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渝：三国蜀汉学术考
不过，蜀汉学术乃是整个三国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谈论中国学术史自不能没有蜀汉。再者，蜀汉学术承世之变，在若干方面反映了当时学术思想的变化，固有其不小的研究价值。最后，三国时期在巴蜀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在多方面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学术上同样如此，对于晋时巴蜀的学术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所以，对于蜀汉学术实亦有深入讨论的必要。由于书阙有间，载籍不丰，本文仅对蜀汉学术诸流派及其承袭变化关系作一初步探讨，求正于博学君子焉。
将《三国志·蜀志》诸学者传与《华阳国志》中的《先贤士女总赞》和《后贤志》对读，参考其他相关载籍的记述，可以大致考析出蜀汉一代学者的基本情况。从群书可见，蜀汉学者有传或虽无专传却史留其名者，约有三四十人之多，其中多数人身处三国时期，少数人虽后入晋世但学有成就在蜀汉季世，所以讨论学术尽可归入蜀汉。依据诸书的记载，兹将蜀汉学术划分为6个流派，即：谶纬之学(内学)，儒学(不明今、古文学者以及综合汇通者归入此类)，经今文学，经古文学，史学，文辞。其中一些学者，学兼数家，号为“通儒”，则分别列于各家之下。另将法家之术附记于后。
1.谶纬之学(内学)
谶纬为东汉一代显学，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哲学基础，其余任何学问无出其右者，尊为“内学”，诸经则被称作“外学”。蜀汉承汉世而来，谶纬之学自然盛而不衰。据《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记载，蜀汉群臣上言刘备称帝，“前后上书者八百余人，咸称述符瑞，图、谶明征”，太傅许靖、军师将军诸葛亮等蜀汉显要亦名列其中。这自然是王莽以来改朝换代的惯伎，完全出于政治需要，未必均能指为谶纬学者。不过，蜀汉确有相当部分的学者精于图谶纬学。从史籍的记载分析，蜀汉通谶纬的学者多为巴蜀本土籍人士，显然与巴蜀传统文化有关，并且这些学者对于强化蜀汉的政治舆论起了不小的作用。据史籍所记，蜀汉学者中有如下精通谶纬的学者。
杜微，字国辅，梓潼涪人，学于广汉图谶方术大师任安，为一时名士。
周群，字仲直，巴西阆中人，与其父周舒、子周巨，三代均为有名的谶纬学家。
张裕，字南和，通晓谶纬，“亦晓占候”，天才过于周群。
杜琼，字伯瑜，蜀郡成都人，受学于任安，精究任安之术，“通经纬术艺”，为一时名士。但“不教诸子，内学无传业者”。
何宗，字彦英，蜀郡郫县人，“通经纬、天官、推步、图谶”，与杜琼同事任安“而名问过之”，亦一时名士。
许靖，字文休，汝南平舆人。曾与诸葛亮等上言刘备称帝，称引图、谶、纬书自如。许靖少年即知名于中原，学识颇广，与王朗深交。按汉魏之际风气，他既称引谶纬自如，必通其学。
秦宓，字子来力，广汉绵竹人，蜀汉有名的学士。他在答广汉太守夏侯纂问时，熟练引述纬书《河图括地象》和《春秋命历序》，必精于此道。
尹默，字思潜，梓潼涪人，是有名的经古文学家。又通谶纬，曾与谯周等上言刘备称帝，大量引证《河图》、《洛书》和谶纬之书，以纬书中带有“德”、“备”、“玄”等字眼的文句，以及星象物候的变化等作为符瑞之征，劝刘备登帝位。
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常问于杜琼，颇晓星占，精隐语，通预言，颇常应验，时人疑其“以术知之”。
以上12人，乃蜀汉学者通谶纬之学而于史可考者。
2.儒学
自西汉晚期成帝时刘歆校书以后，儒家学者中逐步形成经今、古文学之分，均各有师承和家法。经今、古文学虽同奉儒家经典，但两者在旨趣、方法和目的上却大相径庭，经今文学重在“通经致用”，经古文学则重在“通经识古”，而两者所传典籍也完全不同。一般说来，根据学者师承、著述以及所传授的内容，可以分辨出属于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对于没有著述传世和不明师承的儒家学者，以及博综经今、古文学的学者，这里只能暂称为儒学。蜀汉以儒学著称的学者有如下数人。
许靖，汉末即知名于世，刘璋时由交州入蜀，刘备时为太傅、司徒。虽然史籍没有明确记载许靖所学，但《三国志·蜀志·许靖传》记载他“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则显示出他对儒家经典有精深研究。所谓“清谈”，又称“清言”，是魏晋之际承东汉“清议”风气而来的一种经学辩论方式，曹魏王弼、何晏、阮籍、嵇康，以及西晋向秀、郭象等玄学家，即以“清谈”著称于世。许靖既然“清谈不倦”，按照魏晋语词含义，所谈必为儒家经典，虽不必为玄。故知许靖善儒学。
