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认真的讨论，没有消失 ｜ 南都观察

南都观察的微信公众号不得不缺席了几天，编辑部花了一些时间完成新的注册流程，过去近三年的文章在微信公众号上可能暂时找不到了。好在它们散落在互联网的各处，从未完全消失。

这些认真的观察和讨论，一旦出现，就永远都不会消失了。以下是南都观察在其他平台的文章，也能链接到南都观察在不同平台的主页，里面几乎保留着我们过去所有的文章。

谢谢不同的平台和平台编辑，因为你们，我们的内容才能被更多的读者看到。谢谢关注南都观察的读者，因为这些阅读、互动，才让我们共同关注的社会议题和开展的讨论越来越充实、明晰。

扫描或长按二维码即可阅读。

我们一直在这里。

有研究指出，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中国开始提倡重点建设一批中小学，政府部门对其倾斜投入。此种机制，加之改革开放实施的分步走经济发展战略，使地区间、城乡间、区域内校际间的教育质量差距逐渐拉开。

由于学区房和上重点学校相挂钩，其结果是买得起学区房的人，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而买不起学区房的人，享受普通教育资源。其造成的局面是，优质教育资源（重点学校）一方面花着所有纳税人的钱，另一方面又在事实上只供富人享用这些教育资源，这实为“劫贫济富”。



洋垃圾在中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早在1980年代，中国就已经有了洋垃圾拆解回收的生意。在进口的这三四十年间，处理洋垃圾的行业规模逐渐扩大，地点不断转移。所到之处，当地人都会付出代价。



用进化论的术语来说，东北相对单一化的结构，使得它在遇到市场变化时缺乏很好的“预适应”能力，不仅难以利用新出现的机遇，而且一旦原先高度依赖的那个产业出了问题，人们便束手无策，不容易找到其它出路。不仅如此，当许多人回过神来之后，不是转向新的模式（那毕竟太难也太陌生了），而是去紧紧抱住那些不那么受市场波动影响的部门，那就是机关事业单位。最终，这种单一性和经济衰退互为因果又彼此强化，导致状况更趋恶化。

真正的出路就是看清楚这一点，为适应市场的变动而找到自身的特点，然后逐步营造宽松多元的环境，带动不同部门的发展，这样，下次再面临冲击时，至少东方不亮西方亮，不至于一个电厂出事，全城都陷入黑灯瞎火。



因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基本生活成本上升，国家以2011年人均年收入2300元作为绝对贫困线，比以往标准有很大提高。这一标准也代表了经济发展以后，农村人口满足吃住等基本需要的收入水平。一旦按照上述估算达到预期目标，中国农村的绝对收入性贫困将会在统计上消失。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按此标准计算的贫困人口在统计上的消失，绝对不意味着农村贫困的终结。



中国的抗癌药本不该这么贵，它的“天价”来源于各种体制的层层障碍；医保基金确实被浪费无数，但板子不该打到癌症患者身上，而保护他们得到医保救济的权利，并不一定要以牺牲其他患者的权利为代价。



一场性骚扰争议在北师大持续了一年余。2016年，一位北师大学生公开披露了S教授的疑似性骚扰行为。但在随后的500天里，对于他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公共视野里的北师大校方一直沉默着。该校校内人士称，S教授不认同校方的处理决定，他多次申诉和抗争，并“赖在了北师大”。

在西方国家，一般是伦理委员会、多样性与公平委员会等机构对教师的违规行为作出裁决，但在中国大学里，纪委对一般群众、党外人士都无法约束，教师纪律委员会也非每个学校都有，“其根源是教育法总体上存在程序规范不足的问题”。有研究指出，对教师对学生的性骚扰要如何界定和处理，目前《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基本上处于空白，一旦发生相应问题，高校在应对时常陷入无规可依的困境。



我身边不少初为人师的朋友常向我抱怨，一些家长疏于对孩子的管教，把教育的责任全部推给学校和老师。但同时，老师认为家庭教育同样重要，也把对学生的教育寄望于家长的身上。

在一些家长甚至孩子自己的眼中，读书并非唯一的选择，“远方”的城市有时还包含了改变命运的浪漫想象。他们不重视教育，把基础教育当做完成国家规定的权宜之计，寄望甚至要求学校全权负责。他们相信城市总会为体力劳动开一扇门，这一退路无疑也可能再次将他们的孩子，或者他们自己，固化在自己所身处的社会阶层里。



