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科普的困境

关于医学科普，科普中国做了一期访谈，我是受访者之一，但囿于篇幅或其他可理解的原因，我的很多观点都没能充分展开，也许是我思考的有些方向公众并不关心，那么就写在自己的公号里吧。

科普是科学普及的缩写，但在今天的语境中，科普二字的定义已经越来越宽泛，它已经更像一个并非科学领域独有的词汇，比如对任何事物的介绍和解释都有可能被说成：来，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我们今天尝试讨论的，仍然是最狭义的科普，即在以非专家受众为主体的环境中，旨在传播科学知识、方法和实践过程的任何有组织的行动。

医学科普所以广受关注，主要原因还是公众很重视自己的健康情况，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更关注的还是医学的实践层面即诊疗部分，而对医学原理及其背后的历史就没那么关注了，而后者才是一切科普活动中最精髓的部分，只关注技术层面，结局很可能是只收获了孤立的事实和支离破碎的信息，而无法建立健全现代人最需要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

医学诊疗部分的科普固然重要，但在我看来，这部分内容最适合由少数大型医疗机构来做，而不是由具体的医生来讲，较真来说，对于这部分内容，我更愿意将其称之为健康教育，对于慢病领域，这部分内容尤其重要，比如需要长期服药的哮喘、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等，患者的依从性会直接影响治疗结局，患方的一念之差（比如擅自停药）就有可能是生和死的距离。

著名医学史家 Henry Ernest Sigerist 曾说：「健康状况还取决于教育水平，无知也是疾病的主要原因。除非人民能够且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并与他们合作，否则，我们的努力注定要失败。」

另外，从医患关系的角度来说，如果患方要享受到真正的知情权，那么他就一定要有必要的医学知识，否则，那个签字留指纹的所谓知情同意书也不过是徒具形式的医疗文书，其实质多为医生意志的体现，而患方的同意，也多半是医生有意诱导的结果——比如若医生有强烈的做某类手术的意愿，那么他在交代病情的时候，就有可能夸大其益处而回避相应的风险。

传统的，由医方大包大揽的家长式的医患关系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是值得无条件信任的，如果给了医生这样无条件的信任，那就极有可能被辜负。

比如在 1945 年时，医学界就已经发现青霉素对治疗梅毒有效，但一项关于梅毒的研究仍在持续检测人群疾病的进展，为了不干扰所采集到的科学数据的质量，研究人员故意不让受试者接受青霉素的治疗，直到 1969 年美国疾控中心还在为这项研究背书，这就意味着，这些受试者直到去世之前都无法接受青霉素的治疗。

1972 年，美联社公开报道了此事，随即引起轩然大波，这一缺德行径导致了大规模的公众抗议。

回望这段历史，如果受试者的知情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那么很可能就是另外的结局了。

严重的信息差是无法让医患之间达成彻底充分的互信的，可如果由具体的医生对常见病的诊疗进行科普，那么就容易让公众觉得乱花渐入迷人眼，尤其是不同的医生学识水平不同，更导致他们输出的内容良莠不齐，如果再加上更复杂的利益关系，这部分内容的质量就得不到保障了。

如果由官方主导，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制订旨在减少医患信息差的医疗科普，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上述问题。

遗憾的是，这样的情景并未出现，在刚刚过去的数年中，在有关 covid-19 的诊疗指南中，我们明显看到了多处严重违背科学精神违背循证医学原则的诊疗建议出没期间，这已经不能用疏忽大意来解释了。

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官方在科普方面的失德，恰恰成就了个体医生科普的百花齐放，有几位在我们小圈子里著名的医生，网友们对他们的信任度早就远超官方了，这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局面。

于私而言，我当然希望我的朋友和小伙伴们在科普领域名利双收，于公来说，我知道这样的状态是不应该长久维持下去的，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他们浑身是铁又能打几个钉？当他们的观点一旦与官方发布的不符，非但会让部分人的认知发生混乱，也会让他们自己陷入不可预知的麻烦之中。

如果从 2006 年我开始零星地写科普算起，至今已经是第 17 个年头了，我输出的内容有极大一部分是包裹在故事当中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作为人类理解的有效载体，故事能有效地劫持人类的认知，我希望通过典型的医学史上的研究，让大家明白，科学的进步不是从天而降的孤立神迹，而是多个彼此交互绵延不绝的发现和证实的过程，在这些过程里，权威被一次次推翻，幻象被驱散，确定性被保留。

