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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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黄裕生:真正的历史,是思想时间的构成

:现在学界正呼吁感性的回归,认为工具理性把人的因素都抛掉了,人毕竟还是来自自然,且理性思考是需要感性材料的,二元对立是对自然的否定,人需要通过感性认识真正理解人。您怎么看待?
2023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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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背后的焦虑,“数字游民”不香了吗

刘大胡子(专栏作者)全文3200余字,阅读约需6分钟当格子间的打工人在围城中焦虑时,他们看到和向往数字游民光鲜的一面,而只有真正“逃离”之后,才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2023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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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啃老”,老年人“啃”谁?

李愚(文化评论者)全文3600余字,读完约需7分钟我们愿意相信年轻人有孝心。但人性脆弱,有时“不孝”,是因为处境艰难必须做出抉择,比如有限的资源,是留给自己,留给孩子,还是留给父母?二姨每每跟母亲通电话,一半时间都在吐槽表姐。表姐1982年出生,离异,有一个读初二的孩子。她中专学历,结婚前做过酒店服务员、导游、私立幼儿园教师。离异后带着孩子住进二姨家,原本的婚姻一穷二白,离婚时也分不到什么财产。离婚前表姐有几年没工作,现在想找好一点的工作处处碰壁,只能到超市里做服务员。一个月工资3000元。二姨、二姨夫是退休职工,退休金加起来每月5000元。去年二姨出了车祸,花了几万块,看着表姐一直攒不下钱(主要用于孩子的兴趣班),房贷、物业、买菜、宽带费等都需要帮忙,二姨意见很大,抱怨自己命太苦:难道,孩子得从小养到大?像二姨这样被“啃老”的老人,在当今城市社会时常可见。▌“被迫啃老”有必要先厘清一下“啃老”的定义。以往大家倾向于认为啃老的人“前途一片昏暗,父母工作辛苦,自己四肢健全,眼高手低,却甘于腐烂在家中,像蚂蝗一样吸长辈血。”这样的人很难得到太多同情,因为他们有能力而不奋斗。笔者这里谈及的“啃老”,主要是指那些也想努力改变现状,但因无收入或收入低,不得不依赖父母接济的人。这是一种“被迫啃老”。“被迫啃老”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城市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没有工作,或者打零工、工资太低,住在家里,由父母补贴开支。一类是农村出生但居住在城市的年轻人:租房(或在父母补贴下买房),虽有一份工作,但工资很难养活自己,由父母补贴。还有一类,是农村出生且仍居住在村里的年轻人:种地或经营小本生意,收入太低,仍需要父母做工赚钱补贴。大部分父母还是愿意给孩子一定经济帮助的。中国观念里的“家庭”并非西方后工业社会只包含亲子两代人的概念,而是多代的大家族。子女成年后,父母仍视之为家庭的一部分,家庭经济不会区分得很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啃老”是以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家庭结构观念来衡量中式家庭里的行为。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中,代际之间联系紧密,互相之间有很强的责任感:父母倾其所有帮助子女,即使子女已经成年;反过来,在父母老去之后,子女也受到传统孝道的约束和影响,努力恪守“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的义务。就是俗话所说的“养儿防老”。▲
2023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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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岁住进养老院,她决定放弃抢救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整理、撰文、排版:野猪全文5800余字,阅读约需11分钟因为衰老,机体功能退化,老人们能干的事情越来越少,能拥有和掌控的生活的部分也越来越少,甚至生命都逐渐成了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生育率的降低、预期寿命的提高和家庭结构的改变,让养老成为当下中国老年人和中年人必须应对的一大难题,一场“银发海啸”呼啸而来。《谁住进了养老院》是一部针对中国养老机构的民族志调查报告。作者将中国传统的养老观念与照护理论相结合,从时间维度描述中国经历的养老形势变化,从空间维度展示不同形式的养老机构,分析当下养老困境,剖析老年人、家属及照护人员面对的衰老、死亡和照护难题。马美花是玉山老年公寓的非正式代言人。由于她离前门很近,而且头脑清楚,当工作人员需要为访客、记者或人类学家提供该院的第一手生活资料时,她便成为首选。78岁的她,在玉山老年公寓住了快三年了。退休前,她和丈夫在一家手表厂上班,她盛赞丈夫的手艺。她也为自己的能干而自豪,无论作为工人还是母亲——育有三个成功的儿子,其中一个为奥运会运动员教练。她六年前中风,三年后丈夫去世,她搬进了玉山老年公寓。马美花今天特别伤心:“都怪中风。”中风前,她那么能干,什么都会做。现在她几乎什么都做不了了。但她从来不和孩子们提起她内心的寂寞和痛苦。她说,她不想让他们难过。今天本来是孩子们该来探望她的日子,但天气太热了,马美花跟儿子们说今天就先别过来了,虽然在过去的一周里,马美花一直盼着这一天。那是五月的昆明,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马美花坐在养老院临时停车场旁的一小片阴凉中,她的这番话听起来让人有一种特别的感伤。玉山老年公寓是昆明市的一家私营养老机构,在这里大约住着三百位像马美花一样的老人。这些老人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他们有的健康独立,有的需要护工24小时贴身照顾,有的积极乐观喜欢给自己找点乐趣,有的对剩下的生命已经没有什么激情,有的总有家人来探望,也有很多始终一个人沉默。根据中国社科院2019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到2040年,中国老龄化人口(65岁以上)将达到总人口的23.8%。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困境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对很多人来说,衰老代表着行动困难,直到不被任何人需要,在这个飞速旋转的时代和社会中失去价值。而在老人眼中,衰老到底意味着什么?老年生活的真实图景和困境具体是什么样的?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葛玫透过老年人的眼睛,记录下关于衰老和照护的日常。经过为期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和访谈,葛玫写下了《谁住进了养老院》一书,试图回应上面的问题。▌“我不敢叫他们来看我”和其他地方一样,周末的养老院是最热闹的。周末的走廊上会挤满来探望的子女和配偶。他们拎着大包小包的吃食和换洗衣物。家属们一般会帮老人们梳理头发,陪着父母在沙发上安静地看电视、织毛线、吃零食,或者带着父母在院子里慢慢散步。见到老人,子女们最关心的部分主要在于手部、脸部、衣着和胃部——老人们是否干净整齐,是否吃饱穿暖。而对老人们来说,家属的探访成了一种时间度量单位,他们的日常生活往往被孩子们的来访分成一个个小段。马美花经常说,她多欢喜儿子们来看望她。在马美花心中,儿子们一周一次的例行访问是他们孝心和关心的象征。然而在访谈中,有次当作者提及马美花的儿子们马上就要来看望她时,她却说:“来看又有什么用?”马美花阿姨的这种矛盾心态在养老院的老人们之间十分普遍。在大多数情况下,养老院中老人们的情感需求远远大于子女们为他们提供的情感价值。就像上文提到的,虽然老人们期待着家人们的探望,但子女们的探望往往更聚焦于老人的身体健康和物质条件是否良好,相比之下,老人们的情感需求则容易被忽视。在他们心中,时间成了传递情感最直接的度量衡。孩子们肯花在陪伴上的时间越长,来得越频繁,老人们就会觉得获得了越多的关心和情感链接。作者曾在玉山老年公寓提问一群老人,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一位阿姨立马笑着说:“关心我”,其他老人也纷纷表示赞同。因为衰老,机体功能退化,老人们能干的事情越来越少,能拥有和掌控的生活的部分也越来越少,物理层面的世界其实正在一点一点对他们关闭。原来身体条件还能支撑一次远程旅行,随着时间的流逝,病痛找上门来,走出小城变得困难,然后收窄到走出院子,走下楼梯,走出自己的房间。而同时,他们的精神空间也不可避免地在一点点收窄,老人们只能安静看着自己的叶子一点点掉光。这时,家属几乎是目前大多数老年人获取情感照顾的唯一来源。而压抑内心的渴望,也许是他们那代人最习惯、最擅长做的事情。即使再想,老人们也很少总是把他们的愿望直接挂在嘴上,说给孩子们听。他们更擅长的是安静地数着日子,然后等待。同样住在玉山老年公寓里年近90岁的张威也讲述了他需要子女的这种矛盾心态。张爷爷本来和女儿住在一起,一次女儿和丈夫要出门两周,商量怎么安置张爷爷。尽管女儿没有和张威说自己的顾虑,但他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主动和女儿说,自己住进养老院比较好。现在张威的女儿女婿每个周末会来看他,往往待不了一个小时。张威虽然心里期盼着他们能待久一点,待一整天,但根本“不敢”叫他们这样。“我没有怨言,我不能埋怨他们什么的。”作为父亲,张爷爷仍然希望自己能为孩子做点什么。但因衰老,时间已经收走了他能付出的所有东西。所以他只能决定尽力做到“不为孩子们添麻烦”。在养老院进行访谈的过程中,葛玫发现,老人们经常骄傲地表示,他们向孩子们索求得多么少。“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最小化,是老人们应对亲子关系失衡的策略之一。策略之二,是为孩子提供无形资源,以代替有形资源。”张爷爷就认为,自己主动搬进养老院是给了女儿真正想要的东西:时间、自由、空间。对于他来说,搬进养老院,和女儿是否孝顺无关,这只是他给予女儿关于“解放”的终极礼物,而由于是他坚持选择住在养老院的,这样女儿接受他住在这里也无损于孝心,反而是一种顺从。一天,葛玫在养老院中偶然看到了这样一对母女,一个女儿在探望完母亲后,在离开的时候停下和其他老人聊天,他们都称赞她来得勤,是多么孝顺的一位女儿啊。她笑着说:“告诉我妈啊!”她解释道,母亲总是发短信或打电话问她什么时候才能来探望,哪怕她当天才来过。而另一位老人则表示,其实人人都是这样。我们的心灵永远在渴望爱和关怀,而对这些老人们来说,它们是藏在心里更深、更小心但更强烈的愿望。▌“这活很苦,但我还干过更苦的”马美花在玉山养老公寓的护工孙女士是一个胖墩墩,大约一米五的中年女人。她一般不苟言笑,话也很少,行动干脆利落,以至于有时行为会有些粗鲁或者不够细心。但老人们几乎很少因为她的照顾不周而感到不快,因为他们知道,她肩负着相邻两个房间,四男四女八位老人的照护工作。在一次喝下午奶的时候,孙女士叫马阿姨快点喝完,好让她洗碗。马阿姨听话地把牛奶一饮而尽。而护工回来后,马阿姨叫她帮忙添点热水,护工正在打扫房间,叫她等等,但扫完地后,她看都没有看马阿姨一眼便离开了。护工是使当下养老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重要一环,目前我国的养老产业发展更偏向于采取护工照料而非“保姆”照料。但在很多时候,“护工”作为养老系统运转的润滑剂,被卡在一个颇为尴尬的位置。在目前的养老困境中,护工、老人与现实之间有重重矛盾需要跨越。其中最显性,也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是角色矛盾带来的信任问题。从不少家庭和子女的角度出发,由护工照顾老人往往是一种无奈之举。家属往往会对护工带着一种天然的忧虑,比如担心护工是否会尽心尽力地照顾老人,是否会欺辱老人、不尊重老人,甚至在部分情况下会担心父母被护工骗取钱财。然而,这些忧虑往往来自护工与照护行为之间的角色矛盾,照护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私人化”、需要投入足够感情的行为,而护工对自身身份及工作职责的认同经常和家属的期待是相冲突的。葛玫在《谁住进了养老院》中提到,很多时候,护工会说他们把老人“当作自己的家人”来对待,但这通常是在行动上而非情感上,喂饱老人,保持老人的身体洁净和健康照护,工作就被认为达成了。另一方面,照护又是一种难以直接评估和量化的服务形式,“态度好”、“上心”、“心细”、“勤快”往往是评价护工工作质量的常用标准。上文中提到的马美花在玉山老年公寓遇上的护工可能明显不是大家印象中做得好的那一类。但其实,养老机构里,护工所承担的工作负担已经非常沉重了,与繁杂枯燥的工作对应的,则是不匹配的薪资待遇。这也是关于目前护工现状的另一重要矛盾。在部分养老机构中,老人和家属对护工提供的照料并不满意,而在护工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经无法做得更好了。41岁的丁女士是安宁疗护病房的一位护工。她已经做护工7年了。这份工作是她朋友介绍给她的,当时朋友就告诫她“这是一份脏活儿。”但她太需要挣钱养家了。她每隔一天就要上夜班,从下午两点上到早晨八点,一个月挣1400元,工作还很不稳定。在一些养老院,护工们需要一天24小时待命。虽然薪水低,工作时间长,但很多人都表示这并不是他们做过最差的工作。杜朵多也是在养老院工作的一位护工,她知道当护工很辛苦,工资也很低,但她表示,她还干过很多更累的工作。她当过农民,开过快餐店,开过烧烤摊,当过建筑工。对她来说,工作中最难的部分,是要照料八十公斤还不止的男人。老人跌倒了要扣钱,还时不时拖欠工资。她每月只挣2450元,有免费食宿,但需要一天24小时在岗。《谁住进了养老院》的作者葛玫针对养老机构的照护矛盾问题,提出了一个概念——“关注能量”。她认为照护并非一样东西,而是通过关注来激活和传递的能量。在养老院中,人人都在争夺这些有限的关注力。和老人的子女们一样,护工最有限的资源即是时间,同样,时间也再次成为了衡量“关照”的唯一标准。“‘按时标价’导致了护工更重视‘身体护理任务’大过关心人本身。”家属们一般会选择提高一点费用,来试图保证更高质量的照护,而老人们也有自己的策略。在和葛玫的访谈中,马美花很少提起她那位脾气不太好的护工孙女士,但只要提起她时,马阿姨一定会确保孙女士听见。有天下午大家聚在一起时,马阿姨这样形容她的护工:“她就像我女儿,特别勤劳、特别好。她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给我们穿衣服,给我们洗脸,给我们刷牙。她每天都要给我们擦屁股。然后‘我女儿’会弄早饭、洗碗、喂药......非常辛苦。我愿意跟这些护工一起住,不跟我的孩子一起住。因为护工把我照顾得更好。”贫穷和不公与照护现实如影随形,往往最需要照护的人,是最无力承担费用的人。安娜玛丽·莫尔在关于照护实况的著作中写道:“觉得总写照护的好处太乖巧、太安逸。也有坏处该写的,但怎么写呢?在当前的环境下,批判又是没必要的。”在照护关系中,老人无疑是绝对的弱势群体,而照护工作者们也整体处在一种弱势地位,所以我们到底该如何讲述他们所经受的辛苦,辛酸和暴力,又如何关注老人们内心的孤独,被忽视的需求和痛苦?▌“我觉得死了好得多,但这不由我”在幸福晚年老年公寓里,《谁住进了养老院》的作者葛玫听张爷爷讲述了六年前他妻子离世时发生的事:“吃完晚饭,她突然瘫倒在床上。我大声呼救。做心肺复苏的医生问我‘要救她吗?’当时我的脑子嗡嗡地转。我想的是,到这个地步了,救她也没用了。但我怎么回医生?我知道救她没有用,但如果我说不救,她就死了。我的孩子,我的儿女们不会理解我的选择。他们理解不了。他们只会叫,‘你为什么不救妈?!’对吧?我怎么跟他们解释?”当时,张爷爷的老伴虽然被救活了,但再也没有恢复意识。如今年届九十的张爷爷已经和家人、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他不想被救活。“要是我再生病,最好他们不要说,‘快,送他去医院!’我90岁了,生命基本到头啦。”养老院和其他任何生活场景还存在着一个显著的不同,衰老之后紧随而至且无法阻挡的,就是死亡,养老院则是比其他地方距离死亡更近的一个站点。而在死亡这件事本身之外,葛玫提出在养老院中,“慢性生存”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种现实。她认为,“慢性生存”和其他慢性疾病一样,“是指一种原本良性的症状,扩张到超过主观上太多或者太久的边界,成为一种病态。”这不仅是指带病生存,也是指生命本身成为一种有害的状态。玉山养老公寓的万叔叔非常理解这种“慢性生存”所带来的无助与痛苦。62岁的他十几年前中风,生活状态从此改变。他很少喊叫和抱怨,总是静静地坐在阴影处,在破轮椅上打盹。他静静地埋在臭烘烘、不换洗的衣服里,从不大呼小叫,即使需要上厕所,而被当作临时马桶的塑料桶已经满了。情况也不总是这么糟糕。第一家养老院还行,但有一天他女儿来了,告诉他得搬走,费用太高了。她收拾好他仅有的几样东西,然后他们驱车离开。他说:“我还以为我们要回家了!”而今他嘲笑自己的天真,这引发了他剧烈的喷嚏、咳嗽和气喘吁吁。待平复呼吸后,他擦了擦嘴,继续讲述。他已经两年没见到过女儿了,不过他理解。女儿对他说过:“爸,你中风的时候,住院费要10多万。我能怎么办?”她把他丢在玉山老年公寓,然后消失了。女儿停付费用后,管理人员把他从一楼搬到了三楼的房间。这家公寓没有电梯和坡道,所以每天早上护工会把他的轮椅和90公斤重的身体搬下楼,每天晚上再把他拉扯上去。当他发现向管理员报告摔倒没用时,便不再报告。万爷爷的生存状态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老人们面对这样的现状,他们摆出的态度无一例外是承受、忍耐,然后等待。“你什么也做不了啊,什么也做不了啊,你只能服从这个样子,什么也做不了啊。”在步入生命的末期时,在抵达生命最后的终点死亡之前,住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往往首先需要面对“失联”这一环节,即和赋予他们生命积极意义的人与事物逐渐失去联系。文中提到的马美花、张爷爷和万叔叔都经历了从之前的社会角色和关系中剥离出来的剧烈痛苦,既有的社会关系凋敝,甚至被家人抛弃,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只会需要别人,而不再被这个社会上的任何人需要了,所以从其自身的角度也很难认可自己存在的价值,生命逐渐成了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在身体的死亡真正来临前,老人们其实已经经历,并接受了缓慢而痛苦的社会性死亡。就连比较健康的老人,也担心以后因为身体情况变得多余,成为家人的累赘。幸福晚年公寓的一位老奶奶想起这些事情时,是这样说的:“我不想从死里被救活,我只想痛的时候,有人握住我的手就好。”在这本书的最后,作者讲起她写作的目的,她说:“我并不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是出于对重大不幸、重大丑暗和重大失败的尊重。”这本书的译者则在译后记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或许,这就是我们面对衰老、面对养老困境,面对死亡能摆出的最好姿态了:“老年人是每个民族,每一代人的历史。在老年这个黑洞般的战场上,老人、家属、医生、护士、护工、社工、学者、企业家、社会活动家、艺术家......人类许多最优秀的战士前仆后继,一批批上阵,一批批牺牲或撤退。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不懈地打一场必输之仗?因为养老是一场全人类的战役,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点击关注南都观察的关联号“南都观察+”↓↓↓*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2023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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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骑手过渡一下,然后呢?

