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现年58岁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辞去了英国保守党党首和英国首相职务。

在做出这个决定时，鲍里斯作为首相，几乎已经无人可用——约有50名内阁秘书、部长和较低级别的官员退出政府，一些议会委员会的工作甚至陷入僵局，因为没有部长可以代表政府发言。

几乎每一位辞职的官员都提到了鲍里斯的“不诚实”“不正直”。而英国《卫报》更是刊文直指问题的源头——

英国政要种种令人失望的行为并不全是个人原因，而是培养他们的教育体系出了问题，也就是英国以培养精英著称的私立教育，其中又以公学为代表。

从政治、媒体、公共服务领域来看，公学确实培养出了很多精英。

《Elitist Britain 2019》显示，65%的高级法官、59%的公务员常任秘书长和57%的上议院议员都接受过公学的私立教育。鲍里斯本人就毕业于伊顿公学。

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英国著名记者John Harris就曾撰文评价鲍里斯：“约翰逊抓住每一个机会，将政治简化为荒谬，政府没有一个坚定的方向，推行的政策总在不断掉头，为国家埋下巨大隐患。而英国脱欧就是让这些接受私立教育的毕业生执政的直接结果。”

此外，同样有不少同样毕业于公学的作家、心理咨询师公开批评这些往日的校友才不配位。

私立教育所谓的精英教育，非但没有教会他们如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反而培养出了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一群情感冷漠、态度傲慢、领导力低下的伪精英。

缺少父母陪伴的寄宿童年，

造就了冷漠的情感

英国以公学为代表的私立教育，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们大部分是男子寄宿学校，不少学校仍然把“培养传统绅士”作为自己的信条。即便是男女混校，也存在着男女生分开管理，男生管理更加严格的情况。

男生为主、寄宿学校、管理严苛，在外人看来，这是精英培养模式的特点，但给私校寄宿生做过20多年心理治疗的心理治疗师尼克·杜福尔却说，这种生活给这些年轻的学生带来了毁灭性的终身伤害。

这种伤害，甚至从这些小男孩踏进公学的预备学校就开始了。

英国作家Richard Beard曾撰书《可悲的小大人：私立学校与英格兰的覆灭》（Sad Little Men: Private Schools and the Ruin of England），在书中他回忆道：

1975年，过完8岁生日的两天后，他离开家，开始在松木学校（Pinewood School）寄宿上学；一个学期前，大卫·卡梅伦也前往希瑟敦预备学校（Heatherdown Preparation school）；而同年的鲍里斯则在阿斯顿预备学校（Ashdown House）寄宿。

一排正中间为鲍里斯

待到他们毕业，Richard进入了拉德利学院，鲍里斯和卡梅伦则都进入了伊顿公学，这是英国目前仅剩的四所只招男生的寄宿公学之二。

“我个人并不认识卡梅伦和鲍里斯，但我知道他们在寄宿学校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的——被不爱他们的成年人照顾，因为我也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失去了一切——父母、宠物、玩具、弟弟妹妹——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哭，但没有人会帮助我们。”

Richard说得不错。正处于成长的孩子忽然开始进行寄宿，学校的老师和其他大人又没有对他们给予足够的心理安慰，只用严苛的规矩来教导他们，这导致孩子们和家人的情感联系被硬生生切断了。

为了在残酷的学校中生存下去，孩子们不得不用最直接粗暴的方式解决情感上的麻烦——他们切断了自己的情感，构建出防卫性的自我。

卡梅伦的自传中也提到了严格的预备校生活：

其他寄宿学校的情况也大同小异。1979年，BBC纪录片《公学》（Public School）中，拉德利学院校长丹尼斯·西尔克（Dennis Silk）告诉胆怯的新生们，他们即将养成“正确的生活习惯”。

1994年，还是BBC的纪录片《他们的诞生》（The Making of Them）中，才九岁的男孩Freddie尽自己所能摆出一张严肃的脸，说道：“寄宿学校改变了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习惯这里的生活。”

