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向春：宋龙舒郡斋刻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珍赏

作为一位政治家，王安石无论是在其生前身后，都备受争议。但作为一位文学家，毫无疑问。王安石是成功的，在这一领域，他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乃至于被后世认定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至今影响未歇。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文集在其故后不久，即整理成集付梓。而后世于此，更是频频翻刻，流传至今，版本繁多。但其中最有意味的，则莫过于现今藏于上海博物馆中的南宋龙舒郡刻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残本72卷。

王安石的诗文总集早在北宋来年的徽宗政和年间，就由政府下诏结集。最初应是由其门人编订，而由薛昂奉诏编校的，但此本存在大量误收及漏收的现象，是否曾经刊刻，现在也不能确定，总之，此本早已不传了。之后应该陆续有别的本子问世，如宋高宗绍兴十年，临川郡守詹大和就是在以往闽、浙二本的基础上校订重刊了《临川集》，并由黄次山作序，这就是传世的临川本。至绍兴二十一年，王安石曾孙王珏在担任两淮西路转运司时，又根据薛昂编校的遗稿及王安石亲笔刻石等内容，再参校各本，又重新刊刻行世。此即传世的杭州本，其版式为左右双边，半叶12行，行20字，偶有21字。詹大和刻本到明朝时曾被覆刻，王珏刻本在元明也均有递修和补刊，像元人危素就曾收集诸本，增补校订，集成若干卷，吴澄为之序。不过，这个元本也已经散佚不存了。而此集的名称也逐渐由最初的《临川集》演变成了《临川先生文集》。现在流传较多的本子有明嘉靖十三年刘氏安正堂本、嘉靖二十五年应云鸑据安正堂本重刻本、嘉靖三十九年何迁据应本重刻本、万历四十年王安石二十二世裔孙凤翔据何本整理之《王临川集》等。但这些本子，包括《四库全书》本，实际上都是渊源于杭州本。

此外，还有“龙舒本”一种。龙舒郡即今安徽舒城，“龙舒本”原书标目为《王文公文集》。杭州本王珏跋文中有“比年龙舒版行，尚循旧本”之语，说明龙舒本刻于杭州本之前。国内现存之龙舒本原藏于清内阁大库，光绪末年转入宝应刘启瑞氏食旧德斋，残存72卷。’此本外，又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残存卷l至70。这一版本宋以后未见翻版，传本几绝。现存世两本除去重卷，恰可得一完书。1962年中华书局以食旧德斋原藏本影印卷为基础，缺卷以北京图书馆藏日本东京宫内省图书寮藏本照片补足，出版刊行了《王文公文集》。据此影印本卷前赵万里所撰《宋龙舒郡本王文公集题记))：“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宋以后未见翻版，传本几绝。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根据徐森玉先生倡议，先将傅沅叔先生生前从国内藏本拍摄的玻璃片制版影印，尚缺一二十四卷，恰巧北京图书馆从日本东洋文库得到前七十卷影片，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因向北京图书馆转借补印，延津剑合，全书告成(现在仅总目卷上缺第一至四叶，卷九十三缺第八叶、第九叶，卷九十四缺首叶)。”可知这一影印本的问世，是出于文博界耆宿徐森玉先生的推毂建议的。今年正逢徐森玉先生冥诞120周年、辞世40周年之际，故特草此文以为纪念，不仅以此书为海内孤本也。