稻菽千重浪:人的逻辑和算法的逻辑:孙萍、何思齐对谈外卖骑手与平台的关系,https://mp.weixin.qq.com/s/TDtD660sktL19gidtWhkKA[3]
2023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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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军:体验表达有价值,但更应警惕应激性治理政策

薛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全文2700余字,阅读约需6分钟普通外卖员缺乏表达的能力和渠道,所以类似的“田野文章”越多越好,但其价值也就限于此。这几天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邢斌老师所写的文章《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以下简称邢文)引发广泛关注,阅读量巨大。有朋友转发给我。我利用早上在机场候机的时间阅读学习,有一些感想,于是写了一个较长评论,在朋友圈发布。评论引发不少朋友的关注以及讨论。有好友说朋友圈言论属于私域,流传不广,但相关话题具有公共价值,建议我将评论略加改写,在公号发布,便于转发评论,便于参与讨论。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另外考虑到在与几位学界朋友的讨论中,对邢老师文章涉及的问题有进一步认识,因此也对原评论略微补充和阐发。这就是下文的由来。邢文阅读量很大,其影响力可能类似《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文章之所以引发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作者亲身体验了一个月的送外卖生活(注意是兼职,作者本身的职业是大学老师)。这种体验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比几年前“处长送外卖秀”要更加客观真实,因此也更具分析价值,更容易激发共鸣。邢文提出了一些真实的问题(当然前提条件是其描述的事实客观存在),比如平台对骑手的处罚规则要更加透明,对于违规骑手的处罚数额要更加合理、公平。但作者隐隐约约地对外卖平台存在隐瞒高利润、对商家高抽成以及没有与骑手建立劳动关系之类的批评,我个人认为值得商榷。另外作者指责平台影响了骑手幸福感的获得,似乎更多是感性的情绪而非理性思考的结论。当然,作为沉浸式的体验者,邢老师可以有自己的个体感受,并且完全可以将这种感受表达出来。但我担心的是,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之下,这样的一篇爆款文章,可能又会被视为关于外卖平台过度剥削骑手与店家、资本无人性之类的例证,从而引发一些后果。为此也觉得有责任加入相关的讨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关于外卖骑手的收入水平是邢文关注比较多的问题。对于这一类型的问题,我最近几年研究互联网商业,最大的感触就是其多样性以及分层化的趋势。以北京跑网约车的司机为例,用自家车跑的与租车跑的,其实际收入水平差别很大(因为后者的收入中要扣除很大一笔租车费)。由此导致二者对职业获得感的认知存在天壤之别。头部主播与小主播都是主播,二者的收入水平完全不具有可比性。与之类似,不同的外卖员群体也存在显著差异。熟练的专送外卖员,与刚刚开始从业的兼职外卖员的收入差别相当大,这其实是很正常的。邢老师本身是大学老师,送外卖只是兼职(出于体验和研究的目的),因此其用来锚定的兼职收入水准,从常理来说就不可能是很高的,只能类似于蓝领初阶的计时工。注意,我不是说兼职外卖员不应该获得高收入,但问题是这种类型的兼职,收入水准必然受制于市场规律的影响,不是一厢情愿、希望高就能够高的事情。邢文中提到,外卖平台的单子质量有高有低,但是其作为兼职外卖员的单子,质量往往不好,不能与专送外卖员相比。这算不算平台某种形式的算法歧视呢?从逻辑和商业规律看,平台这么来分配有其合理性。因为平台需要维护其核心的优质的外卖员队伍。对于兼职的外卖员,可能干几天就跑了,干几单就不干了。这种情况平台肯定要采取鼓励性的措施,通过派单算法机制,来稳定其核心的业务团队。这无可厚非。当然就算法而言,平台也需要兼顾多种因素,不可能只考虑单一因素。这也正是平台的派单规则非常复杂、技术性非常强的原因。由派单机制导致的收入水平的差异,也在事实上成为平台积累、筛选其核心外卖员队伍的工具。关于外卖员的工作强度问题,的确是一个真实问题。这也是平台在未来需要予以重视,需要关注和改进的。但作为兼职众包的外卖员,其工作的特征恰恰是弹性的,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是可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平台对其工作时长并无强制性要求,所以对于兼职外卖员(众包外卖员)这一部分,工作时长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外卖员自身的某种责任意识。因为他可能在多个平台同时注册接单,某一个平台限制其接单,并不能起到强制其休息的效果。这也是这个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的根源。说通俗一点,某人为了多赚钱,下班之后,打好几份临时工,过度的劳累导致其身体健康受损。这种情况下,需要强调的是其自身对于健康的责任意识,而非谴责向其提供兼职工作的单位。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在同样的外部约束条件下,有些人玩命地连夜干,根本不休息,有些则比较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与协调。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谴责公司或平台,而应该培育每个人的负责任的健康观念。邢文中质疑外卖平台亏损的真实性。他甚至还粗粗为平台算了一下账。但由此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很了解平台生态的复杂性。为了吸引流量,平台搞各种大规模的补贴,为了维持APP的打开率、活跃度,要补贴不赚钱的其他业务线,比如共享单车。这些都需要钱。另外现在程序员的工资非常高,有些特殊的专业人才,比如算法工程师的工资动辄几百万起步。还要加上算力的配备,数据的存储、计算和运用,这都意味着巨大的开支。在没有实证数据的情况下,去质疑平台财务造假,我不认为是严谨的。邢文中还提及抽成的问题。这个问题讨论也很多,批评平台的声音也一直存在。但从市场机制来看,一种交易模式能够长时间持续,大体上能够说明双方都能够从中获利。目前很多餐饮店,转型主打外卖业务,压缩实体店营业面积(比如我喜欢的安妮餐厅五道口店就是如此,门面小得不得了),控制在店的服务员数量。在这种情况下,外卖平台对其赋能效应很明显。说白了,不能简单地以一种静态的思维,在传统以堂食为主的饭店定价的基础上来计算餐饮外卖的提成。因为后者的成本中包含了大量的场地、人员费用。饭店一旦进入外卖场景中,其成本结构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主要的利润点也会发生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我一直不主张一刀切地去评价外卖平台的提成是否过高的问题,而是应该由市场决定,相信市场的力量和能力。在不少时候,我们对于各种“全称判断”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如果不了解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我们就容易以偏概全。最后,落到邢文可能的立足点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篇文章能够反映的只是其基于独特身份的一种个体体验(包括文章中提到的,对其服务表示感谢的人数,红包打赏的数量,都是很个人化的,如果换一个人,可能打赏红包特别多,感受会很不同)。将这种体验表达出来,我认为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少是平台“众生相”中的一幅。而且作为学者具有表达的能力,普通外卖员缺乏表达的能力和渠道。所以类似的“田野文章”越多越好。但其价值也就限于此,不能一惊一乍的。如果把这篇文章看做是控诉平台“周扒皮”本质的实锤、铁证,形成某种舆论“风暴”,似乎就有些过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基于实实在在的数据和客观事实,能够真正尊重市场逻辑,尊重经济规律,来形成治理思路,而非基于道德直觉,基于个案基础上的爆款新闻、爆款文章来推出应激性质的治理政策,那就是我们走向成熟的表现。*原文标题为《如何客观看待外卖员收入水平以及工作强度?》,本号经作者完整授权后全文转载。点击关注南都观察的关联号“南都观察+”↓↓↓*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2023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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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第一笔工资时,才知道我配住怎样的房

一叶(撰稿人)全文4900余字,阅读约需10分钟就像赵芮说的,“讲租房,其实是在讲工作。”独自在异乡闯荡的毕业生,无依无靠,无牵无挂,在经济能力范围内,都会尽量住得离公司近些。人追着工作跑,人在哪,家就在哪——此时,“家”不再是一种确定性的象征,反而成为不确定性的隐喻。▌第一笔“账”五月的广州炎热多雨、蝉鸣阵阵,开心正在度过一个忙碌而烦闷的毕业季——找到工作,赶完论文,万事俱备,只差有瓦遮头。她跟朋友打听了广州租房的市场价,估摸每个月1500-1800元就能在公司附近租到还不错的房子,负担不算太大。然而,当开心真正迈入深不可测的租房市场,才发现,心水的房子是“另外的价钱”。对大学毕业生来说,租金是他们对租房这件事的第一层想象,这层想象很大程度上关乎他们初入社会时的幸福程度。58同城、安居客近日发布的《2023年毕业生租住报告》显示,10%-20%是毕业生理想的租金工资比例。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显而易见。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30个重点城市房租报告》,2023年5月,全国30个重点城市房租收入比高达29%,这意味着租客需要掏出近三成的工资收入用于租房。“不超过三分之一”,这是两年前刚到上海的无牙仔了解到的合理房租收入比。头几个月3000元的实习工资,交完房租所剩无几,看着几乎被清空的工资卡,是无牙仔对上海高昂房租最有实感的时刻。比一些人幸运的是,无牙仔和伴侣一块合租,租金负担也因此减轻不少。租金预算的高低会直接影响毕业生选择的租房方式。《2023年毕业生租住报告》指出,合租是54.7%的毕业生选择的租住方式。之所以更倾向合租,首先是因为较高的性价比,对留在一线城市的毕业生尤甚。开心觉得,“在广州,你自己租一个单间,跟合租一套两房一厅,价钱是差不多的,甚至合租会更便宜,那为什么不选空间更大的房子呢?”其次,室友之间的互相照应也是毕业生选择合租的主要原因。一线城市的大学毕业生,身边不乏留在当地工作的同学朋友,他们在毕业前结成三三两两的租房小队,在离各自工作地点路程差不多的区域整租一个套间。跟熟人合租,知根知底,至少话能说到一块去。日常生活中难免有个头晕脑热或者意外突发的时候,身边有人傍靠一下,大家互相照料,总比一个人“漂”着强。既然朋友同学间都有在同一个城市租房的需求,又能避免和陌生人合租的种种麻烦和风险,一起合租,何乐而不为?毕业租房这笔“账”,有人用理智算,有人用感情算。出于对学校周边环境的熟悉和对母校的眷恋,一些毕业生选择住在学校附近。两年前,在北京某高校上完本科的天胡,为了能守着学校,守着跟昔日同窗好友的联系,特意选了一份办公点在学校周边的工作,顺理成章地,天胡拉着两个同学,到学校对面一个比较新的居民小区里,合租了一套三居室。在一眼看得到的租金之外,很多隐形的租房支出,是刚走出象牙塔的毕业生难以料及的。水电费,是除了租金外,最直接影响生活品质的租房支出。当前租房市场通行两种水电计价方式,“民用水电”和“商用水电”,后者的单位价格几乎是前者的2倍,其中“商用水费”一般在4.5-8元每吨,“商用电费”一般在1-1.5元每度。连锁公寓、城中村出租屋是按“商用水电”计价的两种主要房屋类型。事实上,监管的空白让“商用水电”成为许多大城市城中村房东宰客的借口,“水8(元/吨)电1.5(元/度)”几乎是广东城中村(主要是深圳、广州两地)的“行规”。城中村出租屋标配五级能效家电,一方面因为便宜,另一方面能赚取更多的电费差价。社交媒体平台上,不乏城中村租客发帖抱怨,天热时空调一开,月电费飙升至五六百元。即使连锁公寓的水电计价相对规范,仍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无牙仔现在租的公寓,每度电1.6元,每吨冷水5.5元,所幸屋内电器能效等级低,夏天用电高峰时,每月电费最多300元。而今年从小区房搬到公寓的天胡坦言,一块多一度的商用电费让他很是顾忌,“前一段最热的时候,我都不舍得开空调,晚上入睡前最多定时开俩小时。”房子有房子的价码,生活有生活的账目。入住后,开心耗费三周才解决好上网和喝水的问题,她称之为“三周迈进现代文明人生活”。除了网费、桶装水之类的日常生活支出外,其他要用钱的地方也是这些缺乏独立生活经验的毕业生想不到的。最近,开心给客厅空调做了一次维护,花了200元,才知道加氟原来这么贵。租房,是大学毕业生要算的第一笔“独立”账,一道高等数学不会教的计算题。▌找房子房地产中介、公寓APP、社交媒体平台,是目前最常见的三种租房渠道,不同渠道能租到的房子各不相同——整租套间找房地产中介,快租公寓用连锁公寓APP,急找转租上社交媒体。比之前两者,社交媒体平台有更多的租客转租房源,对口袋空空的毕业生来说,意味着省下一笔可观的中介费,诱惑不小。赵芮两年前毕业时,兜里没几个钱,“广州的房租不便宜,拿到第一笔工资时,才知道我配住怎样的房。”想着能省一点是一点,赵芮去豆瓣租房相关小组找转租帖,建了个名为《新家》的电子表格,逐行逐列记录合适的房屋信息以及转租人的联系方式。分析不同房源的优缺点后,她定好了看房的顺序,并逐个致电询问,不料电话那头全是假装租客“钓鱼”的中介或者二房东。▲
2023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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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醒,你该回来头等舱了”,一场对弱势群体的焦虑收割