面对如今“闹得不可开交”的抢夺棺材一事，从法理上来说，并不能采取暴力和激进的方法，也不能因此而停止全国性的殡改。对地方性的执政者而言，要从更宏大的视野去认识殡改的困阻到底在何处？多去调研，少拍脑袋，多去问和听群众的声音，少用自我判断代替群众判断，如此才能更有效、有序的推进殡改。

同时，只有知道现代性的殡葬表征是什么，具体是哪些内容，才能更好地理解这场社会冲突，进而重新整合（冲突的正功能即为整合）相关的议题，采取有利于百姓和政府的双赢举措来推进殡改，如此之结局很可能是“既得民心，又有成绩”。



一般而言，生育的过程分为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生育观念决定了生育行为，现代社会普遍不愿意生娃的原因，首先是生育观念的转变。生育观念受经济、社会文化、现实环境多种因素影响，而在中国则多了一条影响因素，强制的行政命令的限制也是导致生育观念转变的重要原因。

对于那些因“养不起”而对生育有诸多顾虑的年轻人来说，为他们提供各种必要的医学和社会服务，例如生殖医疗服务、母婴保健、公共保育、托育服务，让他们体面的负担得起养育的职责，这或许是提升生育率更为行之有效的方式。



过去十年，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迁移路径差不多是从三环到四环、再到五环、六环，一层层往外挪动。大概三月份的时候，“新公民计划”对这些学校做过一个小调查，目前北京大约还剩了107所打工子弟学校，在校学生人数还有约5万人。看起来流动儿童是减少了，其实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大多都回农村，成了留守儿童。



“异烟肼扑杀犬只”的消息引起热议，有人认为这是在倒逼中国人的养犬文明，有人认为这是对狗的“谋杀”。更早一些，“狗肉节”、虐猫等事件或视频更是引起一轮又一轮争议。这看似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倡导保护动物、保护宠物的人，和憎恶不文明的饲养行为的人，以及那些认为倡导者的行为过于激进的人……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很难有积极的交流。

但实际上，如果聚焦到防疫、文明饲养等角度，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利益”，保护、规范了动物饲养，同时也保护了人类。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综合性的“动物保护法”，动物保护的制度建设不周全，难以处罚一些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人们在生活中经常面临着不可预知、不确定的风险，这其中的大部分确实只能自力救济，但有些风险则既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也不应是他个人的责任。在现代政治伦理中，风险社会意味着需要更多专家、组织机构和国家力量来管控和减少这些风险对公民个体的冲击，而不是任由个体自己面对。

这里的问题在于：个人权利与自力救济的边界在哪里？哪些应该是公共服务的职责？如果雨天市政设施漏电、电信诈骗这些全都成了个人“风险自负”的事，那随之而来的恐怕就是：每个人都觉得无法指望得到国家、社会和他人的救助，由此也对公共事务变得冷漠。如今随着家族/家庭的解体，中国人已逐渐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权利，但这究竟是走向全面原子化，还是走向一个基于自愿的更好共同体，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对寒门子弟尤其不公平。寒门子弟所享受的教育资源从一开始就落后于他人，大城市里有良好的教学条件，有最优质的师资，有名校的免试名额，这些好处不可能落到一个乡村学校。太多数据都证明了，农村孩子和寒门子弟考上名校的几率越来越低。并且原生家庭也会在学识、视野、眼见等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影响着孩子，与城里孩子的文化差距会继续延伸到寒门子弟的大学生涯，甚至他们的一生中。“我花了18年时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这个说法真的一点也不夸张。

大学一毕业，我放弃了上海更好的工作机会，忙不迭地回到家乡。一方面，我不想花费18年时间来艰难地实现自我认同，来适应这个我不甚认同“游戏规则”。会钢琴、懂跳舞，是出色的才能，但能识五谷杂粮、懂得插秧收割水稻，为何不算是才能？“喝咖啡”的生活方式值得被尊重，但相较于它，我更在意的是平等、公正、自由等普世观念如何落地，是其他生活方式何时也能够得到尊重。我选择到一所城郊小学任教。

*下面是南都观察新的微信公众号二维码，扫描即可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