龙舒郡本的珍贵，日本岛田翰曾经有所论及，据缪荃孙《艺风藏书再续记》卷7中转引，他说：“日本图书寮有残宋本《王文公文集》，今存七十卷，佚其诗集数卷而己。而今本所佚之文，多至四十七篇。陆存斋《群书校补》据((宋文鉴》、《宋文选》、《播芳大全》、《能改斋漫录》，以补明覆詹本之缺，尚不过十余篇，与此本多寡不侔矣。昔政和中开局编书，诸臣之文，独《临川集》得预其列，而门下侍郎薛昂肇明实主其事。此书依其同异考之，盖肇明所编次也。卷一至卷八书，卷九宣诏，卷十至卷十四制诰，卷十五至卷二十一表，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启，卷二十五传，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三杂着篇，卷三十四、三十五记，卷三十六序，卷三十七至卷五十一古诗，卷五十二至卷七十律诗。半版十行，行十七字。‘桓’、‘殷’缺末笔，于‘构’字下注云‘御名’，则此书高宗时依薛本所入梓也，并王珏所未见矣。日本岛田翰跋。”这段跋文写的很详尽，但他推断此本是“依薛本所入梓”，恐怕只是悬拟之辞，不一定确当。日本藏的这部，<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卷4集部别集类“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十四册”条著录的很详细：　“宋刊本。前后无序跋，不题编者名氏。现存七十卷：一至八，书；卷九.宣诏，卷十至十四，制诏；卷十五至廿一，表；卷廿二至廿四，启；卷廿五，传；卷廿六至卅三，杂著；卷卅四、卅五，记；卷卅六，序；卷卅七至五十一，古诗；五十二至七十，律诗。其诗文间有今本佚载者。左右双边，每半叶十行，行十七字。界高六寸七分，幅五寸。版心上鱼尾下记‘文集几’，下鱼尾下记丁数、刻工名氏。卷中遇‘构’字，下注、御名’。则刊于南宋南渡之初。雕刻至佳，每册首有‘赐芦文库’印同，首尾捺‘金泽文库’、　‘心华藏书’印，又卷廿九、卅三尾捺‘颜氏家藏’印。”又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一书中曾详细介绍过此书在日本的递藏过程，今迻录如下：“此本系日本中世时代金泽文库外流出汉籍之一种，首尾有‘金泽文库’楷书长方墨印，后归丰后佐伯毛利高标所有。仁孝天皇文政年间(1818-1829年)由出云守毛利高翰献赠幕府，明治初年归内阁文库。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由内阁文库移入宫内省图书寮(即今宫内厅书陵部)。卷中有‘佐伯侯毛利高标字培孙藏书画之印’朱文方印。每册首有新见正路藏书印‘赐芦文库’长方朱印，卷二十九与卷三十三尾，有‘颜氏家藏印’朱文力印。”这段记载，对于我们了解日本藏残本的源流很有帮助。可惜的是，关于此书的卷数，严先生却说“是集本一百二十卷，此本今《序》与《目》缺，存卷一至七十。”显然，他对于自己所列为的参考书目的<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并未仔细看过，而同样为他所参考的董康《书舶庸谈》中，也只是说不知其原来卷数而已。

国内所藏这部，当以傅增湘的几次题跋所述最为明晰，其《藏园群书经眼录》卷13“王文公集一百卷”条(存七十六卷又目录二卷)著录云：“宋刊本。千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刊工姓名……宋讳‘完’、‘慎’不缺笔。此书字体朴厚浑劲，纸细洁坚韧，厚如梵夹。每叶钤‘向氏珍藏’朱文长印(楷书)，纸背为宋人简启，多江淮间官吏……”同卷中“王文公集一百卷”条(存卷一至七十)又比较了中日所藏两本的优劣：　“余故人颖川君居江淮之交，家藏《王文公文集》，其版式、行款正与此(按：指日藏本而言)同。然余以为视此可贵者有三：原书楮墨精湛，且纸背皆宋人交承启札，笔墨雅丽，真可反复把玩，此可贵者一也。寮本无序目，于是谈者妄生揣测，以为即真赏斋之一百六十卷本而佚其半者。此本目录完全，仍为一百卷，不过次第与绍兴本异耳。而积疑赖此尽释，此可贵者二也。寮本缺七十以下各卷，此本缺四至六、三十七至四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九，共缺二十四卷(按：据此则缺二十三卷)，而七十卷以下完然具存，正可补寮本之缺，且必有侠文出罗钞之外者，此可贵者三也。”其中所述的三可贵者，尤以第一条值得详细一说。

