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的书法有灵性、有精气神，古法酿制，功力深厚，余味绕梁，三载不绝。他的书法用笔用墨到位，结字稍逊；笔锋的转、使、顿、提、疾、缓非常清晰。楷书贵在灵动，行书难在沉着，行书有楷意，楷书宜行写；江泽民同志的字用笔细腻精到，婉转流暢，笔法高妙自然生动，灵巧秀美，真是好功夫。江泽民同志的字可谓是大家之作，不仅养眼，且一定极具个性，让人一看便可认知。江泽民同志的书法具有一定功底，主要取法颜体，惯用长锋，使转流畅、自然生动，但结字稍逊，个人特征明显，败笔也常见，均属正常现象。江泽民同志的字，笔锋的使转与顿挫和疾缓关系明朗，这是非书法专业人士题字的优势，所以就站在题字作品角度看来，江泽民同志的书法可大、可小，题字作匾都显得简洁入目，且雍容凝练。中国文字博物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地博物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彭德怀纪念馆沈钧儒纪念馆焦裕禄纪念馆

5年前，考古人员在彭山江口出水大量文物，实证张献忠江口沉银不是传说。5年来，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每一次发掘都有重大收获，让明末农民战争这段隐秘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晰可辨。11月16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遗址最新考古发掘成果。在遗址南北两侧共1000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再次出水了上万件珍贵文物——明代荣王府的世子金印“荣世子宝”惊艳出水；李自成授给张献忠部使用的“永昌督理之印”银印，成为佐证张献忠“永昌大元帅金印”真伪的重要线索；源自明代吉王府的“钦赐崇德书院”铜印，也从长沙辗转来到了四川。此外，还有大量张献忠大西政权铸造的银锭、历代兵器及钱币等文物重见天日。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掘领队刘志岩介绍，此次发掘成果意义重大，大量珍贵文物不仅让与张献忠农民起义相关的这段历史更加丰满，相关发现还对划定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边界，以及认识四川经济史、货币铸造史和岷江内河航运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一睹为快先来看看这些珍贵文物长啥样↓↓↓文物出水现场刻有金堂地名的张献忠大西政权税银刻有新都地名的张献忠大西政权税银烧熔的金银器银饼银鞘百子铳“蜀世子宝”后

编者按：“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清华大学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新时期以来，学校尤其致力于人文学科的溯源与重建。王国维、李学勤二位先生，恰好是前后两个时期清华大学人文学科辉煌成就的代表人物。温故知新，我们特开辟“经典重读”栏目，着重刊发二位先生具有典范意义的出土文献类学术论著，以飨读者。王国维先生著作以《观堂集林（附别集）》为主，李学勤先生著作以《李学勤全集》为主，力图较为全面地回顾二先生治学的成就和特色。此次刊载王国维《说商》，见《观堂集林》卷十二，史林四。《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收录卷次同。说商《说商》书影说商商之国号，本于地名。《史记•殷本纪》云：“契封于商。”郑玄、皇甫谧以为上雒之商，盖非也。古之宋国，实名商丘。丘者，虚也。《说文解字》:“虚，大丘也。昆仑丘，谓之昆仑虚。”又云：“丘谓之虚，从丘，虍声。”宋之称商丘，犹洹水南之称殷虚，是商在宋地。《左传·昭元年》:

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因古代初七前后的夜晚，妇女会在庭院向织女星乞求智巧，故又称“乞巧节”。不论是七夕，还是乞巧节，总有一个人物、一段故事，让人传说。这便是我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的牛郎织女故事。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说汉朝的少女们常常七月七日在开襟楼拿丝线比赛穿针孔，当时的人们纷纷效仿，南朝梁宗谋的《荆楚岁时记》也记载了南朝妇女七夕穿针乞巧的民俗。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说，到了七夕，宫中嫔妃们要祭祀牛女二星，并对月比赛穿针，民间百姓也效仿他们。元陶宗仪《元氏掖庭录》也说，七夕，宫女们比赛穿针引线，先完成的就是“巧者”，大家要凑钱奖励巧者。随着社会的发展，七夕“乞巧”的习俗已经逐渐消失了，但它却更多了爱情的味道。如今，“七夕”被誉为中国的“情人节”，