五梁，字德山，南安人，以儒学节操称名于世，其通经情况则略无史传。
王长文，字德隽，广汉县人。《华阳国志》本传载于《后贤志》，是魏晋之间人。据任乃强先生《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王长文所卒之年当在永宁元年(301年)，“时年六十四”，则当生于蜀汉延熙元年(238年)，蜀亡时26岁。据常志《后贤志》，大同(晋统一)前王长文“治五经，博综群籍”，学业已臻成熟。再据《后贤志》本传，人晋后王长文讲学，“著《无名子》十二篇，依则《论语》，又著《通经》四篇，亦有卦名，拟《易》、《玄》。以为《春秋》三《传》，传经不同，每生讼议，乃据经摭传，著《春秋三传》十三篇(有本作“十二篇”)。又撰《约礼记》，除烦举要，凡十篇，皆行于时”(《晋书》所记略同)。由此可以判言，王长文是一位博通经今、古文学的学者。五经，指儒家经典《易》、《书》、《诗》、《礼》、《春秋》，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为今文经学，宣帝时五经共置十二博士。王莽时曾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等古文经博士，东汉初年即予取消，复立今文《易》、《书》、《诗》、《礼》、《春秋》等五经博士，共置十四博土。不过，自马融、郑玄以古文遍注群经以后，古文不论在朝中还是民间都得到日益广泛传播，若仅说五经而不说注家，就分不清是今文还是古文。所以，《华阳国志·后贤志》所说王长文“治五经”，不明注家和师承，就不知是指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只能笼统称为儒学，不过，王长文应是今、古文兼治，这从他治《春秋》三《传》可以得到理解。《春秋》三《传》是《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的合称。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来，《春秋》只立《公羊传》于学官，为今文经，宣帝时立《谷梁传》于学官(崔适《春秋复始》认为《谷梁传》为古文经，或云《谷梁传》未立为博士)，王莽时曾立《左氏春秋》为博士，东汉光武帝时废，不久复立而又废，此后未曾再立于学官。所以，蜀汉王长文治《春秋》三《传》，必然是今、古文兼治，不分派别。《后贤志》本传说他“以为《春秋》三《传》传经不同，每生讼议，乃据经摭传，著《春秋三传》十三篇”，也表明他不受今、古文间的派别局限，直接根据经典本义传经，以平今、古文间的“讼议”，从而达到汇通与综合。《后贤志》说他早年即“博综群籍”，博综二字正是对他综合治经的恰当概括。
寿良，字文淑，蜀郡成都人。《华阳国志》本传亦将其载于《后贤志》，也是由蜀汉入晋者。据任乃强先生考证，蜀汉亡时寿良年事已高，其卒当在太康末，年近七十。以此推算，寿良当生于建安末至黄初年间，青壮年时正值蜀汉盛世。《华阳国志·后贤志》本传记载寿良少时“治《春秋》三《传》，贯通五经”，其贯通今、古文经的情况，当与王长文相同。
任熙，字伯远，蜀郡成都人，汉大司农任日方之后。《华阳国志》本传亦将其载于《后贤志》。任熙年六十九卒，当在太康以前，则出生于建安末叶，为官梓潼令以前皆在蜀汉之世。任熙“治《毛诗》、《京易》，博通五经”。《毛诗》为古文，《京易》(《京氏易传》)为今文，也是经今、古文学并治的一代儒者。
胡潜，字公兴，魏郡人，“不知其所以在益土”。虽然胡潜“学不沾洽”，史籍也没有明文说他所治为何，但从其“卓强识，祖宗制度之仪，丧纪五服之数，皆指掌画地，举手可采”，又从“先主定蜀，承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与许慈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来看，应为儒家学者。自汉末董卓之乱以来至三国之初，京师太学以及各地郡学一并荒废，蜀地概莫能外。刘备定蜀后，振兴学业，所说学业当然是指两汉时期定于一尊的儒学。所谓“沙汰众学”，当指沙淘儒学以外诸学，仍以儒学为独尊。胡潜既参与主持其事，则必为儒者无疑，但其流派和学术倾向今已不可考。
以上6人，为蜀汉时期有名的儒家学者。
3.经今文学