宋版《王文公集》已成稀世之珍，而沉埋在书叶内的宋人墨迹更属宝中之宝。据统计，此书现存共计900余叶，其中旧纸印者780余，包括宋人书简300余通，另绍兴三十二年、隆兴元年间公牍50余件。而宋人手迹除此之外，全国现存，包括台湾在内，总计不及百通，则这批墨迹之宝重可以想见。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本卷末，仅仅附录12幅函件的图片，虽可作一脔之尝，但实在不能餍研究者之意。所幸现存所有函牍部分，已于1990年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名之日《宋人佚简》，沾溉学林，为功不浅。而这780余叶中，每叶均钤有“向氏珍藏”朱文长方印记，可知其为向氏旧藏。据汪桂海《宋代公文纸印本断代研究举例》一文云，他曾统计出现存公文纸印书79种，而估计大概存世约百种左右。又云宋代公文约保存十年左右便行处理，其法有二，一则归官用，再以余者售予民间。则此书的用纸，必是当日公牍废弃处理后为向氏所购置者。而已故文献学家顾廷龙以为此书为龙舒官刻之本，恐怕也不一定正确。至少，不能以其采用旧公文纸来印刷，就将其作为官刻本的证据。这批函札中，包括有宋人向沟、叶义向、洪适、李若川、张运、吕广问等60余人的书简，其中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其中存有向沟往来函札多通。结合当时龙舒郡服官及寓居之向氏情形，无疑是以向沟最有可能为这批公文纸的主人。向沟，字荆父，开封人。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以右朝奉大夫权知舒州主管学事。隆兴二年(1164年)改提举淮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后历知扬州(乾道二年，1166年)、台州(乾道五年，1169年)、湖州(乾道六年，1170年)、苏州(乾道八年正月，1172年)等府。曾协《云庄集》卷2有《送向兄荆父荆父名沟帅维扬》二首：“宠数频烦色愈温，耐官丞相克家孙。川原迤逦提封阔，旌纛森严上将尊。心识古人风节似，望知前典刑存。春风草绿长准净，眼看频流雨露恩。”　“大父曾开刺史天，固应陈迹尚依然。邦人却怪家风在，故老今推宅相贤。仗钺秉旄仍置使，轻裘缓带更安边。须知此日分忧重，更觉光荣掩后前。”大概可见向沟的家世与生平大概。另在《宋人佚简>署有年月的公牍中，时间上限为绍兴三十二年九月，下限则为隆兴元年(1163年)六月，大约与向沟在舒州任上的时间相当。这或许说明，官员任期之内的公牍文献，该官员可能有保管权，并有优先购买权，所以在其保存期过后便能以之挪为它用。而这些函件、文书上所钤向氏印记，也反映了其本为向氏保存之物这一事实。再据前引王珏跋文中有“比年龙舒版行”句来推断，则现存此本必为后印本，其印刷距版片雕成，至少已经有二三十年之久了。

书背所存的公牍，其实是写在纸张的正面的，其内容多半与酒务有关，不仅可与其它传世史料相印证，还能补充传世史料的不足，为一些研究难点的解决提供线索。而落款所署官吏名衔和所钤官印，又有不见于传世史籍者。所以，这批函牍可供我们从史实、人物、档案制度、公文程序、书法艺术等方面作多方位的研究。以其中所存的尺牍为例，全为当时的书简实物，其形式皆是直行宽距。顾廷龙曾言：“观于书简共六十二人，计在百通……其中有名宦、将士、文人、学者。书简有友谊存问，官场交际。文字则骈四俪六，书法则正书端楷。简纸幅广，行距宽大，为后来所罕见。”但事实上，这种直行宽距与宋人官府中用于奏事的札子相同，也是渊源有自，且这种直行宽距的形式在明清官场上行书牍中照样存在，彭砺志认为，特别是明清规定上行官牍必用馆阁小字，每页六行，其直如弦，这无异于，将这一形式制度化。所以，顾先生所谓的罕见，其实并不算罕见。但无论如何，这些宋代遗存的实物，为我们追溯尺牍形式的变化，提供了最佳的实证。再据彭砺志《尺牍书法中所见平阙书仪及艺术范式》中认为，宋代尺牍有以下特点：一是唐时平与阙的界线至宋开始模糊，阙字内容使用较少，平抬的内容大幅度增加，凡涉及受书人，不管是名称，还是动作，乃至属于自己行为而涉及对方者，也一律平抬书之。二是本属于公牍的状、表、牒、札子与私人尺牍书写形式趋干合一，并守相同的平阙习惯，平抬为常，官牍流于民俗可见一斑。所不同者只是署押多具全衔之官职，具以“右谨具呈”。三是有平出无高抬。又云，宋后尺牍书写形式已经完备，即包括九部分：具礼、称谓、题称、前介、本事、祝颂、结束、日期及署押。彭氏总结的这些宋代尺牍的特点，以此书中所存这些函件对照，无不吻合，不仅可见彭氏立论的精审，更可从中看出这批尺牍存世的标本作用。