三国时期学术，迄今学者较多讨论以《老》、《庄》解《易》的王弼、何晏之学，对于蜀汉学术，探讨者则不多见。蜀汉乃一代雄主，三分天下，鼎有一足，其英雄名垂青史，事迹累代相传，学术文化也有史可考。然而，何以蜀汉学术较少为学者所论呢？究其原由，不外乎三：其一，蜀汉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占据过全中国的整体优势，虽号称汉家宗室，自居王朝正统，但毕竟不如曹魏“篡汉”成为真正的中原王朝正统，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不能够代表王朝正统。其二，曹魏恢复垂三十年失其官守的学官制度，立经古文学十九博士，超过汉代，学术于时之盛自可想见。而蜀汉所置博士，有史可考者二三而已。孙盛说：“蜀少人士，故(许)慈、(胡)潜等并见载述。”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三，蜀汉人士既不多，加之积年不长，传授相承之基尚未根深蒂固，很快便为司马氏所灭，而又紧接入于晋世，使师承为之中断，文籍为之散佚，因而学者论著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令后来学者难以评论，甚至不足称述。除此而外，还有一点应引起注意，那就是，魏晋之际乃是中国学术的转变时期，学术以玄学为前锋，突破了传统的经学理论与方法，终成潮流所向，而蜀汉学术未能达于此境，不能进于主流。所以，蜀汉学术历来较少为学者探讨，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蜀汉学术乃是整个三国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谈论中国学术史自不能没有蜀汉。再者，蜀汉学术承世之变，在若干方面反映了当时学术思想的变化，固有其不小的研究价值。最后，三国时期在巴蜀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在多方面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学术上同样如此，对于晋时巴蜀的学术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所以，对于蜀汉学术实亦有深入讨论的必要。由于书阙有间，载籍不丰，本文仅对蜀汉学术诸流派及其承袭变化关系作一初步探讨，求正于博学君子焉。将《三国志·蜀志》诸学者传与《华阳国志》中的《先贤士女总赞》和《后贤志》对读，参考其他相关载籍的记述，可以大致考析出蜀汉一代学者的基本情况。从群书可见，蜀汉学者有传或虽无专传却史留其名者，约有三四十人之多，其中多数人身处三国时期，少数人虽后入晋世但学有成就在蜀汉季世，所以讨论学术尽可归入蜀汉。依据诸书的记载，兹将蜀汉学术划分为6个流派，即：谶纬之学(内学)，儒学(不明今、古文学者以及综合汇通者归入此类)，经今文学，经古文学，史学，文辞。其中一些学者，学兼数家，号为“通儒”，则分别列于各家之下。另将法家之术附记于后。1.谶纬之学(内学)谶纬为东汉一代显学，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哲学基础，其余任何学问无出其右者，尊为“内学”，诸经则被称作“外学”。蜀汉承汉世而来，谶纬之学自然盛而不衰。据《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记载，蜀汉群臣上言刘备称帝，“前后上书者八百余人，咸称述符瑞，图、谶明征”，太傅许靖、军师将军诸葛亮等蜀汉显要亦名列其中。这自然是王莽以来改朝换代的惯伎，完全出于政治需要，未必均能指为谶纬学者。不过，蜀汉确有相当部分的学者精于图谶纬学。从史籍的记载分析，蜀汉通谶纬的学者多为巴蜀本土籍人士，显然与巴蜀传统文化有关，并且这些学者对于强化蜀汉的政治舆论起了不小的作用。据史籍所记，蜀汉学者中有如下精通谶纬的学者。杜微，字国辅，梓潼涪人，学于广汉图谶方术大师任安，为一时名士。周群，字仲直，巴西阆中人，与其父周舒、子周巨，三代均为有名的谶纬学家。张裕，字南和，通晓谶纬，“亦晓占候”，天才过于周群。杜琼，字伯瑜，蜀郡成都人，受学于任安，精究任安之术，“通经纬术艺”，为一时名士。但“不教诸子，内学无传业者”。何宗，字彦英，蜀郡郫县人，“通经纬、天官、推步、图谶”，与杜琼同事任安“而名问过之”，亦一时名士。许靖，字文休，汝南平舆人。曾与诸葛亮等上言刘备称帝，称引图、谶、纬书自如。许靖少年即知名于中原，学识颇广，与王朗深交。按汉魏之际风气，他既称引谶纬自如，必通其学。秦宓，字子来力，广汉绵竹人，蜀汉有名的学士。他在答广汉太守夏侯纂问时，熟练引述纬书《河图括地象》和《春秋命历序》，必精于此道。尹默，字思潜，梓潼涪人，是有名的经古文学家。又通谶纬，曾与谯周等上言刘备称帝，大量引证《河图》、《洛书》和谶纬之书，以纬书中带有“德”、“备”、“玄”等字眼的文句，以及星象物候的变化等作为符瑞之征，劝刘备登帝位。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常问于杜琼，颇晓星占，精隐语，通预言，颇常应验，时人疑其“以术知之”。以上12人，乃蜀汉学者通谶纬之学而于史可考者。2.儒学自西汉晚期成帝时刘歆校书以后，儒家学者中逐步形成经今、古文学之分，均各有师承和家法。经今、古文学虽同奉儒家经典，但两者在旨趣、方法和目的上却大相径庭，经今文学重在“通经致用”，经古文学则重在“通经识古”，而两者所传典籍也完全不同。一般说来，根据学者师承、著述以及所传授的内容，可以分辨出属于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对于没有著述传世和不明师承的儒家学者，以及博综经今、古文学的学者，这里只能暂称为儒学。蜀汉以儒学著称的学者有如下数人。许靖，汉末即知名于世，刘璋时由交州入蜀，刘备时为太傅、司徒。虽然史籍没有明确记载许靖所学，但《三国志·蜀志·许靖传》记载他“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则显示出他对儒家经典有精深研究。所谓“清谈”，又称“清言”，是魏晋之际承东汉“清议”风气而来的一种经学辩论方式，曹魏王弼、何晏、阮籍、嵇康，以及西晋向秀、郭象等玄学家，即以“清谈”著称于世。许靖既然“清谈不倦”，按照魏晋语词含义，所谈必为儒家经典，虽不必为玄。故知许靖善儒学。五梁，字德山，南安人，以儒学节操称名于世，其通经情况则略无史传。王长文，字德隽，广汉县人。《华阳国志》本传载于《后贤志》，是魏晋之间人。据任乃强先生《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王长文所卒之年当在永宁元年(301年)，“时年六十四”，则当生于蜀汉延熙元年(238年)，蜀亡时26岁。据常志《后贤志》，大同(晋统一)前王长文“治五经，博综群籍”，学业已臻成熟。再据《后贤志》本传，人晋后王长文讲学，“著《无名子》十二篇，依则《论语》，又著《通经》四篇，亦有卦名，拟《易》、《玄》。以为《春秋》三《传》，传经不同，每生讼议，乃据经摭传，著《春秋三传》十三篇(有本作“十二篇”)。又撰《约礼记》，除烦举要，凡十篇，皆行于时”(《晋书》所记略同)。由此可以判言，王长文是一位博通经今、古文学的学者。五经，指儒家经典《易》、《书》、《诗》、《礼》、《春秋》，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为今文经学，宣帝时五经共置十二博士。王莽时曾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等古文经博士，东汉初年即予取消，复立今文《易》、《书》、《诗》、《礼》、《春秋》等五经博士，共置十四博土。不过，自马融、郑玄以古文遍注群经以后，古文不论在朝中还是民间都得到日益广泛传播，若仅说五经而不说注家，就分不清是今文还是古文。所以，《华阳国志·后贤志》所说王长文“治五经”，不明注家和师承，就不知是指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只能笼统称为儒学，不过，王长文应是今、古文兼治，这从他治《春秋》三《传》可以得到理解。《春秋》三《传》是《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的合称。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来，《春秋》只立《公羊传》于学官，为今文经，宣帝时立《谷梁传》于学官(崔适《春秋复始》认为《谷梁传》为古文经，或云《谷梁传》未立为博士)，王莽时曾立《左氏春秋》为博士，东汉光武帝时废，不久复立而又废，此后未曾再立于学官。所以，蜀汉王长文治《春秋》三《传》，必然是今、古文兼治，不分派别。《后贤志》本传说他“以为《春秋》三《传》传经不同，每生讼议，乃据经摭传，著《春秋三传》十三篇”，也表明他不受今、古文间的派别局限，直接根据经典本义传经，以平今、古文间的“讼议”，从而达到汇通与综合。《后贤志》说他早年即“博综群籍”，博综二字正是对他综合治经的恰当概括。寿良，字文淑，蜀郡成都人。《华阳国志》本传亦将其载于《后贤志》，也是由蜀汉入晋者。据任乃强先生考证，蜀汉亡时寿良年事已高，其卒当在太康末，年近七十。以此推算，寿良当生于建安末至黄初年间，青壮年时正值蜀汉盛世。《华阳国志·后贤志》本传记载寿良少时“治《春秋》三《传》，贯通五经”，其贯通今、古文经的情况，当与王长文相同。任熙，字伯远，蜀郡成都人，汉大司农任日方之后。《华阳国志》本传亦将其载于《后贤志》。任熙年六十九卒，当在太康以前，则出生于建安末叶，为官梓潼令以前皆在蜀汉之世。任熙“治《毛诗》、《京易》，博通五经”。《毛诗》为古文，《京易》(《京氏易传》)为今文，也是经今、古文学并治的一代儒者。胡潜，字公兴，魏郡人，“不知其所以在益土”。虽然胡潜“学不沾洽”，史籍也没有明文说他所治为何，但从其“卓强识，祖宗制度之仪，丧纪五服之数，皆指掌画地，举手可采”，又从“先主定蜀，承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与许慈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来看，应为儒家学者。自汉末董卓之乱以来至三国之初，京师太学以及各地郡学一并荒废，蜀地概莫能外。刘备定蜀后，振兴学业，所说学业当然是指两汉时期定于一尊的儒学。所谓“沙汰众学”，当指沙淘儒学以外诸学，仍以儒学为独尊。胡潜既参与主持其事，则必为儒者无疑，但其流派和学术倾向今已不可考。以上6人，为蜀汉时期有名的儒家学者。3.经今文学经今文学是汉武帝以来儒学的主流派，但自西汉末叶以来一再受到非主流派的经古文学的严重挑战，尤其是东汉贾逵、服虔、马融、郑玄等以古文遍注群经以后，经今文学实际上已走向穷途。虽东汉一代古文经未立于学官(仅《左传》短期置博士)，但古文学家任今文学博士者却屡见不鲜，加之建安之后近三十年博士失其官守，因而今文学更加衰微。巴蜀地区的儒学，蜀汉以前也以经今文学为主流，“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按：此指古文经学)”，郡国之学以教授今文为主流，有其相当深厚的基础。所以当三国时期经古文学再起而中兴之际，仍有一些儒家学者专治或主治经今文学，对巴蜀经今文学传统的一再相传，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蜀汉知名的经今文学家于史可考者如下。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阳人，汉太尉孟郁之族。汉灵帝末为讲部吏，献帝时逃入蜀，刘璋父子以客礼待之。刘备定益州后，拜为议郎，与许慈等并掌制度，后主刘禅时，先后为符节令、屯骑校尉、长乐少府、大司农。《三国志·蜀志》本传说孟光“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是一位典型的经今文学者。杜琼，蜀汉有名的谶纬(内学)家，于儒学则专治今文经学，著有《韩诗章句》十余万言。何随，蜀汉有名的文纬方术家，于儒学则专治今文《韩诗》和《欧阳尚书》。蜀汉一代专治经今文学者，有史可考者仅以上3人。另有一些古文学家同时又兼治今文，附述于下文经古文学各家之后。4.经古文学东汉中叶尤其中平以后，贾、马、郑之学日兴月盛，经今文学日益衰微。及至魏初，“汉家四百年学官，今文之统已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蜀汉的儒学也是完全如此。董卓之乱以来，连年战乱，汉献帝自身难保，朝廷也无暇顾及学官之事，各地学校庠序一并衰废，博士及师、掾也一并失其官守，近三十年间无学业可言。《三国志·蜀志·许慈传》记载：“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所指正是这种情形。再从孟光等人“鸠合典籍”来看，从中平末年(188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刘璋父子据蜀的近三十年间，蜀中的确是学官失守、学业衰废、典籍散失，无学校庠序可言。在这种形势下，昔日学官以授经今文学为主的经师、掾属，已不得其人，或难得其人。另一方面，蜀汉在政治上虽然今、古文学家并用，但在学术上则倡导经古文学。据《三国志·蜀志·许慈传》和《尹默传》，蜀汉所立博士，悉数为经古文学博士，未闻经今文学立有博士。以蜀汉号称汉室正统而言，它立古文而不立今文为博士，实已违背了汉家正统，这应是一时风气所致，也是当时经学演变的必然。以上两点足可表明，蜀汉儒学是以经古文学为主的。事实上，蜀汉的儒家学者也正是以经古文学家为其主流的。蜀汉一代(包括学成以后方入晋世者)，有史可考的知名的经古文学家(包括兼治经今文学者)有近二十位，几占知名学者的半数。兹分述于下。许慈，字仁笃，南阳人。师事古文经师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郑氏学是指郑玄所注群经之学，以古文为主而兼采今文。郑玄遍注群经，许慈既善郑氏学，则其所治《易》、《尚书》、《三礼》、《毛诗》，必为郑氏所注，而为刘熙所传，故为古文学家。至于《论语》，则本无今、古文之分，它是当时郡学县校的必授之书，未置博士，博士可以兼授而无专授者。许慈治《论语》，当属其讲授之需。许勋，许慈子。《许慈传》记载：“子勋传其业，复为博士。”许勋为博士，是“复为”，而且是传许慈之业，这说明了两点：第一，许慈亦是博士，所以其子传其业是“复为博士”。复者，再也。第二，许慈父子均为经古文学博士，这从许慈“善郑氏学”便一望可知。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汉司空来艳之子。刘璋时入蜀为宾客，刘备定蜀后署典学校尉，后历官累迁，屡废而复起。来敏“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苍》(《苍颉篇》)、《雅》(《尔雅》)训诂，好是正文字”，是典型的经古文学家。来忠，来敏子，“亦博览经学，有敏(来敏)风”，也是古文学家。尹默，字思潜，梓潼涪县人。《三国志·蜀志》本传记载：“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尹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劝学从事。及立太子，以默为仆，以《左氏春秋》授后主。”尹默既从司马徽、宋忠受古学，专精《左传》，又精熟两汉诸古文经学大师注说，历来被认为是蜀汉经古文学家中颇富成就者。尹宗，尹默子。《尹默传》记载：“子宗传其业，为博士。”《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尹默传》也记载说：“子宗亦为博士耳。”显然也是经古文学家。李仁，字德贤，梓潼涪县人，与同县尹默同游学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受古学，以修文自终。李譔，字钦仲，李仁子，少受父业，具传其业，“又从默(尹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逵)、马(融)，异于郑玄。与王氏(王肃)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是蜀汉经古文学家中最富成就者。陈术，字申伯，汉中人。《三国志·蜀志·李譔传》附其小传，称他“亦博学多闻，著《释问》七篇、《益部耆旧传》及《志》”，但失其行事。从附于《李譔传》这一点来看，大概陈寿认为陈术是经古文学者。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其父谯山并治《尚书》，兼通诸经及图、纬。谯周“耽古好学”，“研精六经”，“好古述儒”，“词理渊通”，是蜀汉的大学问家，誉为一代“硕儒”。谯周生平著述宏富，著有《法训》、《五经论》、《古史考》、《春秋然否论》以及史地著述共百余篇。谯同，谯周少子，“颇好周业”，亦为古文学家。秦宓，字子来力，广汉绵竹人，诸葛亮称引为“益州学士”，是谯周之师，而谯周具传其业。《三国志·蜀志》本传记载秦宓辨《帝系》(今文经《大戴礼记·帝系》)“不然之本”，这与其弟子谯周凭旧典驳斥《史记》一样，均出古文家言。文立，字广休，巴郡临江人，“少游蜀太学，治《毛诗》、《三礼》，兼通群书”，累官至蜀汉尚书，后入晋世，是古文学家。司马胜之，字兴先，广汉绵竹人，“学通《毛诗》，治《三礼》”，后入晋世。常曰助，字修业，蜀郡江原人，“治《毛诗》、《尚书》，涉洽群籍，多所通览”，累官至郫令，曾率吏民固城拒守以敌邓艾。王化，字伯远，广汉妻阝县人，“治《毛诗》、《三礼》，《春秋公羊传》”，是以古文为主而兼治今文的儒家学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少学于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累官至黄门侍郎，后入晋世。李宓，字令伯，犍为武阳人，“师事谯周”，“治《春秋左传》，博览五经，多所通涉”，“著《述理论》，论中和仁义、儒学道化之事，凡十篇”。以上18人是蜀汉治经古文学之可考者。从蜀汉学术各流派的情况看，以治经古文学者为最多，这种盛况是前所未有的，足见蜀汉经古文学风气之盛，这应与蜀汉朝廷倡导古文和立古文博士有关。5.史学史学在巴蜀学术中是富于传统的一个门类。两汉时期巴蜀学者撰有不少史学著述，其中不乏优秀史著，如成都人杨终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又著《春秋外传》、《哀牢传》，郫县人何英著《汉德春秋》十五卷，雒人李尤与南阳人刘珍共撰《东观汉记》，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阳城子张、郑廑、尹贡等人分别撰《蜀本纪》或《蜀王本纪》，郑廑又撰巴蜀《耆旧传》，等等。延及蜀汉，著史之风依然风行不衰，不少儒家学者兼治史学，精通《史记》、《汉书》，而撰写地方历史、文化、地理、风俗、人物的传统也得到继承发扬。综括史籍，蜀汉史家及其史著主要如下：谯周，主要史著有《古史考》、《后汉纪》、《蜀本纪》、《三巴记》、《益州记》、《巴蜀异物志》等，尤以《古史考》最为著名，唐代以前一直与《史记》并行于世，颇受历代史家看重。《古史考》是一部颇能反映谯周历史观念的考述性史著，“皆凭旧典”，纠驳《史记》“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以书周秦以上历史的谬误，开后世疑古的先河，具有重要的意义。陈术，著有《益部耆旧传》，其中不少内容为陈寿汲取。杨戏，字文然，犍为武阳人，延熙四年(241年)著《季汉辅臣赞》，是一部有关当代历史的著述，其中的主要内容为陈寿记载于《三国志·蜀志》当中，留下了有关蜀汉的丰富史料。任熙，著有《蜀本纪》。王崇，王化少弟，蜀汉时为东观郎，入晋后为尚书郎，累官至蜀郡太守，著有《蜀书》，“其书与陈寿颇不同”。此书已佚，惟《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载有王崇“论后主”语以及论邓艾、钟会、姜维之际“蜀之存亡未可量”等语，从中可见此书的独到见解。陈寿，蜀汉时累官至黄门侍郎，少年即受学于谯周，“锐精《史》、《汉》”，积累多年。入晋后，取东汉以来各家《巴蜀耆旧传》，合蜀、巴、汉而撰为《益部耆旧传》十篇，又著《古国志》五十篇，最大成就是“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中书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时人亦深赞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以上6人为蜀汉时期知名史家。这些史家及史著，无疑对两晋巴蜀史学的继续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6.文辞汉代盛极一时的大赋，到汉末已然式微，魏晋之际，诗歌、散文有了长足发展，占据了文坛前锋的位置。蜀汉诸儒也承风气之变，继承发扬了汉代蜀中“文章冠天下”的传统，在文辞上颇有成就，著称当世，驰誉后代，其中之皎皎者有郤正、李密、陈寿。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师人，成长于蜀。郤正“安贫好学，博览土贲籍，弱冠能属文”，“性澹伯荣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马、王、扬、班、傅、张、蔡之俦遗文篇赋，及当世美书善论，益部有者，则钻凿推求，略皆寓目”，凡所著述诗论赋之属近百篇。陈寿评论说：“郤正文辞灿烂，有张、蔡之风”。李密素以“机警辩捷，辞义响起”著称，其《陈情表》则是千古相传的佳作名篇。陈寿才华横溢，自来“属文富艳”。《文心雕龙》评论说：“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若疏阔寡要，惟陈寿《三国志》，文质辩洽，荀(曰助)、张(华)比之迁(司马迁)、固(班固)，非妄誉也。”除以上6大学术流派外，另有法家之术在蜀汉皇室研习，附记于下。法家学问及其思想曾风行于战国，极盛于秦代。汉初以后，法家因蒙秦王朝“急政暴虐”恶名，其理论隐而不显，但却渗透到汉王朝的政体、制度、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法家)、王(儒家)道杂之”。“霸王道杂之”，确是汉以来历朝历代最有效的统治手段。蜀汉承汉家制度，自然也是如此。蜀汉以儒为学，学者并不研习法家，但统治者却是儒法并用、外儒内法，需要深研法家之术的。刘备不甚乐读书，但其临终前遗诏后主却说：“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所举书籍7部，有4部为法家，足见重视程度之深，也可见在后主刘禅所习所研之书中法家为数不少，这不正是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吗？诸葛亮治蜀，实亦多采法家之术，所谓“循名责实”，正是申、韩之术的精要所在。但不论先主、后主还是诸葛亮，均不能指为法家，法家之术在他们其实无非是统治之术而已，并无学术可言。以上是蜀汉学术的大致情况。从以上所考，可以看出蜀汉学术的几个特点：第一，谶纬之学长盛不衰，比之东汉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谶纬之学也成为古文家的重要学业，如古文家尹默、秦宓、谯周，均兼治谶纬。而东汉时古文家不言谶，仅今文家习之，光武帝时原想立《左氏》、《谷梁》为博士，却因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当然，从某种意义上看，古文家言谶纬，也可以看作是今、古文逐渐综合或合流的一种趋势。第二，蜀汉史学尤为发达，一枝独秀，而且当代史、地方史所占史著比例最大，这是承袭了汉代巴蜀史学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而谯周《古史考》开疑古先河，创新学术，进于中国史学前锋，意义尤为深远。第三，蜀汉文辞承风气之变，赋体式微，而诗文代兴。但蜀汉文辞显然不如“文章冠天下”的汉代巴蜀，这一点对后世也颇有影响。第四，蜀汉学术最大、最重要的变化，是经今文学衰微，而经古文学兴盛发达，综汇经今、古文学者亦颇有之。这既与当时中国经学变化的风气有关，也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第五，蜀汉儒家学者多有研习《易》者，但不论今文还是古文学家，均不能像中土王弼、何晏之伦，以《老》、《庄》入《易》，故而守成有余，创新不足。以此言之，蜀汉儒学终不能进于中国学术前锋，实乃势所必致。本文原载于《天府新论》2005年第1期。