但通过讲故事来说理的手段，不止科普阵营会使用，伪科学的迷信的阵营使用得更为熟练，因为我们讲故事还要遵循逻辑和证据的框架，而他们则可以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平地生雷无风起浪无所不用其极。

偏偏，有些人就喜欢这种，越反常识反科学反逻辑，有些追随者就越笃信。

教育学家 Fletcher Dresslar 认为，迷信是我们心灵进化的残迹，是一种孩子般推断的结果。

在民间，这一类型的推断曾经俯拾皆是，比如直到 10 世纪中叶，英格兰人还相信，如果一个女人在独自去分娩的路上看到了一只野兔，那么她就会生出一个唇腭裂的孩子。

其实即使是现在，民间有关孕产妇方面的奇怪禁忌也还有很多，因此，医学科普天然地就肩负有与各种谬误和迷信斗争的责任。

但由于各社交媒体平台都有自己的变现机制，因此这样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有些人的利益，因此，自各种变现机制推出以来，社交媒体上与科普相关的高水准的辩论就几近绝迹了。

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信息洗脚水爱好者早就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信息茧房，以充分保障自己洗脚水每次都能喝到饱的权利。

移动互联网让世界变得更公平了么？

至少在信息获取层面并没有，不同智识阶层的人，彼此之间的信息鸿沟变得更难以逾越了。

各种短平快的媒体平台或许会关注某个科学成果，却很少有耐心把相关的背景交代清楚，甚至就连动物或航天这类新闻，不知从何时起，也越来越被掺杂进政治立场和民族情绪了。

科普要与迷信斗争，还要与产生迷信的土壤斗争，而今，这两者似乎都已经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科普表面上的繁荣和百花齐放，掩盖了真正重要的任务，新迷信暗流涌动阴魂不散，随时可能沉渣泛起借尸还魂，或者说，在有些地方，科普从来就没有取得过对迷信的决定性胜利。

附我在《科普中国》采访中的回答：‍

我最开始写医学科普的时候，是在 2006 年读研究生期间，那时候很喜欢追一个叫《豪斯医生》的美剧，有编辑就鼓励我用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去解析剧情的推理过程是否严谨，没想到推送后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2008 年奥运会的时候，我写了几篇从医学角度解读运动员的文章，也获得了不少关注。后来，我又陆陆续续写了不少广泛传播的内容，包括三手烟、孩子如何治感冒等等。

这些正向的反馈都鼓舞着我持续做科普，同时也越来越让我意识到：医学知识在专业人士和普通大众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壁垒。有很多引发公众关注的医学科普，其实多数都是医生们早已经达成共识的基础知识。

另外，很多人认为医学科普就是疾病科普，就是讲疾病症状、预防和治疗方案的实用性科普。这个定义其实有些过于狭隘了。我认为医学本身蕴含了理性的力量，它讲究实证、逻辑等等，充满了智慧和思维的魅力，我个人也更喜欢去做呈现这些理性精神的医学科普。

在工作的第五年 2012 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心外传奇》，内容主要是讲人类在面对心脏疾病这种复杂问题时，医生如履薄冰，患者性命相托，经过无数次的艰难探索，无数次的失败，最后取得一点进步的故事，充满了理性、克制、疯狂与勇气。

公众当下对医学最大的一个误会，就是太注重结局而忽视了过程的重要性。我们在进行医学科普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网友的留言“我吃了某种药，特别管用”“幸好吃了某种药，吃完就好了”来论证某种治疗手段多么有效，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有很多病属于自限性疾病，也就是会自愈的病，用正确的方法会好，用不正确的方法也可能会好。而真正凶险的疾病，即使全部做对了，结局仍然可能是坏的。

我们经常说“循证医学”，它本身不是科学，而是一种基于科学，获取证据、利用证据的方法，是按照当下最有利的证据，能最大概率获得最佳结局，注意是“最大概率”，不是 100%。不是说诊疗过程中每一步都做对了，就一定能获得你期待的或想要的诊疗结果。

大家只要理解了这个，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医学会充满不确定性，也就能在就诊过程中理解医生的某些选择。

——节选自《医生明明那么忙，为什么还要做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