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行与回归，我们曾经走过很远很远的路，不只是地理空间的路，还有精神空间的远途，现在最终发现，我们面对一个时代，非常无能为力。”近日，野夫在拙见录制了一场21分钟的演讲，关于他在2008年经历了四川地震时的一些感悟，关于他远行去大理的一些零碎。他曾说大理能给自己庇护与灵感。在大理那个边陲小城，他住在苍山上的农家小院里，灶清锅冷，院子里三角梅疯长。就在这里，他写爱情，乡愁，历史，江湖。但大理不是他的家。或者说他从未把哪里当做自己的家。“不富不贵，自由自在。自我流放在自己的祖国，浪子一样的穿州过府。无求于时代，无愧于人生。”2015年，野夫的“远行与回归”，远去何方，近在哪处？他是否能穿越地理与精神，无论中间脉络生长如何，他是否依然在朝阳似血，坎坷备尽的生涯中，“深情”。“浪漫”。“疯狂”。“热爱”。“无愧”。“自由”。远行与回归，曾经想围绕这个话题，讲一点貌似深刻的话，但在今天这样一个荒诞的现场，感觉到有点谈兴索然。我和建嵘是很好的朋友。我从他刚才提到的这件事情讲起吧，他是学者，我是个讲故事的人。通过我们俩的故事，我们来讲讲，我们读书人、知识分子如何尽心尽力为自己为社会做点事。2008年地震前，我在四川，川北地区做社会调查。512地震的时候，我在乡村现场，也从乡镇府的房里飞奔，逃出来，感受那一刻大灾难的恐惧，感受到当时整个乡村社会的非常严重的困难、死亡，也参与废墟中抢救生命。在那之后，我决定留下来，在四川乡村，做抗震救灾的志愿者。我为我所在的那个县，以我个人之力，募捐了将近两百万现金，还有巨多的物资。因此，我跟当地的官民都成为了好朋友。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我把我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完全和当地的灾民，绑在一起，把当地的灾情，以我能达到的最快的方式，报告给整个社会，引起了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的注意。在当时乡村的救灾过程中，官民对我非常信任、友好。在救灾过程中，我会发现了巨大的社会问题。我所在的县是灾区出现第一次大规模骚乱的所在。一个只有二十多万人口的县，突然在地震第七天，将近一两万人的灾民在县城发生骚乱——砸警车，打警察。这个骚乱是怎么产生的呢？原因仅仅是一些流言，这个故事很长，我不细讲。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作为旁观者，我觉得干部、官员是非常辛苦、非常尽力的。回到乡村社会，我们去看的时候，每一个村在分配救灾物资的时候， 你会发现整个中国社会到了道德体系，道德系统非常严峻的程度。我们从外地募捐而来的救灾物资，在村民这里分配的时候，只能大致公平的调配。但是老百姓他不干。即使是一盒牛奶，也要拆开，倒在碗里分，要绝对平均的分，不管谁家是重灾户，谁家是轻灾户。中国民间社会为什么会到了这种像传统的礼崩乐坏的程度。人的基本的同情心丧失了，没有受灾的人和受灾严重的人要求完全绝对的公平，为了一点点救灾物资，争、抢、打架。这都是我亲眼见到的。在分配救灾物资过程中，甚至还打死一个人了，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死者家属不允许焚烧尸体，官民矛盾，对立，上访，一切都出来了。那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写作者，一个不受任何机构，单位，资金支持的，一个自费的，关心社会问题的，旁观的调查者，面对这些，我需要思考。这个社会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基层社会如何来改变，使农村变得更好一些，光靠给他们募来一些钱和物资，是不足以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由于我取得了当地县委县政府的信任，我跟他们商量，在这个救灾物资重建的过程中，我们要有新的精神重建的方法，这个社会就是不仅要重修房子，还要重建精神架构。当地县领导是很开明的官员，中国并不缺乏开明的官员，他们也深刻意识到体制所带来的很多问题，很多积弊。他们没办法，也想要改革。但是在这个体制下，官员不敢乱动，动辄得咎，只能寻求温和的改良的办法。比如说，在救灾，我们有大量事务要做，而村不是属于官僚系统的，所谓村主任是选的，村书记是党员选得，但实际是上面指派的。村里只有四个是拿津贴的人，村主任，村书记，会计和妇联主任，妇联主任只拿半份工资。靠这四个人管理上千户人家，有大量救死扶伤，分配物资的工作，一片乱局，四个人不足以维持好这个事情，各种激发出来的乡村矛盾越来越多。当时我跟县里提出来，我们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村，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就是让这个村，选举村民议员。在村民中，定向选举村民代表，但是我们不叫传统意义上的村民代表，就是选议员，由这些村民议员成立一个全村的议事小组，每一个村民议员都要有定向代表，你要么代表这个组，你要么代表这个家族，农村有很多大家族嘛。由此诞生的每个议员大家一起在村里，村两委只作为召集者和执行者，而全村的所有重大事务由村民议事小组的议员们集体投票决定。这样一来，村两委只是召集所有议员来开会，上面有一个什么任务来了，有一批什么物资来了，村民议员你们来开会决定这个物资究竟怎么分。国家的救灾款来了，哪些家庭应该获得这些救灾款，哪些家庭不应该获得这些救灾款，因为这些家庭没有受灾，由议员们自己来决定。你原来说由村两委来决定，村民必然恨你村两委，认为你们在徇私舞弊，你现在选出来的村民议员他们都代表了各方势力，他们来做出的决定是基本接近公平的决定；然后村两委只需要按村民议事小组做的决定去执行就好了。