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木康：为什么影视剧中关羽看册子书是个笑话？

唐代以前，中国是没有册子书的。公元2世纪左右，造纸术应用到书籍制作，“那时候的书是卷子本，一些影视剧、绘画中关羽夜读册子本的《春秋》显然是不对的”，东京大学教授大木康(Oki Yasushi)回到他曾进修过的复旦大学，在“古文献·新视野”系列讲座上，为听众解读中国书籍形态的发展和线装流行背后的世界。

大木康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明清文学和明清江南文化史的专家。他写过《冯梦龙〈山歌〉研究》，近年来他的研究主要是晚明的出版业，这些研究都和冯梦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唐代以前中国没有册子书

在纸张广泛应用的公元3-4世纪之前，中国书籍的书写载体主要是竹、木和绢帛。南方多竹，故多竹简，北方则以木简为主。至于绢帛昂贵，是王公贵胄才能使用的材料，故流传不广。简牍、帛书流行时间甚长，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书写、阅读方式。公元2世纪左右，造纸术应用到书籍制作以后，中国书籍的书写载体为之一变，纸书出现，并逐渐取代简册、帛书。

虽然由简牍到纸书，书写载体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革，但书籍的形状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众所周知，简牍是用绳子将竹条、木条串联起来，编成册状卷起，阅读时由一侧向另一侧展开。从一开始，纸书的制作也是沿袭这种形态和方式。所以在唐末五代时印刷术普及之前，书籍的主要形态都是卷子，而不是我们现在的方块状。因为每张纸的长度有限，所以卷子书都是以数十张纸张横向黏贴而成一张的。“所以对李白、杜甫、白居易来讲，书都是卷子的，唐代派去日本的遣唐使读的也都是卷子。”所以在影视剧《三国》中，关羽手持册子书《春秋》，无疑是编导没有做好功课。而相比于简牍，卷子书轻便易储存的好处显而易见，除此之外也少去了绳子易断和错简（简的顺序排列错误导致文本混乱）的弊端。

无论对于简册还是卷子书，可以想象，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查询和检索的不便。从头读到尾还好，如果需要检索中间或后面某一部分，也仍然是要从头到尾全部摊开。“请大家想想，如果是《汉语大辞典》要是卷子本怎么办？应该很麻烦。所以从卷子本过渡到册子本是很自然的一条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纸张生产时都是一张张的，那么在制作纸书之初何不直接上下装订成册？“这主要是受简牍形成的阅读惯性影响。对当时人来讲，书就是很长的，要摊开来读，这样的观念很强。”至于检索不便，大木康解释，在唐人看来，书是用来读的，而不是用来检索的，“书籍很难获得，是都要读的，没有想过要用来检索。所以卷子这样的形式，对当时的人来说，没有感觉太大的不方便。我们现代人笑古人很简单，这里也需要反省自己，总是想着检索。”

蝴蝶装书内页。

线装书内页。

二、线装取代蝴蝶装是为了提高印书速度

进入到印刷术的时代，即晚唐五代之后，像我们今天通行的，册状书普遍起来。但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认识，当时的册子书并非线装书，而是蝴蝶装，又称“蝶装”，因书页展开如蝴蝶展翅而得名。蝴蝶装的装订方法是先将每一印页由书口向内对折，即有字的纸面相对而折，将书页无字的背面中缝粘在一张裹背纸上，再装上硬纸作封面。蝴蝶装盛行于宋元时期，特点是版心内向，单边向外，使书心得到保护，边角污损可以裁去。因书页为糊贴，没有穿孔，易于改装。因为边角有很大空白，所以《明史·艺文志》序中说，“虫鼠不能损”。但是蝴蝶装的缺点是由于书页都是单层的，纸较薄，印刷面容易粘连，阅读时往往是先见到纸背，而且阅读不便，须连翻两页。

线装书正反连续排印，向外折叠，版心在两边，用纸捻装订，所以线的固定作用倒在其次。与蝴蝶装相比，其节约纸张和阅读便利上的好处显而易见。但是在线装书流行之前，用线装订书册的方式在敦煌文书中就已经出现。敦煌写本《十空赞文》就是以线装订的，“但和后来的线装很不一样，是在中间用线缝起来，比较类似于今天的笔记本。”虽然很多学者都指出，线装书的普及是在明朝中叶隆庆、万历以后，但是都没有给出证据。大木康认为，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元代至治间（1321年-1323年）刊刻的《全相平话》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因为《全相平话》是上图下文的插图本，而其中一个模版左右两页的插图是连续的（线装要做到两页上一幅画左右连续需要在两个模版各刻半幅），而且版心在中间，所以显然最初的设计是以蝴蝶装为前提的。而在明代弘治年间（1488年-1500年）的《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中，从图式和版心判断就已经是线装了。另外，大木康据多种明代文献中记载发现，明代中期有过对宋元本蝴蝶装书籍多次大量改装成线装的记录。由此可以看出，明代中期，线装开始流行。