刘大胡子(专栏作者)全文4100余字,阅读约需8分钟“不要用脑子想,要用身体去感受,答案就在你心中。”一场既广泛又精准的收割正在展开。它常常以“做更好的自己”“身心灵修炼”等主题打动销售对象,在社群里强化对方的信仰,最终出售昂贵、漂浮、并没有太多实质内容的课程。所有的这些课程中,“身心灵”是最受欢迎、也是占比最大的一个部分。这种文化早已渗透进大众的语境中,诸如冥想、打坐、正念等专有名词,正在成为都市人的日常用语。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样的课程和训练之中。而这些课程的高频词汇:旅居、邀请、信号、场域、能量、宇宙、连结、玩耍、滋养、当下、扩张、富足——似乎完全是反焦虑的。但也不乏质疑: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消费鼓吹,抑或一种新的割韭菜形式?除了高昂的课程费用,受众无论有什么样的焦虑和困惑,看起来无所不能的导师归根结底都能给出同样一个回答,如同诡辩。▌自由、暴富、被爱——被构建出的梦想很多身心灵课程的论调建立在“自我”上,但也由此分化出了三个大主题,自由、暴富、被爱。人们被困在996和格子间里,想要逃离系统的压榨但无路可走时,身心灵给出的答案是“扩张和突破”。比如一篇题为《宇宙法则:打压自己就收缩,给爱就无限扩张》的公众号文章里,导师写道:“你也不用考虑,是不是要离职,创业之类的事情。都不用。只需要对自己生命扩张的力量保持诚实……不管你现在是做销售,做咨询,还是做设计,其实都一样,你的那份独特智慧,才能,生命给予你的力量,自然会展现出来,你只是简单地和它保持一致,就够了。人间的一切,都是这么回事。无需害怕什么,也无需规划什么,简单地跟随生命,把这股力量活出来,一切答案,将会自然浮现。”他们不会直接鼓吹辞职、自由职业或创业,但学员们会把导师作为自己唯一的参照,幻想自己是否有朝一日也可以躺在巴厘岛,做数字游民,成为在那里远程卖课的一分子。而同样被构建出的梦想还有暴富。“谁不想更有钱呢?谁不想吃好东西住好酒店呢?如果不是,那一定是你还有要改进和清理的地方。”“金钱可以使人丰盈,可以让好的事情流动起来。”“人越活越开,钱越花越多。”这自然会吸引很多对于金钱缺乏安全感的人。在一篇题目为《众神归位:醒醒,你该回来头等舱了》的公众号文章里,这位导师写道:“还会有人说:‘可是我没有钱啊。可是我没有你们那么优秀。可是我就是不行呀。如果我就是应该坐在经济舱呢?如果我在头等舱没有座位呢?’我永远只会微笑地看着他。……我会在头等舱等着你。你的位置,也一直在头等舱等着你。”对身心灵课程的质疑中,有人说自己的朋友接触之后办了很多信用卡,并购入了大量奢侈品。朋友认为“信用卡是宇宙爸爸的爱,是宇宙爸爸给他的天使投资,这么做是为了要无限地扩张,尽情地探索,无限地感受爱、丰盛、喜悦的扩大。”也有人说看了财富类身心灵教程的人,为了过上想象中的生活,不惜重金租下豪宅,因为到处借钱而屡被催债。这种论调能够流行,就是因为社会对好生活的定义太过单一。但正如上文提到的文章中写的,这些导师并不会告诉学员怎么才能坐上头等舱住上五星级酒店,也不会告诉学员自己是通过高昂的社群收费才能拥有这一切,而只会“微笑地看着他”。除此之外,还有“有人爱”的需求。如果说“自由”“暴富”至少在表面上不针对性别(但实际上大部分学员也是女性,尤其是没有太多社会经历和自信的年轻女性),“有人爱”,则是直接针对女性的内容。如今在中国,很多女性的意识已经向前一步,这也是她们在亲密关系中无法得到自洽和满足的很大原因。这类课程提供的解决办法是“向内求”,要改变自己,利用男权规则,而不是创造自我的新规则。不仅仅是两性关系,在整个东亚社会,女性被看见、被关注、被爱的次数都太少了。这类课程和社群代替了一部分心理咨询的功能,给女性提供暂时的温暖和微光,也引导女性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要我照做,我就一定能被看到,能被爱。▌病态依恋关系下,“社群”的狡猾和危险为什么身心灵课程这种形式这么流行,它们卖座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全球化带来多元化的文化风貌,城市发展不均导致生活差异扩大,代际传承的断裂造成价值观分歧,财富分配波动引发社会阶层流动,而互联网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疏离感的问题,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人们内心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此外,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长时间的工作996、内卷化现象,以及不断追求ddl的压力,这使得现代人很难得到精神上的放松,心理健康问题逐渐增多,然而,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人才严重不足。“身心灵产业”的出现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当人们面临具体的选择时,身心灵课程告诉你:“好好宠你内心的小孩,他会告诉你答案的。”“不要用脑子想,要用身体去感受,答案就在你心中。”这些包裹着心理学外壳的话术太能安抚现代焦虑的内心了。这些课程的传播,常常依托于互联网社群,而社群本身,又进一步强化受众对课程和导师的信仰与心理依赖。社群是一个抱团取暖的封闭系统,成员往往是因为相似的处境、信念走到一起。在现实中,有不少暂时陷入生活困顿的或正在承受巨大精神打击的人,无法通过其他努力改变状态,也无力自我支撑,希望能有人拉自己一把,在社群这里找到了心理上的避风港。对迫切想解决精神焦虑的人来说,加入社群意味着归属感,找到了关注和组织。但也是因为这种同质化,在社群里,不一样的声音很难被接纳,导致语言的趋同、僵死和集体无意识,比如反复传递的“夸夸”接龙。加上导师学员关系里本就附带的讨好机制和归属机制,学员和导师很容易形成病态的依恋关系。我曾经潜入过一个这样的社群,里面充满鼓励的话、玫瑰和大拇指,以及对导师的绝对称赞和绝对服从,社群成员甚至会直言对导师的崇拜,绝不怀疑导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梦想成为导师,而导师也在兜售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可是我们都该知道,一个缺少怀疑要素的系统是危险的。▌不同的课程,相似的韭菜除了身心灵课程,市面上还流行各种各样类似的课程,它们都是针对焦虑的受众而产生的,这个人群,常常是在心理、经济、社会关系上处于劣势的女性。比如,有人在短视频平台教全职妈妈如何在带娃之余直播赚钱。“你们相信吗?我就是靠这么3段话,5个动作,首播当天就做到了几百人在线,就是像我这样一个宝妈,一场直播不到3小时,就赚到了5开头的4位数,收入是线下好几倍……”宝妈们买了课程才发现,所谓的“直播赚大钱”,需要有内容输出,有分发渠道,以及很大程度的运气。但对于因为“不能赚钱养家”而在家庭中倍受白眼的宝妈,若有一个既能照护孩子又能赚钱提高家庭地位的机会,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而我曾潜入过的那个“形象管理师”的培训社群中,大多数人都是职场女性,几乎都生了孩子,由于要花费精力照顾孩子,因为性别的不公待遇而在职场中遇到瓶颈无法向前,也同样由于照顾孩子,夫妻关系变得紧张。导师在课程里介绍,自己是二胎职场宝妈,从东北远嫁福建,疫情给收入带来冲击。这些都很能让有了孩子、渴望赢得家庭尊重的女性共情。这样的社群通过兜售一种“变美”的理论,即只要女性自己够好够美够强大,就会迎来夫妻关系缓和,甚至可以通过几千到上万元买课学习成为形象管理师,去发展事业第二春。有人投入数十万在提升自我变得更美上,但回报只有几千块。这类课程有一些很显著的共同点。第一,通过社交媒体的渠道兜售,比如抖音、小红书、知识星球、微信群等等。这种课的兜售模式和传销发展下线十分相似:导师先通过卖课攒下第一桶金,通过在社交网络公开展现自己的精神和物质状态而强化学员的仰慕。导师自己营造出的状态也是营销卖货不可或缺的一环,用这一套理论发展新的下线,而导师自己也许也会花更高的钱去上更“高阶”的课。像是一个闭环永动机。第二,无一例外,都在鼓励消费。不管是买课充值来充实和提升自己,还是“让钱流动起来,钱越花越有”。今年3月8日,导师一大早就在我潜入的那个形象管理社群里说:“今天三月八日女神节,就算辛苦,不被人看见,就算这个称呼被国人玩坏,我们都值得对自己说一声:谢谢。成为女性,特别荣幸。”我当时在群里问:为什么不直接称呼为妇女节?但无人回复。接着,导师开始了今日的营业:“带大家探店珠宝博物馆,大家在我的视频号预约下。”而她的助教和学员们,排着队发出相同的评论:女神节快乐,蹲住直播间。第三,它们是去政治化的、回避结构问题的。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自2022年以来,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距仍然很大且根深蒂固。女性失业率仍然高于男性。而即便女性很幸运地拥有一份工作,她们也常常面临不合格的工作条件:2020年以来就业复苏的很大一部分可归因于非正规就业,每5个为女性创造的就业岗位中,4个属于非正规经济——好比上文提到的宝妈直播;而对于男性来说,这一比例是2/3。在美国新冠防疫措施最为严格的2020年3-5月,对于“有孩且已婚”就业者,女性就业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是大幅下降13%,远高于男性就业率8.5%的降幅。“女性衰退”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这是一个全球普遍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在学校复课后,仍有不少女性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历史发展周期和框架里本就存在的问题,是无法通过“向内求”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来解决的。但所有这些课程,“身心灵”也好,“直播赚钱”也好,“形象管理”也好,暗示的都是“是你自己不够好”,鼓励在现有的结构中“改善你自己”“让他更喜欢你”。例如,在很多全职妈妈眼里,最好的“就业”方式是成为短视频母婴博主,在带娃之余能有空赚些钱补贴家用。我曾和一位目前正在做母婴博主但希望成为形象管理师的全职妈妈聊天,她提到了很多次“平衡”,平衡事业和家庭。她强调,男性也在平衡,平衡家人的情绪。“我赚的钱不是那么重要。我身边的男性工作很忙,顾不了家,但休息日是奉献给家人的。”虽然这些课程大多都打着女性主义、“女性要做自己”的旗号,但兜售的内容仍然是一种父权审视,让弱者更加强化慕强逻辑:你只有足够有钱足够强大,你才能有话语权。这些针对在时代急速变化中的焦虑而设立的课程,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心理咨询的作用,给学员提供关注、理解和暂时的支撑,但从更宏观的视角,它避开结构性的问题,鼓励她们检讨自身,迎合现有的框架和话语体系,同时让“导师”赚得盆满钵满。而被收割的韭菜,在美好的泡泡里,感觉自己又茁壮了一点。点击关注南都观察的关联号“南都观察+”↓↓↓*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2023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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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性别平等进程已经停滞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千千律师事务所全文1300余字,阅读约需3分钟中国在146个国家中综合排名第107位,相较于去年(第102位)下降了五位。主要表现在经济参与和机会、教育程度、健康和生存三个维度的得分下降。6月21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报告显示,全球性别平等状况已经恢复至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但随着多重危机阻碍了前进的步伐,全球性别平等进程已经停滞。与上一版报告发布时相比,总体性别差距仅缩减了0.3个百分点,而自2006年第一版报告发布以来,性别平等状况仅改善了4.1个百分点,且总体进步的速度正在大幅放缓。因此要想消除总体性别差距,还需要131年的时间。本次报告收录146个国家的数据。性别平等总体上的进步是因为进一步缩小了教育程度的性别差距:在指数覆盖的146个国家中,有117个国家至少消除了95%的此类差距。与此同时,经济参与和经济机会方面的性别差距迄今缩小了60.1%,而政治赋权方面的差距仅缩小了22.1%。中国在146个国家中综合排名第107位,相较于去年(第102位)下降了五位。主要表现在经济参与和机会、教育程度、健康和生存三个维度的得分下降。在教育程度方面,中国的性别平等水平达到93.5%(去年为93.6%),识字率、中等教育入学率的排名有所下降,在高等教育方面则实现了完全的平等,仍位列世界第一。在经济参与和机会方面,中国已经缩小了72.7%的性别差距,并在劳动参与率方面达到81.5%的平等水平。在政治赋权方面,中国实现了11.4%的平等,其中女性部长占比为4.2%,女性议员占比为24.9%。另外,我国在出生时的性别比例仍然较低(89%),这影响了在健康和生存子指数上的平等水平(93.7%,全球排名第145位)。和上版报告发布时相比,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性别平等状况退步了1.6个百分点。在该地区的19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自上版报告发布以来提高了得分,有8个国家的性别平等状况有所退步。按照目前的进展速度,该地区需要189年才能实现性别平等。此外,本次报告提及,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状况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全球范围内,女性劳动力增加的速度要快于男性劳动力,这使得自2022年报告发布以来,劳动力参与率的性别平等状况出现了小幅回升(63%-64%),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距仍然很大且根深蒂固。让情况更加复杂的是,女性失业率继续高于男性,全球女性失业率约为4.5%,男性失业率约为4.3%。即使女性获得就业,她们也常常面临不合格的工作条件:2020年以来就业复苏的很大一部分可归因于非正规就业,即每5个为女性创造的就业岗位中,4个属于非正规经济;对于男性来说,这一比例是2/3。“性别平等状况恢复至疫情之前的水平固然令人鼓舞,但女性依旧承受了当前生活成本危机和劳动力市场冲击所带来的大部分压力,”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Saadia
2023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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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城中村统租房项目,为何按下暂停键?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关胖不胖”关不羽(财经作者)全文约3500字,阅读约需7分钟底层打工人付出了双重代价,搬家找房源的“皮鞋成本”,和房租上涨的经济成本。始于五月中旬的深圳白芒村统租房项目终于按下了暂停键,然而争议并没有结束。这一备受争议的统租房项目,依然有不少支持者,他们支持的理由还是那两条:城中村影响市容市貌,统租改造有利于城市发展;国企下场搞统租,一定会管控租金,是对底层人的福利保障。在支持者看来,白芒村推进统租暴露的种种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技术性问题,充其量是“改革阵痛”。他们认为是舆论干扰了统租事业,愤愤不平。其实,他们高看了舆论的批评。有没有舆论的批评,这个暂停键都是要按下去的。他们想要的目标本来就是水月镜花。▌不得不按的“暂停键”白沙村统租房试行启动后,本该被保障的底层打工人,却成了受损最严重的一方。纳入统租范围的房东赶人,统租范围外的房源顺势涨租金。底层打工人付出了双重代价,搬家找房源的“皮鞋成本”,和房租上涨的经济成本,心力交瘁,令人唏嘘。不少愤怒的评论者指责这是以统租的方式变相“驱赶底层”。这应该是错怪统租房的操盘者。毕竟统租房最大的“合法性”,就是作为福利保障性质的公共事业,“驱赶底层”还谈何福利保障?更何况房租上涨不只是对租客造成伤害,还会导致收房成本持续增加。这显然是操盘者不愿意看到的。深圳的统租房方案规模很大,周期很长。清租一波,周边的房租就上涨一波,以后的收房成本大涨是不可避免。如果操盘者真要以统租房作为“驱赶底层”的方式,只会搬石砸脚。收房成本滚雪球式的上涨,会让项目难以为继。因此,白芒村统租房的急刹车并非意外。折腾底层人民的道义压力,和成本大幅增加的经济压力之下,这个“暂停键”是非按不可的。白芒村的操盘者还是把市场想简单了,他们没料到大规模收房的大进大出,对市场造成了如此大的冲击。这不是技术性问题,“清租难”是深圳统租房模式绕不过去的坎。供需关系变化造成价格波动,清租阶段的赶人必然导致供给减少、需求增加,房租上涨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想要避免租客大进大出造成市场冲击,就要在收房清租时,提供房源的替代供给。可是,增加替代的房源供给谈何容易?如果能做到,又何必搞统租呢?没有替代房源,又想缓冲清租过程的市场冲击,要让租金少涨点、涨慢点,操作上就要细水长流——拉长清租周期,缩小每次清租的规模。深圳的城中村装了1000万人口,占城区面积的20%,这得搞到猴年马月?清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城中村改造落地遥遥无期。深圳市住房建设局的消息称,今年深圳全市计划通过城中村规模化品质化改造提升,筹集保障性住房5.2万套(间),约占全市城中村租赁住房总量的1%。1%都搞得鸡飞狗跳,还要再降速缓冲,以统租方式改造城中村也得干成百年大业。很多人心心念念“改造城中村,促进城市发展”,得转世投胎才能圆梦。所谓“阵痛”,是会痛很久。因此,“暂停”是正确的,长痛不如短痛,短痛不如不痛。清租还只是统租房模式迈出的第一步,真正的麻烦还在后面。几十万上百万人的“二房东”可不是想象中那么好做的。最根本的问题是,经济核算很难平衡。既要坚持福利保障性质,又要经济核算过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统租的成本,比想象的高太多了城中村统租是很烧钱的,成本远比想象的要高。统租启动阶段就要支出两大成本,改造成本和收房成本。真要把城中村的改造到位,成本甚至高于棚改。因为棚改主要是配套成熟的老旧小区,城中村的基建欠账要多得多,很多设施都要从头做起。统租的收房成本也不低。给村民房东的钱少了、条件差了,谁愿意把租赁权交出来?而且,国企要当二房东,村民大房东的要价只会更高。这不是道德沦丧、人性扭曲。国企的支付信用、强势作风,懂的都懂。网传深圳统租方向村民房东一次性支付15年租金,这是令人咋舌的高价。按照一线城市租售比1%计算,相当于统租房支付了房价的15%。如果网传信息真实无误,那么统租公司的收房成本是很高的。但是,这甚至还不够高。据媒体报道,直到暂停,白芒村业主的签约率还不到20%。就这签约率,有没有舆论场的风波,“暂停”都是不可避免的。即便高价收房、驱赶式清租都做到了,统租后的租金上涨不可避免。官方公开表示统租后房租上涨幅度上限是10%。10%的涨幅并不低,经济好的年景也不过如此,何况今年的年景并不好。因此,无论初衷多么温情脉脉,10%的逆势上涨于情于理都很难让人接受。更要命的是,涨了10%房租,也不能指望统租公司实现自负盈亏。贷款的资金成本是刚性的,管理成本也是刚性的。尤其是管理成本,很多人都忽视了租房业务的“逆规模效应”。城中村市场化的分散租赁模式中,房东、二房东的管理运维成本几乎忽略不计。包租公、包租婆收租算账都不需要计算人工成本,基本的安保、物业服务支出也很有限。公司化经营后就不一样了,样样都要算钱,财会、物业、安保都得专门安排上,还得是提高品质的安排。管理运营成本显化,还会随着经营规模扩大激增。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再加上国企特色的管理运营成本放大,“二房东”那点利差能养活偌大企业?多养几个“周公子”,好几间房的租金就没了。节支是奢望,那就得增收。国企最擅长的强势涨价,又受制于福利保障的招牌发挥不出来,那就得另辟蹊径。不涨租金为前提的增收理论上是可能的,那就是提高出租数量。收一套房,能租出去两套,租金收入就翻番了,听上去很诱人。当年蛋壳公寓就是这么干的,结果爆雷。▌长租踩过的坑,统租也绕不过2020年10月著名长租房公司蛋壳公寓爆雷,闹得沸沸扬扬。蛋壳巅峰时期,拿下了16万套房,有将近60万的租客,北上深杭四大热点城市的房源占七成,妥妥的优质资产,看上去十分光鲜。蛋壳能做到套均出租近四人,是靠大房割小房、小房搞群租实现的。效率不可谓不高,国企搞统租,多半搞不了这么狠。至少灰色操作的群租,国企大概是不好意思搞的。但是,蛋壳的高效率都敌不过空置率。三分之一的房子租不出去,蛋壳就爆雷了。深圳统租房也面临同样的空置风险。深圳统租房的增量客户目标是高校应届毕业生为主的青年打工人,这就需要深圳有足够的新增就业岗位吸引人口流入持续增长。然而,2020年以来,人口流向东部发达地区的势头明显趋缓。2022年北上广深的常住人口全部下降。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深圳常住人口减少了2万。减少幅度不算大,还是疫情特殊条件下的表现,或许不至于常态化。但是,高达20%以上的年轻人失业率摆在眼前,还能期望年轻人大量涌入深圳的盛况再现吗?没查到深圳今年的租房市场数据,那就参考同为青年向、高科技向的杭州。按照往年的惯例,应届毕业生进入职场的六七月,都是房屋租赁市场的旺季。但是,今年的行情并不好。根据浙江财经报道,单单五月份一个月,杭州贝壳就“新增”3万套租赁房源。房源不会凭空增加,所谓新增就是借不出去的空置。杭州少了很多年轻的租客,深圳的情况能有多好呢?值得一提的是,贝壳参与了这次深圳白沙村统租房项目,操盘该项目的公司有三大股东,持股51%的是一家“纯血”国资企业,另两大股东是贝壳和链家。所以贝壳知道的,深圳统租房公司都知道。“暂停”推进统租房,或许也有市场预判改变的因素。其实,收房成本高、运营成本高、市场风险大,是当年长租房踩过的坑。现在换国企操盘统租房,能绕过哪一个?▌结语:国资进场,并不能化腐朽为神奇回顾整个统租房项目,温情一点说,是生不逢时。统租房需要人口增量扩大市场,今天没有。统租房需要打工人就业稳定、收入增长以承受房租上涨,今天也没有。需求不足、消费能力有限的当下,深圳搞统租房逆市场大势而上,那就得付出双倍甚至三倍的代价,那就是“万能”的政府补贴。这才是很多人寄望“政府出手了”“国资进场”的真正理由——不是指望国企的经营效率,而是指望财政埋单。然而,“地主家也没余粮”,财政的钱袋子不是无限的。这几年的财政形势,大家都知道。还指望政府大手笔补贴轰轰烈烈“城中村改造大业”,脱离实际。国资进场,并不能化腐朽为神奇。其实,所谓“统租”就是国企运营的长租房业务。规模更大,操作难度更高。蛋壳长租只要改改室内软装,国企统租还得搞城中村的基建配套,成本天差地别。蛋壳长租是盈利性质的,租金还能随行就市。国企统租是福利保障性质的,租金上涨受限。而蛋壳长租踩过的空置率风险,国企统租也躲不过。凭什么认为国企统租就能干得比蛋壳长租更好呢?认为国企能比民企干得好,想象“不追求盈利”的国企会更善良、更温情,看看白芒村失去家园的底层人,是不是多了一份清醒?市场活动服从市场规律,谁操盘都一样。过不了经济核算的关,谁都玩不转。非关善恶,只和效率有关。总之,国企确实能逆市场而上,干民企干不了的事,但是民企干不好的事,国企更干不好。点击关注南都观察的关联号“南都观察+”↓↓↓*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2023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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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35岁的制造业打工者,在长三角能干些什么活?

苏怡杰(青年撰稿人)全文5400余字,阅读约需11分钟都是打工人。2023年,我居住在长三角示范区苏州吴江一个被本地居民称之为“深乡下”的远郊乡镇。吴江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区域之一,每个镇都有不同的支柱产业,港台和外资企业20世纪90年代就来到这里垦荒,其历史超过大部分工人的年龄。街上总能看到背着大包小包的打工者,他们从家乡坐火车到某个地级市,再转车去区县,最后一趟公交,通往目的地工厂,甚至不少公交站以XX厂命名。车轮滚滚向前,窗外的景色从高楼变成了田野和油菜花,他们兴致勃勃,脸上挂着笑容,像是旅游,这在老一辈的打工者脸上,不大容易看到。经济好的年月里,选择从事零工或长期工作,似乎只是一个生活方式问题。外卖骑手一类的零工提供了新选择,它拥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长和工作方式,但缺乏劳动保障;而时间不自由、相对稳定的进厂工作,似乎也早已不是年轻人的第一选择。新零工话题已在互联网舆论场上被讨论过太多,而后者显得则有些沉寂,似乎只是中年人的惯性选择。我想知道,后疫情时代,一个30岁左右的打工者,如果投身制造业,在劳务市场上能拿到多少钱的工资?▌访问老董:35岁门槛、不买房的00后和不休息的机器人朋友介绍我去拜访一位相熟的工厂主老董。老董2000年前后从苏北老家来到吴江,从流水线上的普工白手起家,打拼至今,拥有了一间几十个工人的小厂,合法或不合法的生意都做过,熟知一切明的暗的规则行情。一楼是车间,工人们在轰鸣的机器前劳动,二楼外层的电脑隔间坐着白领模样的年轻人,老董在里面的办公室泡着茶,谦和、热情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寒暄过后,刚挑明来意,老董就笑了:“现在网上都在聊35岁以上不让进厂了吗?
2023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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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地方拍卖各种经营权背后的真问题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全文2700余字,阅读约需6分钟地方政府转让特许经营权的初衷之一,是为了将未来的资金流变现缓解财政压力。但不少地方政府借此通过城投公司等投融资平台企业开展融资,反而衍生出地方债务风险。近日有南宁网友吐槽,南宁路边几乎所有路段都被画成停车位,甚至连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停车都要收费。而且,道路停车费非常贵,临时停车一天最多需要缴费上百元。这些车位几乎都归“慧泊停车”这家公司运营(“慧泊”即“智慧泊车”)。随后,媒体又曝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与南宁慧泊停车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建“执行+智慧停车”联动协作机制。一方面,利用慧泊公司车位管理大数据分析优势,青秀区法院可实时监测已查封的车辆,有助解决执行难问题;另一方面,对“恶意”欠缴停车费等问题,法院建立快速立案通道,加快办理追缴停车费案件。这些信息引发了舆论强烈关注。5月22日晚,南宁市政府网站发布通告称:南宁市慧泊停车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停止运营、停业整顿、接受审计,由南宁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接管城市道路停车泊位运营管理业务。停车位特许经营,已经是常态了。“封面新闻”记者梳理发现,2022年以来,出让公共停车位特许经营权,在全国范围内已掀起一股“热潮”。四川省内,达州高新区、达州主城区和南充嘉陵区等地都曾实施公共停车位经营权拍卖;四川省外,浙江湖州以及陕西多地也转让过公共停车位特许经营权。(就在本文成稿之际,又爆出南充仪陇县将拍卖县城9963个停车位25年特许经营权的新闻。)不只是公共停车场,不少地区还公开拍卖学校食堂、公交线路、共享单车等特许经营权。四川阆中市把公办学校、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资公司未来30年的食堂食材配送,当作特许经营权卖了;都江堰卖了500个货运汽车在城区里的行驶权;乐山把乐山大佛景区摆摊、观光车30年经营权,一次性拍了17亿;贵州榕江县卖了殡仪馆20年经营权;河北香河县、四川什邡市、重庆南川区等地,陆续出让区域范围内的停车位特许经营权,时长28-30年;贵州习水县5068项广告载体的20年特许经营权拍出1.16亿元;石家庄以1.89亿天价拍出了10万辆共享单车3年的特许经营权。“政府特许经营”是指政府采用竞争投标方式依法授权中国境内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协议明确权利义务和风险分担,约定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投资建设运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并获得收益,提供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该类特许经营涉及我国境内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市政工程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特许经营权拍卖把公共的资源变现,增加本级财政收入,增加居民公共开支的来源,某种意义上是好事。但是,拍卖公共资源的本质,是把使用资源的成本传递给资源的使用者(谁使用谁付费)。公共资源(设施)本来就是老百姓交税建造的,使用公共资源再次收费,就形成了二次收费。并不是所有的公共资源都适用于特许经营,只有那些使用频次、人数差异较大的公共资源,为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防止少部分人滥用全体人民出资的设施,才能收费。比如,高速公路收费,它是政府投资,少部分人使用,不同人群使用频次差异非常大,所以可以拍卖。汽车牌照也是这个道理。但是,城市普通道路,人们走路、散步、遛狗、骑自己买的自行车,使用人数众多,人人都要用,频次高,就不适合拍卖,搞特许经营。不适合进行拍卖的公共资源,拍卖后会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特许经营,向使用者收费,本质上就是加税,过重的实际税负,会阻碍经济活动。其次,不适合拍卖的公共资源拍卖,本质上是拍卖一种保护权。它使得市场成为一种排他的环境,会反向绑定政府。企业一旦付钱购买,政府就在某种程度上负有对企业的义务,经营与权力结合起来,导致服务缩水、变相涨价、捆绑消费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发生。甚至像南宁法院那样,提供“额外服务”。这都是对营商环境竭泽而渔,会加速一个城市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这种特许经营往往连着金融化与金融风险。当它通过特许经营权抵押贷款,就把风险扩散到了金融领域。本质上,银行有一套防范风险的办法,对于特许经营权的质押,也是要审核的。由于政府特许经营权的特殊性质,出质人拟将特许经营权用于质押时,需要经过政府有权管理部门的同意。银行要审查出质人是否能够提供政府有权管理部门同意质押的文件、批复等书面材料。还有政府相关部门的特许经营批文、《特许经营协议》、批准收费的文件等资料。最后,当然是特许经营的收益来源,特许经营情况、应收账款相关情况,以及对应收账款进行专户管理。一项特许经营能抵押贷款,流程上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特许经营的收益,其实是存在不确定性的。比如南宁的停车问题,停车费贵,会使得车主冒险停在禁停区。这就需要执法跟上,但执法是有成本的,首先是人员成本。那么,当大家都乱停时,人员成本会不会大于收益呢?除了人员成本,还有政治成本,经常发生车主与执法人员的争执,执法机构压力大了,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钱就收不上来。舆情层面的压力还会造成根本无法达成最初的目标,钱收不上来。而且,慧泊停车这类企业,并不是处于竞争中的民营企业,效率是非常低的。所以,收着高昂停车费的同时,慧泊停车仍然是亏损的。慧泊停车母公司南宁轨道交通集团2022年财报显示,截至2022年12月31日,慧泊停车的净资产为4.95亿元,2022年净亏损1207.9万元。与此同时,慧泊从南宁多家政府单位手中购买的车位,耗资25亿元,其中20亿元为银行贷款。20亿元银行贷款年利息约为8900万元。地方政府转让特许经营权的初衷之一,是为了将未来的资金流变现缓解财政压力。但不少地方政府借此通过城投公司等投融资平台企业开展融资,反而衍生出地方债务风险。特许经营的期限现在都很长,所以,特许经营质押,本质上是一个城市公共资源的长期估价,说到底,就是城市的未来。但放在二十年、三十年这个时间尺度上,很多中小城市的未来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现在的网红城市淄博,现代工业历史已有100多年,以重工业见长,化工、建陶、医药、纺织等传统产业曾是淄博的立市之本,传统产业在淄博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一度高达70%。但现在的定位成了“全国唯一涵盖资源枯竭城市、独立工矿区、老工业基地三种类型的城市”。三十年前、二十年前,谁能预料到这个情况呢?2019年3月3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第一次提到了“收缩型城市”,并明确要求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实际上,正是那些处于收缩、衰落之中,财政收入枯竭的城市,才更看重特许经营权拍卖。这些拍卖的、质押的特许经营权的未来,存在很大风险。这些情况,银行不知道吗?当然都知道。甚至连拍下经营权的人都知道其中风险。实际上,正是因为能拿到银行的钱,他们才拍下特许经营权。一般而言,有政府担保的国有企业,地方城投信贷风险很小,更重要的是,在地方政府的影响下,如果银行严格按评估出来的实际风险水平拒绝发放贷款,银行地方管理人员的个体前途等利益会面临潜在的阴影。毕竟,出现了坏账,风险并不是银行个体全部承担的。对于他们而言,拒绝发放贷款的风险,很可能大于贷出去的风险。在个人利益的影响下,通过产权虚置的银行系统,大量潜伏着风险的信贷资金流向国企、地方融资平台。这才是地方拍卖各种经营权背后的真问题。点击关注南都观察的关联号“南都观察+”↓↓↓*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2023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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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X吴飞:否定硅基生命人权,其实是“人类碳基沙文主义”