经今文学是汉武帝以来儒学的主流派，但自西汉末叶以来一再受到非主流派的经古文学的严重挑战，尤其是东汉贾逵、服虔、马融、郑玄等以古文遍注群经以后，经今文学实际上已走向穷途。虽东汉一代古文经未立于学官(仅《左传》短期置博士)，但古文学家任今文学博士者却屡见不鲜，加之建安之后近三十年博士失其官守，因而今文学更加衰微。巴蜀地区的儒学，蜀汉以前也以经今文学为主流，“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按：此指古文经学)”，郡国之学以教授今文为主流，有其相当深厚的基础。所以当三国时期经古文学再起而中兴之际，仍有一些儒家学者专治或主治经今文学，对巴蜀经今文学传统的一再相传，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蜀汉知名的经今文学家于史可考者如下。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阳人，汉太尉孟郁之族。汉灵帝末为讲部吏，献帝时逃入蜀，刘璋父子以客礼待之。刘备定益州后，拜为议郎，与许慈等并掌制度，后主刘禅时，先后为符节令、屯骑校尉、长乐少府、大司农。《三国志·蜀志》本传说孟光“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是一位典型的经今文学者。
杜琼，蜀汉有名的谶纬(内学)家，于儒学则专治今文经学，著有《韩诗章句》十余万言。何随，蜀汉有名的文纬方术家，于儒学则专治今文《韩诗》和《欧阳尚书》。
蜀汉一代专治经今文学者，有史可考者仅以上3人。另有一些古文学家同时又兼治今文，附述于下文经古文学各家之后。
4.经古文学
东汉中叶尤其中平以后，贾、马、郑之学日兴月盛，经今文学日益衰微。及至魏初，“汉家四百年学官，今文之统已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蜀汉的儒学也是完全如此。
董卓之乱以来，连年战乱，汉献帝自身难保，朝廷也无暇顾及学官之事，各地学校庠序一并衰废，博士及师、掾也一并失其官守，近三十年间无学业可言。《三国志·蜀志·许慈传》记载：“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所指正是这种情形。再从孟光等人“鸠合典籍”来看，从中平末年(188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刘璋父子据蜀的近三十年间，蜀中的确是学官失守、学业衰废、典籍散失，无学校庠序可言。在这种形势下，昔日学官以授经今文学为主的经师、掾属，已不得其人，或难得其人。另一方面，蜀汉在政治上虽然今、古文学家并用，但在学术上则倡导经古文学。据《三国志·蜀志·许慈传》和《尹默传》，蜀汉所立博士，悉数为经古文学博士，未闻经今文学立有博士。以蜀汉号称汉室正统而言，它立古文而不立今文为博士，实已违背了汉家正统，这应是一时风气所致，也是当时经学演变的必然。
以上两点足可表明，蜀汉儒学是以经古文学为主的。事实上，蜀汉的儒家学者也正是以经古文学家为其主流的。
蜀汉一代(包括学成以后方入晋世者)，有史可考的知名的经古文学家(包括兼治经今文学者)有近二十位，几占知名学者的半数。兹分述于下。
许慈，字仁笃，南阳人。师事古文经师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郑氏学是指郑玄所注群经之学，以古文为主而兼采今文。郑玄遍注群经，许慈既善郑氏学，则其所治《易》、《尚书》、《三礼》、《毛诗》，必为郑氏所注，而为刘熙所传，故为古文学家。至于《论语》，则本无今、古文之分，它是当时郡学县校的必授之书，未置博士，博士可以兼授而无专授者。许慈治《论语》，当属其讲授之需。
许勋，许慈子。《许慈传》记载：“子勋传其业，复为博士。”许勋为博士，是“复为”，而且是传许慈之业，这说明了两点：第一，许慈亦是博士，所以其子传其业是“复为博士”。复者，再也。第二，许慈父子均为经古文学博士，这从许慈“善郑氏学”便一望可知。
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汉司空来艳之子。刘璋时入蜀为宾客，刘备定蜀后署典学校尉，后历官累迁，屡废而复起。来敏“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苍》(《苍颉篇》)、《雅》(《尔雅》)训诂，好是正文字”，是典型的经古文学家。
来忠，来敏子，“亦博览经学，有敏(来敏)风”，也是古文学家。
尹默，字思潜，梓潼涪县人。《三国志·蜀志》本传记载：“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尹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劝学从事。及立太子，以默为仆，以《左氏春秋》授后主。”尹默既从司马徽、宋忠受古学，专精《左传》，又精熟两汉诸古文经学大师注说，历来被认为是蜀汉经古文学家中颇富成就者。