切断情感，假装成熟，这种生存方式，孩子们在入学后的头几周就不得不学会，在不少公学毕业生眼中，这种公学式的精英做派，不过是在掩藏空虚的内心。

而后果则在他们生理成年后显现出来——他们认为悲伤和软弱的人表现出痛苦是错误的，所以当看到其他人哭泣时，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去帮助哭泣的人。

比如2011年的首相质询会上，卡梅伦上任还不到一年，他安抚“过度反应”的下院议员安格拉·伊格尔，说：“冷静点，亲爱的！”好像伊格尔才是那个控制不好情绪的人。

学校没有消除歧视，

而是加固了高人一等的傲慢

在很多人的想法中，以培养精英或者社会领导者为目标的私立教育，应该培养学生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事实上，恰恰相反。

入读英国公学私立学校的孩子们大多家世显赫，卡梅伦更是说过，自己在预备学校就读时，学校里一共只有100个男孩不到，而且很多人之间都有亲戚关系。

这些公子哥，在学校读书的这几年，不但没有学会如何去尊重同学，反而盛行用霸凌的方式彰显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对于学校以外的人，对于那些他们日后将要“服务”的社会大众，他们更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Eton wall game

一方面，从小开始的寄宿制生活带来了情感剥离，这让他们觉得没有受过私立教育的孩子肯定会情绪失控，情感上十分虚弱。不像他们能够将愤怒、爱、悲伤、依恋、兴奋等等感情谨慎地埋藏在严肃的表情之下。

另一方面，学校内部也存在着学长对学弟或者是同级之间的霸凌，还有对非教职人员的歧视。就连老师自己在言语之中都透露出阶级优越感。

比如，在公学，努力是一种羞耻，因为像他们这样的天之骄子应该毫不费力就能获得一切。

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就记得自己在预科学校上学时，曾经因为对蝴蝶感兴趣而被嘲笑。在那样的氛围中，一旦孩子们发现有人非常认真地对待什么，就会准备好在必要时给予心理打击。

还有，很多孩子在学校期间就从言语到心理对社会的其他阶层充满歧视。BBC纪录片《公学》中，男孩们随口就会提到“下层社会”（lower orders），那种置身事外的客观就好像旁观者在谈论爬行动物和昆虫之间的物种差异一样。

他们甚至有一套自己圈子里的黑话。80年代初，拉德利学院的非教职人员被称为“学院仆人”（College Servants）。清洁工、厨师、运动场地管理员、无名小卒和行为引学生发笑的“喜剧人”，都有一系列专用的称呼：无产者（prole）、平民（pleb）、大老粗（oik）、乡巴佬（yokel）、老百姓（townies）和暴脾气（crusty）。

这些词都带有鄙视和贬低的意味，鲍里斯甚至在40年后还在使用crusty这样的词，可见学生时代的影响对他有多深。而如果你听不懂这些黑话，那你可能正是这些精英们鄙夷的对象。

难怪作家Richard说，他们八岁进入学校，就是为了学会如何鄙视别人。

而得益于情感和尊重上的双重无知，这些出入国家权力机关的政要们，对于社会大众的想法几乎一无所知。就像卡梅伦在自传中承认的，他没有完全预料到公众在脱欧公投期间和之后会释放出的强烈感情。

Richard在自己的文章中讥讽他道：“他当然没有。这涉及到强烈的感情，也涉及到普通人。他挣扎在情感和英国民众的两个盲点之中。”

公学培养了权力感，

却没有培养出相应的领导能力

根据《Elitist Britain 2019》的数据，英国仍然是一个由一小部分人口主导的国家，也就是入读私立学校和毕业于牛剑的精英，分别占到英国总人口的7%和1%。

但是，这些精英们管理国家的能力却让人不敢恭维。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自己想的，或者看起来那么有才干。

根据英国作家兼政客Lucille Iremonger的说法，这些从小寄宿的孩子，因为情感上被父母“抛弃”，所以滋生了对权力的渴望。

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抱着这样的期望把孩子送进昂贵的私立学校和公学的，就算孩子以后不能进入政府机构，那也至少是赚大钱的。这就是他们愿意为孩子支付高昂学费的原因。

