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麒：李征旧存照片中的《诗经》写本

摘要：李征旧存出土文书照片中有《毛诗传笺（小雅·小宛）》一帧，之前未见著录。本文对该照片中的残片三件进行缀合，据其避讳推断为唐代写本，并据武英殿《毛诗传笺》和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进行校勘，分析其“异文”、“语助”、重文符号和异体字现象，以及分章起讫的格式，揭示其为中古经部文献的流传和今后经部文献的校勘提供的重要信息。

引言

李征先生（1927—1989）是新中国第一代新疆文物考古研究工作者。由于家学熏陶，他自幼即接触到吐鲁番文书。解放后，他曾先后九次参加对吐鲁番晋唐时期古墓葬的抢救清理和发掘工作；1975年，又被借调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所参加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出版工作，历经十二年，成为吐鲁番文书拼接、整理的专家，为《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个人在吐鲁番文书的研究领域，也有深入的思考，但由于积劳成疾，在完成集体项目之后没有多久，即不幸去世，这些长期积累的资料，多未能形成定稿。

李征去世前夕，曾将部分遗稿交给时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王炳华先生保存。2019年，在李征逝世三十周年之际，王先生将这批文献郑重托付给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保管并利用。笔者受王先生和黄文弼中心委托，组织整理和研究这批遗物。

在李征遗稿材料中，有关出土文书方面的照片、底片有54种，其中49种均为收录在《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版四册中的文书，可能是他洗印之后留存手边作研究之用的；此外还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福聚当”当票的彩色和黑白底片各一张，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大乘入楞伽经》照片12张，文书纸张两种的纤维分析图4张，和未见著录的《诗经》写本残片照片一张。此处发表的文章，即是对这份《诗经》照片的初步探索。

李征遗物中的这张出土文书照片高宽为7.6×6.2厘米，有黑色边框，当系底片洗印所留（图一），去边后高宽为6.8×5.6厘米。其中有残片三，是《毛诗传笺（小雅·小宛）》的内容。残片两次出现“民”字，一是正文“庶民采之”，二是笺文“喻有万民不能治”，均缺末笔；两次出现“昬”字，一是正文“彼昬不知”，二是笺文“童昬无知之人”，均改“民”为“氏”，作“昏”。以此知是避唐太宗名讳或缺或改，为唐写本无疑。

图一：李征旧存照片中的《诗经》写本残片

原图

缀合后

原样示意图

上图所列，左图是原始的照片，拍摄前大概做了残片相应的关联摆放，但是对于左侧只剩下残缺笔画的残片，没有找到对应关系。中图是笔者根据残损笔画的文字内容重新缀合之后的形制，右图是文书的复原示意图。

缀合之后的残片存9行，大字正文，双行小注，楷书，书写较大部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毛诗》写本疏朗，每行大字约14～15字，小字约21～22字，有乌丝栏。照片中缀合后的文书高宽为5.8×3.7厘米。但不像李征旧藏的其他图片，这张照片的文书旁没有比例尺或文书出处如“75TKM88：1（b）”这样的标记，因此我们无法确知文书准确的尺寸。不过根据这一文书残存的部分有栏格，天头、地尾均完整保存的情况，按照唐代抄书用纸张的格式以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诗经》其他残片的实际尺寸，大概可以推测其为26～30厘米左右的通高。以下先按行横排录文，再作校勘：

兹据武英殿乾隆四十八年（1783）仿宋本《毛诗传笺》（以下简称“殿本”）、阮元嘉庆二十一年（1816）主持所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以下简称“阮刻本”）为后世通行本的代表（以上二本合称，则简称“通行本”），对以上写本录文校勘如下：

第1行：此行为《毛诗·小雅·小宛》第一章六句的最后二句，写本中间残损，据同行本，残损处是末句正文“二人”，下为双行小注毛传六字：“明发，发夕至明。”此行残片下半约三分之一篇幅无字，因是该写本以章为起讫，此处是第一章终了，故余白。

第2行：此行为《小宛》第二章起首二句及传笺注文。据通行本，中间残损处应有第二句正文“温克”二字。残损处的双行小注右为“齐正克”，左为“通知之人”；但是根据残片的行间篇幅，右边应该有四字的空间，仍显宽裕，以其他敦煌、吐鲁番出土《毛诗》传笺多用语助词的特点比拟，右边的双行小注当作“齐正也克”，较通行本多出“正”下的“也”字。此处传文可读作：“齐，正也；克，胜也。”