7月23日，中国国家版本馆举行落成典礼。建设国家版本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国家版本馆是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由中央总馆文瀚阁、西安分馆文济阁、杭州分馆文润阁、广州分馆文沁阁组成。历时三年建设目前均已竣工，将全面履行国家版本资源保藏传承职责。国家版本馆是新时代的国家文化殿堂，也是传给后世的文化宝藏。全国四馆，在四地同步举行落成典礼，这样的规格实属少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民族文化极富韵味。国家版本馆的落地，不仅能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能增强文化自信。它们在收藏藏品的同时，还承担着中华文化基因种子库和版本资源异地灾备中心的重任。实际上，许多人知道“国家版本馆”的名称，却不太了解它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所谓“版本”，最初指同一书籍的不同印本，后来又指同一类事物在不同介质上的体现形态。所以，古今中外一切载有中华文明印记的各类资源，都可以称为版本。比如，古籍、青铜器、图书、报刊、钱币、粮票、手稿等，你能想到的此类，大抵都算是版本。简而言之，版本就是记录历史、见证文明的“金种子”。而版本馆，是国家站在文化安全和文化复兴战略高度上谋划的用以存放保管文明“金种子”的“库房”，也称中华文明种子基因库。在功能上，它将古今中外载有中华文明印记的各类版本资源纳入收藏范围，是集展览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多种功能形态于一体的综合性场馆。杭州国家版本馆作为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和版本资源灾备中心，将古今中外载有中华文明印记的各类版本资源纳入收藏范围，共分为十大类。时间维度上，包括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以来产生的古籍和近现代版本资源；地域维度上，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亚洲乃至全球中华版本资源；语言文字维度上，包括载有中华文明印记的汉文、少数民族文字、盲文和各种外文版本资源；类型维度上，从正式出版物版本扩展到印刷版本、特殊版本和数字版本等。根据国家版本馆建设总体要求，杭州国家版本馆开馆前先征集藏品200万册（件）以上，通过单位呈缴、社会征集“双线”并进的方式，开展版本征集工作。通过单位呈缴，已接受省级有关单位和各市呈缴版本约80万册(件)。社会征集的主要方式是捐赠和寄存代管，寄存代管即所有权仍归藏家，版本馆代为专业保管。浙江自古文化昌盛，珍本善本藏于民间。启动开馆筹备以来，不少民间藏家将藏品捐赠和寄存代管给版本馆，目前，已接收到的珍贵藏品包括1000多册系列版本《共产党宣言》；茅盾书信手迹、钱学森信札等名人信札版本；五代雕版《陀罗尼经咒》、吴越国时期“雷峰塔经”等珍贵古籍版本以及黄明明、汪飞白等名人后裔，许庆瑞院士、巴德年院士等专家学者，娃哈哈、华为、阿里巴巴等企业捐赠个人著作、签名本图书、芯片代码、冬奥会火炬等珍贵版本。

Chin）向公众征集对此解决方案的意见时，回复如雪片般飞来。参与这项协议的人们预感到可能会有一些反对意见，但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用萨诺夫的话来说，“极端的反对和恐慌”（parade

(唐)释实叉难陀译蒙古宪宗六年至八年(1256-1258)京兆府龙兴院刻本31册

万寿润公禅师语录三卷

《女医明妃传》中，允贤以医婆的身份入宫为太后治病，在太医和民间征召的名医们一筹莫展之时，运用祝由术治好了太后的头痛病。今天在正规的医疗体系中已经见不到祝由术了，但在医史文献和民间传说中，关于祝由术的种种故事和传闻时有出现。一些道观的书店里，偶可看到线装的《祝由十三科》出售，里面的符咒充满了神秘。一

三星堆的发现，一次次让我们感到震颤：青铜器诡秘的造型，内涵的不可思议……古蜀人用他们的智慧一次次考验着我们的理解能力。新近出土的一件青铜神坛，数月来我曾多次往现场观摩，已经受到了它强大引力的感召。最近这件神坛已经由8号坑中取出，多角度拍摄的图片让我们观看到许多的细节，尽管没有直接的观察，但脑子里留存的印象却也非常深刻。神坛出土现场这尊神坛共3层，上部有神兽，下部是台基，中间部分是一组铜人像。古蜀人精致的制作，还有完美的创意，再一次震撼了人们。关于这座神坛的大致情形，我们看到了媒体的粗略描述和有的研究者如卜工先生的初步记述，我先将这些资料在此简略作个叙述。卜先生说，8号坑出土结构复杂的神坛让人耳目一新，可以看出其结构大致分为三部分，最下面是方形台基，方形台基上有12个小人，分为3组，每组4个人，动作和服饰各异。有的是跪坐的，脸朝外，双手呈持握姿态。每一面中间各有一个坐姿人，发型和身上的衣服都很特别。另外还有4个人跪在立柱上，肌肉很强壮的样子。有四人扛着轿子一样的东西，上面抬着小神兽，小神兽的尾部和胫部之间还有一个人跪着，但这个人从腰部以上残断。这座神坛的完整高度，应该在1.55米以上。卜先生还特别提到，8号坑中至少有2个神兽的个体，一在神坛旁，另一在神坛之上。神兽四腿粗壮如柱、大耳垂肩，与大象极为相似。神坛上被抬着的神兽，可以断言是大象。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大量象牙，说明了古蜀先民与大象的不解之缘，考古也应当会发现大象的雕像（卜工：《吹尽狂沙始到金》，红星新闻

摘要：文章对冬笋坝墓地56件出土战国时期器物上的60种巴蜀符号进行了整理归纳，并与临近的巴蜀文化墓地出土的巴蜀符号资料进行了对比研究。冬笋坝墓地出土巴蜀符号在种类上与峡江地区的巴人区出土巴蜀符号具有较多的共性，同时也有突出的自身特色。冬笋坝墓地与涪陵小田溪墓地、开县余家坝墓地、云阳李家坝墓地、宣汉罗家坝墓地之间关系紧密。同时，据冬笋坝出土铜器符号的组合来看，其与成都平原交通与文化联系是紧密的，文化上也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冬笋坝墓地居民在巴蜀文化交流的廊道上起着重要的联接作用，但不是战国中晚期阶段巴人的中心性聚落。重庆冬笋坝墓地是一处最早经过考古发掘的巴蜀文化的重要墓地。墓地位于重庆九龙坡区（原巴县）铜罐驿镇长江北岸，先由取土烧砖时发现，1954年开始第一、二次发掘，1955年、1957年又进行了第三、四次发掘，共清理墓葬81座，其中有船棺葬具的21座。其后出版了报告《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冬笋坝墓地位于巴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曾被视为巴蜀船棺葬的代表。此墓地与宝轮院墓地的发掘是巴蜀文化科学研究的肇始。鉴于冬笋坝墓地发掘与资料刊布都比较充分，对一个墓地出土的资料进行综合研究有助于我们整体上对巴蜀符号的理解与把握，下文拟对冬笋坝墓地这批器物上的巴蜀符号进行分析。另外，部分出版物如《巴蜀铜印》收录有4件巴蜀符号铜印、《巴蜀埋珍—四川五十年抢救性考古发掘纪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寻巴》各收录1件巴蜀符号器物，据称都出土于冬笋坝墓地，本文也一并进行讨论。冬笋坝墓地出土有56件巴蜀符号器物（表一），并依据笔者意见作断代。到目前为止，笔者搜集到公开刊布材料的有符号的巴蜀器物835件，其中冬笋坝墓地出土的56件，约占总数的6.7%。巴蜀符号的种类有272种，冬笋坝墓地见有60种，约占总数的22%。巴蜀符号总个数2844个，冬笋坝墓地出土的符号个数为156个（有部分器物上的符号模糊不清，暂不能计入，实际数量应大于这个数字），约占5.5%。冬笋坝墓地出土的巴蜀符号的种类较多，但每件器物上符号的组合比较简单。这61种符号中，目前仅只见于冬笋坝墓地的符号有10种，每种只一见：个。冬笋坝墓地的墓葬时代集中在战国中期偏晚阶段与晚期偏早阶段，延续时间不长，对其符号组合的繁简变化过程不便观察。但1-4个符号组合的出现频率明显很高，占半数以上。冬笋坝墓地出土有矛、剑、戈等兵器，其上巴蜀符号形成了不同的组合。这种组合，有的见于不同的巴蜀文化遗址，我们可以据此来观察不同遗址间的关系。

编者按：《石头记》甲戌本的问世，被认为是红学考证派最终代替索隐派成为学术主流的历史转折点。而甲戌本自1927年为胡适意外购得，至2005年被上海博物馆购回，78年的时间中有着诸多曲折。作者李彤先生将此中原委爬疏考证，细加阐述。在胡适先生辞世59周年之际，本版特刊发此文，以飨读者，以慰先生之灵。从哪里来？多少钱买？

