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拼命赚钱是有道理的 ｜ 拙见人物

他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是一个东方大国的文化部原部长；他是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也是这个国家曾经的政策制定参与者之一；他写过近百部小说，着力于描述中国人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他也曾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成为文学“富豪”，在朋友的笔下，他成了《纽约客》上的“国家公仆”，而在他自己的人生中，只有“青春万岁”久久不会褪色！
他，就是王蒙，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当代作家，82岁的他在北京寓所里接受“拙见”专访，谈新疆，谈文化，谈现代化；谈往事，谈人生，也谈人心。一个耄耋老者对这个国家的所有情感都在谈话中倾泻而出。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k0186nzh6b2&width=500&height=375&auto=0新疆，在那遥远的地方。

当“拙见”要去新疆的消息传来，每个拙见人都兴奋不已。天山脚下，哈密沟中，瓜果飘香，风光如画，那就是所有年轻人梦里的天堂。

去新疆，要见谁？沉默许久，有人突然拍桌子：我知道一个离新疆很近的人，王蒙！

对于王蒙而言，新疆是他一辈子魂牵梦萦的地方，是他真正的第二故乡。“观照故乡”的拙见不但会观照那些生养我们的肉体故乡，还包括那些滋养我们的精神故乡。

谈到新疆，谈到新疆的人和事，王蒙变成了一个跨不过去、绕不开的关键词。由王蒙来讲新疆，再适合不过。因为新疆于王蒙，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动荡的岁月，16年的新疆生活在王蒙身上打下深深烙印，这个高产的作家的多部作品中，新疆是一抹挥不去的乡愁和暖色。

《哦，穆罕默德·阿麦德》、《淡灰色的眼珠》（1984年）、《王蒙新疆小说散文选》（1992年）、《虚掩的土屋小院》（2005年）、《你好，新疆》（2011年） ……

已是耄耋之年的王蒙，近年来已经开始推却很多活动和采访的邀约，也许是观照故乡的主题打动了王老，尽管年事已高，不方便舟车劳顿亲身前往新疆参加拙见现场活动，他依然欣然接受了拙见的邀请，在他北京的会客寓所里和我们谈起了他的精神故乡。

谈新疆：那个年代最好的快乐之地

会客居室的桌子上摆放着王蒙个人著述。82岁的王蒙个子不高，精神矍铄，头发灰白，谈吐清晰，戴着银边眼镜，穿着黑色毛衣背心，肉粉色的衬衫，灰色格子毛呢外套，面容清爽，透着知识分子的时代气息。

▲拙见出品人田延友（右）与王蒙（左）交流

摄影机一架好，王蒙就快步走到茶几边上，坐下，爽快极了。

一旦开声，就是滔滔不绝。80多岁的老者丝毫不见疲态，侃侃而谈，都是人生的点滴与拙见。

“新疆人都很友善，有点马马虎虎，不特别讲效率。有人说早上九点来看你，他有可能下午6点才来。有时候借一辆自行车用，说是十分钟一定还给你，最后十个小时还给你。但是，正是因为马马虎虎的劲，有时候觉得跟他们在一块挺舒服。”

聊起新疆往事，王蒙打开话匣子便停不下来。

1963年秋，王蒙响应党要求作家“深入基层”的号召向西而去，申请调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偏远的西部地区。那年冬天，王蒙和妻子崔瑞芳清空北京的家当，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登上西行的列车，90个小时后，时空从皇城根下转移到大漠沙边。

王蒙远走新疆两年后，“文革”爆发，“我到新疆去，无论如何是一个幸运。可以和自己过去不熟悉的文化和这么一批人群在一起生活，可以学到很多新东西、知识、语言、各种领域。”王蒙用“幸运”形容自己和新疆的邂逅。

“我在困难的时期是和这些民族的兄弟姐妹们一块渡过的。我沾一个好处就是我拼命学他们的语言，学的也快，所以他们特别接受我。”

“一想起这个新疆的各族人民啊，我感觉他们对我恩重如山。”说“恩重如山”的时候王蒙把手抬了起来。

“我跟他们在一块：老蒙老蒙，喝酒喝酒、说笑话说笑话，没有一个人找我的麻烦，相反的他们都肯定，说这老王是一个好人。”

1979年以后，王蒙离开了新疆，但是他却“从未在心灵上远离那片土地”。对那段特殊时期的记忆，也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回想在新疆的16年，对我的一生极其重要。我初步摆脱了大城市学生娃的天真幼稚，敏感书生气，我受到边疆巍巍天山、茫茫戈壁、锦绣绿洲、缤纷村舍的洗礼，我更开阔也更坚强了。”

▲年轻时的王蒙与新疆人民交谈

差异是王蒙从不回避的话题，甚至有时会主动提及，“相对跟内地的老百姓相比，维吾尔族兄弟们更爱找乐子，维吾尔族兄弟的名言：人出生以后，除了死亡之外全是找乐。”