第3行：此行为上句郑笺的后半部分，和第二章中间二句正文及其传笺小注。上句郑笺的文字有互乙、夺字，第2行末字“温”与第3行首字“犹”，据通行本应该对调，且“犹”下夺“能”字，这是抄手在换行之际明显的错失；此外，“以胜”后面也较通行本多出“之也”二字，是中古写本句末多语助词的表现。正文与下面郑笺小注的二“昏”字，阮刻本作“昬”，如前揭，此处是避唐太宗讳改。该行中间残损部分，据通行本，当补正文“知壹醉日富”。下面的传笺文字，“醉日如富”，殿本作“醉日而富”，阮刻本作“醉而日富”，此实词之间的异文，使得文义也因而有所不同，“如”“而”可通假，是则写本与殿本句式接近，阮刻本疑误。又“无”字，通行本作“無”。

第4行：此行为前二句郑笺小注和最后二句正文。小注部分，据通行本，“壹”作“一”，“谓”下残损处可补“日”字，“夸”下夺“自”字。正文部分，“各敬尒仪”残损严重，据通行本可补此四字；而通行本“爾”字，据残笔画当作“尒”，与该残片末行“教诲尒子”的“尒”字残笔画可互证。

第5行：此行为第二章最后二句的传笺小注。“又”字承上用重文符号，是写本惯例；即使换行，依旧如此，也是惯性使然。汝、群，通行本作“女”、“君”，第一字属通假，第二字之不同，则有性质之不同；行间残损，据通行本可补左“各敬”、右“也”字。该行下半部分无字，是第二章终了，故余白，与第一行可互证。

第6行：此行为第三章前二句正文及传笺小注文字。“民”字缺末笔避讳。“原”字用重文符号。

第7行：此行为前二句正文的郑笺小注文字和中间二句前六字正文。小注部分，“无”字，通行本作“無”；“而”字，通行本无；末尾“者也”，通行本无，亦中古写本句末多语助词之例。此行正文六字，除“螟”字完整度较高外，其余五字均据通行本推定。其中“果”字，通行本作“蜾”，据下一行郑笺小注，“蜾蠃”亦作“果蠃”，故此处正文写本亦当是“果”字。蜾蠃为词（殿本“蠃”作“臝”），《诗经》各本均作“蜾”，唯《尔雅》作“果”；此写本或以简驭繁，未必有所本。

第8行：此行为中间二句正文末二字和传笺小注。小注二“䖝”字，通行本作“蟲”；“负”下通行本有“持”字；“煦”字，殿本作“喣”。写本下半残损，据通行本可补右“持也笺云蒲卢取”，左“以成其子喻”；左侧五字空间仍显宽裕，疑“子”下亦当有“者也”等语助词。

第9行：此行为中间二句正文的郑笺小注后半部分和末二句正文，唯所余篇幅残损较多。前半之小注右边保留，“万”字通行本作“萬”；“民”字缺末笔避讳；“治”字为高宗名讳，虽漫漶，末笔似仍在，不避，但也不能因此断为高宗以前写本。左边残损，据通行本当作“治者将得之”，其下篇幅亦宽裕，疑句末也有语助词“者也”一类。以下正文“教诲尒子”笔画残损，据通行本补足；通行本“爾”字，此处残笔画当是“尒”字；“式谷似之”系据通行本推定，其下仍有余裕，疑有“笺云”二字小注。

《诗经·小雅·小宛》共六章，章六句，该件文书是《毛诗》传笺本《小雅·小宛》前三章的内容。之前在大谷文书中，也发现过白文本的《毛诗（小雅·小宛）》写本（Ot.3310），存第二、三、四章各三四字不等（图二）。此件“毛传郑笺”本的《小宛》，无论在敦煌还是吐鲁番写本中，都是第一次出现，它为我们了解中古时期经部文献的写本状态，提供了重要例证。

首先，如罗振玉1929年撰《敦煌古写本毛诗校记》所概括，写本的“异文”是后世校勘典籍重要的参考。此写本残片中“醉日如富”、“今汝群臣”的实词异文，都是值得注意的内容。

其次，罗振玉提及的“语助”现象作为句读的作用，也在该写本中有所表现。不仅写本上的“犹温藉自持以胜之也”是其例证，即使在残损处，根据写本文字的位置，也可推知“齐正也”、“以成其子者也”、“则能治者将得之者也”等的语助词存在。