上世纪七十年代，甘肃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了数千枚简牍。其中一枚日历简上，第五栏出现了“重节……”的“历注”。“重午”并以“节”称之，这应该是迄今关于端午节的最早文字记载。端午节，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文化圈都有重要的地位。甚至围绕端午属于谁、谁有资格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话题，人们还热闹地吵过一阵。之所以争论不休，是因为端午这个节日本身有许多待解之谜。首先，端午起源于何时，目前仍不清楚。传世文献中最早的“端午”见于西晋周处《风土记》。这是公元3世纪的文献，原书已经亡佚，幸而这段记录保存在唐人徐坚编纂的《初学记》中：“仲夏端午，烹鹜角黍……”。角黍就是粽子。《初学记》还引到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端午源于祭屈原的传说。这个说法在民间影响甚大，但《续齐谐记》是志怪书，写的都是七夕牛郎织女会、重阳费长房登高之类的故事，可爱而不可信。不少学者认为，端午节起源没有早至先秦，但也不会晚至西晋，毕竟文献中能见到东汉时针对五月五日的祭祀与礼仪。《后汉书·列女传》提到烈女曹娥的巫师父亲在五月五日这天“于县江溯涛迎婆娑神溺死”。同书《礼仪志》说“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但这些算不算过节？书里没有明言。其次，“端午”是什么意思，也有争议。《初学记》等训端为始，将“端午”解释为“第一个午日（或五日）”的。也有人反对此说，认为“端”是“正”的意思，并以端午又名天中节、正阳节为证。或又引《后汉书·郎顗传》“阳遂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说东汉时以五月丙午日为“正午”。再者，端午与夏至的关系，也是一团乱麻。各种古书记载的端午、夏至习俗多有重合，例如《荆楚岁时记》说夏至吃粽子，《玉烛宝典》说夏至竞渡。今天各地民俗也有纠葛，比如有的地方端午吃鸡蛋，有的地方则是夏至吃蛋。端午为什么和夏至有许多类似的风俗？学界并无定论。以上这些讨论，各有各的道理，然而文献不足征，谁也说服不了谁。若想推进端午节的相关研究，还得靠新资料。上世纪70年代，甘肃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了数千枚简牍。历经四十年的整理，这批资料终于由上海中西书局陆续出版。其中有一枚编号73EJT24:305+497+498A的木简，看似普通，却有着重要意义。这是一枚典型的日历简，下半截残损，中段被削去一块，上端完整，原应编于一册汉代年历中。这种格式的年历由31支简组成，第一支简自上而下书写一月至十二月，其后30支简，每简最上端书写日期序数，其下分栏书写与第一简中各月对应的日期干支。例如图中这支简是第十八日，它下面第一行的“丙申”是指该年第一个月的第十八日为丙申日，第二行“乙丑”则是第二个月的十八日，余可类推。这种年历除列举日期干支外，还会对一些特定的日期添加注释，称为“历注”。现代日历在日期旁标出节假日，正源于此。这支简出现了两个历注，即第六栏的“八鬼节”和第五栏的“重节……”。“八鬼节”即“八魁”，是个古代历书常见节日，学者多有讨论，此不赘述。这里要隆重介绍的是第五栏的“重节……”。从照片上看，“重节”两个字写得偏右，其左或许还有两字。虽然木简此处被破坏，但这个节日的干支日期可以通过前后月的日期推算出来——是甲午，该月的第二个午日。当时历法以寅月为一月，一寅二卯三辰四巳五午，月份也对应午。午月的甲午日被称为“重节……”，“重”的只能是地支“午”，这和重阳节日月重复阳数九的命名方式一致。“重午”并以“节”称之，这应该是迄今关于端午节的最早文字记载。可惜“重节”后面连字带简都被削去了——不知道会不会是“重节端午”呢？为何会留下这个遗憾，我们稍后再讲，先来说说这则材料的意义。肩水金关的这支木简为端午节的起源提供了新知。经日期推算可知，这份年历的年代为孺子婴居摄三年（公元8年），所以至少在王莽摄政的西汉晚期，西北民间已经有了端午节的雏形。考古发掘的西北日历简数量很多，但此节日仅一见，说明尚不普及。两汉是中国传统节日的“孕育期”，即便当时已十分流行的节日，如伏日、腊日等，日期尚且游移不定，这个原生态的端午节当然更是远未定型了。这个原始的端午节，用的不是五月五日，而是午月午日，而且是第二个午日。前面将“端午”解释为“第一个五日”或“第一个午日”的说法不攻自破。一个月有29至30天，地支是十二个，所以一个月会有两个或三个午日，其中第二个午日一定在五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之间，是正中的午日。“午月的第二个午日”符合“正午”的观念，所以将“端午”解释为“正午”是正确的。这个日子在汉代宇宙观中有特定意义。之所以选用午月的第二个午日，本质上是在当时的干支纪日历法体系中，以尽可能简便的方式选取一个数术内涵和历法关系都尽可能接近夏至的日期。夏至是天文历法意义上的极阳之日，而地支午则在阴阳五行理论中属极阳，午月的第二个午日是理论模型中的极阳日。以这个日子作为夏至日的替代者，既能做到理论上接近极阳的夏至概念，又能兼顾到历日推算的简便，无疑是一种较合理的设定。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后世端午与夏至多有纠葛——它们本来就同出一源。当然，此时端午节远未定型，不排除还有别的择日形式，比如选五月的丙午日或初五日。从现有文献看，端午节逐渐定型为五月五日，大概是在东汉时。从午月午日到五月五日的变化，与历法的变化息息相关。两汉魏晋时期，纪日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干支纪日逐渐被淘汰，数字纪日开始兴起，这必然带来选择节日的变化。比如上巳节，本来在三月上旬的巳日，后来变为三月初三。又如腊日，本来是冬至后的某个戌日，后来固定为腊月初八。端午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由取地支午转为取数字五。为什么会选用五月五日呢？午和五同音是原因之一，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缘由。中国传统历法为阴阳合历，纪月纪日用月亮周期，节气则是太阳周期。二十四节气中，序数奇者为“节”，偶者为“气”，如立春为正月节，惊蛰为二月节，芒种为五月节，等等。由于阴阳步躔不一，节气在各月之序数日期中漂移不定。部分地区大概在由干支纪日向序数纪日的转换过程中对节的选取作了简化——一个朔望月取29.5日，一个太阳月取30.5日，两者相差恰好一日，若正月初一日为正月节立春，则二月节恰为二月二，三月节恰为三月三，依次类推，直到九月节为九月九。后面的三个月大概误差太大，就很少有人算了。这样方便好记，也成就了中国的“重节”传统——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上巳，七月七乞巧，九月九重阳——五月初五五月节也在这一体系内。从历法意义上说，这个日子本质上对应的是芒种而非夏至。这种节的设置，带有明显的阴阳历相互迁就的色彩，体现了中国传统历法中阴阳调和的思想。奇数的节用重节推算方便，偶数的气却不方便，因此也有其他简化方式——例如中秋取秋分所在之八月的中间日十五日。节、气这些概念，老百姓搞不明白，最后干脆都叫节日。很多文明都有于四季各设一个大节的习俗。现已定型的中国传统大节，春节正月初一、秋节八月十五、冬节冬至——夏节原本应用五月气夏至，但中间经历了复杂的取舍过程，最后定型为五月节初五。不过民间还是保留了节日转变过程中的一些痕迹。比如今天仍有部分地区称端午为重午，说明这个节日曾用午月午日。另外还有一些地区将五月十五称为大端午，以十五日对应中气夏至，这和以八月十五对应秋分类似。这支日历简为何被削去一块？又为何孤零零出现在肩水金关遗址的探方中？最后，让我们来还原一下这枚木简的经历，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居摄二年年末的一天，肩水金关的烽火台下。驿马带来一块木牍，交到一位戍卒手中。这是一份官方颁布的“历朔”文件，内容是第二年各月初一日的干支。该做年历了！戍卒取出31支划好格子的木简，先在第一支简上写下月份，再在随后每支简端写上日期，然后依照各月朔日干支，依次推算，写下各月各日对应干支。写好日期，接下来写历注。比如正月以寅日为“建日”，就在正月每个带寅的干支日下写个“建”字。再比如夏季甲子为“八魁”，就在四、五、六三个月中找到干支日甲子，在其下写上“八鬼节”。写到“重节”了，从上至下数五栏，五月午月，再数第二个午日，甲午……写好了。戍卒拿出绳子，打算把年历编起来。突然，他意识到了一个错误——居摄三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闰正月，所以后面的月份顺延了——第五栏不是五月午月，而是四月巳月，节日应在下面一栏，并且不是十八日甲午，而是二十四日庚午。日历已经抄了那么多，全部扔掉太可惜。不过还好，只需替换十八日这一支简。于是他抽出这支错简，将抄错处用削刀毁坏，掰断，随手丢在了烽火台旁的垃圾堆中……公元1973年，一个晴朗的日子，一群考古队员来到烽火台的废墟下。重重堆积的沙土被揭开，这枚木简静静躺在这里。一位队员小心翼翼地捡起了它。在它沉睡的日子里，人间已经度过了一千九百六十六个端午。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20世纪对于先秦文献研究来说，可谓是新资料层出不穷的时代。从世纪之初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开始，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牍，各种载体的文字资料，时代涵盖了商至战国晚期、秦朝建立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为我们研究先秦文献的载体、形式、体例、内容和思想，以及以此作为史料来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提供了大量的且最为直接的宝贵资料。可以这样说，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完全忽视新资料的先秦文献研究，已是不可想象的了。进入20世纪80、90年代以后，湖北荆门包山简、郭店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续问世，学术界迎来了所谓“简帛时代”。李零将简帛上的记载内容，分为档案(官、私文书)和典籍两大类别，而1993年后发现的几宗简牍材料，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中承载的内容，就属于先秦时代的典籍，类似后来经、史、子类的古书。1993年l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郭店一号楚墓M1发掘出804枚竹简。其中有字简730枚，1998年文物出版社已经出版了荆门市博物馆编写的《郭店楚墓竹简》，其内容包括《老子》(甲、乙、丙)、《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四》等十六篇。1994年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两批战国楚简，完整和残断的竹简共1697枚，已经整理编订为9本《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出版，其内容包括：《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从政》(甲、乙)、《昔者君老》和《容成氏》、《周易》、《中弓》、《恒先》和《彭祖》、《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雕》、《柬大王泊旱》、《内豊》、《相邦之道》和《曹沫之陈》、《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季庚子问于孔子》、《姑成家父》、《君子为礼》、《弟子问》、《三德》、《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竞公疟》、《孔子见季桓子》、《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慎子曰恭俭》、《用曰》、《天子建州》(甲、乙)、《武王践阼》、《郑子家丧》(甲、乙)、《君人者何必安哉》(甲、乙)、《凡物流形》(甲、乙)、《吴命》、《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成王既邦》、《命》、《王居》、《志书乃言》、《有皇将起》、《李颂》、《兰赋》、《鹠鹂》、《成王为城濮之行》(甲、乙)、《灵王遂申》、《陈公治兵》、《举治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称》、《史蒥问于夫子》及《卜书》。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是近期最为持续轰动的一批战国古书。根据多方报道，这批楚简是2008年7月15日入藏清华大学的，由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捐赠，自香港抢救回归。其总数为2388枚(包括残片)，形制多样。简长从10厘米至46厘米不等，较长简都有三道编绳，借以固定编绳的切口和部分编绳遗迹清晰可见。在少数简上还有所谓“朱丝栏”，即用红线划分的格线。简上文字大多书写精整，多数至今仍然清晰。自2010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出版，至今已经出版了三册，今后还将以每年一册的速度公布新的资料。据报道，其内容包含63种先秦书籍。已经公布的资料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滕》、《皇门》、《祭公》、《楚居》、《系年》、《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说命》、《赤鹄之集汤之屋》、《祝辞》和《良臣》。这些资料的公布，激发出先秦文献研究各方面持续研究的兴趣，除成果发布会外，自2011年6月召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每年都有多个学术研讨会与之相关，在西方汉学界也反应热烈。此外，之前包山简、睡虎地秦简等其他简牍材料中也有部分书籍的内容。加之“汉初的竹简帛书种种佚籍，大多是自先秦幸存下来的书籍的抄本”，比如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的一批帛书。这些出土文献材料，同样属于战国简帛古书的范畴。为什么战国简帛古书的发现，会不断制造学术研究的新热点，引发学术界如此大的研究热情?从考古学而言，简帛古书仅仅是众多出土资料的一种，但对于文献研究而言，书籍是承载人类思想和文化最基本的载体。如此众多的先秦古书被重新发现，而且是前人未见、未经改动的原貌!这首先意味着，我们能够因此了解到更多的古代思想、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从而更多地体会古人的思想世界、学术原貌，更新、丰富和扩展了我们的既有认识，当然也由此提出更多全新的问题。比如我们以前只知道《老子》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关于宇宙生成的理论。而郭店楚简中另有一篇《太一生水》，也是关于宇宙生成模式的表述。其观点有与《老子》相合的部分，两者的区别也非常明显：“太一”一词不见于《老子》；《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模式和《老子》第42章的宇宙生成模式有明显的差异；此外，《太一生水》中的文风也显然跟《老子》不同。那么这一篇与郭店《老子》一道出土的文献，与《老子》是什么关系?两种宇宙生成模式又有何联系?……诸多问题，至今未能完全解决。儒家是传统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核心之一，但由于缺乏资料，我们对于先秦儒家的许多情况都还是不甚了解的。比如以往我们只能从《论语》和《礼记》当中，略微了解孔子提出“诗教”的内容。上博简中发现的《孔子诗论》，则是之前传世文献中从未见过的孔子论《诗》的资料，对我们理解儒家“诗教”的缘起和发展有极高的价值，也使人们对“孔子是否删《诗》”的探究更加深入。