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菌理论如何影响了一种致命流行病的研究

历史，当它被呈现出来的时候，几乎只能是抽象化的，比如当我们谈及现代医学领域重要的进步时，由巴斯德、科赫等人开创的微生物学说（病菌理论）无疑应排在第一的位置。

微生物学说自创立以来确实推动了现代医学的巨大进步，很多影响人类的重大疾病都是在巴斯德等人及其后继者的努力下被解释清楚的，但微生物学说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疾病，我们如今看待那些已经被征服的疾病可能会感到无比困惑，为什么有如此简单解决方案的问题，却困扰了人类那么多年。

医学的历史，只有当它们成为历史的时候，后人才能看到清晰的脉络，而对于身处历史洪流中的人来说，开不了上帝视角的他们所面对的，只有无穷无尽的问题。

坏血病就曾经是这样的问题。

我们先假装尚不知道坏血病的原因，一起回答坏血病肆虐流行的年代，看看这种疾病发作起来都有哪些症状。

首先是嗜睡，而后皮肤变得干燥和粗糙，皮肤弹性消失，头发毛囊形成块状，不予干预的话，接着腿部开始出现少许出血，大一点的伤口难以愈合，旧伤口重新裂开，最后，齿龈肿胀、发紫和变软，牙齿松动，骨膜下出血，骨折，心脏出血……死亡。

这种病有可能在古代就出现过，但古代的医生不一定会把这一系列症状视为同一种疾病，直到这种疾病在 14 世纪、15 世纪出现的越来越多，才引起医疗界的关注。

大航海时代不止促成了地理大发现，也催生了部分疾病的集中爆发。

最初，由于造船技术的限制，当时的船只无法抵御大洋上汹涌的波涛，航行也就不得不靠近海岸，远离海岸的冒险是很少见的，这样以来，每隔几天或几周，就能获得一次给养，这意味着即使是普通船员也能定期获得新鲜食物。

但随着更高效的帆和全索具船的发展，远洋航行成为可能，坏血病也就成为了海上的常见病。

1497 年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过非洲南端时，他的 160 名船员中已有 100 人死于坏血病。

1519 年至 1522 年在麦哲伦（Fernando Magellan）的环球航行中，超过 90%的船员未能生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罹患了坏血病。

1740 年，在乔治·安森（George Anson）船长完成他俘获西班牙宝船的使命时，1000 名船员中有 855 人死亡，大部分死于坏血病。

曾有报告称，在海上发现过无人操纵的船，其船员已全部死于坏血病，脑补一下这样只能随波漂流至逐渐崩解腐坏的船，可能就像电影《加勒比海盗》里的鬼船一样的吧。

在坏血病纵横肆虐的几百年间，远航的船只必须配备更多的人手，留出 30% 至  50% 因坏血病而死的余量人数。

如此凶险的疾病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当时的人们凭借最直接的经验也有过一些现在看来比较明智的建议，比如在 1617 年，约翰·伍德尔（John Woodall）就曾在《外科医生的搭档》（The Surgeon's Mate）一书中提到，针对坏血病，医生的处方包括柠檬汁，80 年后威廉·考克本（William Cockburn）也在《海洋疾病：本质、原因及治疗》（Sea Diseases,or the Treatise of their Nature,Cause and Cure）一书中推荐了新鲜水果和蔬菜。

但我们能不能据此就认为当时的医学界已经找到了对付坏血病的方法呢？

不能。

所谓千虑一得，上述建议仅仅是医生或其他有识之士很多针对坏血病防治建议中的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他们之间并不能彼此说服，比如还是在威廉·考克本那本书里，他还建议使用醋、盐水、肉桂和乳清来对付坏血病，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这些方法都奏效，换句话说，他也并不认为柠檬汁就更有效。

这就像有些古老的医学体系里有些零星的有益的观点，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觉得这个体系有什么了不起，有时候，这种后见之明，跟瞎蒙的也没多大区别。

比如很多中国人都知道青蒿素在抗疟领域的贡献，屠呦呦的灵感来源是《肘后备急方》中的记载「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服，可治久疟」，但我们能不能因为这个记载就认为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治疗疟疾的办法呢？

不能。

因为就在《肘后备急方》中还记载了这些方法：「禳一切疟。是日抱雄鸡，一时令作大声，无不瘥」，「取蜘蛛一枚，著饭中合丸，吞之」，「破一大豆（去皮），书一片作‘日’字，一片作‘月’字，左手持‘日’，右手持‘月’，吞之立愈。向日服之，勿令人知也。」‍

