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向外界讲述南京大屠杀？

你不一定要点蓝字关注我的

特约撰稿：兰宇 夏木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写有遇难者人数的大理石墙和十字碑

2017年5月16日，捷克总统泽曼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已73岁高龄，行走需要借助拐杖。这次参观据说由他“主动要求”。

泽曼和夫人向屠杀遇难者敬献了花圈，又栽下了象征和平与友谊的树苗，并在签名册上留言：“深深哀悼。”两年前，他也来中国参加了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转天上午，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向全球设计师发出邀请，征集“2017南京国际和平海报双年展”海报。双年展被列入了2017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系列纪念活动，主题为“不忘”和“未来”。

中国与世界交融越发密切，南京大屠杀理应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记忆，并持久传达珍爱和平的警戒意义。2005年，美籍华人作家张纯如的铜像被安放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她以《南京大屠杀》一书，使国际社会更为关注和反思这段痛史，却因不堪重负，于2004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如何讲述和反思悲痛的历史，赋予其当代意义，张纯如的经历给了中国的相关人士启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为这项工作探寻自己的道路，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积极回应。

在海报征集发布当天，即世界博物馆日前一天，腾讯文化专访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张建军曾任南京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他负责过的微博“南京发布”，因风趣和平易而受到欢迎。纪念馆同样重视新媒体，官方微博近期接连介绍了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和萧红的《“九一八”致弟弟书》等文学性很强的作品。

种种尝试，与日渐丰富的国际交流合作一道，使历史发出越来越响亮的理性声音。今年的世界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张建军说，让纪念馆更好地表述南京大屠杀这段沉痛的历史，也是他的历史责任。

以下为采访内容。

观众一定得是参与者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入口处的母亲雕像

腾讯文化：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产品，在你看来，现在和过去的展览有什么质的区别？

张建军：过去我们可能更多把展览作为宣传品，或者说是我教育你的教材，我说你听。到现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量这么大，不以受众为基本需求，互动性就不会强，展览也很难取得更好的效果。

我们馆的改陈正在进行，对2017年展览大纲和要呈现给观众的东西，我们已经做了深入研究，拿出了详细的方案，上面说的内容在其中也有体现。

腾讯文化：博物馆的社教、宣传、陈列等环节，目前都有面向社会的趋势。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那里？

张建军：无论是博物馆还是纪念馆，都有一个职责：给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当然，展览是它的核心产品。如果按产品来说，要在前面加上“文化”两个字。有“文化”二字，就意味着有价值取向。但同时，它也是精神产品。这二者的分寸要把握好。在新的形势下，在坚持导向的前提下，要更加注重我们的专业性。所谓专业性，就是产品品质。一个展览如果花了好多钱，大家费半天劲却门可罗雀，那这种文化产品是不成功的。

腾讯文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门可罗雀的情况似乎很难出现。

张建军：人多也一样。人多了，观众的体验怎么样？观众有没有从中真的得到一些收获？他是像逛大集市一样匆匆而过，还是能够有所思考？这个不一样。最近我们开了近20个座谈会。以前我们开会，可能更多请史学专家或者展陈设计专家提意见。这次系列策划会请了心理学专家来讲，特别提及在青少年心理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

我们也请馆里的讲解员参与策划。他天天在馆里面走，知道观众对哪个地方感兴趣，在哪个地方愿意驻足。那些观众匆匆而过的地方，就可能在展览表达上有问题。而大家争着停下来的地方，一定是重点。

再比方说，我们还专门找了一批在馆里带团队的导游。他就会从导游角度提出，哪些地方该有哪些注意点，说得非常详细，视角也不一样。

腾讯文化：纪念馆做了哪些尝试，让社会各界能广泛关注南京大屠杀？

张建军：首要是要能触摸和感知那段历史。我们搞活动，如果观众只是围观者，那这个活动是不成功的。观众一定得是参与者。

去年，我们做了一个名为“众筹声音、讲述历史”的活动，围绕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整理编辑了将近100个小故事，出了一册手绘本，想把声音嵌进去。最简单的办法，是请两位知名播音员朗读它。后来我们提了个想法：找社会各界人士，普通话不一定特别标准，甚至一些外国人说中文有点磕磕巴巴，但目的就是强调参与性。我也念了一篇。

我们还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来，讲自己先人的故事。我们的一个讲解员是江南水泥厂职工的后代，他就讲当年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事情。我想，除了通过大众传媒进行传播以外，仅从参与者本身来说，这个教育活动也是有价值的。

腾讯文化：在国际博物馆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会举办什么活动？

张建军：国际博物馆日当晚，我们会在利济巷分馆放映有关“慰安妇”的电影，邀请周围的老百姓观看。利济巷分馆本身是慰安所旧址，周围社区的居民应当知道“慰安妇”是怎么回事，日军当年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我们之前也做过类似活动，周围社区的老百姓都来参加了，满满当当。类似的活动，都是为了让人体验、接触、触摸。

日本学者来，说生怕看到与父亲有关的内容

腾讯文化：为了让国外了解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做了哪些努力？

张建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定位，就是国际化的场馆。我们每年有大量的国外参观者。有的外国人来南京，除了到中山陵、夫子庙，常常会到我们这儿来。

在学术交流上，我们做的非常多。我们跟美国南加州大学犹太人大屠杀研究中心合作，在南京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他们每年来几次，我们一起前前后后采访了90个幸存者。所有内容都会翻译成英文，放到它的网站上再传播，这比自己运营一个英文网站好得多。