尹宗，尹默子。《尹默传》记载：“子宗传其业，为博士。”《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尹默传》也记载说：“子宗亦为博士耳。”显然也是经古文学家。
李仁，字德贤，梓潼涪县人，与同县尹默同游学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受古学，以修文自终。
李譔，字钦仲，李仁子，少受父业，具传其业，“又从默(尹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逵)、马(融)，异于郑玄。与王氏(王肃)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是蜀汉经古文学家中最富成就者。
陈术，字申伯，汉中人。《三国志·蜀志·李譔传》附其小传，称他“亦博学多闻，著《释问》七篇、《益部耆旧传》及《志》”，但失其行事。从附于《李譔传》这一点来看，大概陈寿认为陈术是经古文学者。
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其父谯山并治《尚书》，兼通诸经及图、纬。谯周“耽古好学”，“研精六经”，“好古述儒”，“词理渊通”，是蜀汉的大学问家，誉为一代“硕儒”。谯周生平著述宏富，著有《法训》、《五经论》、《古史考》、《春秋然否论》以及史地著述共百余篇。
谯同，谯周少子，“颇好周业”，亦为古文学家。
秦宓，字子来力，广汉绵竹人，诸葛亮称引为“益州学士”，是谯周之师，而谯周具传其业。《三国志·蜀志》本传记载秦宓辨《帝系》(今文经《大戴礼记·帝系》)“不然之本”，这与其弟子谯周凭旧典驳斥《史记》一样，均出古文家言。
文立，字广休，巴郡临江人，“少游蜀太学，治《毛诗》、《三礼》，兼通群书”，累官至蜀汉尚书，后入晋世，是古文学家。
司马胜之，字兴先，广汉绵竹人，“学通《毛诗》，治《三礼》”，后入晋世。
常曰助，字修业，蜀郡江原人，“治《毛诗》、《尚书》，涉洽群籍，多所通览”，累官至郫令，曾率吏民固城拒守以敌邓艾。
王化，字伯远，广汉妻阝县人，“治《毛诗》、《三礼》，《春秋公羊传》”，是以古文为主而兼治今文的儒家学者。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少学于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累官至黄门侍郎，后入晋世。
李宓，字令伯，犍为武阳人，“师事谯周”，“治《春秋左传》，博览五经，多所通涉”，“著《述理论》，论中和仁义、儒学道化之事，凡十篇”。
以上18人是蜀汉治经古文学之可考者。从蜀汉学术各流派的情况看，以治经古文学者为最多，这种盛况是前所未有的，足见蜀汉经古文学风气之盛，这应与蜀汉朝廷倡导古文和立古文博士有关。
5.史学
史学在巴蜀学术中是富于传统的一个门类。两汉时期巴蜀学者撰有不少史学著述，其中不乏优秀史著，如成都人杨终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又著《春秋外传》、《哀牢传》，郫县人何英著《汉德春秋》十五卷，雒人李尤与南阳人刘珍共撰《东观汉记》，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阳城子张、郑廑、尹贡等人分别撰《蜀本纪》或《蜀王本纪》，郑廑又撰巴蜀《耆旧传》，等等。延及蜀汉，著史之风依然风行不衰，不少儒家学者兼治史学，精通《史记》、《汉书》，而撰写地方历史、文化、地理、风俗、人物的传统也得到继承发扬。综括史籍，蜀汉史家及其史著主要如下：
谯周，主要史著有《古史考》、《后汉纪》、《蜀本纪》、《三巴记》、《益州记》、《巴蜀异物志》等，尤以《古史考》最为著名，唐代以前一直与《史记》并行于世，颇受历代史家看重。《古史考》是一部颇能反映谯周历史观念的考述性史著，“皆凭旧典”，纠驳《史记》“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以书周秦以上历史的谬误，开后世疑古的先河，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术，著有《益部耆旧传》，其中不少内容为陈寿汲取。
杨戏，字文然，犍为武阳人，延熙四年(241年)著《季汉辅臣赞》，是一部有关当代历史的著述，其中的主要内容为陈寿记载于《三国志·蜀志》当中，留下了有关蜀汉的丰富史料。
任熙，著有《蜀本纪》。
王崇，王化少弟，蜀汉时为东观郎，入晋后为尚书郎，累官至蜀郡太守，著有《蜀书》，“其书与陈寿颇不同”。此书已佚，惟《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载有王崇“论后主”语以及论邓艾、钟会、姜维之际“蜀之存亡未可量”等语，从中可见此书的独到见解。