全文7000余字,读完约需14分钟2023年4月27日,法学家季卫东、人工智能科学家吴飞来到南都观察“黑镜成真:强人工智能应用中的法律与伦理”线上对谈,在强AI进入日常生活的背景下,以不同的学科视角,探讨AI发展、应用中可能的法律与伦理问题。本文整理自对谈记录的上半部分。嘉宾(按姓氏首字拼音排列):季卫东: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计算法学与AI伦理中心主任吴飞: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人工智能和它带来的问题主持人:年初ChatGPT给大家横空出世的感觉,实际上任何一个技术都不是突然凭空而来。先请吴飞老师用5分钟给读者做个科普:人工智能(下称AI:
2023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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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买不起房,能当政绩吗?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独角鲸工作坊(ID:dujiaojing2018)”作者:老凤1974全文1900余字,阅读约需4分钟有形的手要尽量克制自己的冲动,不要时刻想着把天捅个窟窿,多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发挥作用。说房地产市场,一直是个半市场化的产物,我相信了解中国房地产的朋友,都会对这个结论比较认可。说是半市场化产物,是房子在市场上卖,随行就市这是真的,但房子不是悬空的,而是需要落在实地上,土地则不是你有就能卖,况且你没有。无论是土地的所有权,还是规划权,这些都不是完全市场化的产物。但好在造好的房子,大体还是根据供需来定价,这也是各种资本乐意进入这个行业的原因。可现在一个地方的做法和以前有些地方的做法,正在把这最后的一点市场化给锤爆,万万没想到的是,此事居然发生在江苏昆山。最近有两家房地产公司,受到了昆山住建局的处罚,原因叫做:擅自降价销售!处罚理由是:擅自大幅度降价销售,破坏了市场秩序。涨价销售破坏市场秩序;降价销售也破坏市场秩序。这个市场秩序到底是个什么秩序?我专门搜索一下,什么叫市场秩序:狭义的是指市场生产经营主体合法交易行为与违法交易行为及其客观后果的总和;广义的市场秩序是市场管理主体的管理行为、市场经营主体的交易行为、市场消费主体的购买行为及市场交换客体的数量与质量作用于市场及其客观后果的总和。里面有一条最重要的行为准则:交易行为应以诚信为本,买卖自由、买卖公平。不能强买强卖,不许用欺诈手段进行交易,严禁以假冒伪劣商品扰乱市场。看到没有?买卖自由,市场里的主体都是平等的,卖家和买家,只要双方合意,没有侵犯他人利益,他们的买卖就应该是自由的,也可以看做是公平的。房地产公司为什么降价,一定不是因为成本降低,而是需求不足。我曾经就这个举过一个例子。如果你因缘巧合,在杭州西湖边上被赠予了一套房屋,你的购买成本为零,你会因为没花钱得到这个房子,就两千一平方贱卖吗?当然不会,你会根据买家能出的最高价来出售这套房屋。房地产公司也一样,他们降价,一定是迫不得已,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销售自己的房屋,来使资金尽快回笼。众所周知,昆山是中国最强的县级市,没有之一。这里被各种外资企业、外资工厂铺陈得满满当当。不仅昆山本地人买,外来打工者也会买,还有一些上海人,也喜欢到昆山买房。以前的昆山,房子是不愁卖的,所以大量的房地产公司云集于此。现在房地产形势有变,这几年听到的大型房地产公司爆雷、房子烂尾的消息不绝于耳。昆山这两家公司,自然不是超脱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市场形势变化,他们自己的感受是最明显也是最深的。降价销售正是一种良性自发的自救行为:据说降价后,买家一下又多了起来。现在不让人降价,那么公司的现金流枯竭,你管不管?如果还有在建工程,烂尾了你管不管?如果都不管,为什么要干预企业自主的销售行为呢?市场就是这样,供需平衡可以由价格来调节。如果供大于求,那么降低销售价格可以提升需求,最终达到新的市场平衡:这是经济学的前三课就要学到的知识。拥有无数高级经济师职称的地方,不会没人懂这个道理吧。那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呢?原因还是在“土地财政”这个四字上了。房屋一旦降价,土地市场也必然会受到挤压同步降价,那么作为卖地的一方自然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于是以为阻止房屋降价,就能稳定土地价格。这是大错特错的想法,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不能只想着房子降价会导致土地降价,还要想一想,房子卖不掉,土地能卖掉吗?房子便宜卖固然可怕,但房子卖不掉会更可怕。前者至少把风险分散到了买房人那里,而且随着经济的恢复和收入增加,那些由于市场调节而降低的价格,是有可能涨回去的;而后者则会导致房地产公司现金流枯竭断裂,最后公司倒闭、房屋烂尾,风险全部集中在当地政府和银行那里。后来的投资者也会后背发凉:乖乖连自救都不让,这地方还是敬而远之。任何地方,都会对这样的前景不寒而栗吧。昆山,作为一个经济最强的县级市,一定要摒弃土地财政思维和这种非市场化的思维了。道理讲完,谈谈道德。站在道德层面,有作为的地方,是一定要想着居者有其屋,外加房住不炒的。现在有房地产公司愿意减少利润降低房价,客观上不也是一种惠民之举吗?这不也是一种让没钱的人也买得起房的共同富裕之举吗?让人买不起房这件事,能当政绩吗?房地产公司得到自救的资金,需要房子的人买得起房子,这种两全其美的好事,第三方为什么要横插一手来破坏呢?君子成人之美,如果恰好有人需要结婚买房,正好降价让他们买得起,不也是为生育率的提升做贡献吗?无论从道理,还是道德,不让房地产公司降价都是站不住脚的。从长远来看,新的供需平衡必然在价格变动中重新完成。无论地方政府还是整个社会,都应该容忍并习惯房地产的价格下行。即使不容忍不习惯,市场规律也最终会教会大家,经济规律不可违背的道理。有形的手要尽量克制自己的冲动,不要时刻想着把天捅个窟窿,多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发挥作用,这样才能在快速达到新平衡后企稳,并在经济向好后逐步回升。点击关注南都观察的关联号“南都观察+”↓↓↓*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2023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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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城市赚不到超出自身认知的钱

本文来源于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ceibs-cbr)”维舟全文4400余字,阅读约需9分钟近日网传,一汽奥迪继此前将销售公司搬迁至杭州后,有计划将整个总部也搬到杭州,这激起了人们对营商环境,对“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又一次讨论。当“招商引资”再度成为各城市努力的焦点,它们到底在竞争什么?尽管一汽方面尽力淡化此事的影响,很多当地人也自信杭州在汽车制造上还无法与长春竞争,但我们最好面对现实:如果不转变认知,像这样的事可能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和长春相比,杭州原本确实不是什么老工业基地,但在新经济转型时,这一点可能反倒是好事,意味着没有包袱。奥迪在新能源车领域布局不晚,但到去年已明显落后于市场,必须果断行事了。企业家并不傻,这一迁址决定表明长春的工业基础,对车企来说其实并非不可或缺,杭州的营商环境、数字经济、创新活力、市场区位优势,乃至汇聚新能源车产业链的生态,要重要得多。一位知晓内情的行业人士说,他对这一结果并不惊讶:“几年前,我曾受邀去东北考察一家汽车配件企业,做些诊断,以便后续改善项目。但在和企业领导层交流中,我就知道没法推进改善,因为人家领导很自信地认为管理得很好,没有任何问题。”自认“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任何地方要自我改善的首要阻碍,就是没能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这绝对不是某家企业、某个城市的问题,而是一些地方存在的普遍现象。这些年来,明眼人都能看出东北与南方的经济差距在拉大,但如何认识这一差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许多东北人倒也承认差距存在的事实,但他们对此的反应是鄙夷不屑,认为南方的发展只是靠了“政策好”,更有甚者,“南方人发财不过是靠坑蒙拐骗,搞出不少金融诈骗,我们就是吃亏在太实诚、太守规矩了。”照这种看法,他们将自己的处境合理化了,因为那好比说“他们虽然发财了,但发的是不义之财”。在这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伦理:一种是工业时代的信念,强调的是在既定的规章制度范围内,规规矩矩地工作;另一种则是后工业时代的观念,注重的是在市场上不断捕捉到新出现的机会。前者是静态的,生活节奏、工作规范带有很大的重复性;而后者是动态的,因为市场瞬息万变,今年奏效的做法,明年就不一定了。不难看出,双方所默认的价值观是潜在冲突的,很难说这谁对谁错,关键在于谁能更好地适应当下的变动。近些年来日渐明显的一点是:国内在各领域的产能已经严重过剩,最迫切的不是生产,而是如何在外贸需求低迷的情况下提振内需。除了落实社会保障,让普通百姓能放心花钱消费之外,尤为重要的是捕捉、创造新的消费需求,这样才能避开价格竞争的红海,在蓝海开辟出新的机遇。这个道理可能也不难明白,难的是怎么落实:任何创新都需要大量的积累、支持性的复合生态和高投入(不论是资金还是人才),在本质上这都是面向未来的一次次风险投入——稳定是创新之敌,因为但凡是创新就要冒险,而那很可能会失败,毕竟没人知道怎样才能成功。2010年,经济学家蒂姆·J.凯恩(Tim
2023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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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原“无罪”?

本文经授权转载于公众号“风声OPINION(ID:ifengopinion)”赵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全文4700余字,阅读约需9分钟未成年人事项,究竟是国事还是家事?近日因一篇《城堡里的马原》的报道,伴随着网友热议的巨大争论,先锋作家马原重回大众视野。作为作家,马原曾在年轻时留下过《冈底斯的诱惑》《拉萨河女神》等可载入当代文学史的小说,还曾与莫言、余华等知名作家齐名。在2008年罹患肺癌后,他选择了退隐西双版纳的南糯山,在这里打造了一座城堡,和妻儿一起隐居。在这种近似桃花源的故事背后,却隐藏着令读者不安的情节。2022年的6月1日,马原年仅13岁的儿子马格猝然离世。作为父亲的马原对儿子的离世表现得很平静,在朋友圈宣称“马格没出任何意外,没有任何痛苦,是上天突然接走他的”,在面对来访的客人时也说“我们马格和菩萨在一起”。随着故事的推进,马格的离世有了更清晰的说明。在出生时,他就被医生诊断为心脏尚未愈合。上一年级时学校进行常规体检,也检测出马格的心率异常。面对孩子的身体异样,马原的态度始终是选择“不治”,还主张人在面对疾病时就要“掩耳盗铃”“视而不见”“自欺欺人”;在同父异母的哥哥将马格带去医院检查,确诊为心脏二尖瓣膜闭锁不全,需要做微创手术后,马原的说辞依旧是“心脏怎么能动?不能动的除了心脏,还有脑”。在马原的坚持下,马格一直没有接受心脏手术,最终夭折于13岁。▌刑事责任最终可能都无法证立尽管这个故事被书写得相当诗意,但在打破由先锋作家头衔加持的神秘滤镜,剥离由世外桃源所塑造出的浪漫主义魅惑后,仍能够发现其中存在的可疑问题:当一个孩子被确诊为心脏病需要手术,父母可否基于自身的信仰和认知拒绝为其医治?站在法学的专业角度,我们也必须谨慎求证:这种不作为有没有可能构成刑法上的虐待罪或遗弃罪?根据这篇报道,马原似乎是个神秘主义的信仰者,在罹患癌症而身体靠着隐居世外的“换水”得以恢复后,他对神秘力量的信仰变得更加笃定。也正是这份笃定,使得他坚持不为患有心脏病的儿子实施手术医治,而选择通过所谓的自然方式调养。在这篇报道的评论区里,有很多网友留言认为,马原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初看这篇报道时,我也一度非常认可这种观点。但在与刑法老师反复讨论后,发现马原无论是被定虐待罪或是遗弃罪,其刑事责任最终可能都无法证立。虐待罪是行为人经常以打骂、冻饿、捆绑、强迫超体力劳动、限制自由、凌辱人格等方法,从肉体和精神上持续地迫害、折磨、摧残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就虐待行为而言,既包括积极的作为,例如殴打、捆绑、禁闭、讽刺、谩骂、侮辱、限制自由、强迫超负荷劳动;也包括消极的不作为,如有病不给医治、不让吃饱饭、不给穿暖衣等。尽管同时包括消极的不作为,虐待罪的认定却不能只是纯粹的不作为,还包括施虐者在主观上也必须有对家庭成员进行肉体和精神摧残、折磨的故意。因没有虐待的故意也无积极的虐待行为,马原尚不构成虐待罪。另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原是否构成了遗弃罪?遗弃罪是行为人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员,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拒绝抚养,既指对有抚养义务的人长期不予照顾、不提供生活来源、驱赶或逼迫被害人离家,致使其流离失所或生活困难,也尤其包括在被抚养人患有严重疾病或生活不能自理时,不提供救助导致其陷入危险境地。从上述界定看,马原不给儿子看病似乎与遗弃罪的要件构成相符,但遗弃罪同样要求行为人有逃避或向他人转嫁应由自己承担的抚养义务的故意。马原不给儿子医治并非为逃避抚养义务,他只是固执于自己的认知拒绝为儿子进行手术,期间仍送儿子进行中医调养,因此也不存在遗弃罪的故意。▌孩子的医疗救治究竟谁说了算?由此来看,即使众多旁观者对马原延宕孩子治疗感到十分遗憾甚至愤懑,但在现行刑法秩序之下,将之治罪显得非常牵强。那么,倘若在法律上不追究其责任,又该如何回应文章揭示出的令人不安的问题呢?在马原因自身认知而不给儿子医治,甚至不让儿子正常上学的故事背后,分明能看到一个自恋型人格的父亲对于子女命运的操控和权利的剥夺,而这显然与现代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互相抵牾。《宪法》第49条,一方面将儿童保护明定为国家义务,另一方面则确认“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最后更明确禁止虐待儿童;《民法典》所规定的监护制度,也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未成年人保护法》同样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不得实施虐待、遗弃、非法送养或实施家庭暴力等行为,且不能“放任或者迫使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失学、辍学”。法律规定了父母的监护义务,但如何履行监护职责属于父母的自决事项,也就是说,父母对子女的监护和教育既是义务也是权利。在日常生活中,孩子看病就医、读书求学都要有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正是这种义务和权利合体的表现。但正因权利与义务合体的复杂构造,从父母的监护权中就会引发另一突出问题:孩子的医疗救治父母说了算吗?如果孩子罹患疾病,父母基于信仰认知或各种事由而拒绝为其医治,国家有权干预和强制吗?这一问题,又指向另一个核心:未成年人事项,究竟是国事还是家事?与本案案情类似的,有美国法上的“Baby
2023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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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摊日入9000元”:浪漫化地摊是一种危险

张丰(撰稿人)全文1900余字,阅读约需4分钟各种抽离背景、细节和条件的“月入过万”故事,已经给全社会造成一种错觉,年轻人可以轻松赚很多钱。浙江义乌一对95后小夫妻,在摆摊的时候面对电视台记者,兴奋地说出“今天赚了9184块”,成为地摊经济的大赢家。但是,在上网成热搜之后,引起了网友铺天盖地的质疑。有人给他算了一笔账。他摆摊卖的是铁板豆腐和狼牙土豆,如果按一份9元算,一晚上要出1000份餐,如果工作9小时,也要每分钟出两份——这太困难了;还有一些好事者更是不怀好意,呼吁税务部门去查税。随着媒体不断介入,小伙子不得不讲了更多:不是每天都收入9000元,平常一天六七千,这次是电视台来报道吸引了更多的人,是个“意外”;摊位不是只有夫妻两人,还有两个员工(一共开工资18000元);这不是随便摆随时被城管清理的地摊,而是规范的摊位,每年摊位费要34万。至于大家质疑的出餐速度,他也有解释:我家的铁板比较大,一次可以出五六份餐。实际上,这对夫妻作为地摊创业者,也经历了诸多波折,开始赔了一些钱,直到找到合适的地点和合适的产品,才开始赚钱的。这么一讲,可信度增加了不少,但是电视台创造的“神迹”就烟消云散了。类似创业神迹可不少。“海归硕士回家种释迦,年入800万”“丹东大哥种白草莓,年收入超千万”“退伍老兵把荒山变金山,一年卖出2000万”……这样的标题,都很提振人心。实际上,如果你搜索更多,会发现发财的方法千奇百怪,只要不停注意“卖”的内容,就可以搜索到各种发财神迹,哪怕是屎壳郎,也能造就亿万富翁。这让我想起以前深夜看的军事-农业频道,有各种各样的致富小窍门。但是,我当时就有两个疑问:这么好的致富经,为什么要在深夜播出,如果在黄金时间,不是会帮到更多人吗?电视台的主持人(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可能都是外包节目)一本正经在那儿讲故事,有这个时间,为什么不去致富呀?现在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掌握一部手机,注册一个账号,相当于拥有一个“频道”,就更方便讲故事了。在各平台,不但这种“暴富”故事受欢迎,那种逆袭的致富更有流量。比如,最近抖音上查封不少节目,“负债300万,一个人来到成都重新开始”,负债数目不同,但是节目内容基本上都是复制,不同的演员,相同的声泪俱下。不管是否能够“重新开始”,如果能有一些流量,多少也能赚点,祝他们好运吧——很可惜这样的节目因为高度重复,被平台清理了,看来那些播主真的要“重新开始”了。由机构媒体制作的各类摆地摊致富故事,当然比自媒体的声泪俱下更有技术含量。就以“摆地摊日赚9000元”这条新闻来看,你很难认为它是假的。确实在摆摊(虽然不是真正的地摊),确实“收入9000”(虽然只有一天)……真正真实而重要的信息,是括号里的内容。那里是“创业”得以成功的条件,也能真正给人启发;更重要的是,括号里有真正的人生,有酸甜苦辣,但是因为它“太过真实”,也就过于普通,被媒体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所以,我们记住的就是“摆摊日入9000元”——太刺激人的数字,以至于一位做生意的朋友大声质疑:每天9000,一年营收3000万,超过很多企业了。他是想质疑,但是许多人被数字刺激到一定程度,连账都不会算了。我比较理解那种声泪俱下的“从头再来”自媒体播主,不管如何他们投入了一点设备、时间和表情,如果能够获得一点流量收入,没有坏处,毕竟解决了自己的生活。相比之下,宣传“摆地摊致富”的机构媒体,显得更为可疑。各种抽离背景、细节和条件的“月入过万”故事,已经给全社会造成一种错觉,年轻人可以轻松赚很多钱。前两天成都公布一组数据,去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984元,看上去并不高,但是你看微博上的评论,却清一色地抱怨自己是被平均了。很明显,大部分人的一年可支配收入都不到5万,他们为什么不去摆地摊卖狼牙土豆?我每天走路,都会看到不少卖狼牙土豆的,他们收入很少,是不够聪明吗?这几年,很多人选择摆地摊,被媒体称为“烟火气”。这当然是一个正面的词,但是在传播的过程中被严重地浪漫化了。大部分人摆地摊,都是因为暂时失业,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这当然可以理解和支持,却并不值得特别地赞美。摆地摊意味着一种真正朝不保夕的(尤其考虑到城管)、纯粹个体(因而没有保障的)的“非正式经济”,它是古老的谋生手段,不是什么创新。但是在媒体的包装下,它似乎有了浪漫主义色彩。还有媒体正经地在网上发起民调:摆地摊收入那么高,你会考虑辞职去摆摊吗?真正的危险已经出现:我们似乎已经习惯把困难和责任推给个人。别人摆地摊都能挣这么多,你心中还惦记着孔乙己的长衫,是不是太迂腐了?虚假的致富神话,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商业模式,制造“崇拜”的另一面,是对个体的责难。当一个社会开始流行摆地摊,自己缴纳社保医保,其实意味着社会性的“有机团结”正在消失。我们可以摆摊,可以去地摊上买东西,却不能假装不知道,超市、商场的出现,才是商业的进步,这才是常识。摆摊当然有有趣的地方,可以和很多陌生人交流,可以看到更真实的世界,而其中最真实的一点就是很多人正在受苦。不要假装看不到这一点。*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2023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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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66天,多少人读懂了?