清华简中也有与《诗经》相关的古佚诗，比如类似《周颂》的《周公之琴舞》和类似《大雅》的《芮良夫毖》。前者是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内容的乐诗，后者则是讥讽时政的政治诗。它们的发现，让我们对于《诗经》之外的西周诗乐传统有了更多的认识。又比如，以往我们只大略地知道，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可是先秦儒家在孔子之后如何具体地分化演变，又有怎样的思想发展?我们并不清楚。郭店简中出土了《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四》等儒家文献，学者们认为它们填补了从孔子到孟子这200年间的思想理论空白，这些文献让后人能够管窥孔孟之间先秦儒学的一个侧面。我们以前不解战国时候燕王哙为什么会欣然接受禅让子之的建议?郭店简《唐虞之道》和上博简《容成氏》两篇文献都涉及到了“禅让”“尚贤”思想，可作为“禅让”说在战国前期盛行的一个例证。而它们二者的观念又并不完全相同，反映出战国时期“禅让”学说发展的不同脉络和复杂性。《容成氏》还列举了上古“授贤不授子”的许多帝王名号，其顺序和部分名号且不见于古籍，学者猜测很可能是“有别于炎黄古史传说体系的另一类古史传说，或者可以认为它是在炎黄古史传说体系之前的未经整理加工的原生态的古史传说。”以往我们认为，战国诸子“百家争鸣”反映的是各思想学派之间互相斗争、相互批判的状况。例如传世的《老子》第十九章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主张完全舍弃儒家所谓“圣”、“智”、“仁”、“义”。简文《老子》(甲)的开头却是：“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为弃虑，民复孝慈”，并未将“圣”、“仁”与“义”此类儒家思想的关键词列入其中。这反映出早期儒道两家在思想上并不冲突?还是郭店简主人对《老子》思想的个人改造?是战国时期普遍流行的观念?还是摘抄者的一时笔误?……无论哪种观点，郭店《老子》的出土，都提醒我们，战国时期诸子思想之间的关系，也许远比我们之前了解的来得复杂。战国简帛古书除了让今人对于战国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有更深体会之外，我们还看到，民间社会也自有应付日常生活吉凶祸福、各种鬼怪的种种实用技术方法。《汉书·艺文志》中专有“术数”“方技”两大图书分类，其下又分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许多小类。其中所列的书籍后世多不存，导致我们今天对于当时社会民俗信仰巫术这一块的理解，有很大空白。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湖北江陵九店楚简等多宗出土材料中都发现了《日书》，其主要内容是选择时日、占断吉凶，还包括一些趋吉避凶的风水法术，类似今人仍在使用的“黄历”之类的实用手册。马王堆帛书中又出土了《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五十二病方》、《导引图》，对丰富我们对古代民间社会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此外，又如清华简已公布的内容中还有与《诗经》内容相近的《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涉及商朝故事的《尹至》和《赤鹄之集汤之屋》，与楚国早期历史密切相关的《楚居》，记载上古至春秋时期各代贤臣的《良臣》篇，和类似《竹书纪年》体例的编年体史书《系年》。这些已公布的经、史资料，对原有先秦文献研究是巨大的“原材料补充”。我们能够据此深入研究先秦历史方面的诸多课题：诸如伊尹的事迹，西周政治，楚王早期世系和迁徙路线，夏至战国的历史事件……等等。综上所述，种种这些重见天日的先秦古书，对研究古代的哲学思想、历史文化以及古文献、古文字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学术价值，李学勤先生因此提出这些简帛古书具有“改写学术史”或“重写学术史”的重大意义。而这方面的价值和影响，恐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理解和消化。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基础和重要的方面，包括近期清华简在内的这些战国简帛古书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了“原汁原味”的早期书籍的原貌，让今人“对古书的创作、古书的构成、古书的阅读、古书的解释、古书的选取和淘汰、古书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使我们对于先秦文献的真实面貌有了耳目一新的认识。以郭店简出土三种《老子》为例。三组抄写有《老子》文本的竹简形制不同，甲组39枚，竹简两端呈梯形，简长323厘米，编线2道，编线间距l3厘米，字数为千字略多；乙组18枚，竹简两端平齐，简长30.6厘米，编线2道，间距13厘米，字数约380字；丙组14枚，竹简两端平齐，简长26.5厘米，编线2道，间距l0.8厘米，字数为260字。从形制和字数上彼此有明显差异的三种版本，在个别用字、以及内容的分章和章序上与今本《老子》、以及之前发现的汉初马王堆帛书本《老子》也有较大区别。根据这样的现象，人们不仅发问：郭店的甲、乙、丙三种《老子》，哪一种更接近早期《老子》的原貌?它们中间有最早的全本《老子》吗?如果是不全的文本，那么它们属于《老子》的早期版本(即传抄本)、还是《老子》全文的部分摘抄(摘抄本)?它们与今本之间在文字、内容和次序方面的差异，反映出的是战国时期流行的《老子》的面貌，还是墓主人生前抄录时的个人的整理或改动?……郭店简出土已20年，学界对郭店《老子》的研究虽已成果累累，但仍然有不少问题存在争论。尽管如此，大家对一个问题还是有了共同的认识，那就是：今本《老子》的成书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过程，郭店简本和马王堆帛书本不过是这个成书过程中，我们现阶段通过考古新资料，仅能了解到的两个定点而已。《老子》在郭店楚墓下葬的战国晚期早段就已有比较成熟的文本形式；但文本的定型，到文帝年间(马王堆三号墓的下葬时代，帛书本的时代下限)还未完成。相比之下，尽管帛书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次序颠倒，但是从用字、内容和分章次序来说，要比简本更接近于今本《老子》。我们可以推测，从郭店简本到今本之间，经历了一系列的整理和改造，包括具体文句的添加和改造、一章结构的重新调整，兼具对章序的编次和排定。经过如此整理和改造的文本，肯定已经不是《老子》最初的原貌，但却有着文辞间更圆通的逻辑关系，文句和篇章间更具有机联系，形式上更加整齐，从而成为更具“合理性”的文本得以广泛流传。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易》。马王堆帛书中的《周易》卦序与传世本不同：传世本卦序始于乾、坤，终于既济、未济，其次序与《易传》部分的《序卦传》所传达的世界观性质相符合；而帛书本则纯从形式出发，从乾卦开始，继以否卦、终于益卦，是将八卦的阴阳两组进行交错排列的产物。而且帛书本《易传》部分，虽然也包括了传世本中《系辞传》和《说卦传》的部分内容，但帛书本中占筮的内容更多，语言表达、篇章结构和次序也与传世本存在差异。此外，帛书本中还有例如《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篇、《缪和》、《昭力》之类，是不见于传世本《易传》的内容。这些信息都启发我们，《周易》这本重要的先秦典籍，在其成书过程中很可能存在与传世本不同的流传系统。清华简有好几篇与《尚书》有关——《尚书》内容包括了尧、舜、禹、商汤、周文武、周公、召公等上古圣王先贤的诰命、文告、誓言等等，是现存传世文献中最早的上古历史文献汇编。它也是先秦传世典籍中文本最为复杂的一种，传说有百篇之多，经秦焚书和秦末战乱，到汉初就只剩下29篇，用当时的通行文字篆书／隶书书写下来，被称为“今文尚书”；汉景帝末年，在曲阜孔子旧宅中发现了为躲避秦火而隐藏的《尚书》文本，是用之前的战国文字书写的，比今文多出16篇，被称为“古文尚书”。但这两种文本，后来全都散佚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是东晋豫章太守梅赜(枚颐)所献的58篇《古文尚书》，收录在《十三经注疏》当中。经过宋以来历代学者的不懈研究，证明这个版本并非真正的“古文尚书”，除了保存今文29篇之外的篇章，都是出于后人伪托，故称其为《伪古文尚书》。清代学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是这方面考证的集大成之作，解决了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清华简中与《尚书》有关的内容，无疑为《尚书》文本的形成和流传课题，提供了最新的资料，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比如其中发现了可与传世本《尚书》相对照的《金滕》、《康诰》、《顾命》等篇，文句与传世本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我们由此可以进一步去探索这些篇章形成过程中的不同流传系统。清华简中另有一篇《傅说之命》，其文辞见于先秦文献中多次引用过的《兑(说)命》，但却不见于汉代的“今文尚书”。伪《古文尚书》中也有《说命》三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对照，“除自先秦文献中摘辑的语句外全然不同”。清华简又有一篇《尹诰》，汉代学者郑玄注《礼记》时曾说：“《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伪《古文尚书》中也有《咸有一德》，却亦与清华简《尹诰》文辞相异。那么，清华简的《说命》、《尹诰》是真正古文《尚书》的佚篇吗?伪《古文尚书》与此相异，是否更加证实了在29篇之外的不可据信?此外，清华简中还有《保训》、《耆夜》、《程寤》、《皇门》、《祭公》等此类与周初历史密切相关、文辞上与《尚书·周书》部分极为接近的篇章，其中《程寤》、《皇门》还见于今本《逸周书》。这些篇章是否是原属于百篇《尚书》中的佚篇?还是《尚书》和《逸周书》成书之前共同的“新鲜的原料”?如果是后者，《尚书》与《逸周书》在汇集上古文献时，它们的选编原则和范围又各是怎样的?而跳出《尚书》和《逸周书》的书籍范畴，当时是否存在大量相似体例的此类先秦文献?……综上各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先秦经典，其成书情况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对于这些先秦古书年代的理解，应该分出古书“成书时代”和“思想形成时代”两个不同的层次，前者是指该书文本最后形成、写定的年代，后者是指书中主要思想产生的时代。对于先秦古书来说，这两个年代并不一致，一般来说，思想形成年代要早于古书的成书年代。在传世文献中，也有一例可以证明这个观点，那就是儒家经典“三礼”之一的《礼记》。作为先秦儒家论“礼”笔记和论文的合集，其最终整理成书是由汉初的戴德、戴圣叔侄完成的，一为《大戴礼记》、一为《礼记》。而现在先秦古书的大量发现，让我们看到这并不是孤例。思想形成年代与成书年代的差异表明，先秦古书从思想形成到文本定型，还存在时间不短的成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思想被广泛知晓，同好者抄录并加以整理改造，各种意见、方案流传开来，很可能同时存在好几个传流系统。我们今天所见传世的典籍文本，经过了历史的“淘汰和选择”，可能是当时较为完善的本子，也可能只是当年多个传流的版本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先秦古书并不只有一个作者，也许成于众手，也许是由后世某一人最终写定。在这个最初文本得到不断整理和改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掺入后人的思想与文字内容。从这个角度审视先秦的著作，我们发现，它们的性质恐怕更接近于后世的文集，即使书籍有所谓题名的“作者”，这个“作者”与其说是笔述者、文字的写定者，不如说是思想的发明者。那些题名某子的著作，将其看作某子之学的集合，恐怕更为合适。我们还要看到，我们今天所见的传世古书，在先秦时期，很可能都是单篇流传的，直到战国晚期甚至汉代才被后人汇集成书。比如《缁衣》，现在就至少发现了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香港中文大学所藏简三个不同的战国时期版本，最迟在汉代的时候，这篇文献才被收入《礼记》。上博简中也有诸如《武王践阼》，内容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相合。郭店简中的《五行》篇，又见于马王堆帛书。因为当时曾经有过文本单篇流传的过程，所以我们对于后世经过整理改造形成的古书，甚至应该继续区分出“篇成年代”和“书成年代”的差异。进一步地，我们在讨论某部先秦古书的时候，研究的“单位”不应该首先是“书”，而应该是“篇”，因为“篇”的形成和写定，早于“成书”。先秦时期“篇”与“书”的关系又是如何?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立足于传世文献，自然会思考：传世典籍在选择“篇”的时候，究竟采用了怎样的编选原则和范围?另一角度来看，这么多种简帛书籍，必须承认，其内容大大超出了传世文献所能容纳。它们当时是如何存在、流传和被选择的?已有学者根据睡虎地秦简、郭店简、上博简等的部分内容，提出了先秦“‘语’类文献”的概念，跳脱出类似《论语》、《国语》、《春秋事语》、《孔子家语》等传世典籍的范畴，直接以先秦格言类、对话类、事语类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另有学者在研究清华简的时候，提出了“‘书’类文献”的概念，即“《书》是一种书面作品的形式，是所有宣称为先王演讲的即时记录的文本”，将研究视野直接对准先秦以此形式记录并流传的文献。以出土文献内容和体例所呈现的类别作为研究对象，在此视角下恐怕能够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先秦文献形成和流传的各种情况。这些简帛书籍实物的发现，对原有的文献研究方法同样带来了新的反思契机。一个是对古书的时代的理解。以往学者常以作者的时代与书籍思想内容或文辞的时代特征不符，作为判定“伪书”的标准。而我们现在了解到先秦古书成书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会经历多人多次的整理和改造，会掺入后人的思想和文字内容，那么，能否以其中出现非早期的内容，而全面否定其作为早期著作的性质?另一个，先秦古书在最后写定之前，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成书过程当中。能否简单地认为现在发现的简帛本就是最好、最接近作者原义的版本?恐怕也不行，因为这些简帛本并非作者的“原稿本”，只是传抄本，甚至摘抄本之一，反映的仅仅是文本形成过程中众多流传系统的某一片段，在以此讨论典籍的文本体例、思想内容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其中可能存在的偶然性和非典型性。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战国简帛古书正在更新和改变原有先秦文献研究的对象、课题和研究方法，简帛学正在成为“简帛时代”最重要的学问之一。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关注新问题，跟踪新潮流，同时也需要对新材料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确保新材料的真实性，充分了解新材料的性质、优势和局限，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新材料，参与到“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当中去。注：①本文来自《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1期②来源：文章转载自“历史教学问题”微信公众号③注释从略，可参见原文。