再以其中所收洪适之函为例，据宣统元年晦木斋刊洪汝奎《(四洪年谱》卷2所收钱大昕撰、洪汝奎增订《洪文惠公年谱》：绍兴三十二年四月十九日，适除尚书户部郎中，总领淮东军马钱粮。按：此条为钱大昕据《宋史》本传撰。而据此书中所收之函，知本传漏载其曾官员外郎一事。

像这样一部赫赫名迹，它的流传却很黯淡，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流传线索，只是一个大概轮廓，即先为清内府所藏，光绪末年，宝应刘启瑞与吴县曹元忠两人负责清理内阁大库时，为刘氏所窃取，藏诸其家食旧德斋。之后，曾为南浔蒋祖诒密韵楼、南通吴普心思学斋、孙静安等递藏，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转入武进王南屏手中，至1984年1月15日，王南屏夫人房淑嫣为捐赠一事，正式去函上海博物馆，云：“兹有本人家藏北宋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卷》壹件，南宋原刻‘龙舒本’《壬文公文集》十五本(壹件)，自愿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收藏，请予接受是幸。”从此化私为公，宝藏于上海博物馆至今。今考明代《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国史经籍志》中，均无此书的记录，则此书有可能是在万历至清初时期才人藏内府的。而刘氏食旧德斋出售藏品，当在1931年春之后，因此时傅增湘获见此书，尚在刘氏箧中。但这之后不久，此书当即易手。再据原书卷一卷端所钤印记，则入藏吴氏思学斋前，当曾入传书堂中。衡诸蒋氏生平，则此书当为由蒋祖诒售诸吴普心者。今上海博物馆所藏《淳化阁帖》祖本六七八卷，即为蒋氏转让于思学斋者.，则或许这两件宝物为吴氏同时购入，也未可知。而吴氏收藏时间可能不会太久，即转入孙静安之手，又未几，即入武进王南屏之手，直至80年代。

像《王文公文集》这样显赫的钜迹，竟然被人从严扃密锢的禁中携出，说来真是匪夷所思，但刘氏藏品中，得自秘府之物，尚非仅此而已，即以所见藏园记录，即有：1.绍兴本《临川先生文集》残卷，为刘氏赠予藏园者；2.三种宋刻合璧之《欧阳文忠公集》；3.现存台湾的5卷<册府元龟》宋刊残本，是当年刘氏赠予浚仪赵世骏者；4.今藏国家图书馆的宋刻递修本((隋书》残卷；5.宋本《纂图互注苟子》残本，为刘氏赠予藏园者；6.宋本((文苑英华》残卷。7.宋本《后汉书注》90卷。诸如此类，均可窥见当时管理之疏漏。