吕孝权(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采访人:李绍宾全文共15000字,读完约需30分钟“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贯彻实施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切实保障妇女权益的通知》,对检察机关全面保障妇女权益提出具体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妇保法》)已于2022年10月30日修订通过,自今年1月1日起施行。就本次《妇保法》修订内容及意义,我们专访了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吕孝权长期从事妇女权益法律援助、研究及倡导工作,是妇女权益保护、性别平等推进和公益法律服务的法律研究者和实践者。同时,在新《妇保法》修订过程中的征求意见期间,吕孝权及其团队从法律专业视角积极参与并提交了大量的修改建议。本次专访,我们重点围绕新《妇保法》修订、性骚扰及职场性别歧视与吕孝权律师进行了深度交流。▌《妇女权益保障法》大修的里程碑意义南都观察:《妇女权益保障法》自2018年修订后时隔不到4年便迎来大修,在一审稿、二审稿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收到数十万修改意见,可以说是近年来公众关注度最高的立修法项目之一,您怎么看待大家对于此次修订的参与热情?吕孝权: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首先,一个基本常识:妇女权益是基本人权。早在多年以前,男女平等就作为基本国策写入我国法律。近年来政府对于妇女权益保护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在立法、执法、司法、宣传引导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就包括本次作为保障妇女权益的专门立法的修订。其次,全国人大在制定或修订法律过程中,都会将草案稿适时在中国人大网上进行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一般为期一个月。这充分体现了政府对公众参与国家立法的重视,为公众意见表达提供了相应的发声渠道。再次,根据国家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主要数据,女性在我国占将近七亿人口。按照“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角色定位,涉及到如此大规模群体的法律修订,自然会引发女性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当然对性别议题关注的男性也会积极参与和推动。最后,在本次修订过程中,专家学者、一线实务工作者、媒体、社会组织等主体,通过各种渠道将这一议题推向公共层面,让更多公众知晓此次修订的具体条文内容。并且,像专门从事性别平等工作的千千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也从法律层面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为公众参与提交修改意见提供了多样的视角和参考样本。南都观察:您能否总体评价下新《妇保法》?其中有哪些内容您认为是亮点?对于妇女权益保障的积极意义体现在哪里?吕孝权:本次《妇保法》大修,是自1992年立法以来的第三次修订,距上次2018年修订仅仅时隔三年。这说明新《妇保法》紧扣妇女权益保护的内在需求,积极回应近年来妇女权益保护领域的新变化,体现出立法与时俱进的特点。宏观层面,我认为,此次修订的主要目的在于贯彻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丰富对妇女权益的制度保障。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新时期妇女权益保护的特点,强化一些特殊保护原则。具体到新《妇保法》中的条文,我在此简单列举以作说明:针对公众普遍关注的妇女人格权益,新《妇保法》第三章中作出的一些特殊规定,我认为非常有意义。例如,“医疗机构施行生育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应当征得妇女本人同意;在妇女与其家属或者关系人意见不一致时,应当尊重妇女本人意愿。”这就把医患纠纷中签字权事实上应归属于谁的问题进行了明确,任何人都不能替代患者本人做决定。另外,就拐卖、绑架妇女问题,新《妇保法》还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并就相关部门的职责进行明确。此内容在一审稿中并未出现,丰县事件发生后,二审稿中专门新增了这一条款,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征。其次,关于人们近年来讨论较多的性骚扰问题,新《妇保法》进一步完善了预防和处置性骚扰和性侵害的相关机制,比如对于性骚扰形式的界定,明确用人单位在职场中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方面的义务,并就具体措施采取列举加兜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明确。同时,对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方面的修订也是重点之一。新《妇保法》明确规定要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并同样采取列举加兜底相结合的方式予以说明,包括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不得“限定为男性或规定男性优先”,或采取“禁婚禁孕”等条款。关于用人单位对女职工权益保障的相关责任,明确了劳动合同或就业协议中应当包含女职工权益保护的相关内容,这就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其他法律法规进行了衔接。以上只是简单列举了一些我认为比较有亮点的修改,其实还有很多,比如第一次从国家立法层面明确歧视的实质性内容,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制定或者修改涉及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必要时开展男女平等评估,保护妇女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增加住宿经营者的强制报告义务,扩大人身安全保护令范围,保护妇女合法财产权益,增加法律救济专章,增加妇女权益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等等。与之前偏原则性、纲领性、宣誓性和倡导性的法律条文相比,新《妇保法》的一些条文更加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真正体现出国家对于妇女权益保障事业的关注和重视。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进一步推进。我个人对本次修订持正面、积极的评价。南都观察:那这其中,您认为是否有哪些条文存在遗憾?吕孝权:遗憾的地方肯定也有。此次修订,我认为主基调应该是正面肯定,但是也存在一些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我们可以对此做一些简单的探讨。在我看来,总则的第二条
2023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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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以上孩子,或与父母分离

guancha@nandu.org.cn;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随机赠书一本。点击图片,阅读推荐文章
2023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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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友好的城市,为什么更发达?

本文来源于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ceibs-cbr)”维舟全文3800余字,阅读约需7分钟如果“发达”不仅仅指经济繁荣,也指社会整体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和文明程度,那么,忽视女性需求、没有女性参与,不管创造了多少GDP,确实很难被称作是“发达”。一年前,丰县事件震撼全网时,有一位女性朋友向我发誓,她这一辈子都不会想去徐州。半年前,唐山又爆出女性被当街羞辱、拖拽、围殴的事件,她说:“现在我终生不去的城市又多了一个——唐山。”这并不只是一时气话,对女性来说,如果在一个地方感到自己的基本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那自然最好尽可能离远一点。反过来,那些“女性友好型”城市,通常也更安全、更宜居、更发达,但这又是为什么?▌什么样的城市适合女性生存通常来说,如果一个城市适合女性生存,那么它通常对男性而言也是宜居的,但反过来就未必了。看看那些丛林社会、狂野西部,或许也不乏有男性乐在其中,但可想而知,女性在这样的地方将会生活得很艰难。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一个地方对女性而言不宜居,那么它就是不宜居的——女性可以说是“矿井里的金丝雀”,她们的感受,比男性更能准确地测试出当地城市生活的品质。事实上,城市化一直是女性的福音,这几乎是各地在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反复印证的定律。女性要想从保守、封闭的社区中挣脱出来,获得和男性平等的权利,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实现经济独立,而适合她们的职业,往往只有在那些大城市里才最有可能获得。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社会,这一点在起初也是极难的:1870年,职业女性还不到全美非农业女性劳动力总数的7%,到1920年翻了一倍,而新涌现的职业大多都在城市里——百货公司售货员、打字员、电话接线员、秘书等等。到1970年代美国开始“去工业化”之后,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女性在就业上反而比男性更为有利,不难想见,越是大城市,第三产业就越发达。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回忆,她大学毕业的1970年,有一个颇具讽刺性的现象:“女性只要有学历,就养不活自己。大学毕业的女性结不成婚,找不到工作,顶多只能当当公务员或教师。”因为当时向女性开放的职业大多都很低端,仍是个“女性很难养活自己的时代”,只有随着大城市的繁荣,才出现了越来越多适合高学历女性的白领职业。有人曾观察到河北一个小县城里的现象:当地重男轻女,如果是男孩,家里往往从小就把路都铺好了,但也正因此,女孩们早早就意识到,要想得到好生活就必须努力考出去。随着近十多年来高等教育的扩张和城市化进程,当地优秀女性能走的都走了。其结果,使得当地婚恋市场越发失衡,大量男性都讨不到老婆。工业时代的城市往往对女性不太友好,因为构成城市主体的就是以男性为主的产业工人,消费、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多样性都被视为次要的东西。徐州、唐山都是老工业城市,这一点恐怕未必只是巧合。一位老家东北的女性朋友曾和我说,她大学刚毕业时在一家国企,同事大多都是男性,开玩笑时也很少顾及她的感受,每个人每天都穿着黑黑灰灰的,她偶尔穿得鲜艳一点还遭领导呵斥了,一年下来,她终于受不了逃离了。值得注意的是,东北作为全国城市化最早、也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实性别平等意识并不低,然而当地的城市转型却较为艰难。当一个城市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时,才能更好地满足女性的需求:职业的可获得性带来的经济独立、社会环境的相对平等带来的安心感,以及文化商业活动的繁荣带来的更好体验。这种选择的多样性,对女性而言至关重要,有史以来第一次,能有这么大比例的女性可以自食其力,独立生活,并且还能活得很好。从这一点来说,女性是城市化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总的来说,大城市都适合女性,这里不仅机会多,而且通常更接近平权,因为一个地方的流动性越大,就越难形成顽固的歧视。2015年上海社科院的一份女性从业人员就业状况调查显示:近八成女性(78.9%)自认从未受过职场歧视,这一比例甚至比男性(77.1%)还高。虽然上海职场进入管理层的女性仍低于男性,但这种感受至少表明,上海的职场环境对女性是较为友好的。也是因为大城市提供了更多选择、更好的环境,使人无须依靠他人也能活下去,其结果是:在全球各地,城市男女的单身比重都偏高。全美有25%的人过着单身生活,但在大都会区则高达40%以上,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女性单身者更高:2010年,从未结过婚的女性数量占到了纽约市所有女性人口数的41.7%。有些女性宁可与异地恋男友分手,也不愿离开纽约,原因是觉得这座城市才是一个更值得拥有的伴侣。美国记者丽贝卡•特雷斯特在《单身女性的时代》中说:“大多数城市中顽强坚韧的一面,都来自长居于此的女性。更准确地说,是来自单身女性。城市为她们提供了更安全的庇护,反之她们也促进了城市的完善。”她并没有夸张,只是说出了一个共生的良性循环:城市越是发达、宜居,就越适合女性生存,吸引更多女性,而那么多女性的涌入,又会反过来使城市变得更好。▌女性让城市更美好对任何现代城市来说,女性群体都是绝对不可低估的,尤其是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消费在经济活动中比生产更重要时,女性的力量在重塑城市生活时很可能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相比起男性,女性对人身侵犯等社会治安问题更为敏感。我的女性朋友即便不在唐山,但在看完唐山打人事件的短视频后也深感不适乃至恐惧,那两天甚至都不敢单独上街。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如果女性连基本的安全感都无法获得,那她很可能就无法在此安心地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因为对女性而言危险的环境,对孩子来说大概率也是危险的。反过来,当女性在城市生活中成为不可忽视的主体、城市建设必须考虑和重视她们的需求时,这座城市在生活的便利性、安全性、多样性,乃至职业发展机会和平权等方面就有望得到提升,营造更宜居的环境。所谓“适合女性”,说到底是指向城市治理时能看到容易被忽视的非主流群体,愿意关注并满足不同人之间的不同需要——这其实都不单单只是“适合女性”,还包括孩子、残疾人等等。作为一个成年男性,我是直到自己有了孩子,才深切体会到国内城市在无障碍设施上与发达国家城市的差距。像深圳城市建设突飞猛进,但在这一块相当欠缺,“轮椅仙女”陈小萍曾爬上过世界屋脊,去年初却死在深圳地铁站的无障碍通道上。即便不是残疾人或病人,一个女性如果带着孩子或提着重物,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会发现处处不便。去年在郑州访谈时,有一位受访者所说的话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澄清自己“不是女权”,但踏入职场几年下来,在和男同事交往的过程中却不时遇到矛盾:很多当地女性都半开玩笑地抱怨“私企没有孕妇”,不仅权利不完善(普遍单休,只有按最低比例交的五险,没有一金),而且当女员工提议辟出母婴室时,男性管理层都反对。这些都让她不得不面对和思考,“姐妹们都不再是以前那样的状态了”,她自己也不断在学习,笑着对我说:“女性一旦有思想了,就会看不惯很多事情。”尽管推动改变不容易,但至少市场的力量会回应女性的需求。以往的国内城市仍停留在工业时代的思维,消费占比很低,但当消费驱动城市发展时,“女人的钱”是不容忽视的“她经济”。经济学家陆铭在《大国大城》中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如此低的消费率”,
2023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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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建设厅,值得推广开来吗?

刘远举全文3000余字,阅读约需6分钟好的营商环境背后,是法治而不是编制。2023年开年以来,各地都在拼经济。发展经济,离不开好的营商环境,海南设立了全国首个“营商环境建设厅”,作为正厅级省政府组成部门,负责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等工作,显示了海南的诚意。需要“改善营商环境”了,就成立一个新机构来统管,是一个常见思路。以食品为例,农业、林业、渔业部门各自监管初级农产品生产环节,质监部门监管生产加工环节,工商部门监管食品流通环节,卫生部门监管餐饮业和食堂等消费环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监管、查处食品安全环节。这些环节都涉及到营商环境,如果有过度权力冲动,甚至腐败,就会影响营商环境,那么,就成立一个新机构来统筹监管这个方面。不过,这种方式也有其问题。海南作为沿海省份、旅游省份,客观地说,营商环境,法治环境,治理水平都是较好的。但新建一个机构,放在其他地区,或许就会水土不服。因为“叠床架屋”,有时候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往往还会造成新的问题。部门都有扩大自己权力的动机,这既是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也是在组织内部获得更多利益的需要。有了一个新机构,就要做事,做事肯定要发文件、表格,要开会,要检查工作。分工貌似很细,实际上“叠床架屋”。这往往又派生出表格多、文件多、会议多、督查检查多的现象,给基层干部的执行带来困扰,造成他们的负担。有的干部迷茫地表示,会议多,表格多,但工作效率低下,效果很差,甚至不得不临时编造数字,用虚假材料应付上级检查。这些秀存在感的事,令基层干部群众不满。要创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需要注意什么呢?▌杜绝形式主义以机构落实任务,某种程度上,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思维与行为惯性的结果,是形式主义的最终形式。这就是行政机构的“内卷化”,这个概念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首创。行政管理内卷化,是指行政机关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不断扩大正式、非正式机构,在一个层面上无休止地内旋、内缠、内耗和自我复制。总书记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强调,“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疫情工作中是这样,平时的工作也应该如此。杜绝形式主义,应该简化工作程序,优化工作流程,创新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善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高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精简机构我国人事行政一般由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务员、机构编制四个部门共同执掌,属“多龙治水”模式。在实际工作中,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务员部门负责选人用人,机构编制部门的行政职责是核定并监督行政、事业单位履行职责、设立内设机构,按编制、职数限额配备人员,理论上是扮演“看门人”角色,如果守不住,政府机构就会变得越来越多。今年的春晚上,小品《坑》火了。其实,33年前,也就是1990年,牛群+冯巩一部经典的相声《小偷公司》,就是针对的这种“叠床架屋”现象。小偷公司为了解决人浮于事,精简了三次,结果第一次精简到60多人,第二次精简到80多人,第三次精简到120多人,越精简,人越多!某种意义上,营商环境不好,本身就是政府部门权力冲动的结果,这当然与机构过大有关,现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增加一个机构。更多的行政开支,某种程度上又会促使行政权力去寻找资金资源,这很可能再次恶化营商环境。1949年以来,我国已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全国性的行政改革。以国务院机构改革为例,1958年和1959年国务院所属机构精简合并成60个,到1965年底,国务院机构增至79个;1975年经济整顿时,国务院部门调整到52个,到1981年底,国务院机构达到100个;1982年国务院机构精简为61个,到1988年增至72个;1988年国务院机构减至66个,至1992年底增至86个。此后,1998年、2003年和2008年又分别进行了三次政府机构改革。可以看出,机构精兵简政,是一种应对组织内卷的惯例性行为。▌舆论监督营商环境,由无数小事构成,是分布式发生问题。成立一个新机构,则是自上而下地集中解决思路。思路与问题是不匹配的。中国共产党的主流观念中一贯重视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与此相关的关键词有“民主监督”“人民主体地位”“群众路线”“权力制约和监督”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宪法》第41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人民的监督形式非常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舆论监督。舆论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无形的监督系统,比任何新的政府部门都更高效。现在有了社交媒体,这种监督可以变得更细,监督作用也更大。▌行政败诉率当然,应该看到的是,形成舆论还需要门槛,对公民或者法人来说,是一种外力,总有不及之处。而法律,则是公民与法人可以主动拿起的制度保障。1989年,随着行政诉讼法的颁布,行政诉讼制度在我国正式建立,“民告官”有了法律依据。公民、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之后,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渠道进行救济。法律成了约束政府机构针对公民或法人个体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力制度。在营商环境中,需要约束的也是政府机构的违法行政行为。但是,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公民、法人的平等地位,但行政案件涉及的主体是行政机关,是“官”,中国又存在长期的官本位观念,所以,毋庸讳言,在一定程度上诉讼中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行政相对人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而且,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往往会干预或者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法院的经费来源逐步多样化,但地方财政依然是其重要来源。这样,遇到“民告官”案件,法院往往受制于人。这给行政诉讼律师带来巨大挑战,导致行政诉讼官司,难度相对较大,胜率一般不大。《2021年度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行政诉讼败诉率平均值是8.77%,行政机关败诉率是指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作出否定性评价的判决案件与全省审结的行政案件之比。现在只有少数地方,将行政机关的败诉率视为一件好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2021年度行政诉讼白皮书,白皮书称:“2021年,全省法院共审结一审行政案件24343件。其中,判决行政机关败诉3938件,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率为16.2%,较上年度上升2.4个百分点。”对比最近几年广东高院发布的行政诉讼白皮书,可以发现一个现象:自2018年以来,广东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的一审败诉率一直在“走高”——2018年,行政机关的一审败诉率为4.2%;2019年,行政机关的一审败诉率为11.4%;2020年,行政机关的一审败诉率为13.8%。在当地的媒体中,这被视为一件好事,反映了背后更现代化的治理理念。但在更多地方的报道中,则把行政机关败诉率升高视为一件坏事。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率的上升,折射出人民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矛盾纠纷意识的提升,是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现实成效在行政审判领域的集中体现。考虑到行政诉讼官司中的不平等,某种程度上,提高行政败诉率,不但可以“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也能约束政府机构伤害营商环境的行为。当下,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结构、推进依法行政、创新管理方式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政府部门职能交叉、权责脱节、权力过分集中得不到制约等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职能“叠床架屋”窒息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应该从减少形式主义、舆论监督、法治、精简机构等多个方面协调治理。正如网上一句评论所说,好的营商环境背后,是法治而不是编制。*题图来自海南日报点击关注南都观察的关联号“南都观察+”↓↓↓*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2023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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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节日宰客的问题?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全文4200余字,阅读约需8分钟“四个菜1500元”、“六只皮皮虾700多元”……新年里,很多人也关注到了各地宰客的新闻,但如果想更深入了解一层,可能还会触及到一个尴尬的问题:为什么“节日宰客”的现象屡禁不止?到底应该怎么破?▌内外有别的“宰外地客”近些年各地宰客的事件层出不穷,旅游旺季尤其突出,有些甚至激发了全国性关注,对当地形象造成深远的消极影响。2015年国庆长假,青岛一家大排档“善德活海鲜烧烤家常菜”爆出“天价大虾事件”:两位游客在点菜时确认“海捕大虾”38元一份,结账时却被告知38元一只,一盘菜索价1500多元。游客报警后,起初的处理结果仅是菜价打个折,舆论哗然之后,该店最终被罚款9万元、责令停业整顿并吊销营业执照,市北区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停职检查,该区物价、旅游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则被诫勉谈话。事后,一位名为“青岛滩”的企业家亲临当事游客肖先生的老家拜访,慰问他5万元,邀请他重游青岛,感受“好客山东”;肖先生则将这笔钱原封不动地捐给当地一位急需手术费的患儿家属,说要“把这爱心传递下去”。当时这一事件轰动全国,联系肖先生的媒体不下20家,但他婉拒了广东一家卫视,情愿风波就此平息,也“不希望一只虾毁掉青岛形象”。2017年底,黑龙江雪乡也爆出宰客事件,有游客一家预定赵家大院一间三人火炕房,支付两晚费用552元,抵达后却被告知只能住一晚,第二晚安排住大通铺,还说:“今晚住这房我都没让你们补差价算不错了!现在这房八百一千随便订出去,你们订得早才便宜。”事件曝光后,赵家大院业主被处以59360元的经济处罚,并责令停业整顿。不难看出,这类事件往往有如下共同点:被宰的,往往是不了解本地情况的外地游客;使用欺诈手段,特别是本已允诺的价格、条件又发生变卦;最终的解决,也通常不是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而是在媒体曝光后以行政处罚了结。有时候,像青岛“天价虾事件”那样,还有一个“感动中国”的结尾:两边的“好人”以相互体谅的方式解决了风波。然而,类似的事不断发生,恰恰证明仅凭这样已不足以解决问题。为什么总有这样宰客的事?说来矛盾的是,那恰恰是道德化的社会环境在现代变迁中发生的。郭沫若曾回忆,他家从事长途贩运,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难免遇到麻烦,不过当地土匪“盗亦有道”,从来不抢熟人和近邻,只对外地大户下手。有时发现抢错了,还会将货物原样送还,附上字条:“得罪了。动手时疑是外来的客商,入手后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谨将原物归还原主。惊扰了,恕罪。”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其实抱有一种“内外有别”的双重道德: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对待熟人和对待陌生人可以迥然不同。黎安友(Andrew
2023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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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最大的隐患:当人类无法分辨AI在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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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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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性别青少年门诊,目睹中国家庭的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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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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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