１７世纪４０—８０年代，清朝与沙皇俄国在黑龙江中游雅克萨（阿尔巴津，Албазин）等地发生了一系列军事冲突。在此过程中，一些被清军俘虏或投诚的俄罗斯哥萨克（即俄国史籍中的“阿尔巴津人”，Албазинцы）被迁入北京。在康熙皇帝授意下，把他们编为最嫡系部队—八旗满洲镶黄旗下俄罗斯佐领。

自90年代以来，我就一直在黑龙江省下岬村做田野调查。下岬在哈尔滨市南面大约50公里处，离所在的县城25公里，是个以种植玉米为主的农业村。60年代以前，该村只有北面是耕地，东、西、南三面均被沼泽地环绕。70年代时，这些沼泽地被开垦出来种植稻谷。下岬与邻近的各个村庄相隔1至3公里不等。南面5公里就是黑龙江省与吉林省的界河拉林河。在历史上，这里夏季常常发洪水，村里地势低的耕地总是受威胁。70年代建设的水利网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没有洪水威胁的情况下，下岬有着极其肥沃的黑土地。与关内的农村比较，下岬村的历史非常短，只有大约100年。其实，整个县城也只有这么短的历史。在19世纪以前，这里一直没有人定居。清朝允许人们前来定居之后，下岬的第一批移民在19世纪开始建房居住。这块地方后来就成了下岬村的中心。下岬在20世纪30年代正式成为行政村。从那以后，村子规模不断扩大。集体化时期，下岬村被设为下岬大队，内分4个生产队，非集体化之后它又还原为村。根据1998年夏天的统计，村内有381户，共1492人。不过，对于这里的村民来说，下岬村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其行政功能。这里也是他们生存的精神空间，是他们的本土道德世界。借用Kleinman夫妇的话，在这个世界里，“权力、地位、威望、物质资源、民族认同、社会秩序等等生存的基本要素得到了确实的体现。由于涉及人们的根本利益与价值体系，所有社会行为都与道德有关。”家庭的私人化下岬人所经历的道德变化，最明显的是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转变。父母一代的权力、权威、地位日益下降，同时，年轻一代则日益独立自主。这种变化最早起源于40年代末的土地改革时期。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上述权力关系变化显现在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配偶选择、婚后居住、家庭财产管理、家庭内部关系处理、赡养老人等等。李老汉的自杀以及刘老师从家里被赶出来这两个事件，都象征着在20世纪90年代末，父权作为一种制度在下岬人的家庭里已经不复存在了，尽管在私人与公共领域的许多方面男性依旧占据着中心地位。我们不清楚的是，在两代人之间有着那么严重的矛盾和冲突的情况下，他们将如何重新达到和谐相处。半个多世纪以前，Francis

摘要：近年，随着老年群体权威的丧失和经济能力的减弱，关于农村青年女性婚后夺取家庭内部权力的探讨成为热议话题。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专家、学者都关注到这样一个现象，即在农村家庭中，年轻的儿媳取代老人当家做主。对于这一现象的探讨，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妇女夺权造成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这一影响上，缺失了对农村青年女性这一主体的视角，当把研究视角集中在农村青年妇女身上时，对于夺权的探讨离不开性别的视角：农村的青年女性婚前因性别而遭受到父母的不公平对待，婚后归属感的丧失等都驱使着她们迫切地营造核心家庭的幸福。而且，尽管农村青年女性在婚后权力增加，但是仍然无法挑战传统家庭制度的父居和父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女性并没有从“弱势的从属地位”提升到“强势的主导地位”，只是提升到了“强势的从属地位”。研究缘起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女人的家庭地位从“弱势的从属地位”成功地提高到“强势的主导地位”(王敬、海莉娟,2019)。农村青年女性的“夺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离不开性别视角的探讨及青年妇女性别实践的路径依赖机制。女性的婚嫁是一个经历性别并体验性别的过程,伴随着“从父居”到“从夫居”的这一居住方式改变的是一系列情感、权力的改变。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也与女性在婚嫁前后的居住方式的变化相关,这是一直被忽略的事实,是由社会构建的性别角色规范所导致的。女性很难与这种从属地位相抗争,但嫁到婆家的农村青年女性采取了各种行为来谋求其权力,作为对其从属地位的补偿。首先,在女性从属地位的背景下,婚嫁前后居住方式的改变诱发了女性的归属感和适应性的问题,女性从娘家到婆家的这个过程,往往有一个长达数年的适应期,从原生家庭“脱嵌”到在夫家“立足”的过程中,生育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农村的青年女性对于这种性别不平等地位的反抗,高额的彩礼,对于男性的经济和原生家庭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都是女性对于从属地位的反抗行为。而且,农村的青年女性婚后开始了对家庭内部权力的争夺,在农村地区,出现了青年妇女夺权的现象,这似乎也可以视为对其附属地位的补偿机制。

读古书必须按照古人的语言习惯和用字习惯去理解字义，这是十分明白的道理。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不但初学者往往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和用字习惯去读古书，以致发生误解；就是研究者，甚至是颇有经验的研究者，有时也不免犯这种错误。在这篇小文里，我们从平常读书时注意到的这类错误里，选出一些例子，加以说明，希望能促使初学者注意，在读古书时少犯这种错误，在读跟古书有关的今人著作时少受这种错误的影响。我们所从取例的著作，有一些从总体上看是相当不错的，我们选出的个别错误自然无损于这些著作的价值。从另一方面说，既然在比较好的著作里也有这种错误，强调读古书要注意字的古义，就更显得有必要了。有一种中国哲学史，在论述汉代思想家王充对卜筮的态度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他指出卜筮完全是人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祈求福祐，关于占卜吉凶，全系人们随意解释。如像同为一件事，子贡占卜得凶.而孔子占卜得吉，乃是因为孔子较子贡有“诡论之材”（《卜筮篇》）。即孔子解释卦辞时更善于诡辩。（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2册123页，人民出版社，1963。）作者的这种说法跟王充的原意几乎完全相成。在汉代，世俗认为龟、蓍是神物，卜兆、筮数是天地对卜策者的答复，因此往往“舍人议而就卜筮，违可否而信吉凶”（《论衡•卜筮》）。王充对这种迷信思想的确是反对的。可是他反对卜筮并不彻底。《论衡・卜筮》里还有这样的话：夫钻龟揲蓍，自有兆数；兆数之见,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适与相逢。吉人与善兆合，凶人与恶数遇；犹吉人行道逢吉事，顾睨见祥物，非吉事祥物为吉人瑞应也；凶人遭遇凶恶于道亦如之。可见王充认为卜筮所得的兆数，本身是有客观的吉凶的，吉人必得吉善的兆数，凶人必得凶恶的兆数。王充还认为虽然兆数有吉凶，可是一般的占者（对兆数的吉凶作出判断的人）水平太低，解释兆数时往往把吉凶弄颠倒；尤其是那些比较特殊的兆数，只有孔子这类智者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实诚者寡。……

2021年12月4日，北京保利2021年秋拍【仰之弥高－中国古代书画】夜场呈现共计80余件重磅拍品，其中〈御府拓定武兰亭卷—游相兰亭甲之一宋拓本〉是具有重要文物、版本与艺术价值的明星拍品，最终以5750万人民币成交。2020年古籍善本市场走势持续稳步上升，有2件明星拍品均进入亿元俱乐部，分别为以亿元成交的〈宋贤书札册·王文公文集〉和以亿元成交的1912-1918年作〈胡适留学日纪〉手稿。2021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经济形势虽然不如以往，但市场依然能诞生天价拍品，Top

这就是著名的“苛政猛于虎”的典故的出处。其本意是希望为政者爱惜百姓，可是从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却变成了另外一种解释。根据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理论：老虎吃人是天降灾异，是上天对官吏为奸的一种谴告。

史墙盘出土和铭文资料公布后，学术界讨论热烈，前辈、时贤发表的许多优秀文章，对其宏旨大义，抉发殆尽，尤其是对西周前期的历史，使我们更增添新的认识。

该画派以《圣经故事》为主要题材，将其中的宗教人物中国化，譬如圣母玛利亚的绘像中使用了传统仕女画的造型和技法，还有的参用了中国民间信仰中的观音菩萨像，面孔也是中国人的形象，实现了中西合璧的奇观。

①如高福进：《“洋娱乐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吴敏、子羽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今本说“周公居东二年”，而《诗·东山》说周公居东三年东征(“我徂东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两者记载的年代不同，引出许多争论的问题。而简文作“居东三年”，与《东山》相同。争论解决了。

说明：此为宋末元初刻本，二函十二册，黄麻纸，线装。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扉页康生题跋并钤名章。书内钤章琳琅。据考，此书经明末葛鼐、清钱桂森、邓拓、康生等递藏。

从阎若璩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把追求声韵和谐作为古文《尚书》作伪的证据，言外之意，真正的古文《尚书》不讲文章的声韵，在这方面不作刻意追求。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清华简《说命中》的下边段落可以作出回答：

[51]小田寿典《龙谷大学图书馆藏ウイグル文八阳经の版本断片》，《豊桥短期大学研究纪要》第4号，1987年，25－38页；又《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一卷トルコ语译の研究》，京都：法藏馆，2010年。

（本文为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清华简古文字数据库建设与相关问题研究”〔20YYA001〕的阶段性成果）

“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逢，以服群凶。众庶泯泯,皆有远志，莫敢直言，其生若惊。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贤,

启生故事或为郭璞注明“夏后启之所居”而添加，后人又因此更牵涉启筮飞龙登天故事，然新出土王家台秦简确实证明，王家台《归藏》之《讼》卦与夏启事相关。《归藏》之《讼》卦，本事来自《穆天子传》，并无可疑。

