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为死去的孩子做点什么？｜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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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为死去的孩子做点什么？
文/陈碧 赵宏
9月18日，深圳一所日本学校的10岁男孩在上学途中遇刺身亡。在男孩遇刺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就在他身后。她大概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会有人在上学途中向自己年幼无辜的孩子痛下杀手。但悲剧就这么发生了。而同样的悲剧不到三个月前就已在苏州的日本学校校车上上演过，同样是将屠刀刺向正去上学的孩子，只是这次再没有挡在孩子前面的胡大姐了。
同为10岁男孩的母亲，我几乎难以想象这个母亲在目睹自己孩子遇刺后的悲愤和绝望。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位母亲怀抱满身是血的孩子时用中文哭嚎，“我的孩子到底做错了什么？救救我！”是的，孩子究竟做错了什么要经历如此残暴的杀戮？！几乎所有的自媒体都将杀戮孩童的原因归结为几近癫狂的民粹主义，归结为毫无理性的仇恨教育。但即使可以找到归因，这种野蛮的杀戮就可以被理解甚至原谅吗？绝无可能。对野蛮和残暴的任何辩护都是对文明和生命的亵渎。如果我们还要给文明保留一点脸面，还要为社会挽回一点尊严，就必须对这种残暴杀戮予以严惩，而噤声、沉默和回避都是对暴力的放纵，都是对逝者的漠视。
从穿和服就会被认为涉嫌寻衅滋事，到“铁头”和“亚人”的拙劣表演，再到袭击日本校车上的无辜孩童，我们眼见“爱国主义”就这样被利用和拉低，并最终沦为罪恶的借口和理由，这实在不能不让人痛心。如果“爱国主义”可以如此被滥用，那还有多少罪恶可以假借其名进行？
我一直记得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演讲中写自己父亲的那段。他的父亲是个退休教师，还是个兼职僧侣，年轻时甚至爱好俳句，但在二战时却被征召入伍，并派往中国参加了侵华战争。在他孩提时，父亲每天清晨都会朝着佛龛做长而深沉的祈祷。有一次，他问父亲为什么祈祷，父亲回答，“是为死在战地的人们，不分敌友，为所有命丧战场的人祈祷，因为任何人的死都应该被认真对待”。村上春树说，这大概是他从父亲身上继承的为数不多的宝贵的东西。因为这种传承，他在《刺杀骑士团长》里写，日军在激战后占据了南京市区，在那里杀了很多人。至于准确说来有多少人被杀害了，在细节上即使历史学家也有争论。“有人说中国人死亡数字是四十万，有人说是十万。可是，四十万人与十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也因为这种传承，他在《1Q84》里写，如果任由自己被极端主义所俘获捆绑，那就相当于进入一间屋子而将房门反锁又亲手扔掉了手中的钥匙。
我们是该铭记日本侵华的暴行和历史，但铭记难道就要以更多的杀戮和更多的残暴表现？这实在不能为文明所容忍。我们为那个无辜逝去的男孩痛心，为他的母亲痛心，也为文明的跌落痛心。可除了谴责暴行、严惩凶手，我们又能做点什么呢？我能想到的首先是不要再纵容任何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暴行宣传。如果有人还在蛊惑，为了某个伟大的名义就可以随意荼毒个体的生命，那一定是反人性的；如果一个社会还能容忍将残忍杀害无辜孩童的人标榜为“抗日英雄”，那一定是罪恶的；如果我们还要用仇恨来铭记历史，那带来就一定是更多的杀戮和伤害。面对疯狂和暴行，常识和良知总会显得羸弱，也总是轻易就被淹没在歇斯底里的聒噪呐喊之下，但它是普通人守护文明也守护自己的唯一武器。所以，不要轻易就扔掉手中的钥匙，不要轻易就接受一种绝对主义的简单叙事，不要轻易就放弃来之不易的文明。
罗新在《有所不为的反叛者》里说，历史学家对历史要有责任。他们不仅仅是黑暗时代的受害者，也是黑暗时代的制造者。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很难说不是17、18世纪德国历史学家的功劳。他们激情演绎的民族史，对于日耳曼民族主义的兴起，甚至纳粹精神的一路上扬贡献颇多。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打开的是潘多拉的魔盒，飞出的是灾难和瘟疫。
回过头来看我国现在的舆论环境，互联网上的疯狂反日情绪哪里来的？难道这是一两天冒出来的吗？不管多么猥琐龌龊的行径，甚至行为涉嫌违法犯罪，只要打着反日爱国的旗号，都有人在评论区点赞喝彩、摇旗呐喊。常识变成异类，反思尤为稀缺，勇敢常被吊打，文明成为笑柄。正义感尚存的人们，只能私下交流，只能朋友圈点赞，只能摇头叹息。都知道什么对什么错，却不敢发声，因为“惹不起”——惹不起谁？甚至都不能写出他们的名字，如同《哈利波特》小说中塑造的伏地魔，只有真正有勇气正视恐惧的人，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而我们，可能缺乏的就是直面的勇气。所以，历史学家要对各自时代的历史负责任，我们难道就不对身边的今时今日负责吗？
有朋友说，别写，别发声——因为会被骂。
那孩子都死了——再不发声，我们都是共谋。
陈碧，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研究员。
赵宏，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教授。本文原载微信公号“法律圆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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