全文7700余字,读完约需15分钟2022年12月3日,在南都观察的“年度对话”上,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和两位圆桌主持人共同探讨如何“迎接老龄化时代”。本期是圆桌对话一: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和公共政策上的应对。圆桌主持人: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圆桌嘉宾(按姓氏音序排列):丁肇辰(北京服装学院新媒体系主任)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瑛(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理事长)原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点击查看“迎接老龄化时代”年度对话前四部分内容。原新主旨演讲陆杰华主旨演讲丁肇辰主旨演讲
2023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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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对话】王瑛:有尊严的死亡,是生命质量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王瑛(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理事长)全文2800余字,读完约需6分钟2022年12月3日,在南都观察的“年度对话”上,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和两位圆桌主持人共同探讨如何“迎接老龄化时代”。本期我们带来王瑛老师的主旨演讲。“无论是养老,还是生命末期的救治,如果全在医院的病床上,对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来说不见得是最好的方法。”点击查看“迎接老龄化”年度对话前三部分内容。原新主旨演讲陆杰华主旨演讲丁肇辰主旨演讲主旨发言有尊严的死亡,是生命质量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王瑛我们生前预嘱协会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也已经十几年了,致力于让更多的人知道“生前预嘱”和“缓和医疗”。大家都知道,今年的6月23号,深圳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的修订稿,这是生前预嘱第一次被写进一个法规类型的、一个地区关于医疗条例的部门法条中。那一天这个事情是上了热搜的,大概八千多万的流量。今年十月,为了世界缓和医疗日,我们协会一个月一共做了四次线上论坛,每次大概两个小时,每次的听众都会在一百万左右。从2006年大家对这件事情基本没有听说过,到现在广为人知,确实是在这个领域里面,观念推广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播量,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呢?我们一方面受到鼓舞,另一方面也有思考。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生命的质量。而有尊严的临终和去世,或者是说有质量的死亡,是生命质量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尊严死”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才使得我们有刚才我谈到的观看人数数字,我当时觉得挺吃惊的。我们连续三年在每年的十月都会做一系列的专题讲座。第一年三四十万人,当时我们参与讲座的专家就已经很受鼓舞,觉得居然有这么多人听,蛮意外的。第二年四次讲座加起来超过一百万人,今年每一次都会在一百万人左右。我想用数字的变化,来说明尊严死开始广为人知。而人们知道它的社会基础,恰恰在于追求生命质量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进入了老龄社会。如原新老师所说,现在不是迎接的问题,是正在其中,正在路上。老龄社会在人们的生命末期,确实会给我们个人以及家庭带来种种困境,老龄社会的到来,会使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摆在千千万万的家庭面前。2006年我们把生前预嘱的理念和一套安排带到中国来。我们将生前预嘱的定义做到了广为人知。什么叫生前预嘱?就是指人们事先在健康或者意志清楚的时候签署的一种指示文件,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的时候,需要或不需要哪种医疗。在生前预嘱的安排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对生命尊严的追求。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份指示文件,如果没有医疗“接”着我们,没有一个实现途径,它就是空的。和生前预嘱密切相关的,就是它的实施途径,也就是缓和医疗。缓和医疗国内现在经常用的说法是“安宁疗护”,在医疗的实践中,它对于护理的要求,包括护理时间的比重,相对来讲都比较大、比较高,所以叫安宁“疗护”。缓和医疗和安宁疗护是一种手段,在患者和家庭碰到相关状况时,它能够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尽早进行鉴定与正确的评估,预防和缓解患者身体、心理、精神、疼痛和其他问题。缓和医疗和生前预嘱相伴,以非常快的步伐在中国落地了。2017年国家卫健委以红头文件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最先设定大概5个试点省市,只过了一年多,这样的试点城市就达到了71个。这71个是以地区为单位,像北京就不是以北京大市,而是以北京市的区为单位,像海淀、朝阳都是试点区域。试点城市这几年的工作发展速度很快,进展也是很喜人的。最可喜的,是它在考量如何能使缓和医疗全面进入医疗体系。现在各个城市推广四级医疗体系,在每一级上都有缓和医疗的任务,一直落到社区和家庭病床。无论是养老,还是生命末期的救治,如果全在医院的病床上,对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来说不见得是最好的方法。一些试点地区如协和医院的缓和医疗工作医生深入到社区去指导,探索缓和医疗在整个四级医疗体系中如何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尽快服务到老百姓。除了医疗体系,在社会支持层面,我们可以看看公共政策。在缓和医疗这个领域,到目前为止,公共政策已经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是今年深圳在区域性医疗条例里立法,安宁疗护和缓和医疗也进入了相关法规。在这种条件下,一些重要公共政策的推出就变得非常重要,比如“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CP,advanced
2023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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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中国经济的两大基本问题

本文经版权方授权刊登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全文5000余字,阅读约需10分钟“预期转弱”问题的发生固然与疫情等近期突发的因素有关,但显然是由来已久,逐渐积累起来的。许多研究表明,它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企业家们对良好营商环境和政策环境信心的缺失。《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2版序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一本为纪念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首版于2018年的作品。转眼4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国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国内也面临许多风险和挑战。当前,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出延续多年的经济增长的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等“三期叠加”困境,又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在朝野上下都集中注意力于如何应对现实问题,政府也正在采取一系列“稳住经济大盘”的政策措施来应对挑战的当下,重印讲述40年改革开放历史的这本旧著的意义何在呢?在我看来,在当前的形势下,采取应急性的应对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仅仅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因为现实情况是由过往的历史造成的。就拿我们当前遇到的困难来说,除却某些带有偶然性的突发因素,例如新冠疫情,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大量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受制于轻视甚至蔑视理论思维的传统,热衷于追逐五光十色和千变万化的表面现象,对所谓“热点问题”做出表面的回答,或者采取并非针对病因、而是针对症状的“对症治疗”措施来缓解矛盾,而不能透过变动不居的现象去把握具有恒定性的事物本质和长期驻留的事物运动规律,触及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就难免陷入扬汤止沸的误区,而无法收到釜底抽薪的效果。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两大基本问题:第一个是如何从过去那种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转变为效率驱动的增长方式,以便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第二个是怎样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僵化的落后体制,建立起一个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体制。《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就是对于从20世纪70年中期到21世纪10年代中期与这两大基本问题相关的理论争论和政策演变的系统梳理。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革”以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旧有的增长方式成为中国经济的沉重的负担,使它难于真正“起飞”。针对这一问题,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采取“经济建设十大方针”,“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可惜的是,新方针只执行了一年,就遭到自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的抨击,回到旧有的老路子。由于苏式增长方式必然造成的种种恶果,1984—1985年和1992—1993年一再出现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风潮,所以在1995年研究制定“九五”(1996—2000)计划时,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了进行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到效率驱动的集约增长转变的建议。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规定“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1995年以后的几年中,由于上述两个根本性转变取得了进展,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增长速度比较快、效率比较高的新阶段,并在2010年超越日本,晋升为GDP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不过,“九五”期间GDP增长的突出表现使人们产生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任务已经完成的错觉。从“十五”(2001—2005)计划时期开始,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下,靠海量投资“铺摊子”、“上项目”和“造大城”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通过这类“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来拉动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一些领导干部提升自己“政绩”和地位的不二法门。这就使粗放增长方式的种种消极后果迅速积累起来,并在2005年至2007年期间又一次出现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势头。在这种情况下,2006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不正确的政绩观”,2007年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2010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着重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并由此再次重申“加快经济发展转型”的要求。可是,人们更习惯于用凯恩斯主义侧重需求侧的短期分析方法来解析长期增长问题,加之2007年爆发了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政府的方针又一次转向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增加政府投资来扩大内需,以便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于是,由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继续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我国的国民资产负债表出现杠杆率过高的病症。政府和许多企业债台高筑,酝酿愈来愈大的金融风险。这使中央领导在2013年末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经济速度换档期、经济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为了应对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面的困难,本世纪10年代中期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发展理念、采取什么样发展方式的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十三五”(2016—2020)厘清了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这就是在进一步改革的推动下,以提高供给侧的效率为核心,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不过问题还在于,正像我们在前30多年所经历过的那样,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和这些决定能否得到贯彻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概述了本世纪10年代中期这一基本思路决定和执行的过程,并且指出:如果不能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克服困难,宏观经济政策将会陷入两难困境,经济发展也会呈现出一种“按住了葫芦起了瓢”的翘翘板式运行状态。如果为防止金融风险而降低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强度,GDP增长率就会进一步下滑;要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提高刺激强度,杠杆率则会加速上升,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增大。而如果反复使用刺激政策,用强投资去推动经济增长,就只能进一步加杠杆,使金融风险加速积累,甚至引发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在处理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上的这些历史经验显然是今天仍值得加以探究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也许是更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是体制改革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实质在于选择由市场—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还是由行政命令和国家计划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要言不烦,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之初,朝野有识之士就已取得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引进市场机制、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共识。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都被郑重写入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决议。然而,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并不会径情直遂地达到预设的目标。虽然市场化改革在20世纪后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使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纪之交持续加速,很快跻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主张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人们还是一再发动对市场化改革的攻击,力主加强政府对资源配置直接或间接的管控,致使改革的进程受到阻碍,甚至使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出现相反的走势。直到开倒车的行径遭到摒弃,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才回归正途。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经历过多次博弈。《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对其中五次起死回生的博弈以及这些博弈背后的思想交锋做了简明扼要的历史叙述,并对之作出自己的历史评论。“计划派”最重大的一次反攻,发生在本世纪初期。本来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做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以后,中国经济走上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大市场的道路。但由于改革在一些领域进展不足,政府部门还在某些重要领域中起着支配作用,就使整个经济体制呈现出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过渡性特征。在这样一种计划与市场、行政命令与自由价格双轨并行的体制下,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广泛干预,使寻租腐败行为获得了广大的制度基础,加之法治国家的建设严重滞后,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就愈演愈烈。这理所当然地引起大众的不满。利用这种情势,市场经济的反对派趁机把原本是因为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推进不足造成的问题归罪于改革本身,要求重新强化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对资源的配置和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他们极力鼓动,甚至公然要求为“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翻案和为极左路线的旗手“四人帮”“平反昭雪”和“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猛然升温,与建设市场体系相关的一些改革措施受到攻击,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潮流。值得庆幸的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不负众望,顶住了这种反历史的逆流,决定“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一《决定》不但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还把改革延伸到社会体制的其他方面。《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从过渡体制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指明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方向,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改革要求。在全面改革的顶层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已经明确的条件下,关键就在于执行和落实。201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这本书只是在最后的段落里对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克服的种种阻力和障碍”以及如何“推动全面改革落地生根”做出了提纲挈领的说明,而没有来得及对《决定》通过以来改革的进展和不足进行具体分析,可是在我们为如何应对克服当前问题寻求解法的时候,仍然可以从对改革开放历程的观察和思考中汲取经验教训。例如,拿当前“三重压力”的关键“预期转弱”来说,“预期转弱”问题的发生固然与疫情等近期突发的因素有关,但显然是由来已久,逐渐积累起来的。许多研究表明,它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企业家们对良好营商环境和政策环境信心的缺失。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当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在2013年开始落实的时候,各类市场主体的心气何等炽热。那时民营企业踊跃投资,开办新的企业和扩大原有企业的规模,从2014-2019年的五年间,我国市场主体(包括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1.18亿户。他们为强劲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很快地,与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背道而驰的声音逐渐兴起,2018年一开年,就有一位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提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不能凝固化、永恒化”。“我们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应当都是朝着共产主义迈进的”,“逐步消灭私有制”。后来,一位金融界的资深人士还就此论证说,“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虽然“离场论”遭到主流报刊的否定,但是这类反对市场化改革思潮并没有收敛和停止他们的攻势。在讨伐资本、贬抑私有企业的氛围下,不少企业家焦虑迷惘、缺乏投资和创业的动力。为了恢复企业家的信心,给企业家吃“定心丸”和抚慰他们,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功效不一定很大。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迈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步子,撤消政府机构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能够自主经营的营商环境和非禁即入、保持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除此而外,以放松信贷、增加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短期措施,也需要汲取过去简单地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拉动增长、结果造成了杠杆率过度提高和酿成资产负债表危机的教训。综上所述,如果《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中对改革开放历史过程的观察和对所涉基本问题的思考能够为读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和探讨克服当前困难的路径提供一些参考,这本旧著重印便可算达到了预期目标。作为作者的我也会感到十分欣慰。吴敬琏
2023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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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对话】丁肇辰:通过生活设计找回老人的尊严与价值

丁肇辰(北京服装学院新媒体系主任)全文4500余字,读完约需9分钟2022年12月3日,在南都观察的“年度对话”上,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和两位圆桌主持人共同探讨如何“迎接老龄化时代”。本期我们带来丁肇辰教授的主旨演讲。丁肇辰教授说:“在教学中,我希望让同学们知道,老龄化社会的设计议题与他们生活的关联性,并且让他们觉得参与这件事情是有未来而且很酷的。”点击查看“迎接老龄化”年度对话前两部分内容。原新主旨演讲陆杰华主旨演讲通过生活设计找回老人的尊严与价值丁肇辰我的父亲前天刚刚过95岁生日,我妈目前85岁。他们俩生活照护仰赖两方面,一是医疗机构,另一方面是自家人,我还有一个妹妹在照顾他们。我目前想做的事情是在我的专业领域里面,通过设计的手段方法,让他们的生活甚至我自己的未来生活变得更美好。在教学中,我希望让同学们知道,老龄化社会的设计议题与他们生活的关联性,并且让他们觉得参与这件事情是有未来而且很酷的。2020年我跟好朋友,西南交大国际老龄研究院的副院长杨一帆教授还有南开大学艺术学院吴立行教授,共同选出了一百个跟老龄化社会相关的创意案例。我们的想法是做一本关于老龄化设计的科普书,来告诉我们的学生们,在设计领域里面其实有非常多老龄化设计案例,甚至还做得很不错,这案例并没有你想象中的“夕阳感”,而且还是很酷的。这本书目前在淘宝和京东都有贩售,各位有兴趣可以购买这本书。今天我的汇报涵盖两方面,分别是银发设计的范畴与“晚什么”课题。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银发设计的范畴(Design
2022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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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对话】陆杰华:老龄化时代积极老龄观的内涵及其现实路径

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全文2500余字,读完约需5分钟2022年12月3日,在南都观察的“年度对话”上,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和两位圆桌主持人共同探讨如何“迎接老龄化时代”。本期我们带来陆杰华教授的主旨演讲。陆杰华教授指出:“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一定要告诉所有中国人,我们都在变老的路上,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明天的老年人,整个社会对老年人的观念需要转变为认可、接受和包容。”点击查看“迎接老龄化”年度对话第一部分内容——原新主旨演讲。主旨演讲老龄化时代积极老龄观的内涵及其现实路径陆杰华在一个全方位变动的老龄化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积极主动地、超前地面对老龄化时代引发的一些系列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技术、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如原新教授所说,老龄化本身不是问题,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公共卫生改善、生育率下降、妇女地位提高的必然结果。在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充分认识老龄化所带来的一些积极元素。老龄化时代我们应该秉持的是积极老龄观,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你怎么去看加速老龄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积极主动乐观,包括保持财富增长、抓住机遇释放红利,这是非常重要的。老龄化并不是负担,老龄化也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看。我们需要摆脱过去对生理、年龄增长的恐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认同观方面,我们在老龄化时代,怎样保持人的尊严、人生存的意义。第二,怎么办。光“看”不行,“办”也是很重要的。中国的老龄化有中国的特色,我们怎么在“积极应对老龄化”这样一个国家战略中寻找中国方案、突出中国特色、走出中国道路,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研究、凝聚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是应对。应对老龄化不仅要针对今天的老年人,不仅是去看人口年龄段比重的变化,它需要的是全生命周期、全人群的应对措施,包括生育、就业、养老等重大的政策和制度,做到超前、及时和科学、综合应对。这样,在老龄化的时代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够可持续,能够走向高质量的老龄化,实现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二是要认识到老龄化时代其实还意味着我们有无限的资源和很多的机遇。老龄化本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进入了长寿时代,包括我们预期寿命的延长,高龄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健康状况的改善。从这样的一个变化中,我们一定要看到长寿的资源,这些资源如果得到有效的利用,我们的政策能够释放长寿的红利,就可以从容应对,就能够实现我们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中长期目标。去年2.67亿老龄人口,“十四五”会有将近3亿,到2035年可能四亿多,将来可能会差不多五亿,这是很重要的长寿资源。三是要看到人口素质提高包括人力资本的改善。今天的老龄化时代和过去不一样,我们的预期寿命在延长,教育水平在提高,技能也在提高,教育资本、经验、健康状况比过去有大幅度的提高。经济资本,像养老金也有增长,消费结构在改变,“银发经济”,伴随经济增长的还有技术资本的积累,越来越多的人去参与互联网时代。此外,还有中老年人形成的地缘文化,社会资本等等都是我们在老龄化时代中需要开发、挖掘、利用的长寿资源。拥有这么好的长寿资源,我们要从“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中,去明确我们释放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走出中国特色的应对老龄化道路。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积极迎接老龄化一定是一个实践的创新,这个实践创新一定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定国情;第二,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参与应对老龄化的基础性、广泛性和政治性,这个基础性不仅包括老年人,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三是“积极老龄化”的实践路径,实践路径包括各个方面,比如鼓励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代际如何合力推动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推动老龄时代人人终身学习的新理念;四是如何从全生命周期去建构我们应对老龄化的中国方案。每个人都在变老的路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力量;五是突出应对老龄化中国的理论框架,包括求学、工作和退休,我们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应对老龄化的必要环节和元素。这个积极老龄观一定是落地的,它和健康老龄化成为我们应对老龄化时代的主线,即刚才我说释放长寿红利的重要基础。从这样一个视角中,我们就要谈到老年人的参与,这是应对老龄化非常急迫重要的一个主题。它既是利用长寿资源,同时也是释放长寿红利的重要途径。有三个方面:一是延长长度。包括退休年龄的调整和男女同龄退休;二是拓展宽度,包括不同类型的社会生产,也包括我们如何认识家庭参与的社会效应、消费参与的经济价值。三是要挖掘深度,特别是构建一个包容性的全生命周期的文化环境,更多的就是代际在经验、文化上的一个传承。特别是鼓励老年人参与到我们老龄化时代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不仅成为这个社会治理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实践者,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最后,积极老龄观的第三个内涵,老龄化时代践行积极老龄观,很重要的是要突出中国优势。第一,制度优势。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应对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十四五”规划中明确了,特别是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明确了要实施积极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一定要发挥国家战略优势,突出多元主体——政府、市场、社会,才能践行积极老龄观,克服由于老龄化引发的一些社会经济方面的矛盾。第二,我们的老龄化是后发展起来的,比很多发达国家晚,这个“晚”就方便我们去借鉴发达国家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的一些成功经验,也避免他们走过的一些弯路和教训。真正凝聚中国方案,形成中国道路,很重要的是依靠中国智慧。第三,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一定要告诉所有中国人,我们都在变老的路上,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明天的老年人,整个社会对老年人的观念需要转变为认可、接受和包容。我们需要广泛地开展老龄化国情的教育,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不仅要融入到我们社会经济整个过程中,而且应该融入每个个体中,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推动老龄化时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以下为本次活动现场回放,扫描二维码即可观看。*本文整理自南都观察2022年度对话“迎接老龄化时代”,经嘉宾确认。此为第二部分,其余部分将于近日推出,敬请期待。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2022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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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对话】原新:当老龄化加速遇上人口负增长

原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文5000余字,读完约需10分钟2022年12月3日,在南都观察的“年度对话”上,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和两位圆桌主持人共同探讨如何“迎接老龄化时代”。2021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2022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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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尊重常识是战胜经济挑战的前提