《辨伪》一文在汉字辨伪上热衷于用机械论的字形构件的分割技术，来肢解、隔离字形构件、符号而说事，殊为不当。我们认为，传统的文献校勘学、训诂学才是识别真假的利器。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作展开，仅举二例。

3．《庄子·天下篇》引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此在今本《老子》二十八章作：“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此条不见于简本《老子》。

蝴蝶装因为每一页都需要用浆糊黏贴，而等待浆糊干燥至少需要两周时间，这显然不能满足明代书籍出版数量增加的要求。线装用纸捻在内固定，而封皮后以线在外固定，不需要等待浆糊干燥，制作速度极大提高。

陈诚，字辞修，乳名德馨，别号石叟，浙江青田人，陆军一级上将。曾任军长、战区司令长官、远征军司令长官、参谋总长、东南军政长官、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等职。1939年5月授二级上将，1947年2月晋升一级上将，抗日战争中有战功。后在台湾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1965年3月病故。1924年9月24日，黄埔军校委任陈诚为上尉特别官佐委任状，172-0011925年10月15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司令部委令陈诚为炮兵第二营营长部令，172-0021926年4月1日，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委任陈诚为训练部炮兵科中校科长委任状，172-0031926年7月19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委任陈诚为中校参谋随同出发服务委任令，172-0041926年7月3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命陈诚为国民革命军第三补充团团长委任令，172-0051927年4月8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命陈诚为第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命状，172-0061927年10月14日，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司令部令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调充第三师师长命令，172-0071927年6月30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命陈诚为第一军第二十一师师长任命状，172-0081927年10月29日，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任命陈诚为军政厅副厅长任命状，172-0091927年10月29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命陈诚兼步兵第六十三团团长任命状，172-0101927年11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陈诚为上海兵工厂整理委员会委员委任令，172-0111927年11月28日，任命陈诚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副厅长之简任状，172-0121928年3月30日，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任命陈诚兼军事教育处处长命令，172-0131928年4月7日，任命陈诚兼军事委员会军事教育处处长简任状，172-0141928年4月23日，总司令蒋中正着警备司令陈诚兼充炮兵集团指挥官命令，172-0151928年5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陈诚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司简任状，172-0161928年7月25日，国民政府任命陈诚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一师副师长简任状，172-0171928年8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司令部中将司令陈诚因北伐成功退伍退伍证书，172-0181928年10月20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委陆军第十一师副师长陈诚兼代陆军第十一师步兵第三十一旅旅长训令，172-0191929年7月17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命陈诚为陆军第十一师师长任命状，172-0201929年10月14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任命陈诚兼讨逆军第二军副军长任命状，172-0211930年11月1日，参谋本部令陈诚为赴日观操武官训令，172-0221930年3月21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任命陈诚为蚌埠戒严司令任命状，172-0231931年1月9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令部任命陈诚为陆军第十四师师长任命状，172-0241933年2月15日，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任陈诚为江西剿匪区善后委员会委员长委令，172-0251933年10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任命陈诚为北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任命状，172-0261933年10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任命陈诚为兼充北路军第五纵队指挥官任命状，172-0271934年2月13日，国民政府特派陈诚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前敌总指挥特派状，172-0281934年5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任命陈诚为庐山军官训练团主任任命状，172-0291934年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陈诚为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任命状，172-0301934年10月2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任命陈诚为驻赣绥靖预备军总指挥任命状，172-0311935年3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会委员员长行营委任陈诚为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令，172-0321935年4月4日，国民政府任陈诚为陆军中将任官状，172-0331935年4月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陈诚为庐山暑期训练团筹备主任训令，172-0341937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陈诚为庐山军官训练团筹备主任委任状，172-0351935年5月1日，湖北省防空协会聘陈诚为指导会员聘书，172-0361935年5月2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会委员员长行营委任陈诚为陆军整理处军官教育团团长委任令，172-0371935年8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任命陈诚为峨嵋军官训练团教育长兼办公厅主任任命状，172-0381935年10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陈诚为委员长宜昌行辕参谋长任命状，172-0391936年3月27日，太原绥靖公署任命陈诚为剿匪军第一路总指挥任命状，172-0401936年5月2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陈诚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委令，172-0411936年5月26日，国民政府派陈诚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简派状，172-0421936年9月5日，国民政府派陈诚兼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简派状，172-0431936年9月2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陈诚为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长任命状，172-0441936年9月26日，国民政府任官状：陆军中将陈诚特加陆军上将衔，172-0451936年11月2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陈诚为委员长武汉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任命状，172-0461936年12月1日，国民政府特派陈诚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副主任特派状，172-0471936年12月1日，国民政府任命陈诚为军政部常务次长简任状，172-0481937年1月6日，军政部派陈诚兼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令文，172-0491935年4月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陈诚为庐山暑期训练团筹备主任任命状，172-0501937年6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庐山暑期训练团委陈诚为第一期团附委令，172-0511937年7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庐山暑期训练团委陈诚为第二期团附委令，172-0521937年8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敦聘陈诚为军事工程团总团团长聘书，172-0531937年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卢山暑期训练团派陈诚兼任教育长委令，172-0541937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何成浚为第四预备军司令长官陈诚为副司令长官密令，172-0551937年8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陈诚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密令，172-0561937年9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陈诚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委任状，172-0571937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任命状，172-0581938年3月3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派陈诚为教育长委令，172-0601938年3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任陈诚为航空委员会委员任命状，172-0611938年5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陈诚兼任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团副团长任命状，172-0621938年5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陈诚兼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任命状，172-0631938年6月15日，国民政府任命陈诚为湖北省政府委员简任状，172-0641938年6月15日，国民政府任命陈诚为湖北省政府主席简任状，172-0651938年6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陈诚兼湖北全省保安司令简任状，172-0661938年6月1日，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聘陈诚为湖北省分会会长聘书，172-0671939年2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陈诚为游击干训班副主任任命状，172-0681939年3月21日，国民政府派陈诚为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简派状，172-0691939年3月21日，中国政治建设学会聘请陈诚担任名誉理事聘书，172-0701939年5月2日，国民政府任官状：陈诚为陆军上将叙第二级，172-0711939年6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用陈诚为军事委员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任用书，172-0721939年8月1日，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党部任用陈诚为第六区党部指导员任用书，172-0731947年1月1日，中央训练团聘请陈诚担任党政军人事管理人员训练班第九期讲师聘书，172-0741939年10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陈诚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之任命状，172-0751946年11月2日，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事务所查陈诚依照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补充条例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遴选为国民大会代表特给与当选证书，172-0761940年7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陈诚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任职令，172-0771940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陈诚兼任第六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主任委员任职令，172-0781940年12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陈诚兼任湖北全省防空司令任职令，172-0791941年1月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用陈诚为湖北省军管区特别党部特派员任用书，172-0801941年3月17日，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聘请陈诚担任湖北省劝募总队总队长聘书，172-0811942年11月5日，国民政府特派陈诚为湖北省县长考试试务处处长特派状，172-0821942年11月5日，国民政府特派陈诚为湖北省县长考试典试委员长特派状，172-0831938年6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陈诚兼任湖北省军管区司令任命状，172-0841943年2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任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任职令，172-0851943年5月15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查陈诚第一届中央干事会干事合给当选证明书，172-0861944年6月29日，中国童子军总会聘请陈诚担任第三届全国理事会理事聘书，172-0871944年7月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任陆军上将二级陈诚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任职令，172-0881944年7月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派陆军上将二级陈诚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任职令，172-0891945年7月30日，国民政府特任陈诚为军政部部长特任状，172-0901945年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派陈诚兼任后勤总司令任职令，172-0911945年1月17日，行政院聘陈诚为战时生产局审议委员会委员聘书，172-0921945年2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用陈诚为军政部特别党部特派员任用书，172-0931945年5月28日，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陈诚为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证书，172-0941945年6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派陈诚兼任国防研究院副院长任职令，172-0951944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特任陈诚为军政部部长特任状，172-0961945年10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派陆军二级上将陈诚兼任中央训练团教育长任职令，172-0971946年5月31日，国民政府特任陈诚为参谋总长特任状，172-0981946年5月31日，国民政府特任陈诚兼海军总司令特任状，172-0991946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遗族女/学校聘请陈诚担任校董，172-1001945年12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用陈诚为中央训练团特别党部主任委员任用书，172-1011946年9月12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查陈诚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干事会干事当选证明书，172-1021946年9月14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选派陈诚为第二届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派任书，172-1031946年9月14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选派陈诚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派任书，172-1041947年2月21日，国民政府任官状：陈诚任为陆军一级上将任官状，172-1051947年8月29日，国民政府特派陈诚兼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特派状，172-1061947年10月6日，国民政府特派陈诚兼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特派状，172-1071948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委员简任状，172-1081947年8月25日，国民政府聘陈诚为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委员聘书，172-1091948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陈诚兼台湾省政府主席简任状，172-1101949年1月31日，国民政府特派陈诚兼台湾警备总司令特派状，172-1111954年7月14日，聘陈诚为“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主任委员聘书，172-1121950年3月10日，国民党提任陈诚为伪“行政院”院长提任状，172-1131949年7月23日，特派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特派状，172-1141955年2月1日，革命实践研究院聘请陈诚为该院主任，172-1151955年6月17日，聘陈诚为石门水库建设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聘书，172-1161959年9月1日，革命实践研究院聘陈诚为该院务委员会委员，172-1171956年7月12日，聘陈诚为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聘书，172-1181958年7月4日，特任陈诚为“行政院”院长任命令，172-1191949年10月6日，伪革命实践研究院聘请陈诚为该院院务委员聘请书，172-1201934年6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任命陈诚为陆军军官训练团副团长任命状，172-1231939年3月29日，中央训练团派陈诚兼党政训练办公厅军事训练处上将处长委令，172-124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特任陈诚为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委员特任状，172-1251946年3月1日，行政院聘陈诚为中央还都机关房屋配建委员会委员聘书，172-1261946年9月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聘陈诚为指导员聘书，172-1271949年6月11日，国民政府特派陈诚为台湾省三十八年高等考试普通行政人员及司法官暨普通考试普通行政人员甄别考试典试委员长特派状，172-1281947年4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陈诚兼国防科学委员会委员简任状，172-1291949年8月30日，行政院聘陈诚为民国三十八年爱国公债筹募委员会委员聘书，172-1301952年10月20日，陈诚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当选证书，172-1311939年8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函：成立中央训练团特别党部以陈诚为特派员，172-1321952年4月5日，革命实践研究院聘请陈诚为该院第十七期讲座，172-1331950年2月22日，聘陈诚为伪物资外汇调配委员会委员聘书，172-1341941年2月21日，行政院聘陈诚为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委员聘书，172-1351938年5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函：总裁令开派陈诚为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172-1361945年2月24日，中央训练团党聘请陈诚为党政高级训练班讲师主讲国防政策四小时聘书，172-1371955年2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派陈诚为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代电派陈诚为主任随发聘书乙纸，172-1381950年7月26日，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来函：遴选陈诚为中央改造委员，172-1391958年4月1日，灾胞救济总会聘陈诚连任第八届名誉理事聘函，172-1401941年6月24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聘陈诚为该会主办的永济医院名誉董事聘书，172-1411951年11月1日，中国地方自治学会聘请陈诚为名誉理事长聘书，172-1421951年1月23日，自由中国影剧界庆祝第八届戏剧节筹备委员会聘陈诚为顾问，172-1431952年8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第三区党部检发陈诚当选为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证明书一份，172-1441950年5月19日，三一联谊社聘陈诚为名誉理事聘书，172-1451938年4月21日，黄埔军校敦聘陈诚为黄埔季刊特约纂述，172-1461933年2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陈诚为江西剿匪善后委员会委员长训令，172-1471943年10月9日，国民政府授予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青天白日勋章壹座勋章证书，172-1481948年3月1日，国民政府授予参谋总长陈诚一等宝鼎勋章壹座勋章证书，172-1491945年8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给军政部部长陈诚华胄荣誉奖章一座奖章执照，172-1501937年6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呈准国民政府给予军政部次长陈诚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以示奖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给陈诚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壹座奖章执照，172-1511937年6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令：晋绶武汉行营副主任陈诚一等云麾勋章，172-1521945年4月29日，法国政府授予陈诚第五等「军官勋位」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72-1531952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第三区党部查陈诚当选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证明书，172-1541931年1月1日，陈诚当选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证明书；国民政府授予第十八军军长陈诚二等宝鼎章一座勋章证及勋章照片，172-155