从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到屠呦呦等人发现青蒿素，这期间 1600 多年，绝大多数中国人一直没有享受过这个方子，始终任由疟疾折磨，而有可能（按：青蒿素几乎不溶于水，所以只能谨慎地认为可能，而且可能性还不太大）被这个方子治愈的极少数幸运的例子，也混杂在浩如烟海的古人医案中难以凸显出来，否则屠呦呦等人何必大海捞针似的在 1967 年至1969 年间在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中苦苦筛选。

同样的道理，我们只能认为，至少在 18 世纪中叶以前，西方的医学界对坏血病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正确的认识。

1747 年军医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1716-1794）在英国海峡舰队的索尔兹伯里号军舰上也发现了坏血病的病例，当时这艘船上服役的官兵共有350 名，而这艘军舰只有 45 米长的的狭小空间，船员们的工作很辛苦，起居舱又脏乱差，食物经常会腐烂……

索尔兹伯里号军舰（图源：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林德熟悉当时医学界推荐的治疗方法，但他也不知道究竟哪种方法有效，他把病人分成了 6 组，分别给了 6 种不同的治疗方案，结果证明，只有吃橘子和柠檬的病人，很快从坏血病中恢复了健康。‍‍‍

这一次试验一般被认为是医学史上第一例临床对照试验，详见👉🏻第一例临床对照试验‍‍

直到此时，我们也仍然不能认为当时的医学界就搞清楚了坏血病的病因，很多读者可能会问，吃了橘子和柠檬病人就好了，难道这还不能说明病人是缺了橘子和柠檬里含有的东西才生病的么？‍‍‍

为什么你能做出这样的推断？因为你是开卷考试嘛，你本来就知道答案，再结合林德的试验，那可真是怎么推理都不会错，先打枪后画圈，那谁还不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要知道，卷入坏血病病因争论的古人可并不笨，很多人都是一时翘楚，比如在 1874 年（这距离林德的试验都已经过去 100 多年了！）法国医学科学院的辩论中，仍然有人认为坏血病是传染病，他们说，你不能认为吃了新鲜水果能治疗坏血病就认为坏血病是由于缺乏新鲜水果导致的，正如你总不能说奎宁对疟疾有效就是疟疾病人体内缺了奎宁吧。‍‍‍

其实就连林德本人也没搞清楚坏血病究竟是怎么来的，咱们看他的试验设计就会发现，除了柠檬而外，他还试验了醋和稀硫酸……‍‍‍

按照当时船员的生活起居条件来看，将坏血病视为一种传染病似乎是符合逻辑的假说，而且事实上那些船员也经常受到各种传染病的折磨，比如肺结核、痢疾、虱子、疥疮……

既然这些都是由微生物或寄生虫导致的传染病，那么将坏血病也视为传染性疾病，那不就是顺理成章了么？既然病菌理论在疾病研究领域取得了那么多次成功，基于病菌理论研究坏血病，为坏血病找到病原学证据岂不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所以，即使对于认可柠檬可治疗坏血病的医生，也有人认为，柠檬所以能起作用，乃是因为它的酸，起到了类似抗菌漱口水般的作用。

因为这样的认知误区，欧洲和美国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曾流行过婴幼儿的坏血病，而且不同于既往很多流行病主要发生在贫困家庭中，婴幼儿坏血病居然主要发生在经济条件还不错的上流社会中，原因是，上流社会的有些母亲不愿意以母乳喂养她们的孩子。‍‍‍

最终医学界认识到坏血病乃是一种营养成分的缺乏病已经是 20 世纪的事儿了，1929年，圣捷尔吉·阿尔伯特（Albert Szent-Györgyi,1893-1986）成功分离出己糖醛酸，此物质即后来大名鼎鼎的维生素 C，至此，坏血病才彻底被征服，由于天然食物中富含维生素 C 者很多，以至于坏血病几乎都快要从人类疾病谱中被抹去了。‍‍

1937 年阿尔伯特因为在维生素 C 方面的研究获得了那一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时，距离林德那次里程碑似的临床对照试验，已经过去了 190 年。

参考资料：‍‍

《拿破仑的纽扣，改变历史的 17 个化学分子》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

《书写世界现代医学史的巨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