本文来源于公众号“北大国发院(nsd-pku)”作者:姚洋全文4800余字,阅读约需10分钟2022年11月24日,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10期“中国经济的新征程与新挑战暨《经济的常识》悦读会”在线举办。北大国发院院长、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经济的常识:中国经济的变与不变》作者姚洋教授做主题演讲,并与《财经》杂志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何刚对话。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非常高兴有机会在我的新书《经济的常识:中国经济的变与不变》出版之际与大家交流几个问题。我主要分享三点:第一,常识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第二,不符合常识的经济学理论贻害极大;第三,不符合常识的经济政策导致错误的结果。▌常识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大家都知道现代经济学的鼻祖是亚当·斯密,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亚当·斯密为什么要写《国富论》。其实,按照他那个时代的叫法,亚当·斯密应该是哲学教授,他的第一本书《道德情操论》就是一本哲学著作。他为什么要写《国富论》这本书?为什么要提出“市场”这个概念?这和启蒙运动有关,特别是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有关。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不太一样,苏格兰人特别注重情感和经验,而欧洲大陆的人更注重理性。这一区别奠定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特色,也奠定了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为人类所做贡献的突出特征。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贡献,至少在当时,是终结了基督教对人的思想的束缚。此后,虽然基督教依然存在甚至还有革新,但基督教对人的思想的束缚已经瓦解。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第一位奠基人物哈奇森(Francis
2022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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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为什么中国人在临终前容易被过度治疗?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全文4000余字,阅读约需8分钟如何选择临终时的医学治疗方案(安宁疗护或是延长生命)乍看是一个医学问题,但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乃至人生哲学问题,因为这意味着科学理念的深入人心、透明公开的程序、尊重个人权利和选择,最终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不仅提高活着时候的生活质量,也改善人们的死亡质量。听医生朋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八十多岁的高龄老人,已是癌症晚期,这几年受了不少病痛折磨,神志清醒时都曾说不想再活了。然而,尽管他的生存质量已经非常差,甚至医生也觉得继续救治没多大意义了,但他的几个儿女坚持不肯放弃治疗。其中一个现实原因是:老爷子是离休老干部,每月离休费上万元,比子女还多,何况他的治疗都是公费报销。这是很典型的中国社会场景。在我们这里,明明不再需要,却强行医学干预,延长病人没有意义的生命,也同时延长痛苦的“临终过度治疗”。这还不一定是那种“自己对自己的过度治疗”(即理念上不能接受死亡,由患者本人努力寻求延长生命,常常被赞美为“求生”——但这些年至少年轻人中理念已经改变了很多),常常还是“对亲人的过度治疗”,这就涉及到社会压力、利益算计等等,此时甚至连患者本人都无法作出选择。严格来说,“过度医疗”是所有超过疾病实际需求的诊断和治疗的行为,包括日常生病时的医疗,但在中国,最常见的、也是最浪费个人与社会资源的,是临终前,对所谓“必死之人”的“治疗”,或者不如说,强行延长生命的医学介入行为。▌从“治疗不足”到“过度治疗”在我们乡下,很少会出现“临终过度治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医疗保险的农村人难以承担高昂的医药费,以至于很多人要拖到病入膏肓才去就医。此时如果无力回天,患者和家人通常都选择回家等死,避免无谓的钱财耗费。救不救“命”,其实取决于对“钱”的权衡。为什么近年来“临终过度治疗”的现象在国内明显增多?首先一个原因或许是:以前“救不起”(缺乏治疗手段、也难以负担医疗费),但现在“救得起”了。实际上,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进程:1945年之前,大多数美国人的死亡发生在家里,但现在,垂危者的照顾基本上都转移到了医院和疗养院,死亡变成了由高额医疗费支撑的强大医疗干预过程。此外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只是病人的意愿和家属的观念转变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过去,死亡的过程一般很突然,但到如今,现代医学设备能在疾病早期就通过定期体检及早作诊断,并及时介入来延长寿命。近年来,甲状腺癌等疾病的发病率出现了大幅攀升,患者还出现了年轻化的特征。一度有不少人猜测,是否因为生态环境恶化、生活压力太大或生活方式不健康?这些或许也存在,但实际上,一个尤为关键的因素是:早些年的医学技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早期轻微的症状根本查不出来,因而在病例统计上,“查不到就等于没有”,但现在随着CT机等一系列诊疗手段的大幅增加,原先“查不出来”也因而不当回事的,现在看到蛛丝马迹就让人如临大敌了。医学技术的发展当然是好事,东亚各国因为都习惯吃泡菜等腌制食品,胃癌发病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日韩的胃癌病例死亡率低于中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能在胃癌的较早阶段就发现并加以医治。然而在我们国内,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往往导致严重的过度治疗。像甲状腺癌的死亡率相当低(因而有人戏言“如果注定要得癌症,我希望是甲状腺癌”),病情发展也很缓慢,甚至可能长过患者本人的寿命。但现在很多年轻患者在穿刺确诊之后,哪怕并无不适,连医生都觉得没有开刀的必要,服药控制再加定期随访即可,患者却还是坐立不安,一定要把病变部位完全切除才安心。关于癌症和心血管问题这样的慢性病,“带病生存”讲了多少年,很多人还是觉得,如果能做到“无病生存”岂不是更好?哪怕是被广为接受的糖尿病,还有很多人会不切实际地希望根治,以至于去寻求各种不科学的偏方。也就是说,虽然人人都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消除任何死亡的隐患。他们内心想要的其实是一种不现实的愿望:最好永远不得病,得以不死。这些年之所以医患矛盾频发,原因之一也是患者及其家属难以接受“病无法治好”的现实,而只想得到“把病治好”这一结果。当然,求生欲是人的本性,本身无可厚非,但这样一来,追求根治疾病的激进理念,在治疗时难免做过头。在美国,“过度治疗”往往和“药物滥用”相关,这又牵涉到医药集团的利益、药物的成瘾性、患者对药物的依赖心理等等。但在我们社会,这个问题的根源更多在于一种对待生命的态度。早些年,中国社会还普遍贫穷的时候,人们对疾病的态度大多是不当回事,发烧、咳嗽根本不算病,自己喝开水硬扛几天就完了;但到了现在,不少人的态度却从以往的漠视转向另一个极端,感冒都恨不得去大医院挂专家号,把小病当大病来重视,甚至动不动就打吊瓶。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担心的并不是“过度治疗”,而恰恰是“治疗不足”,换言之,“过度治疗”的问题其实并未得到人们的真正重视。▌如何面对自己的死亡有人感叹说这是“现在人的命金贵了”,但在这背后其实有一点始终未变,那就是:中国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根据自己的生活境况来拿捏那个“度”的,缺乏一种对医学的科学精神。至于如何坦然面对死亡,在中国社会可以说还是一种需要学习的全新事物。确实,世上大概没有比中国人更怕死的了。对世俗的很多中国人来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一方面,大部分人自古以来生活质量也算不上高,通常挣扎于生存线上下,而不是享受生活;另一方面,既没什么信仰,科学精神又谈不上深入人心,所以对死亡也就无所寄托,他知道死了就一无所有,那当然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这种面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人们面对疾病时如何行事。在人们把死亡当作“命”来接受的传统时代,是谈不上有什么“死亡焦虑”的,因为那都是“命中注定”的,个人无能为力,只能接受;然而到了现代社会,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死亡已经变成了一个需要管理的过程,疾病则更像是某种不确定何时会到来的风险,但我们已经不再只是被动接受,而总觉得自己是有办法预见并加以干预的。然而,不管现代医学如何发达,医生也是人,他们不是无所不能的神,只是依靠不充分的信息和资源(缺损配置),尽可能谋求一个好的诊疗结果。在现实中,医生本人的知识、能力、经验都不平衡,完美的临床应对是不太可能的。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错误的信念,以为“相信科学”就是指“坚信科学一定能做到”。但实际上,那更多意味着接受科学的局限性,并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完善它的假设,从而更好地向前推进。阿图·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中说,往常医学教育的目的都在于如何挽救生命,但不包括如何应对死亡。然而,在面对病况时最应当做的并不只是拼命抢救,而是医生和病患诚实地讨论其选择:告知病情的基本真相、医学技术能力的局限、解释各种治疗方案的特定风险……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坦白承认。最终,在权衡各种利弊后,尊重个体的选择,有尊严地面对死亡,“接受个人的必死性,清楚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可能性,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顿悟。”▌如何面对他人的死亡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论贫富贵贱,命总是自己的。毫无疑问,当他/她患上疾病时,理应有权决定采取什么治疗方案、治到什么程度为止,毕竟没有人能比他本人更能对其生命负责。诚然,现在是有不少人容易过度治疗,以前小病都不当回事,现在则常常把小病当大病来重视,甚至动不动就打吊瓶,但如果这是自主选择,那也求仁得仁。当下真正的问题是:即便当事人想清楚了接受死亡,但他/她仍然缺乏应有的选择权,亲友们都可能出于“我都是为你好”或各种考虑,尽一切可能地抢救、干预。他们或许确实是一番好意,结果却可能是无谓地延长了病患的痛苦,也忘了一点:在面对死亡时,只有当事人自己的决定才是最重要的。今年春,87岁的翻译家沈仪琳按照自己的意愿平静离世,然而,能做到像她这样的,实在少之又少。这首先需要一种顺其自然、坦然面对死亡的人生态度;其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还需要个体自主、自愿决定的意志,以及对这一意志的高度尊重。她的女儿理解并支持她,同时,女儿也不会因为这一支持遭受来自亲友的压力。不夸张地说,如何选择临终时的医学治疗方案(安宁疗护或是延长生命)乍看是一个医学问题,但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乃至人生哲学问题。因为这意味着科学理念的深入人心、透明公开的程序、尊重个人权利和选择,最终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不仅提高活着时候的生活质量,也改善人们的死亡质量。这样说起来,我们社会距离这样的目标,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还不仅仅是接受科学理念的问题,甚至连“个人自主”都还做不到——就像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老人,尽管他本人的意愿已经不愿意延续这样糟糕的活法,但他要不要继续活下去,竟然不是他自己能说了算的。当一个人到了绝症临终的时候,一种可能是,病人很想活,即便继续治疗已无意义都还想试试各种治疗方案以搏一线生机——这是他作为个人的权利,但他/她并不去表达自己想法,而是用情感去给家人施压,那治疗方案就失去了理性讨论的余地——甚至,此时理性的声音会被视为“冷血无情”。而另一种可能是,病人自己只感到煎熬,希望“快点去”,但家属在情感上,或者由于社会压力不能接受,坚持要“抢救”,而不管病人在精神上或肉体上多遭受多少无谓的痛苦。这意味着,理性的最佳治疗方案不仅需要在不确定性中找到平衡,还涉及到医患之间的信任、家人间能否开诚布公理性讨论,社会能否接受的问题。不顾现实孤注一掷,到头来不仅难以避免过度治疗,也会衍生出许多矛盾乃至家庭悲剧。当然,如何自主决定死亡,这在伦理上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务必极为谨慎。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国内社会,很多过度治疗实际上是在“我是为你好”的名义下进行的。像这样的情形早已是反复上演的故事:当某人确诊绝症后,一家人都瞒着他/她,以至于病人成了唯一不清楚自己病情的那个人。这么做的家人,往往还被视为用心良苦,成为无数感人故事的来源。但这些故事背后的本质是,一个人一旦生病,就被提前剥夺知情权和个人自主权,成为“不完整”的人,其实谈不上受到尊重,倒是堪称可悲。今年6月23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表决通过,首次纳入的“生前预嘱”明确规定:患者处于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实施医疗措施。这被医学界普遍视为改善中国人死亡质量的里程碑,但要真正贯彻落实这一点,却并不能仅仅靠医学界的努力,而势必有赖于更多独立自主的现代个体涌现,它将与中国社会实现个人权利与尊严的进程同步进行。*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202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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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老龄化时代|南都观察年度对话

▌时间与地点2022年12月3日(周六)下午14:00-17:00▌形式线上直播▌主办方南都观察▌学术合作伙伴老龄社会30人论坛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联合传播(按首字拼音顺序排列)爱德传一基金
2022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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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在数字世界里变老

本文经授权转载于公众号“老龄与未来(PGZKLLSH)”全文8300余字,阅读约需17分钟文明评选在中国各城市是一项重要工作,但评选的标准并非“就高”而应该是“就低”,越能够照顾到社会弱势群体的地方,就越文明。本文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于2022年9月18日在专题研讨会“在数字世界里变老”上的主讲实录。我今天以“在数字世界里变老”为主题进行分享的根本动力,并非因为我是老龄社会专家,而是出于在照顾年迈父母时的切身体会。生活中我每时每刻都在处理养老的实际问题,感受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我的父母由于年岁较高,时常会面临一些非常典型的老年人困境,比如听觉障碍、使用轮椅以及阿尔兹海默症等疾病造成的生活和出行不便。在照顾父母的过程中,最害怕听到的四个字就是“我摔倒了”,因为任何一次跌倒,都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跌倒。目前,有些科技公司试图通过先进技术解决跌倒问题,这对老年人而言是巨大的福音。我在与专业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交流时了解到,老年人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跌倒,跌倒并非大家通常认为的意外事件,而是一种老年病。可以说,人到老年跌倒是必然的,一次严重的跌倒,可能导致卧床不起甚至失去生命。谈到养老相关话题,必须是接地气的,也不必使用一些新名词,而是需要从老年人需求出发,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我以此老年人的跌倒为出发点,与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内容。▌不是无障碍,而是到处都是障碍1.
2022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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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翻译家决定按照自己的方式死去

guancha@nandu.org.cn;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爱欲之死》(中信出版集团)一本。点击图片,阅读推荐文章
2022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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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零工的22届毕业生

guancha@nandu.org.cn;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日本激荡三十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政治、经济、企业分册中的任意一本。点击图片,阅读推荐文章
2022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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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在爱情中区分自恋与自爱

本文来源于公众号“女编辑(cjnbj2016)”全文4900余字,阅读约需10分钟以安全感为核心,极端的自我呵护、防止陌生和冒险的恋爱方式,其实是一种自恋,并不是自爱最好的方法。你有没有为爱情焦虑过?每天打开各种社交软件,与爱情有关的各种攻略和吐槽,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可这些,真的有助于我们提升爱情的质量、加深对爱情的理解吗?最近,华东师范大学刘擎教授在B站上发布了一条与此相关的视频,题名是“流行文化告诉我们,人就不应该相信爱情。”短短两周多的时间,观看量就逼近130万,引起了大家的热烈反响。我们一方面被流行文化中的恋爱观点影响,在恋爱中,保证自己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又把爱情工具化,将爱情视为一场本利计算游戏。视频中,他引用了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作品《爱欲之死》中的观点,提出了“驯服爱欲”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种出于自我呵护的安全感,而追求的极端确定性,带来的只能是自恋以及爱情的衰落,这会消解掉爱情的神圣性,失去其中最美好的部分。我们经刘擎教授授权,特整理成文字,供大家参考。▌当下我们讨论的爱情观是恰当的吗?现在我们听到的很多关于爱情的流行见解,在我看来是非常成问题的。这里面的一个核心观点提炼出来就是,你要爱自己。“千万不要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在任何关系当中你要保持一个独立的自我,不要迷失自我、丧失自我”……原则上,这些都是对的。但问题在于,永远保护着自己,盘算好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得失,不做或者少做奉献,才算是真正的爱自己吗?不幸的是,当今的流行文化鼓励我们这样做:既要对爱情满怀期待,同时还提醒你要小心谨慎,教给你各种心理防御措施。这套话术中,要么认为爱情是一个幻觉、一个神话;要么说爱情就是简单的,无非是利益共同体、利益权衡的计算;或者说爱情就是荷尔蒙;再或者是把它工具化为谋取金钱利益、社会地位或者性的工具。这样一来,爱情的神圣性就被消解了。你是无法得到那种所谓的“向往的爱情”的,于是又会有人跳出来说“人不应该相信爱情”……当下人们关于爱情的普遍焦虑大致由此而来。现在市面上流行的许多爱情技巧,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比如说有一种是教你如何在爱情中保持主动权,其实就是在教你如何欲擒故纵。你如果发一个短信给他,要是一天不回的话,你必须要等3天甚至5天之后再发。你不能主动,要让对方变得积极主动,这样你就可以进退自如、泰然自若。如果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你就成功了。然后还有一种大家经常纠结的说法是,“你要找一个爱你的人而不是你爱的人。”“找我爱的人我就非常被动,我可能要去追求他,非常累,我可不想这么累。所以还是找爱我的人吧,起码我是舒适的、安全的。”还有,你是要主动表白还是等着诱导别人,让人家表白。因为表白是一个有风险的举措,意味着你可能一定程度上打开了自己的防线,你是不设防的,陷入一种脆弱的(vulnerable)的局面,这会让你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所以在爱情当中,许多人把安全感、确定性放在第一位。但是大家想想,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安全感吗?所以我觉得如此诸般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现在有一个趋势,想驯服爱欲。爱欲(eros)本身是强健的、有生命力的,然而我们却想着要去驯服它,把它变成温顺的、听我们支配的、听我们使唤的宠物。这让我想起了有一期《奇葩说》的辩论题目:“如果你的爱人不喜欢你的宠物,你是放弃宠物还是放弃爱人?”大部分人选择“放弃爱人”,因为爱人不如宠物那么温顺。问题是,这样一种小心翼翼精于计算的自我保护方式,可能不是你自己爱自己最好的方式。它不是一个让你安定、稳定和自信的来源,反而成为一种自我怨恨、纠结、抑郁的来源。在我看来,现在爱情的衰落,大家对“爱情不存在了”的感叹,或者在爱情当中的挫伤,跟我们试图驯服爱情的趋势是有关系的。驯服爱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爱情和爱人变成我们完全可以掌控的、可以理解的、可以支配的、让我舒服的、适宜的这样一个存在。这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你的驯服,无论采取什么高超的技巧——博弈论的技巧、PUA的技巧,最后可能会让自己陷入一种永不停息的动态斗争当中,因为一个真正的他者是不太可能被驯化的。第二,即便是你驯服成功了,这也意味着你失去了爱情中最精彩的部分。爱情是一场奇遇,让你打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让你自己的生活发生重要的变化,有的时候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变,让你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找人还是要找门当户对的。为什么呢?门当户对的人,你们的早期成长是一样的,教养是相似的,所以三观也相近,品味偏好也一样,喜欢的东西也差不多,这样就是两个人完全的和谐。这个道理也许是对的,但它的前提是说,我们在爱情当中需求的是找到同类,甚至是找到跟我无限接近的另一个自我。如果爱情的目标是这样的,你干嘛不跟你自己在一起,或者克隆一个自己,这不是更和谐吗?这种以安全感为核心,极端的自我呵护、防止陌生和冒险的恋爱方式,其实是一种自恋,并不是自爱最好的方法。▌影响驯服爱欲自恋和自爱有什么区别?我们的自我爱护和他者的关系是什么?说到这里,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就是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一本书,叫做《爱欲之死》。这本书原著是德文,2012年出版,今年正好是这本书出版的十周年。我想把他的主旨就阐释为“驯服爱欲”,即tame
2022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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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给脱口秀带来了什么

曾于里全文5600余字,阅读约需11分钟“平日没人经意一个女人眼中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但你有可能用你独特视角向观众展示这一面。人们将惊奇地发现:原来生活里有另一半的意蕴、另一种情怀,它将使世界完整。”——著名女性导演黄蜀芹虽然《脱口秀大会5》创下了该节目五季以来的最差口碑,但几个女性脱口秀表演者依然备受好评。事实上,“女性的发现”一直是《脱口秀大会》的最大成就之一。广义上的脱口秀,即Talk
2022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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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设计学者眼中,烟火气是如何长出来的?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声动活泼”(ID:shengfmcn)盛强(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全文约3700余字,阅读约需7分钟一个城市要有活力,应该有一定量的比较机动灵活的小经济。就像一个正常的生态圈,有小的动物才能支撑起大物种的生态。城市在长大,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必然要忍受“大城市病”的痛苦吗?一座宜居而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与“城市规划是自上而下”的惯常认知不同,盛强教授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城市是一种自组织的结果,它拥有自己生长的能力。在胡同里100米扎根的修车摊、开了几十年的早餐店,它们从未被纳进城市规划,但总能出现在对周围有需要的人而言最合适的地点。然而随着“退路进厅”等城市改造计划的推行,逐渐减少的不只是巷子里的小摊、小路旁的菜市场,更是人们聚集在一起打着扇子唠家常的生活场景。如何让城市生长出更繁盛的果实?不是去设计每一颗种子会长成的样子,而是调节环境,给种子更合适的土壤。与热带雨林一样,城市自有它的呼吸和规律。
2022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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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你准备好了吗?