注：本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并且于1926年1月1日之前出版。（来源：古籍公众号

根据这一侦破方向，专案组先后多次往返广东、北京、上海、河南、甘肃等5省市开展摸排走访工作，专案组共摸排走访拍卖行、银行等机构50余家，相关人员200余人，同时对送拍藏品所留信息的进行情报研判工作。

孙氏所说可从。《离骚》也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下）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27]夏康，王逸以为启子太康。王念孙以下文有“日康娱以自纵”，认为“夏”当读为“下”

其实，《史记》中《楚元王世家》《齐悼惠王世家》《梁孝王世家》，也都是谥号前“称国号”。可见史家传统确实并不以这种“二者混用”的称谓方式用于身份有异于“天皇之尊”的诸侯王为不合理。

最後還可以提出一個問題，即契相當於卜辭的先公「」的這一位殷人的始祖，在出土文獻中《容成氏》有「乃立質以為樂正」，可知「」被稱作「質」及「樂正」。如：陳劍〈上博楚簡《容成氏》與古史傳說〉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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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961年2月10日，罗锦堂先生进行文学博士答辩，主试官是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那是近一个甲子之前的事了。九十二岁高龄的罗先生仍记得那次考试的情形。考场内靠墙摆着七张桌椅，由左至右分别坐着李辰冬、苏雪林、梁实秋、胡适、台静农、戴君仁和郑骞七位评委。除苏雪林女士外，其他六位男士皆西装领带，鼻梁上都架着一副眼镜。评委身后的墙上挂着“博士学位论文考试试场”横幅，当中是国父孙中山的遗像。罗锦堂坐在评委们的对面，正对着中间的主考官胡适。面对这般严肃场合，即便是舞台经验十足的梅兰芳，想必也会怯场心跳加速的，更何况他是一位考生呢？倒是胡适先生那温和的微笑，缓和了不少场内的紧张气氛。他抿嘴微笑，真诚亲切，堪称“我的朋友”似的招牌微笑，没有居高临下的傲慢，也没有一本正经的冠冕堂皇。在这样和善的笑容鼓励下，罗锦堂从容回答着七位考评委员的轮番提问。首先提问的是梁实秋。他抛出敏感问题：“胡先生提倡白话文，你为何用文言文来写论文？”言下之意，这不是与主考官唱反调么？罗锦堂镇定地回答：“我也喜欢白话文，只是这篇论文，已多达四十余万字，如用白话文写，恐怕要一百多万字。”胡适大度地笑笑，没有反对。众所周知，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1917年1月，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作者是远在美国东岸哥伦比亚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的学子胡适。该文一举成为划时代的名篇，包括陆续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谈新诗》等在内，以及在出版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中，他大力宣扬白话文的好处和优点，号召人们摒弃繁复难懂的文言文，多用白话文交流和写作。他一反小说、戏剧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传统，认为《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属“文学正宗”，将民间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层传统文化同等的地位上来。他的这些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以至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新文学运动，把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路向改变过来。新文化运动，使年仅二十七岁的胡适“暴得大名”。罗锦堂博士论文口试现场。（右三为胡适，左三为梁实秋）口试原本两小时，后来胡适要求延长一小时。事后，胡先生歉意地对罗氏说，“那天我是不是给你太多麻烦？”罗锦堂连忙说：“没有，没有。”当时胡先生提及到，《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这个论文题目太大，无论谁也难把握。他认为写博士论文，题目不宜太大，应该要“小题大作”。为了主持这次考试，自称“门外汉”的胡先生，“临时抱佛脚”，从图书馆借来一大堆相关书籍，每晚阅读至两三点钟。说着，胡先生将旧作《再谈关汉卿的年代》以及《读曲小记》抄本，连同写着曲学问题的一摞卡片，送给罗锦堂留作纪念。这是胡适唯一一次主持博士候选人口试。翌年，他便溘然辞世了。事实上，这场考试，体现了考生和评委两方面的专业水平。作为哲学专业出身的胡适，虽不精于此学，但并非他所谦说的“门外汉”，从早先发表的文章和他送给罗锦堂的《读曲小记》中可以看出，他有涉猎元曲。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提到，有一天与胡先生聊天，胡公一发不可收拾，滔滔不绝地向这位忠实的听众谈了整晚宋元词曲的音韵，随口念出百十条例子，令这位沙发斜倚，手捧咖啡的学生顿感天花乱坠、落英缤纷，声称与胡先生一夕之谈，真是胜读十年书。许多人恐怕不知道，胡适于1939年和1957年曾分别被瑞典地理学家、瑞典学院成员斯文·赫定和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根据诺贝尔奖官方资料库）。但胡适对此有他自己的看法：“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我不推辞；如果他们希望我因希翼奖金而让我翻译我自己的著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至于胡适被提名的前因后果，这里不多赘述。由此可见，胡适在学术方面的谦虚恭谨。这是胡先生做学问的态度。胡适治学范围很广，按他自己的分类，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而文学只是他的“娱乐”。如此高超的“娱乐”水平，恐怕当今的“职业”文学博士也望尘莫及的。诚然，胡适一生中最多的贡献，还是在他的“职业”范围内，在哲学和思想史方面著作等身。但是，罗先生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写了上卷，令人费解。胡公治学极为严谨，以他的学历、资历和求全的个性，怎会半途而废？何况上卷反响很好。研习佛经达五十年的罗先生进一步说，胡先生写下卷时涉及到佛教问题，就被卡住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向来是无神论者（准确地说是不可知论者），胡适也不例外，七年的西学教育，他深受其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影响，一辈子跟随其脚步，但在宗教信仰方面，他却是与一家三代笃信耶稣的恩师背道而驰。胡适反对佛教，但不是盲目的反，他研究禅宗，且研究得很深。他在《菏泽大师神会传》一文中曾说过：中国禅，并不是来自印度的瑜伽（Yoga）或禅那（Dhyana），却是对瑜伽或禅那的一种革命。他肯定北宗神秀的“渐修”学说，而否定南宗惠能的“顿悟”。对于禅，胡适只是“参”而不“悟”。就像他研读《圣经》一样，他曾收集了各种中文版本的《圣经》，但他本人并非基督徒。1959年7月，胡适由台赴夏威夷，参加世界哲学大会，同时接受夏威夷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会上他与主持人，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之间的辩论，成为会议焦点。胡适主张理性的禅，而铃木大拙倾向于感性。这两位私交很好的朋友，在禅宗研究方面，却从未达成共识。的确，佛教太深太广，即使贡献一辈子的时间也不一定理得出个头绪来，胡适虽穷二三十年的功夫，也未将它琢磨透，然而他在佛学研究上的贡献有目共睹，他对禅学的看法，的确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正因为胡适的名气越大，他就越发小心，在佛教问题没有彻底弄清楚之前，他不敢动笔，这一拖就是一生，加上胡氏博学多才，兴趣又是多方面，案头研究待考的题目接二连三，《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成了他终身未完成作品。胡适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儒雅学者，是个天生的“教书料”，平生以书本为乐。他的个性注定他不能从政，因为他崇尚自由，看不惯阿谀奉承，结党营私，言而无信，甚至胡作非为的官场上那一套。然而世事难料，“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这个“儿子”即是政治。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看到了国际外交方面的重要性，决定任命在野名流学者胡适做驻美大使。正在欧洲访问的胡适，接到蒋介石委以重任的电报后，彻夜未眠。他懂得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但又不忍放弃他为学而不为政的素颜。经过几天的慎重思考后，他还是决定出征。在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说道：我在这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知道你听了一定很不高兴……蒋先生来电，劝我做美国大使。我没有理由辞此事。我也明白这是征兵一样，不能逃的。我二十一年……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从政非胡适之长，纵使是那些正当的，应该的政治手腕，如外交使节，为着国家利益所需要的投机取巧的活动，亦非胡氏所长。在这那关键时刻，以钦差身份驻美的胡大使，却奔走在美国各地，“行万里路，讲百次演”，似乎很多的外交上重要的“庄稼”他丢下不做，而拼命去“捞鱼摸虾”做演讲。毕竟胡适以学者出任大使，其作风与外交学的官僚们完全不同，因此，为部分人所不满，甚至连蒋介石也看不过去，以为他是“不务正业”。对于外人的这种看法，胡适没有辩驳，但在他的日记中，剪贴了1940年10月31日《纽约时报》转述东京英文《日本时报》的评论。在该评论中说，日本人指责胡适以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身份在北美到处演讲，是刻意激起民众对日本的仇恨，美国在幕后支持胡适，必将美国引入与日本可怕的战争中。很显然，日本人认为，胡适的演讲已构成美、日关系的威胁。事实上，他不厌其烦的奔走演讲，并非“捞鱼摸虾”，其言论的确影响了美国高层对日问题的决策。面对雄辩滔滔，人缘极佳的胡适大使，日本人如临大敌，他们却找不到一个与胡适旗鼓相当的对手。为了钳制胡适，便派出两位特使来与美国秘密谈判。起初，弥漫着浓重的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情绪的美国，在美日关系上提出了临时协定草案：放松对日禁运，恢复有限制的与日通商，包括向日输出民用石油等。胡适得知该协定后极为震怒，认为这是以出卖中国向日本妥协，他向国务卿赫尔提出严正抗议，并立即求见罗斯福总统，同时敦请英国方面共同抗议。英国首相丘吉尔经过反复权衡，致电罗斯福：“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风云中，胡适把握了最关键的一刻，以至后来的局面大为扭转。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头一天，胡适正在纽约参加援华活动。与胡适私交甚笃的罗斯福总统打来电话，约胡适到白宫相见。胡适因赶不回去，翌日一早入白宫，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胡适，那两个家伙（特使）来过了，我已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请你告诉蒋介石委员长，请他放心。可是太平洋战事随时可能爆发，可能在菲律宾及关岛一带。”罗斯福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还是替中国着想？外人无法揣度，但他放弃了这个临时协定，无疑引火烧身。果然，胡适刚离开白宫回到使馆，罗斯福的电话便追过来了，对方用激愤得有些颤抖的声音说道：“胡适，Japs（日本人）对我们在珍珠港用海军空军一道开始攻击了。战事已经开始，请你打电报报告你本国政府。”胡适一听，预感暴风雨临近，珍珠港事件果真验证了他的预言。美国参战，世界战争格局将被打破，对中国来说，将有“翻身”的机会，那一刻，他如释重负。回顾四年外交生涯，胡适认为，“我从不曾开口向美国要过一个钱，要过一枝枪，我只是把真实的事告诉人家，把真实的道理告诉人家。”这种做法虽然过于君子相，何曾不是高明的手段？一般人常以为外交不厌狡诈，狡诈几乎是天经地义的。其实在某些情形下坦诚相对，更能获取人心，胡适的外交策略便是一个好的范例。当获悉胡适辞职，罗斯福总统不甚惋惜，他称赞“胡大使是中国最能干、最忠实的公仆（public

《贾子新书·益壤》云：“炎帝无道，黄帝伐之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又《贾子新书·制不定》云：“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

《韩非子•爱臣第四》：“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晋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类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从此术也。”（第31页）

帛书乙本作“监”，“监”即古“鉴”字。而北大简的“鉴”字，由“监”字分化而来，承担“镜子”这一义项，这一用字不但比其他版本意思更为清晰明确，也是暗合帛书本和北大简本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的。

陈剑：《上博简〈子羔〉、〈从政〉篇的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文物》2003年第五期，第56-59页。周凤五：《读上博楚竹书〈从政〉甲篇札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181-195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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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尚书》引文与句读皆据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整理本，2000年12月。此外，蒋天枢先生所校《无逸》章句并句读与此多异，因不涉本文所论，不赘。

“这是很荒唐的。”王振中说，“众所周知，出土‘汲冢鲁壁’式珍本的魏王墓遗址，是在今卫辉市孙杏村镇（系列一中孙杏园镇有误）娘娘庙村，千百年来并无他词，怎么到了民国时期忽然又冒出个相同品牌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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