第三，写本文书使用重文符号，和减省偏旁、笔画的异体字现象，也在该写本中频有体现。如“蜾蠃”作“果蠃”、“爾”作“尒”、“無”作“无”、“蟲”作“䖝”，都体现了汉文简化的普遍规律。而写本文书严格的避讳情况，也在该写本“昏”字的改字和“民”字的缺笔中得到反映。

第四，该写本也提供了每章自成起讫的抄写格式。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诗经》，大多数是按篇抄写，篇中各章前后相接，如大谷文书的白文本《毛诗（小雅·小宛）》（Ot.3310），根据其文字排列，可以推定是每行五句，并不分章接写的（图二）。这些都有节省纸张和篇幅等等因素的考虑。自成起讫而不分章接写，今所见有敦煌文书中的 P.2514《毛诗传笺（小雅·鹿鸣之什）》（图 三）、P.2570《毛诗传笺（小雅·出车—鱼丽）》，应该是作为书籍和范本而精工抄录的，尤其是前者，疏朗的气息，确是少见的六朝佳品。此处的写本则是目前所见唐代分章抄写的例证，虽然不能与六朝写本的神韵抗衡，而传抄自以往分章起讫的格式，则可见唐代写本传统的一个重要样式。

图二：大谷文书《毛诗（小雅·小宛）》（Ot.3310）残片及排列示意图

图三：法藏敦煌文书《毛诗传笺（小雅·鹿鸣之什）》

（P.2514）分章抄写局部

结论

《诗经》作为最早的诗歌总集，很早就列入“五经”，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的元典、文学创作的渊源。20世纪以来，敦煌、吐鲁番两地出土写本中，以《毛诗》白文本、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本为代表的各种文本，陆续被比定发现，据许建平先生的统计，截止到2012年，敦煌本“经过中外学者一百多年的努力，已获得《敦煌诗经》写本52号，内容涉及《诗经》305篇中的 231 篇”。吐鲁番本，“今收集到《诗经》写本共20号，其中白文本9号、传笺本6号、正义本5号，缀合成15件。《诗经》305篇，涉及者26首诗”。但是，许文未能收入徐媛媛的最新补正，结合许文、徐文，吐鲁番《诗经》写本已发现共25号，其中白文本10号、传笺本9号、正义本5号，缀合成18件，涉及《诗经》28首。李征旧存照片中的《诗经》残片的公布，则又为以上出土文书的《诗经》增添了一个传笺本编号。

图四：与李征旧照相似的法藏敦煌文书

《毛诗传笺（小雅·北山、鼓钟）》（P.4072）

而李征旧存的《诗经》照片，是属于敦煌还是吐鲁番的出土文书呢？这是一个比较难以决断的问题。根据李征先生的研究领域，其接触吐鲁番文书比较频繁；但他在北京和西北的工作经历，以及敦煌与吐鲁番文书之间的密切关系，接触到敦煌文书的机会也很多。从残片的完整程度而言，该残片比较接近于敦煌文书，尤其如P.4072《毛诗传笺（小雅·北山、鼓钟）》（图四），折痕和残损，都与之很相似，因此笔者倾向于这是敦煌出土的文书照片。吐鲁番文书中也并非没有类似的残片，如黄文弼文书中的《毛诗·邶风》，和大谷文书中的《毛诗传笺（周颂·酌）》（Ot.8109）、旅顺文书中的《毛诗郑笺（周颂·访落）》（LM20-1466-12-14）以及大谷+旅顺文书的《毛诗郑笺（小雅·谷风）》（Ot.4848+LM20-1504-472b），虽然后者残损都比较严重，但是在字迹上，与李征旧照残片也非常接近。

敦煌、吐鲁番文书早期流散的历史，使得文书仅存照片的例子不一而足。以《诗经》为例，高田真治保存的德藏吐鲁番文书《毛诗正义·邶风·谷风至式微》残叶即是最明显的例证。现在，李征旧照中的残片，作为《诗经》写本无独有偶的另一个例证，也为我们提供了中古《毛诗》传笺本的又一重要写本，为中古时期经部文献的流传和今后经部文献的校勘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我们也期待着这一较高田真治记录更为晚近的照片的公布，为寻找该残片仍然留存世间的踪迹提供一个线索。

朱玉麒，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与清代新疆问题、唐代典籍和西域文献、中外关系史等。著有《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等。

原载于《吐鲁番学研究》2021年第2期

来源：北京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