,不惊慌,更没有站起来和他对骂。我已经想好了,他只要敢动手打我,我会立刻倒地不起。最终,他只是嘴上骂得凶,并不敢真的动手。
他离开后,我立刻第二次上楼找郭经理汇报。郭经理露出嘲讽的表情问我:“他为什么让别的保管发货,唯独不让你发货?这一次我能替你挡下,但是以后有别的职工会对你怎么样,我就不敢保证了。”
我听了气愤不已地说:“只要这是共产党的天下,我看谁敢以身试法一手遮天。”然后大步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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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就去了上级主管部门国资委。在走廊里,我向一位工作人员打听办公室。他打量我一番,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如实相告,他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哦,你就是那个上访的啊。”
在办公室高主任面前,我情绪激动的把单位领导指使职工威胁恐吓我的事情说了个竹筒倒豆子。高主任态度和气,安慰我说:“这事不归国资委管,你应该去找纪委。再说现在是法治社会,你们单位领导不会、也不敢这么做。如果违法犯罪,自有法律来惩罚。”
听了高主任的这番话,我郑重而严肃地回答他:“我热爱生活,珍惜生命,自己绝不会自杀。但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要是哪一天我死于非命,凶手一定就是单位副厂长孙某某下的黑手。我今天过来,就是想跟国资委提前做个报备,防患于未然。”
一连好几天,我都留意着报纸,但是始终没有看到我要找的消息。于是我就给记者发微信问他什么原因?记者回答我:“稿子已经上交。记者只管写稿,但是发不发由编委会决定。”
后来我跟另外一家报社的记者朋友说起这事,她理解地说:“没办法,上面有规定,负面事件不允许报道。”
曾经,我家里自费订报多年。可能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敬惜字纸,把看过的每一份报纸都精心地按照时间顺序装订成册。一年52个星期,一年下来就是52本,一本报纸如同一本大书一样动人心魄、赏心悦目。今年三月有个和我在同一个微信群的南京大姨说,我是她认识的人中,第一个收藏报纸的。订报藏报30年,我见证了报纸的如日中天,也痛惜它今日的日暮西山。不是读者抛弃了报纸,而是报纸高高在上远离了读者。
虽然稿件没有见报,单位加回机产品行为依旧如故。但是从那之后,再加回机产品时,领导会打听我那天是否上班。有个男职工对我说:“你这一举报,把领导们吓得不轻,生怕你再拍视频捅出去。”
说实话,举报单位产品质量这件事,我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单位一名职工,我也希望单位效益好,但我更是一名消费者,维护食品安全,人人有责。不能因为单位效益而不顾大众的身体健康,这样我良心难安。
2021年底,单位为逃避巨额债务,申请破产并重组,由原来的某某厂更名为某某有限公司,有十几个临近退休的职工选择了买断工龄。我此时离退休还有两年,买断得话可以找回12万元。但,我最终没有选择买断,而是坚持上班。
有一天,我去倒垃圾时,遇到了也去倒垃圾的厂办主任李某。他问我:“你要是选择买断,能找多少钱?”
我回答:“能找12万。”
他听了惋惜地说:“你应该买断才是。你工资不高,两年根本挣不上12万,后悔吗?”
单位重组后,空出来十几个岗位。公司开党委会研究决定,一部分人调岗,其中就包括我,我被调到行政科。
我不知道别的单位行政科是个怎么样的岗位,但是我所在单位行政科是工资最少、待遇最差的岗位,科里的人都是领导们不待见的歪瓜裂枣。
在我离退休还有两年之际,把我调到行政岗,这是照顾还是报复?其他人都是越调越好,比如眼前的李某,就由财务科调岗任办公室主任。
方方老师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偏偏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时代。
面对大山压顶,我没有逆来顺受,也没有忍气吞声,而是把自己能想到的所有维权途径都走了一遍。我事后统计了一下,我到国资委信访办六次,到一把手刘董办公室静坐十五次,打12345热线两次,到仲裁委咨询两次。
在调岗期间,厂里安排一个女同事以及这个李某充当说客,让我服从大局,接受领导安排,尽快到新岗位报到,不要让领导下不来台。
李某今天说这个话是幸灾乐祸,还是真心为我着想?我已经不在乎了。
我静静地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不后悔。我就是想要有的领导天天看到我。”
李某听了讪讪的笑了,然后我俩分道扬镳,各走各的道。
付出未必有结果,但不付出就一定没回报。调岗期间,我几番东奔西跑,最终换来了一个让我还算满意的结果:工作三十年、在距离退休还有两年时,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室。我干完工作后,在办公室喝喝茶,看看书,还养了两盆野草,感觉生活有滋有味。有朋友对我开玩笑说:“你自己一间办公室,这是当领导级别才有的待遇啊。”
有个和我关系不错的女同事在耳闻目睹了我经历的调岗过程,感慨地说:“你不用感谢任何人,要感谢就感谢你自己。要不是你坚持东奔西走到各部门上访,你现在早就由着领导们拿捏欺负了。”
远在云南的微信好友卓玛知道我的调岗经历后对我说:“大部分企业职工遇上调岗调薪,都是逆来顺受,生怕丢了饭碗。你在快退休的年龄,还能为自己的权利去奔走、去争取,就凭这份勇气,你已经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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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调岗期间一波三折的经历,百感交集;回望职场生涯那些看不见硝烟的搏弈,五味杂陈。支撑我一路走过至暗日子的,除了坚信邪不压正的理念,还有生而为人不容亵渎的尊严。
今年二月最后一天,我拿到了退休证。二月初,因为二十多年前单位给我漏缴住房公积金一事,我又一次去了国资委信访办。
信访办王科长召集了公司领导、公司上一级管理单位领导、集团领导和我面对面协商解决。
我的心一动,这是一个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难得好机会,我必须把孙厂长威胁恐吓我的事说出来。三个人没有秘密。只有广而告之,我才会更安全。于是我就把曾经对国资委办公室主任说的那番话讲述了一遍。
话音刚落,王科长就制止我:“你刚才说的这个归纪委管,和今天要商量解决的问题无关。”
我语气坚定地对王科长说:“怎么没关系?我就是想让国资委的领导们知道,你们下属企业的领导,有的是怎样的胡作非为一手遮天!三番五次指使人威胁恐吓一个女职工,这是国企还是黑社会?”
文章《我遭遇的职场霸凌,以及我的绝地反击》有条留言说:只有令人生厌的人,才会人人避之不及。
但是,正是我,这个令人生厌的人,人人避之不及的人,让单位从职工到领导,都跟着我坐上顺风车沾了光,单位每个人都享受到了切切实实的好处:月月有工资单、带薪休假、住房公积金。尤其是住房公积金,职工扣多少,单位就给缴多少,越是工资高的,单位给缴的就越多。到退休时,每个人都会领到一笔金额不小的真金白银。
如果每个单位像我这样让人生厌的人再多一点,那么这个世界是变成美好的人间,还是变成荒芜的沙漠?
我退休后,有同事打来电话说:“毛厂(分管行政的副厂长)和郭处(人事处长)提到你,毛厂说公司以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你这样敢替职工说话的人了;郭处说你举报都是大大方方实名,从来也不藏着掖着。”
我听了一笑了之。人的权利都是自己争取的。期待着别人做出头鸟,顶着压力和风险替大家争取利益,自己却袖手旁观,坐享其成。这样的聪明人多了,这个世界会好吗?
就此掷笔叹息。
任奎东,七零后,高中时发表作品。爱好收藏报纸,家有装订成册的报纸千余册。文章多次在各类征文中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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