那为什么在明代中期线装书开始流行起来？大木康认为，这和当时的出版情况有关。根据学者统计，宋元400年多间，一共刊刻了600余种书籍，而在明代不到300年内，就刊刻1500余种，其中仅明前中期的150余年，就有433种，超出整个宋和元各自的出版量。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多，要求书籍的制作生产周期要短，而线装书在这方面恰恰能提供便利。

蝴蝶装因为每一页都需要用浆糊黏贴，而等待浆糊干燥至少需要两周时间，这显然不能满足明代书籍出版数量增加的要求。线装用纸捻在内固定，而封皮后以线在外固定，不需要等待浆糊干燥，制作速度极大提高。

线装的流行对于明代以后人们的阅读习惯有何影响？大木康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以前的蝴蝶装比较硬，无法卷起，但是线装的轻便易卷，可以方便文人携带。而对于为何在明代出版业繁盛起来，大木康认为，像以前不入流的白话小说，不被大量刊印的书籍，在明代开始比较容易出版和流行，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

因为大木康的讲座与讲座主持人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陈正宏的《版本目录学》和《古籍保护概论》两门课相结合，在大木康报告过程中，陈正宏还让学生拆开一本线装书，展示其内部结构，抽出纸捻，然后重新恢复纸捻，再穿回书孔，让学生和听众直观感受线装书的部分制作过程。

而在最后，从古籍修复和古籍保护角度，陈正宏对于为何会出现线装作了一个补充。陈正宏带了一本用希腊文写的1560年的西洋书，其装订是一部分一部分线装之后用浆糊黏贴，然后再用线整体装订，虽然很牢固，但时间久了仍然会损坏，一旦损坏就不容易修复。“亚洲人后来不用浆糊，原因除了大木先生所说的提高速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知道书是会坏的，是要修理，不用浆糊在修复时就会很方便。亚洲人在制作书籍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之后的修复问题。这是亚洲人比西洋人聪明的地方。”

线装书不用浆糊装订，修复书籍时非常方便。

三、两个题外话

在进行中国古代书籍形态演变的讲解过程中，大木康还提到了两个有趣的“题外话”。

1、简帛中《老子》说的是“大器免成”

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器晚成”出自《老子》：“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其中除了大器晚成的“晚”是时间概念外，其他三个句子中的“无”和“希”都是数量概念，这一方面不符合老子的思想，“晚成”毕竟还是成，又与整体结构相悖。在郭店楚简出土的《老子》中写的是“大器曼成”，而在马王堆帛书《老子》中则是“大器免成”，大木康介绍，“曼”通“免”。“大器免成”的“免”，有免除的意思，与前后句的“无”和“希”相通。郭店楚墓竹简《老子》还有“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的句子，强调“有为”产生于“无为”，“成事”产生于“无事”，“有味”产生于“无味”。显然，“大器免成”更接近于老子的思想内涵。直到敦煌写本《老子（道）德经》中才出现了“大器晚成”，大木康认为这很可能是抄写过程中抄错或认错的原因。

2、宋体字在明代出现

明代出版业的隆盛也带动了其他文化事业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明末才有的刻本字体——宋体（在日本称为“明朝体”）。宋体是直线较多的字体，每一个字排列得都很整齐，“好像放在格子里面一样，字的大小都统一，这也是为了刻书的快速化。”宋刻本虽然基本上每一行字数相同，字的大小也差不多，但仍然不那么规范，大木康以宋刻本《孟子》为例，里面的字距还是可以看出字的大小不同。明刻本字体采用排列整齐、大小相同的多直线字体，其实是标准化和分工化的要求，这使得两个刻工可以横竖同时操作，“而宋刻本就要一个刻工一个字一个字精细操作，精美但是速度慢。明代书籍制作上的变化，线装、字体以及字的排列，都是为了提高出版速度，是一个问题的不同面向。”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