这是在村一级最好的民主实验，我们当时在一个村这样做过后，这个村治理得非常好，所有的社会矛盾基本上都消除了。在这个基础上，地方政府尝到了这种基层民主的好处，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推而广之的，于是就在其他村也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些方法。那在这个期间我想到，为了让这些地方领导真正提升一些民主意识，提升这种温和改良的意识，我说我给你们请一个老师到这儿来给你们上一堂课，而且这个老师是体制内的，社科院是国家的幕僚智库机构，社科院的研究员于建嵘先生，是社科院农村所基层稳定研究室主任，完全符合你们的要求。你们请他来讲课是安全的。他跟党校、跟各级政府都讲课，我最终说服了这个县的领导，因为他们最初不了解于建嵘，我说你们在网上查一下他的情况，查了，他们觉得可以请，于是我请老朋友于建嵘，邀请他在这么忙的时候到我们灾区走一趟，于老师就去了我所在的这个县。然后讲了一堂课非常轰动，就在这么大的礼堂，全县所有的官员都来听他的课，听了都非常受启发。那在次基础上，我跟老于就想在这个县，做刚才老于说的“人大代表专职化实验”，这件事情以老于的身份，对他来说还算是他的专职，因为他长期搞政治学、社会学研究，他搞基层稳定研究，这是他的分内之事。对我来说，我是一介布衣，一个纯粹的社会闲杂人员，一个纯粹的写作者，只是对中国社会民生感兴趣，只是希望对这个社会和国家尽一己之力让它尽量美好一些。那我和他，一个在朝、一个在野，我们两个朋友都是六二年的、都属虎，我们动员县委、常委，在这个县的范围内，来做这个实验，试验一下人大代表专职化这个事情。县委常委会经过讨论，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做。为了让这件事情做得完美、没有风险、没有漏洞、不违背现行法律，于老师在北京邀请的所有体制内的、关于制度改革的设计家，全是体制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在北京，研究了一套人大代表专职化在一个县里面做实验的所有具体的方案，所有中国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全部是体制内的专家，在北京，在县里面做实验的具体方案，以及法律条文上，完全不突破现行法律的一套办法。于是我把这个县里面的全部常委班子带到北京，跟这些专家一起开会研讨，这个县里面的情况给所有专家汇报，由所有专家拿出成文的一套方法。因为书记县长都不敢自己拍板，必须是常委会研究通过。（常委会）他们看了整个这套方案觉得没有问题，于是就在常委会形成决议，然后在这个县里面开始实验“人大代表专职化”。参加我们研讨会的，有新华社内参、人民日报内参的，全部都是朋友，都热心关注这件事情，都想推进这件事情。但是当时我们跟县委常委约定了“一年之内不许接受采访，不许报导，一年之后我们会让这些内参记者来了解这一年的实验的情况，写出最好的内参调研报告，直达顶层，让他们看看这个实验到底好还是坏。”
这个事情开始过后紧锣密鼓，整个县里面，一开始还不是大面积的，只是每个乡镇选出两名专职化的人大代表。结果做得非常好，专职化人大代表，你就负责收集民情民意、解决民间的矛盾，老百姓要投诉，不用去找信访的，就找专职人大代表投诉。人大代表再在代表会上反映上来。这是一套非常好的，非常善良完美的方案。整个县里面一片新气象。
结果四川省报一个记者到这个县去采访另外一件事情，听说了这个县在搞这件事情，党报的记者非常敏感，立马采访，书记一高兴就谈了，党报的记者立马把这个作为一个非常正面的消息发表出来了，一发表出来，中国媒体有一大批媒体人是非常敏感的，很多媒体都派记者去调查，去写，全部是正面报导，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派出节目组去，也是做正面报导，正面肯定，因为找老百姓直接问，找那些人大代表直接问，整个是一片好事。
就在焦点访谈即将播出的当天，晚上播出，下午的时候，接到神秘的电话说不许播出。中央电视台说不让播出就不播出了。很快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四川省人大紧急叫停这个实验，除此之外，紧接着的人大常委会，紧急修改人大代表法，修改的两条全部是弥补我们这个实验突破的漏洞。这是我跟老于心存良善，完全是想为老百姓、为这个国家治理做一些非常好的、推动，毫不危及执政党的地位，甚至是在帮他们。但是，无法进行。于是我放弃了这件事情，我当时在罗江还做过其他很多乡村改造乡村建设的事情，但是我放弃了做这件事情。老于孜孜不倦地又换了一个县，他现在做得比较成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好的范本。那个县的书记也是我的朋友也是我最初把老于请去的，但是我不再参与这件事情了。因为在这个时代，像我这样一个体制外的读书人，“邦有道则见，邦有道则隐”，那我就选择了回归的生活。我远去大理，在云南大理一个小城，选择自己读书隐居，默默做一点公益的事情，慈善的事情。天天喝酒，过着堕落的生活。这个时代看上去是一个我们插不上话的时代，你想以你的理想主义、以你曾经所获得的教养，想要与人为善，也想与制度为善，但是你很多时候往往不在罗网中，有一种内心彻骨的悲凉。
远行与回归，我曾经走过很远很远的路，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路，地理空间的路我曾经走到了北极，精神空间上我也走了很远很远，现在最终发现我们面对一个时代，非常无能为力。今天本来兴致勃勃而来一个讲座，变成这样一个聊天，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其实我有很多同学都在广东，广东曾经是中国最开放的前沿，今天也这样，让我有些悲凉，今天就讲到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