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文明观的变迁

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开设幕府，日本进入近代前夜长达两个半世纪的“近世”时代。为了整治长期社会动乱形成的武士“下克上”之风，重建统治秩序，江户初期的“内治”是以“文治”为重点，朱子学成为官学，儒学修养成了任贤举能的重要标准。但是，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发生明清鼎革以及大和民族自我意识的成长，进入德川中后期，日本兰学的扩散、日本朱子学本身的变异以及复古国学的兴起等三股力量的推动，以中华为是的传统文明观出现了分化。

早在16世纪中叶，天主教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业冒险与殖民活动已经蔓延到日本，由此日本开始接触到“南蛮人”及“南蛮文化”。进入17世纪以后，新教国家荷兰和英国接踵而至，围绕日本的市场和贸易，与西、葡展开了激烈的竞争。1639年德川幕府实行“锁国”后，西方国家中唯有荷兰取得了在日商贸特权，而日本则可以通过荷兰商人了解整个西方世界，从而形成了时称“兰学”的关于西方的知识体系。在吸收和消化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日本的兰学家发现，相对于自己是“他者”、相对于西方又属于“自我”的中华传统文明，既非唯一，亦非最高境界，“泰西”文明亦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兰学家的文明观虽然并不否定中华传统文明的价值，但至少在日本人眼中，被神圣化的中华传统文明观变得不那么神圣了。

在日本儒者眼中，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是一种“华夷变态”。以此为契机，中国“失格”、中华文明的“接力棒”传到日本之手的“日本小中华”思想始露端倪。与清朝统治的中国相比，德川日本继承了古代中国的先王之道，因此日本文明不仅可以与中国文明并立，而且有了超越中国的诸多元素。“小中华”思想，构成了近代日本文明观重塑的重要起点。德川中后期兴起的复古国学竭力神化日本，而对古来日本一贯仰慕的中华文明则采取了轻蔑态度。以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为代表的复古神道学者，通过对日本古籍《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有关神话的重释，刻意编织了一套独特的日本神学体系。

日本学者指出，中国是日本文化之母。近代前夜日本的文明观，原本是以中华传统文明为母体形成的。但是，随着中日两国国情的变化和西学东渐的加剧，围绕“中心与边缘”“华与夷”、东方与西方的认知也在变化，传统的文明观已经动摇。尽管如此，直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衰弱尚未彻底暴露之前，日本的传统文明观虽然已经严重动摇，但是根基还在，尚未完成质的“脱变”。

二 第一次转换：明治时期的“脱亚入欧”

19世纪中叶，西力东渐使中日两国先后陷入殖民危机。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昔日仰羡的中华不再是学习、模仿和追赶的对象，而是日本避免重蹈覆辙的“殷鉴”。1853年“佩里扣关”后，民族危机成为日本的现实，经历了“萨英战争”和长洲“攘夷”的惨痛失败，日本的社会精英们开始醒悟与西方“力”的文明对抗徒劳无益，既然无法对抗，那就只有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世界。德川幕府的垮台和明治政府的建立，便是日本的应对和选择。

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是明治政府强力推行的三大国策，就“文明开化”而言，它不只是一种吃牛肉、穿洋服、跳洋舞的移风易俗，而是一场与工业革命和制度改造并重的思想变革，是要改变人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洗心革面，树立新的文明观。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既是一场风潮，也是一场近代文明启蒙运动，福泽谕吉（1835—1901）则是站在运动最前面的旗手，其竭力倡导的文明观不仅影响了一代日本人，而且间接影响了日本政府的战略选择和对外政策。

明治时期“脱亚入欧”的文明观转换，是与日本的对外政策实践相互刺激、相互印证而实现的。日本于1874年出兵侵略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1882年引发朝鲜壬午兵变、1884年制造朝鲜甲申政变、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在为这些对外侵略扩张的行为辩解时，日本总是以“文明”为遮羞布，强词夺理地编造行为的正当性。