至于展览，我们建馆以来有近30次外展，基本每年都有。去年我们去法国冈城和平纪念馆做了一次展览，这是我们第一次到法国，第二次到欧洲。一开始我们想，这个题材可能不会引起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关注。但是，当地民众反应很热烈。开幕当天，馆长和市长参加了，完全没有组织群众，结果底下坐得满满当当，来了几百号人，全部是自发的。

史实展现场观众

看完展览，法新社专门发了社论，立场是完全站在我们这边的。里面甚至有一句话，据馆长现场翻译，大意是说：谁要否认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谁的行为就等同于法西斯。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国际交流也影响策展的观念。通过交流，我们发现，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跟他们相关联的东西。这一点，在心理学上称之为共情。

在这段历史里面，我们挖掘了当时国际安全区的20多位国际友人援助南京的故事，用第三方的记录和见证来传播，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以前我们更多向大家说“我”“我”“我”，而这个展览是在说“我们”，站在人性的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共同的基点，所以展览能吸引人。

腾讯文化：对于和日本观众交流，你有哪些印象？

张建军：我觉得日本观众有几类。极少数右翼是“鸵鸟心态”，看到什么都否认，摆再多铁证在面前也不认，找各种很可笑的理由来否认。大多数日本观众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他们在国内很少接触这种教育，参观后会感到震惊。

日本紫金草合唱团团员造访纪念馆时，依次在名单墙前献花，悼念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死难者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对七八十岁的老夫妻。老先生是到南京大学来讲学的专家。进馆快两年，他是我碰上的走得最慢，看得最细的观众。他几乎逐字逐句地看，一般人走下来半个小时，最长40分钟，而他们在里边待了两个小时。他是带着泪看的。

看完以后，我们去食堂吃饭。他说，进馆之前压力特别大，因为生怕看到和自己父亲有关的内容——他的父亲参加过侵华战争。他表示应该对这一切忏悔，要以此警示后人。吃完饭，他给我一个装着钱的信封。他说：“我们祖辈犯下这些罪恶，我在南大做讲座，不应该拿中国人一分钱。你帮我捐献，看做什么好。”我说，就捐到我们的幸存者援助协会吧，可以给幸存者一些援助。

2016年5月14日，荷兰莱顿大学名誉教授村冈崇光在纪念馆哀悼南京大屠杀中的遇难者

挖掘大屠杀事件中有温度的个体

腾讯文化：你为什么特别重视新媒体？

张建军：到馆以后，我在想：该怎么去做馆长，我这任的方向是什么。应该说，经过30年的建设和发展，有形的物质成果都已经在这了，我不可能再去建一个馆。那就要做“软”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提升，这是我的历史责任。

我想从三个角度来做这个工作：第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国际化，第二个是史学的大众化，第三个是场馆运营管理的精细化。

先说史学的大众化。专家学者在这么多年里做了大量工作，但一般人除了“30万”这个数字，并不清楚当年的情况。让这段历史走到公众心目中去，只有通过大众化这个渠道，这样它才可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的力量。如果历史仅仅是历史学家写，历史学家看，收藏在图书馆里面，社会效应就没有发挥出来。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宏观研究来说已经基本告一段落。这时你就要去做史学传播，首先是在微观上。这段历史里，一个人的有温度，可以触摸的故事可以再挖掘。新展览想做的，就是挖掘个体的温度感。80年过去了，虽然非常难，我们要努力。

除了通过展览让史学大众化之外，我们也要通过媒体来传播。离开媒体，博物馆的效益、效能和社会影响力会大受局限。一年接待800万人是我们场馆的极限，未来应该减到600万以下，这样才可以给观众比较好的体验。如果控流，传播就要靠媒体。今天，除了传统媒体，我们手上一定要有自媒体，这样才可以第一时间发出你的声音。

目前我们把微信作为主平台来做，精准面向用户。你对我感兴趣，关注我，我们就实现了观众向受众的转化。经过了一年多，我们的微信精准用户已经达到37万多。

腾讯文化：那么，场馆运营管理怎样做到精细化？

张建军：比如在场馆里面控制人流。史料陈列厅能容纳多少人？不能敞开进人，否则会发生事故。那我们就研究从1号门入口到游客中心入口，到史料中心，要设三道关。里面的安保人员觉得可以进人了，就一道关一道关地通知，保证里面是安全的。

以前我们馆里组织家祭活动，第一年很头疼。遇难者后代一出来，记者全部拥在那个地方，太乱了。家祭的主体是遇难者后代，应该有一个庄重的氛围，体现出“祭”的概念。后来，我们事先把人安排好，流线化的分区管理，设立采访区，就有序起来了。

对于博物馆管理，我们常讲到展览。其实管理的核心在日常运行管理，一个馆长最重要、最核心的职责在这里。我的理想是，根据纪念馆的经验，未来出一套中国博物馆和纪念馆的运行管理手册。

腾讯文化：家祭之外，现在还有国家公祭，你认为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张建军：国家公祭日是每年举行的国家行为，从传播心理上说是一种反复诉求，是记忆的叠加。这段历史让人记住，国家公祭日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年到这个时候，所有媒体都会来关注这个仪式，那每年这个年度性的记忆叠加，和以往我们的地方性悼念活动相比，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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