陈寿，蜀汉时累官至黄门侍郎，少年即受学于谯周，“锐精《史》、《汉》”，积累多年。入晋后，取东汉以来各家《巴蜀耆旧传》，合蜀、巴、汉而撰为《益部耆旧传》十篇，又著《古国志》五十篇，最大成就是“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中书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时人亦深赞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以上6人为蜀汉时期知名史家。这些史家及史著，无疑对两晋巴蜀史学的继续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6.文辞
汉代盛极一时的大赋，到汉末已然式微，魏晋之际，诗歌、散文有了长足发展，占据了文坛前锋的位置。蜀汉诸儒也承风气之变，继承发扬了汉代蜀中“文章冠天下”的传统，在文辞上颇有成就，著称当世，驰誉后代，其中之皎皎者有郤正、李密、陈寿。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师人，成长于蜀。郤正“安贫好学，博览土贲籍，弱冠能属文”，“性澹伯荣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马、王、扬、班、傅、张、蔡之俦遗文篇赋，及当世美书善论，益部有者，则钻凿推求，略皆寓目”，凡所著述诗论赋之属近百篇。陈寿评论说：“郤正文辞灿烂，有张、蔡之风”。
李密素以“机警辩捷，辞义响起”著称，其《陈情表》则是千古相传的佳作名篇。
陈寿才华横溢，自来“属文富艳”。《文心雕龙》评论说：“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若疏阔寡要，惟陈寿《三国志》，文质辩洽，荀(曰助)、张(华)比之迁(司马迁)、固(班固)，非妄誉也。”
除以上6大学术流派外，另有法家之术在蜀汉皇室研习，附记于下。
法家学问及其思想曾风行于战国，极盛于秦代。汉初以后，法家因蒙秦王朝“急政暴虐”恶名，其理论隐而不显，但却渗透到汉王朝的政体、制度、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法家)、王(儒家)道杂之”。“霸王道杂之”，确是汉以来历朝历代最有效的统治手段。蜀汉承汉家制度，自然也是如此。
蜀汉以儒为学，学者并不研习法家，但统治者却是儒法并用、外儒内法，需要深研法家之术的。刘备不甚乐读书，但其临终前遗诏后主却说：“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所举书籍7部，有4部为法家，足见重视程度之深，也可见在后主刘禅所习所研之书中法家为数不少，这不正是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吗？诸葛亮治蜀，实亦多采法家之术，所谓“循名责实”，正是申、韩之术的精要所在。但不论先主、后主还是诸葛亮，均不能指为法家，法家之术在他们其实无非是统治之术而已，并无学术可言。
以上是蜀汉学术的大致情况。从以上所考，可以看出蜀汉学术的几个特点：
第一，谶纬之学长盛不衰，比之东汉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谶纬之学也成为古文家的重要学业，如古文家尹默、秦宓、谯周，均兼治谶纬。而东汉时古文家不言谶，仅今文家习之，光武帝时原想立《左氏》、《谷梁》为博士，却因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当然，从某种意义上看，古文家言谶纬，也可以看作是今、古文逐渐综合或合流的一种趋势。
第二，蜀汉史学尤为发达，一枝独秀，而且当代史、地方史所占史著比例最大，这是承袭了汉代巴蜀史学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而谯周《古史考》开疑古先河，创新学术，进于中国史学前锋，意义尤为深远。
第三，蜀汉文辞承风气之变，赋体式微，而诗文代兴。但蜀汉文辞显然不如“文章冠天下”的汉代巴蜀，这一点对后世也颇有影响。
第四，蜀汉学术最大、最重要的变化，是经今文学衰微，而经古文学兴盛发达，综汇经今、古文学者亦颇有之。这既与当时中国经学变化的风气有关，也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
第五，蜀汉儒家学者多有研习《易》者，但不论今文还是古文学家，均不能像中土王弼、何晏之伦，以《老》、《庄》入《易》，故而守成有余，创新不足。以此言之，蜀汉儒学终不能进于中国学术前锋，实乃势所必致。
本文原载于《天府新论》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