傅先生“王文公集一百卷”条(存卷1至70)又云“余尝言于东都耆宿，约异时寮本刊行，余当为作缘，俾以目录及后三十卷增入，以尽珠联璧合之美，无使盈盈一水，终古相望，使后人抚卷而增叹也。”事实上，傅先生曾就此事与当时的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反复商讨，据《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民国十九年，第41通，傅增湘致张元济函，闰六月十五日：“附赠《(图书寮观书记》，计不日可到。”第44通，傅增湘致张元济函，八月廿六日：“《王文公集》残本即在大字本欧集人家。昨年在东曾与内藤道及，渠亦拟合印。第数月前有书与之，未见复。馆中能印固佳，但不知寮中肯借否?渠国亦极重视。而颍川君亦颇有居奇之意，恐未易就绪也。若在申照印，而又许之重酬，则颍川固所愿耳。”第49通，十月八日，傅增湘致张元济：“《王文公集》已与其甥言之，约定由侍写信与之，渠再转商。第恐其愿望过奢，又有秘畏人知之意，恐难以就绪耳。此人新来函，言将北来。或面与之谈，较融洽，且可力破其迷惧之念耳。”又据《张元济全集》第3卷《书信》致傅增湘函第200通，民国十九年八月十八日：“《图书寮观书记》亦奉到，谢谢，中纪《王文公集》有颍川君藏宋刻残本，可以补寮本之缺。是书殆为人间孤本，弟极愿为商馆印行。颍川君未知何人?吾兄能否代商，以目录及后三十卷借我?应如何酬报?亦望询示。如能全数借，则我在东京可仅照二十四卷，亦可省却许多麻烦。但必将书携至上海。此等大部书籍，本重销少，无利可图，姑尽流通之责。”又第201通九月五日函：“<王文公集》残刻，寮本借印殊不难。所虑者，借到之后而颍川君所有仍借不到，则印此大部残本之书，殊不值得。未知颍川君希望至何程度?可否乞缮致一函，由敝处派人持往面商?此为流通起见，并无利益可图，并乞于函中叙及之。”第203三通十月八日函：“《王文公集》主人既甚珍秘，不必勉强，姑俟时机可耳。”第204通傅增湘致张元济函，十月十四日：“《王文公集》主人闻将北来，拟乞丐其携来一商何如?”又云：“顷藏书者颖川君之子来见，当-以尊意告之。敝意就此本全照，再以日本本补之，照印《通鉴》办法(补卷另计)，合印分利，或可欣动之，俟其来信再以闻。”二十年三月六日，第206通张元济知傅增湘：“贵友《王文公集》卷数存目收到。据东友复称，须俟《太平御览》照竣方便再请。”至此之后，两人往来函件中再无此书消息，则或许就在之后不久，此书已经为刘氏售出，故而商务之议，遂尔作罢。而今存之中华上海编辑所据以影印的傅氏旧藏玻璃板，则为其售前为藏园所摄者。但无论如何，傅氏这次出版的努力未告成功。直至几十年后，其“以尽珠联璧合之美”的愿望方得以实现，这也是他多年前费心费力所祈望得到的回报。

又有可述者，即《王文公文集》原本现在虽然安藏于上海博物馆中，但这一影印本其实自有其不可替代之作用。据傅增湘记录，此书在他经眼之际，存佚情况为缺卷4至7、37至47、61至69，共缺24卷(按：此处所记缺卷当有误)。存76卷，又目录2卷。现存则为：卷1至3、8至16、21至36、48至60，70至100，又目录2卷，较前佚卷17至24卷。前后相较所缺的这四卷的内容，虽然可以日本所藏本补齐，但其原貌则只有赖此影印本以传了。而尤其令人遐思的是，这散佚的4卷中，不知是否也有宋人手迹留存彳可惜的是，当年藏园仅仅择要拍摄了部分书背的函牍照片，今见于影印本附录的函札总计才有14幅，事实上，只是相当于原书的20面(中有拼合者6面)而已，且都包括在现存函札之中。所以，这四卷书背上究竟是如何情形?恐怕只能是不解之谜了。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当年此书存于食旧德斋之时，应该尚为宋代原装，也就是赵万里在《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题记》中所说：“蝶装广幅，纸萤墨润”，但现存之本，则因当年影印《宋人佚简》拍摄之需，全书被拆成散叶，至今分装于15盒之内，并未装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