已经数不清王蒙在多少场合曾经谈起这样一句名言段子，如今仍津津乐道。新疆人无论在生活方式、生活习惯、语言宗教上都与内地存在着差异，“这些都是有区别的，我们都要去尊重。”

“无知的人往往把和自己不一样的东西抱着一种敌视的或者仇视的或者蔑视的态度，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上只能有一种说法，只能够一种生活的方法。”

“新疆各族人民关系非常好，我跟他们亲热极了，真是铁哥们一样。我很难设想是否还有更幸福、更舒服的一个地方。大家都是老百姓，你生活没有困难，你花钱也没有困难。他们觉得你的生活也很好啊，为人也很不错啊，非常的好。”

谈文化：这个时代的人拼命赚钱有他的道理

作为曾经的文化部长，王蒙对时代的关注是密集且贴身的，几乎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我们这个社会文化的走向。

“文化的发展是迎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还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很多人对文化的关注都流失了，很多人都在忙着挣钱。”拙见出品人田延友先生抛出了一个采访提纲原本没有的问题，试图让王蒙先生回应如何看待现代社会下文化发展的困局，王蒙先生低着头认真听完，顿了一下。

“这个一句话说不清楚。中国的历史太长了。你说的最好的时代应该是指什么时候？我只能说中国现在有机遇，这个机遇就像你说的’忙于赚钱’。拼命赚钱是有一定道理的，没有一定的财富基础，发展文化很多时候是做不到的。”

王蒙的话语，透露着来自国家层面的宏大视野，同时也是他个人对文化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

王蒙经历了这个时代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经历了文学的起起落落，各种潮流，与众多青年作者忧患现代文学的处境不同，王蒙似乎从未表露过对现代文学困境的失落。

在从前的采访中他也谈过，“我的印象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视最关注文学和作家的国家。”

“只有中国作家才有这么高的地位。这和中国的‘作家’一词有关，家者，成名成家之谓也。在其他语言中作家只是写者的意思。在英语里，任何一个书写的人都可以自称作家。”

《王蒙文存》有一段话着着实实能够把王蒙对于中国文学现状的观点描述，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开放也好，言论自由也好，甚至民主也好，并不能保证文学的质量。恰恰相反，开放和自由，首先是使低质量的东西大量涌现，并流行开来。如果你要求所有作品出来，都是最好的作品，要求所有言论出来都是最负责任的，或等于真理的言论才能出炉，那你等于取消言论自由。”

“我们这种传统的文化，是不是没法再继续下去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还要看到另一面，恰恰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民族得了保护，得了资源，比如说很多老的文物过去都已经破败不堪了，像库车那边有个克孜勒千佛洞，再比如说像吐鲁番的高昌地区和交河地区的遗址，这些东西都是在改革开放发展以后咱们有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经费可以保护，否则原来还真是在破败下去了。所以有时候还需要看到这一面，你要是不发展呢，你的文化就更难保护下去了，发展也是另一种保护，问题是你又要发展又要保护，我们要看到在发展中保护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面对所有锋芒毕露、尖锐的问题，王蒙都在他特有的话语系统中挥洒自如。或许，只有一个能把一个世纪的文学记忆囊括在大脑中的、身处高位的作家，才有这样的笃定吧。

|采访视频|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k0186ed8pub&width=500&height=375&auto=0文末附上王蒙金句：

关于审美

看清朝的时候，有人写新疆的故事，说得有点好玩，我们看着还略感惭愧。他说你要是远远地到了新疆的农村里头，远远地看着那里又是树，又是花，那就是少数民族的同胞他们的住宅。如果你看到那里住的又没有树，有没有花，全是菜，或者是老玉米，那就是汉族农民住宅，所以他是不完全一样。

关于文化困局

民族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要以为只有中国碰到这种问题，原来像苏联美国两个大阵营的时候，这些民族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反倒不明显，恰恰是在两个阵营的状况解体以后，因为一个南斯拉夫就斗成什么样了。黑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科索沃，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族，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
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在奔现代化，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急剧的现代化的进程，尤其是物质上的发展，这样一个急剧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什么呢？就是你在现代化急剧发展的时候，你还怎么样保留你的那些文化特色？为什么王国维要自杀？为什么严复在晚年要吸食鸦片？因为他不知道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会出现咱们的传统文化还能不能保存下来。不知道中国文化能不能取得一个满意、比较好的地位。他觉得中国文化在完蛋。那么这种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是有的。

关于现代化困境

现代化非常好，但是你一现代化，很多土地就要开发，原来都是农业用途的土地，要盖房子，要弄示范区，要弄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是一种。
还有些原来老的生产的品种，它面对着急剧发展的市场经济，它也有麻烦。比如说我在伊犁地区待的时间很长，伊犁地区它有些手工业很发达，皮革业，毛纺业，还有靴鞋，还有帽子。可是现在，你一说做帽子，它没有上海温州做得好，做皮靴也没有武汉或是浙江那边做得好。所以它的生产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变化。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心胸狭隘的话，也会感到某种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