可是，尽管这些孩子在学校拥有了权力感，有一种“天下尽在我手”的领袖姿态，但他们的实际能力却没有跟上这种自我认知。

其一，他们没有发展出真正的人际交往能力，一直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打交道。

英国作家、博客、音乐家Musa Okwonga出身自黑人家庭，不是一个典型的伊顿生，于是他在《身为其中一员:一位伊顿生的回忆录》（One of Them: An Eton College Memoir）一书中回忆了学校令他费解的权力结构：

级长不是由教职人员任命的，也不是由同年级的学生通过不记名投票选出来的。相反，他们是由上一年的级长选定的。所以，如果一个男孩想在学校里出名，那他其实只需要二十个人的认可。

当他长大后，看到男性政客以同样的活力参加竞选，忽然就明白了，这种竞选的传统遗传自他们的学生时代——讨好自己圈子里能够提携自己的人，以保证自己未来的仕途。

“当他们讲笑话时，你会笑得更久更大声一点；当他们进行荒谬的争论时，你会静静地站在他们身边；随时准备好为他们倒上需要的酒水；即便是假期，也要从战略上确保你和他们在同一个地方。”

鲍里斯的自传作家也说，鲍里斯没有朋友，但他知道和什么样的人社交能让自己感到舒服，那就是和他一样接受过公学教育的人，因为他们已经熟知彼此的社交手段。

其二，他们总是表现得出类拔萃，但实际的领导力却没有跟上。

英国经济学家、前《卫报》经济编辑威尔·赫顿曾评价：“几个世纪以来，保守党的政治判断几乎一直是错误的”。

对于出身自英国精英教育的首相，《卫报》的读者中有人举例举到了1955-1957年出任首相的安东尼·艾登。

安东尼同样毕业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有着成为外交家的梦想。但他对苏伊士运河事件的决策，使英国失去了在中东的重要势力支柱，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英国与英国国际体系的衰落。他本人也因此事而辞职。

心理治疗师尼克·杜福尔则认为，经历过寄宿生活的领导人只懂得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周旋，没有能力提出真正共赢的解决方案。

如今，鲍里斯领导下的英国可谓内忧外患。

经历了疫情的冲击，通胀导致英国大众的工资涨不过生活成本。

《金融时报》报道了一项涉及2.9万人的调查，所有年龄段的受访者都表示，对自己的财务状况越来越担忧。今年3月，只有约一半的英国受访者觉得可以掌控自己的财务，低于去年10月的近三分之二。

而在脱欧的程序上，鲍里斯又想带领英国违反部分脱欧协定，逃避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这一行为对英国实际益处还未体现，内至北爱尔兰议会，外至欧盟成员就已经纷纷表示不能接受。英国的外交氛围又剑拔弩张了起来。

曾经，鲍里斯在学校就立志要做“世界之王”。2019年，他率领保守党在下议院得到了365个席位，以80票的绝对多数优势获胜，坐稳了首相之位。

学生时代的鲍里斯

而如今，Yougov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69%的英国民众希望鲍里斯辞职。辞职的财政大臣苏纳克说：“我们的国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公众期望政府能够正确、称职和认真地管理国家。我相信这些标准值得为之奋斗，这就是我辞职的原因。”

言下之意，鲍里斯没能做到这些。言语之间，尽是失望。

回顾历史，对英国精英们的私人教育的反思并不是最近才兴起的。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政客、作家对他们的做派提出质疑。时至今日，不管是知名作家，还是普通民众，都还有许多人对这些精英们感到失望。

从他们的教育经历来说，预备学校、公学，乃至牛剑的教育环境确实是十分优越的。充实的教育资源，资深的教职人员、教授，以及畅通无阻的晋升路线。但是，当局者迷，一些教育价值观也在其中迷失了。

从他们的经历可以看出，教育既需要短期的投入，也需要长期的规划。短期，指的是日常点滴的成长和学习，长期，指的是父母希望孩子通过教育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毕竟教育的成果，往往会延续到孩子成年以后，甚至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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