甲午战争是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逆转的分水岭，以此为转折点，传统的中华文明黯然失色，东亚华夷秩序亦不复存在。但是，《马关条约》签订后发生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一度头脑发胀的日本再次清醒地认识到，打败中国并不意味日本就能成为“东洋盟主”，列强特别是俄国还不允许日本在东亚舞台上担任主角，日本还需要继续向世界证明其“入欧”的态度、能力和“水准”。为此，日本先是在1900年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时，首次加入列强侵华的统一行动，从而改变了身份，被正式接纳为世界列强俱乐部一员；继而与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结盟，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上升为“并列于世界优等国的一流国家”。至此，明治时期的“脱亚入欧”可谓结出了“硕果”。

三 第二次转换：法西斯时代的“脱欧归日”

日俄战争的胜利，标志着日本开始进入真正的“大日本”帝国时代。到一战结束时，正如华盛顿会议五国海军裁军条约规定的美英日主力舰比例为5:5:3所象征的那样，日本已跻身于世界军事三强。实力对比及国际地位的变化，导致了日本自他认知及其文明观的变化，其结果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欧化文明观为日本独善的皇国文明观所取代，进而又在唯我独尊的皇国观支配下，走上了我行我素、与世界为敌的不归之路。

欧化文明观向皇国文明观的转换经历了三十年左右的思想博弈和实践探索。一方面，日俄战争后，欧化的脚步并未停止。大正民主运动可谓政治上进一步“欧化”的尝试，一度使西方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广为传播，以致从1924年起出现了日本近代史上短暂的政党政治黄金期。另一方面，日俄战争前后，强调日本文明价值、旨在对抗乃至取代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潮也在抬头，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代表性主张是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和大隈重信的“东西文明调和论”。

与福泽谕吉一边倒的欧化论不同，日俄战争后骤然提升的民族自信和优越感，构成了“东西文明调和论”登场的时代背景。大隈重信及其智囊团在肯定西方文明的同时，也肯定了东方文明的价值，并把日本与东西文明的关系和作用作为重点论述。

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蔓延到日本后，激化了长期积存的各种社会矛盾。在“国家改造”“昭和维新”的喧嚣声中，法西斯运动的狂飙打断了明治以来的“欧化”进程，导致了日本社会的急剧“转向”。在国内统治上，接连不断的血腥恐怖事件，终使日本于30年代中期建立了天皇制军部法西斯体制。在对外关系上，排他性亚洲门罗主义路线成为主导，继1931年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后，1932年退出国际联盟，公然与国际社会决裂，沿着对外侵略扩张道路越走越远。

内外政策的“转向”与文明观的“转向”是一种表里相伴的关系。1935年发生的“国体明征”事件堪称政治上清算“欧化”的典型案例。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被“天皇主权说”取代后，不仅导致了1889年建立的含有“近代”成分、东西合璧的日本式君主立宪体制崩溃，而且启动了明治后万般推崇的欧洲文明观向法西斯时代“皇国观”的回归。

以国家神道为基础构建的“皇国观”，是法西斯时代日本文明观的同义语，其思想核心是日本原本是太阳神缔造的神国，天皇有“掩八纮为一宇”的特权，中华文明的继承和西洋文明的摄取，已使日本成为东方新文明的代表者，肩负着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历史使命。这一狂妄而又根深蒂固的观念，可以从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石原莞尔中佐的“世界最终战争论”中窥知一斑。那将是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最终战争”，是日本代表的东方文明与美国代表的西方文明一决雌雄的决战，战争的结果将决定“是日本的天皇当世界天皇，还是西洋的总统作世界领袖”。

法西斯时代皇国观的实践，始于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为了蒙骗舆论，日本宣称它所扶植的伪满洲国是“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1937年全面侵华后，近卫文麿政府在1938年11月的第二次声明中，首次提出了日满华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1941年12月，日本发动了自称为“大东亚圣战”的太平洋战争，把侵略魔爪伸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包装侵略行径的美名是要把当地人民从美、英、荷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东条英机在1942年的第79次国会演说中，公然把“建设东亚新秩序”目标提升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四 第三次转换：二战战败后的“脱日入美”

1945年9月2日，对日作战同盟国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受降仪式，日本代表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这一刻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的战败投降为标志落下帷幕，同时也意味着日本帝国的灭亡及其法西斯时代皇国文明观的破产。

美国主导的对日政策是直接军事占领和间接行政统治。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活，从制度上铲除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根源，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对日占领当局强力推行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非军事化改革砸碎了支撑战争的国家机器，撤销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海军省和军令部、教育总监部等军令军政机构，遣散了700万现役官兵，抓捕和审判战犯，并在国家机关和各级政府部门开展了大规模的清除军国主义分子运动。

