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曹操墓里“魏武王”称谓有问题吗？

曹操高陵出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刻铭石牌，被学界看作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魏武王”字样，成为判定墓主身份的依据之一。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在“遗令”之后，明确记载：“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对于“魏武王”称谓的历史真实性，其实不应有所怀疑。然而有人以为，“曹操死后，对他的称呼只能是‘武王’，绝不可能是‘魏武王’。道理很简单，‘魏王’是生前爵号，是显名，武王是死后谥号，是冥名，二者混用，便是违制。”（林奎成：《曹操“魏武王”谥号存疑》，《光明日报》2010年8月24日）范子烨先生已经就“魏武王”石刻作为曹操高陵可靠证据的意义，发表了肯定性的意见，并列举《太平御览》卷三七八引晋孙盛《魏氏春秋》、《华阳国志》卷六、《宋书·五行志》、《水经注》卷九等使用“魏武王”称谓的实例（范子烨：《“魏武王”：曹操高陵的铁证》，《光明日报》2010年8月30日）。《中华读书报》2010年9月22日又发表未署名文章《“魏武王”难成曹操高陵铁证》，以为范子烨文中举例，“援引的典籍属于晋唐期间的”，不足以说明汉末情形，又再次强调自己所理解的“汉代礼制和谥法”：“魏公、魏王是曹操的爵名，显名，生时所用；武王是曹操死后的谥号，冥名，死后所用。有了冥名，显名就不再用。二者混用，称‘魏武王’是对死者的大不敬，违反礼制。”论者所谓“显名”、“冥名”区分以及二者不能“混用”之说，我们不知道知识渊源来自哪里。

方北辰教授说，“遍查汉魏两晋六朝的所有传世史籍文献，在这一特定时期之中，真正兼有‘魏’字的实有封地国号，也就是封地的范围是魏郡，以及‘武王’二字的正式谥号者，除了曹操，没有第二人。因此，刻石文字中的‘魏武王’的称谓，应当是专指曹操而非他人。”然而在《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一文中，则举《晋书·司马孚传》关于“魏明悼后崩，议书铭旌”事的记载，总结了司马孚的意见：第一，按照儒家经典的正当义理，国号和姓氏，都不应当出现在帝、后的铭旌之上；第二，帝、后的国号，其作用仅在于与以往朝代的国号相区别，而非增添本朝的美好光辉；第三，“皇帝”和“皇后”，已经是等同于皇天、后土的最伟大称号，至尊无上，独一无二，普天之下尽人皆知，无须再加上国号和姓氏来表现和彰显自己。司马孚的原话是：

“经典正义，皆不应书。凡帝王皆因本国之名以为天下之号，而与往代相别耳，非为择美名以自光也。

天称皇天，则帝称皇帝；地称后土，则后称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号，流无二之尊名，不待称国号以自表，不俟称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隐公三年《经》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称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国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书国称名，所以异乎天王也。

《襄公》十五年《经》曰‘刘夏逆王后于齐’，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异乎列国之夫人也。至乎列国，则曰‘夫人姜氏至自齐’，又曰‘纪伯姬卒’，书国称姓，此所以异乎天王后也。由此考之，尊称皇帝，赫赫无二，何待于魏乎？尊称皇后，彰以谥号，何待于姓乎？

议者欲书魏者，此以为天皇之尊，同于往古列国之君也。或欲书姓者，此以为天皇之后，同于往古之夫人也。乖经典之大义，异乎圣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训将来，为万世不易之式者也。”

有学者就此明白指出，“在曹魏篡汉后的第二代皇帝魏明帝曹叡时期，尚有廷议讨论是否在被赐死的皇后铭旌上加书国号、姓氏之事，恰恰是此前有在送葬物品上加书‘魏’字国号之事的明证。”“曹操下葬时尚是汉家臣子，爵魏王，即司马孚所谓‘同于往古列国之君’，而非君临天下的皇帝。”“‘称国号以自表’，恰与曹操的诸侯王身份相符。”（王冰：《“称国号以自表”与曹操身份相符》，《中国文物报》2010年9月10日）。虽然就铭旌书写方式而言，司马孚的意见得到赞同，朝廷“遂从孚议”，然而《晋书》相关记载中，已经明称“魏明悼后”，可知即使对于“天皇之后”，所谓“显名”“冥名”不可合用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其实，《史记》中《楚元王世家》《齐悼惠王世家》《梁孝王世家》，也都是谥号前“称国号”。可见史家传统确实并不以这种“二者混用”的称谓方式用于身份有异于“天皇之尊”的诸侯王为不合理。

《汉书》中《高五王传》之齐悼惠王刘肥、赵隐王刘如意、赵幽王刘友、赵共王刘恢、燕灵王刘建，《文三王传》之梁孝王刘武、代孝王刘参、梁怀王刘揖，《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之淮南厉王刘长、济北贞王刘勃，《景十三王传》之河间献王刘德、临江哀王刘阏、临江闵王刘荣、鲁恭王刘余、江都易王刘非、胶西于王刘端、赵敬肃王刘彭祖、中山靖王刘胜、长沙定王刘发、广川惠王刘越、胶东康王刘寄、清河哀王刘乘、常山宪王刘舜，《武五子传》之齐怀王刘闳、燕剌王刘旦、广陵厉王刘胥、昌邑哀王刘髆，《宣元六王传》之淮阳宪王刘钦、楚孝王刘嚣、东平思王刘宇、中山哀王刘竟、定陶共王刘康、中山孝王刘兴，这三十多位诸侯王事迹的记述，传主名号都是“国号”和“谥号”连用，使用着与“魏武王”类似的称谓，没有什么根据可以说这是“对死者的大不敬”，这是“违反礼制”。上举谥号中“惠”、“共”、“厉”、“宪”等字重复用。可以看到“孝王”有4位，“哀王”有5位，如果不“称国号”，怎样明确识别？有的诸侯王，如河间献王刘德，其实传文中是充满着历史记述者的敬意的。《汉书》的执笔者写道：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

又记述：刘德“立二十六年薨”，以“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的生平表现，因“谥法曰‘聪明睿知曰献’”，于是“谥曰献王”。《汉书·叙传下》又称颂道：“河间贤明，礼乐是修，为汉宗英。”可知“河间献王”称谓既不“违反礼制”，也没有表现什么“对死者的大不敬”。看来，在班彪、班固的时代，人们所理解的“汉代礼制和谥法”是不存在什么“生前爵号，是显名”，“死后谥号，是冥名”，“二者混用，便是违制”的情形的。《后汉书》中的《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可见四位诸侯王传主谥号前“称国号”。同样情形，又有《光武十王列传》十例，《孝明八王列传》八例，《章帝八王传》八例。可见东汉制度礼俗，也并不以为这种情形“违制”。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史书所见情形，是否会与丧葬用器或如前引有的学者所谓“送葬物品”上使用的文字有所不同呢？《晋书·司马孚传》关于“魏明悼后崩，议书铭旌”事的记录所见司马孚言论，在就“铭旌”文字“或欲去姓而书魏，或欲两书”进行讨论时，谓“经典正义，皆不应书”，引述的正是《春秋》。这部被看作“经典”的儒学名著，其实原本就是史书。可知历史记述的文本，无疑体现着当时的制度，其书写方式与所谓“送葬物品”的文字形式，应当也是一致的。对于诸侯等级，尤其不应有异。而曹操入葬时，地位虽然说已经“赫赫无二”，但是毕竟还没有“尊称皇帝”。

来源 ：《中国文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