民主化改革的宗旨是打破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专制统治，以便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广泛的民主基础。1946年11月3日颁布的《日本国宪法》，堪称美国在日推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的集成，主权在民与和平理念成为战后宪法的核心。据此，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体制得以确立，理论上国民已成为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为国民服务的公仆，天皇则由昔日的“现人神”变为“凡人”，只是作为国家的象征存在而不再具有执掌国政的权能。

战后改革虽然是基于外力强制而非日本自愿的背景，并且随着冷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而出现了明显的倒退，但是改革引起的制度变化以及思想意识上对日本国民的洗脑作用依然是不可否定的。1951年9月，美国操纵联合国片面签署了对日媾和条约，决定恢复日本的国家主权和“独立”地位，同时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则表明，日美两国已化敌为友，结成了同盟关系。度过战后十年的动荡期，日本经济实现复兴并走上高速增长道路，自民党也从1955年起成为长期执政的政党。吉田茂等一批保守政治家坚信，只有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绑在一起，跟着美国走，日本才有未来。事实上，战后日本重新崛起的过程，也是日本全方位向美国学习、一切“向美看”“对美一边倒”的“美国化”过程。在美国提供的保护伞下，日本得以专注经济建设，并尽情分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科技进步成果，从而于1968年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实现了经济赶超。

历史的发展总是惊人地相似。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在世界性的日本讴歌声中，恰似日俄战争后急剧抬头的“日本主义”重演，创造了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再次找回了自信，文人政客在诠释经济成功的原因时，“发现”并高度评价了深藏于经济背后的日本独特文化即文明的力量和价值，燃起了日本文明向世界撒播的使命感。的确，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人度过了一段开心畅怀的美好时光，GDP景气、日元升值、海外游热、“购买美国”风潮、国际性“日本学”研究的兴起，如此等等，人们坚信“21世纪是日本世纪”，石原慎太郎等按耐不住内心的激情，发出“对美国说‘不’”的强大声音，这是当时的日本人踌躇满志心态的真实写照。

然而，历史又是残酷的。过度自信和高估自我文明的价值必然要付出代价。进入20世纪90年代，80年代的“繁荣”所积累的深刻社会矛盾终于爆发。面对“失去的十年”或“停滞的二十年”的严酷现实，飘飘然的日本人恢复了冷静，“反思”和“改革”成为20年来社会的主旋律，盛极一时的日本文化优越论很快就失去听众和市场。从文明论的视角观察这一现象不难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抬头的具有“脱美”指向的文明观在划了一个圈后，崇奉现实主义的日本似乎又返回到“入美”“跟美”的原点，时下安倍政府的治国理念及其推行的“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携手”的价值观外交便是明证，尽管其骨子里的日本精神并不会轻易改变。

在近代前夜德川幕府统治的中后期，原本“以中华为是”的日本传统文明观，因中日国情变化和西学东渐而发生严重动摇，但根基尚存；1853年“佩里叩关”揭开了日本近代的序幕，引起了史称“脱亚入欧”的第一次文明观转换。“脱亚入欧”的日本打败中国和俄国，成为雄踞世界东方的“一流”帝国，由此自恃东西文明兼容并包，是现实的东方文明的代表者，进而在军部法西斯掌控国家后，更以神国论作为包装，把所谓代表东方的日本文明进一步打造成至善至美的“皇国文明”，导致了可称作“脱欧归日”的第二次文明观转换，并在“皇国观”和皇国梦的驱动下，发动了旨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和“共荣圈”的“圣战”，直至以失败告终。战败以后，日本被迫进行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同时接受了一次摈弃皇国观和“脱日入美”的洗脑，从而发生了第三次文明观转换，这一转化虽曾一度出现过反弹，但其文明观迄今依然在这一轨道上行进。在日本的三次文明观转换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尽管每次“转换”都具有某种“质变”的性质，但新的文明观的确立并不意味着传统文明观的泯灭。历史证明，每当日本的“入欧”“入美”取得显著成效之时，往往也是其“发现”传统、甚至拾起糟粕作“精华”、试图“再造”独自文明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