路易丝·阿伦森(老年病学专家和医学作家)全文5000余字,阅读约需10分钟现代社会容易把老年隐喻为一种疾病,一种被恐惧、被轻视、被忽视和被否认的状况。9月20日,国家卫健委老龄司司长王海东表示,预计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老年抚养比和社会抚养比将相继达到峰值,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也就是说在未来几乎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这也使得老年生活、老年疾病等老年话题再次冲进了人们的视野之中。随着现代人类寿命的延长,老年成为了继童年和成年之后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人生阶段。我们明明比以往活得更久,却未必更幸福、快乐。现代社会容易把老年隐喻为一种疾病,一种被恐惧、被轻视、被忽视和被否认的状况。青春与高效才是时代的奏鸣曲,因为我们总是试图极力避免自己衰老和死亡的迹象。很多人都会发现,逐渐变老时,整个世界都对自己越来越没有耐心,而不合理的、不正常的状况,也越来越被视为正常。如果一位老人出现了糊涂、健忘的情况,人们只会认为他是“老糊涂了”,还不习惯于思考现象背后可能的疾病问题,并最终导致治疗的延误。一个对老年人不友善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好的世界吗?要知道我们大多数人最终都会变老,这样的世界,如果我们不去改善,就是我们即将置身于的世界。从来如此,便对吗?路易丝·阿伦森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老年病学专家和医学作家,她在新书《银发世代》中分享了她个人近30年的老年医学职业生活中的故事,并从历史、科学、文学和流行文化中汲取营养,给出了她的思考。▌被“异化”的老年当你听到“年老”这个词,第一个进入你脑海的关联词汇会是什么?随后你再听到“年长”,你会想到的词汇又是什么?这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教授每年都会和医学新生进行的一项课堂练习。多年来,教室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学生对于这两个词的回应却几乎没有变化。最常见的与“年老”联系在一起的词汇有皱纹、驼背、行动迟缓、秃头和白发,还有很多学生写了“虚弱”“脆弱”“无力”“孱弱”“疾病”。有些人也使用了“智慧”等词,但更多的人选择了“悲伤”“贬义”“固执”“孤独”。还有人写道:“樟脑丸和陈腐的烟熏味。”但对于“年长”,他们写的词就大不一样了。最常见的词是“睿智”,其他的回复包括“尊重”“领导”“经验”“权力”“金钱”“知识”。这就是大多数人包括老年人自己对于老年的看法,从年轻到年老的过程中,人们认为任何东西都无法避免地下降。而我们之所以用负面词汇定义“年老”,恰恰是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中盛行的观点。当下,该观点也被整个世界普遍接受。但是,对“年老”的单一且负面的评价必然是不能完整概括实际情况的。这反映了我们所有人在思考老年话题时,缺失了点什么。或者,至少在看待生命最后的1/3时,人们不再有审视生命前2/3时的那种关切、好奇、创意或者严谨。▌老年人的医疗困境路易斯·阿伦森教授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老年病专家、教育家和医学教授,她所在的科室位列2021-2022年美国最佳专科排名前十。作为一位美国老年医学领军人,她在书中记录了许多老年患者案例,通过这些职业生涯中的观察,她发现了老年人面临着一些医疗困境。•
2022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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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上需要的不止是卫生巾,还有人类的文明

骏瑜全文2100余字,读完约需5分钟健康的公共讨论没有非此即彼的立场,所有参与者都在试图以自己的知识基础和视角,听取他人的意见,帮助有需要的人群,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近期,一则“高铁上应不应该卖卫生巾”(“卖”而不是“免费提供”,“建议”而不是“规定”)的讨论被推上了热搜,即使不排除话题炒作的可能,这样的内容还能产生争议,也是颇让人感慨“今夕是何年”。要知道一两年前,我们关注的还是“月经贫困”问题,思考如何避免贫困女性因为这种正常的生理现象造成额外支出,加剧困境。彼时也有各种意见: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当然是应当免费提供,也有人从市场的角度,担心完全免费会破坏市场秩序,打击生产厂家——毕竟手纸也没有完全免费,于是有人综合不同观点,提出是不是可以提供最低保障,满足贫困女性的基本需要,同时允许非贫困女性按自己的意愿在市场中获得质量更高或品牌溢价更多的商品,接下来有人就提出,如何甄别真正有需求的贫困女性可能是一个困难……所有这一切都是健康的公共讨论。没有非此即彼的立场,所有参与者都在试图以自己的知识基础和视角,听取他人的意见,帮助有需要的人群,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哪怕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有)完美的答案——而不是像“理中客”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说的,社会服务没有给你提供方便的义务,你必须自己解决你的事情,即使是与生俱来的、和你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的生理问题。作为有性生殖的代价之一,月经给全人类的一半带来了无数问题,每月一笔额外的开支、出门时额外的行囊,都已经是小事,痛经的苦楚、社交场合的尴尬更让人难受。随着现代化进程,“月经羞耻”开始淡去,一些文化上的耻感在慢慢好转,但月经造成的代价仍然存在,而且主要由女性承担。9月23日,李清晨医生在他的公号上发布了一篇题为《有性生殖的代价应该由谁来承担?》的文章,说得非常到位:“月经这种生理现象造成的麻烦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为人类生殖功能付出的代价,理应由两性共同承担。演化的结果让这一麻烦单独落在一个性别身上了,但文明的使命就是要矫正自然的不公”。既然每个人,无论女性还是男性,都是由于人类的生殖功能才得以存在,那么与生殖功能相伴的月经,就没有理由让一部分人单独承担代价。不仅是月经,由于生理原因,女性在人类的生殖过程中担负起了大部分工作,怀孕、分娩、哺乳、养育,所有这一切,不应该轻飘飘地用一句“这是你们出生时生理因素带来的光荣使命”就可以卸责。更进一步,同样是李清晨的观点,很多遗传性疾病,也是个体的人类在为进化承担代价,这种情况下,全社会都应该提供支持。中学的生物学知识告诉我们,在采取有性生殖的生命体内,携带遗传信息的基因总是成对出现,很多“缺陷”基因在与另一个“健康”基因配对时,不会致病,只有两个隐性“缺陷”基因一齐出现,个体才会得病,这种机率是非常低的,犹如魔鬼抽签。而上文的“缺陷”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很多基因不能绝对说“好”或“坏”,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它们会以不同方式帮助人类的进化和生存。如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的基因影响到患者血红蛋白的合成,携带两个这种基因的人会得病,血红蛋白不能正常供氧,影响正常生理功能。但如果只携带一个基因,携带者可以正常生活,同时由于血红蛋白的异常,能够抵御疟原虫的入侵,增加人类在热带这种疟疾流行地区的生存概率。从这个意义上,不幸的患者是在为热带地区生活着的千千万万人类付出代价。这也是公益组织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不论是大病救助,还是贫困扶持,都是在为我们中“不那么幸运”的群体支付代价。出生抽签时运气不好的他们,可能会患上遗传病(或者更容易患上某些疾病),可能会陷于贫困,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挣脱,这时就需要公益组织来帮助他们,资助、赋能、创造条件,并通过社会募款的方式,将代价成本分散到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代价需要共同承担,风险也一样。现代商业社会得以兴盛的基础之一,正是由海上运输发展而来的风险共担的保险。海难是一个不可测的随机风险,而且对遭遇者是灭顶之灾,但海运和随之而来的商业交易,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繁荣和福利,这些繁荣的缔造者,不应该由于随机的、不可抵御的灾难而落入悲惨的境地。于是发源于北意大利,成熟于英国的海运保险逐渐成形,继而延伸出火灾、疾病等种种保险。诺斯(Douglass
2022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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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十年,归去何处

未竟全文5900余字,阅读约需12分钟林林总总的概念下,不只是统计数据的增减,被定义的他们经历着“流动”与“留守”的生活状态切换,被从童年熟悉的城市连根拔起,回到户口本上陌生的老家,深陷“他乡”与“故乡”的认同纠葛。今年7月,阿满侄女的中考成绩刚出分,一家人便忙着查询县一中的录取分数线。侄女和阿满一样,从小随父母在上海生活,读到初中时为了继续中高考而选择返回老家(原籍地)——皖北颍上县。看侄女也到了面临选择的时刻,阿满不禁想起十年前14岁的自己和父亲返乡时,乘坐摇摇晃晃的夜班大巴那一幕,“俺爸嘱咐我:‘以后就你一个人坐车来回上海了。’黑色的树影一棵又一棵地在窗外划过……”像阿满一样随迁后返乡的学生,在学籍系统中被称为“回籍生”,在劳务输出大县颍上,每10个初一新生中,就有1名“回籍生”。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当时我国留守儿童已达6000万、流动儿童超3500万,其中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流动儿童规模近1500万。林林总总的概念下,不只是统计数据的增减,被定义的他们经历着“流动”与“留守”的生活状态切换,被从童年熟悉的城市连根拔起,回到户口本上陌生的老家,深陷“他乡”与“故乡”的认同纠葛。▌倒计时,离开城市“小时候父母开始打听升学政策,同乡的玩伴回老家后很少再见面,我就意识到不可能一直(在城市)待下去,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阿满从记事起就随父母在上海生活,偶有几次一起探望老家亲戚。2013年之前,在上海就读公办学校还比较方便,他就读于长宁区的天山路第二小学,小升初可以直升天山路第二中学。当时随迁子女在上海参加中考后只能报考职业教育,阿满初一时成绩常名列前茅,父母开始打听返乡后的初中入学途径。2012年初,天山路二中刚结束初二上学期的期末考试,阿满的父亲便带他连夜乘大巴回颍上参加当地乡镇中心学校的期末考试,作为乡镇中学对他的入学摸底测试。双层大巴摇摇晃晃,同车的大多是在上海贩菜的老乡,在颍上方言的攀谈声中他昏昏入睡。第二天一早车到站,他就要赶去学校考试。隆冬的皖北,寒风凛冽,“进考场前我洗了把脸,在校门口时一摸刘海,都结了冰碴。”走过绿漆剥落的楼梯,阿满来到一间座位排列拥挤的教室,俨然不同于上海窗明几净的布局,破洞的课桌上尽是修改液的涂鸦。坐在靠窗的位置,尽管窗户关着,仍能感受到冷风灌入,阿满被冻得发抖。考试结果很快公布,他被告知凭成绩可以进入当地中学的重点班。隔天再回上海,他就要匆匆收拾在校物品。“还记得我去办公室向语文老师告别,校长也在那间办公室,她主动提出:‘抱一下吧。’”能够珍重告别,是“奢侈”的,匆匆离去,才是常态。小齐从小住在北京市四季青桥附近的城中村,过年时才会和父母回老家镇上探亲。他小学就读于海淀区的一所公立小学,升初中时在一所公立中学借读了一个学期。五六年级时,父母就开始告诉他,要想考大学,就需要回老家。“但我并没有什么心理准备,他们也没有什么计划,当时可以在北京继续读初中,就让我先读着了。”“离开是突然决定的。”2011年开春,距初一下学期开学还有一两周时,小齐被父亲带回颍上县的公立初中办理入读手续。小齐以前只回过镇上,入读县中竟是他第一次到老家县城。“这个决定突然到我的书放在学校的储物柜里面都没拿回来,就坐了一夜火车去颍上入学了。”因为随迁城市异地升学政策的高门槛,“离开城市”成为随迁子女求学路上注定的选择。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各地陆续出台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随父母在天津市东丽区长大的大鹏,当年也在期待着当地的方案出台。大鹏的父亲在昊雄钢材城工作,租住在附近的务本村,大鹏就近入读一所公立中学。他学习十分刻苦,任课老师也对他赞赏有加。“听说有政策出台,我也会上网关注相关信息,期待最终通知。”一直待到初三上学期结束时,得知需要父母通过积分方式获得常住户口,孩子才能在本市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这样的限制仍是大鹏升学难以逾越的关卡,他还是需要回到老家镇上的中学入读参加中考。“没有在初二匆忙返乡,其实给我自己留下了过渡的时间,起码告别是完整的。”大鹏难忘最后一节课上,班主任夏老师号召全班同学为他鼓掌欢送,他也在课后找到每一位任课老师一一道别。2013年冬天,大鹏怀着不甘与惋惜乘大巴南下回乡。“在大巴上,我还是忍不住流泪,要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了,但凭什么我一定要走?”▌返乡,一个人的对抗“就是为参加中考才回乡,但所有问题一下子全被抛在面前,那半年学业和生活的压力,让我成长了,一个人去面对。”回忆刚返乡时的生活,大鹏不禁感慨。大鹏回乡住在姥爷家,家人给他收拾出一间旁屋——简单的一桌一床,天热时洗澡也只能用盆擦洗。而更大的落差来自学校,他入读的是镇上的公立中学,因为村里的学生大多转学去县里升学率更高的学校,毕业班只有26人。大多数同学已经决定中考后打工,整个班级学习氛围十分散漫,老师也不会多加管束。另外,大鹏还发现天津使用的教材与老家不同,部分知识点学习进度不同步,需要自学。“渐渐地自己也开始厌学,不能完全专心于学业。”这时,大鹏更想在操场打篮球,在天津时没有朋友一起打球,在老家的球场上反而结识了朋友。情绪不好时,他就一个人打篮球来排解——运球、投篮,重复动作,“在球场上才能心无旁骛,这是我能掌握的时刻。”中考结束,全班只有他考上了县一中。在颍上县,中考只有考上一中、二中,今后才有更有可能考上本科。小齐在北京时,父亲就常说:“你要不好好学,一中、二中都考不上。”在北京成绩中游的他还不明白这句话的残酷,返乡后才意识到升学竞争之激烈。县中不同于北京的小班教学,一个班往往有五六十人,当时每次年级考试后还会按照学生名次排座位。一次小齐犯错后被班主任呵斥:“你的学籍还没转来,如果你不想学,现在就直接走人。”被批评后,小齐才感受到努力学习的重要性——“一方面,之前没有人严格督促我学习,另一方面也有为留在县中而学习的紧迫感。”学业可以通过努力提升,但“更大的危机是精神的空虚”。小齐刚返乡时一个人租住,也是他第一次独自生活。“初一、初二时情绪不稳定,时常感到无所事事”,这时小齐会去黑网吧(学校旁边不用检查身份证的网吧)上网或熬夜看小说。“有人说这些不好好学习的行为是青春期叛逆,但我现在觉着是我独自一人无法排解困惑,情感上没有寄托。”每每情绪不稳定时,他的成绩也起起伏伏。临近初三时,小齐的姥爷来陪读照顾他的起居,这时他还谈了恋爱。“当时就是想早恋,想找一个人倾诉。”初三时,他的情绪反而稳定了,成绩也进步飞快,顺利升学。不同于大鹏、小齐有祖辈陪读照顾,阿满返乡后,寄居在并不相熟的姑姑家。阿满父亲每年会给他姑姑家一笔费用,拜托她们提供食宿。父亲把他送到姑姑家后,临走时在门口说:“之后自己照顾好自己。”然后拍了拍他肩膀,转身将门关上。那扇门合上的瞬间,阿满开始独自面对陌生又有些别扭的亲戚关系和截然不同的学习环境。学习上,与大鹏类似,他要适应不同的教学方式。阿满进入了乡镇中心学校的重点班,不同于上海老师关注每个学生,乡镇学校以早晚自习的严格制度来管理学生,这让阿满很不适应。“我是一个容易受环境影响的人,环境落差很大,我逐渐产生厌学情绪。”阿满就读的班级有40多人,“回籍生”占1/5左右。他记得有一位从宁波返乡的同学,学习基础挺好的,只是每天一上课就睡觉,后来他几乎天天泡在网吧打游戏。阿满说:“其实我能理解他,没有人管束,自己内心又矛盾,与周围格格不入,再也学不下去了。”阿满性格相对开朗,没有彻底厌学,但也没有了在上海时的学习动力,迷茫、委屈、甚至愤懑常埋在心底。一次他和朋友进黑网吧打游戏,打开游戏界面时,屏幕右下角出现腾讯新闻的弹窗。那是关于异地中考的新闻采访短片,新闻中并没有像他一样的民工随迁子女,而是两位在异地读书的城市儿童,看着视频中的孩子哭诉“朋友再也见不到了”时,阿满的眼泪也流了下来。网吧里充斥着游戏的配乐、青年的叫嚷声和键盘鼠标噼里啪啦的敲击声,阿满捂着嘴不敢哭出声来,整个视频只有几分钟,他却独自对着屏幕流了十几分钟的泪。中考后,阿满顺利跃过门槛进入县一中,达成返乡的首个目标,还与大鹏和小齐成了同学。▌考回城市?“回乡前,在城市的老师、朋友会勉励道:‘以后考(大学)回来。’”考回城市,最初是这些“回籍生”们升学的执念,但在高中学习生活一段时间,开始考虑大学实际目标后,“考回去”的想法渐渐没有那么强烈了,这成了他们生活的一扇窗,透过这扇窗,他们会时时回望自己与过往城市的距离。阿满上高中时也想过考回上海,同家人一起居住。“想到未来可以在上海乘地铁下班,回家有人给我留一盏灯,就很满足。”他熟悉上海的街区,有当地的好友,甚至可以进行简单的上海话沟通,却始终是不能留下的“外地人”。“小时候在上海时,我不喜欢别人喊我外地人,被这样称呼是件尴尬的事。”不同于在老家课堂上沉默不语,在上海时阿满很乐意在课堂上表现自己,会积极抢答问题。“不自觉地带有取悦别人的心态,但每天充满动力。”他还记得六年级时,英语老师每天早晨会抽背课文或检查单词默写,前一天晚上他已经记住了,第二天早上还是很担心,就边走路边打开英语书背诵。从家到学校就15分钟步程,他仍争分夺秒地读诵,直到差点撞上一个阿姨。“阿姨用上海话问我:小旁友,侬来该啊里额中学读书?(小朋友,你在哪所中学读书?)我用普通话跟她讲:我是天山二中的。她说:哦?天山两中现在哪能嘎好了?(哦,天山二中现在怎么这么好了。)”被别人刮目相看,总是令人难忘的。阿满有交好的上海同学,常一起游玩,但相处时也难免有心理落差——“他们不会歧视我,但我清楚一些差距,比如他们家里有房子,而我家只能住在环境差的出租屋。”他家曾租住在一个菜市场里,菜市场的中侧开了一个小门,一条走廊延伸至厕所,厕所右边有一个过道,再往里走,才是他爸爸单位提供的出租房,仿佛藏匿在偌大的菜市场的缝隙中。每次小学家访时,阿满都要领着老师七拐八弯地穿过菜市场与厕所。“至今想来都不能释然,我不想让老师知道我的居住环境。”所以,阿满并没有考回上海的执念。大鹏高考前尝试填报了南开大学的自招,对于考回天津,他更多是想回应当时老师的期待。“在天津那么多年,那是我熟悉的地方,我曾把那里当家乡,但人家不接纳我。”虽然自小就读公办学校,但大鹏常感到与本地孩子的隔阂。一起参加体育运动,本地孩子会自然组队,“我们感觉被孤立”。大鹏一直喜欢打篮球,在天津时却没参加过比赛,“初中时更加内向,总觉着自己是外地生,不会主动跟其他人交流,只埋头学习。”他小时候的玩伴也是随迁子女,他们常一起去村后的鱼塘捉鱼,身边的朋友来来去去,他们回老家后便再未见面,只有鱼塘的沟渠流水声不断,沟渠穿过田野,会汇入海河。而大鹏在天津多年,一直待在郊区,并没有参观过几次海河畔的风景。初中时,刚大学毕业不久的班主任夏老师常与大鹏交流。夏老师邀请大鹏去市中心和平区的家中做客,还带他参观了天津的重点学校耀华中学,那次参观让他打开视野,真正感受到天津的生活。“后来我自己做实习老师时,也会学着像夏老师一样尽量关心每一个学生。”对于大学意向,小齐想考到发达地区,不限于北京。他小时候生活在城中村,周围都是打工的外地人。一次小学同学邀请他去家中做客,“他家就是普通的楼房,但洁净的墙壁和木制地板,当时足以给我带来视觉冲击,让我羡慕。”小齐印象中,他们一家三口租住在十余平的房间,没有单独的卫生间,墙上总贴着报纸和广告折页。周围的租户居住环境大多如此,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搭一个简易的厨房,冬天会用煤炉生火取暖,烟尘在巷中游走。截然不同的北京生活,让小齐看到难以逾越的差距,离开北京后,他一直期待去一个可以扎根发展的城市。高考结束,阿满去了成都,小齐去了浙江,大鹏留在省内,他们都没回到初中时离开的城市。▌流动的印记,无根的树人文地理学著作《地方与无地方》提出,“家”的本真经验不是一处具体的区域,而是“个人认同的中心点,人们从此出发去观看周围世界”。个人会本能渴望在一个地方扎根,“渴望归属感,拥有一个安全的立足地”,“我们最深切依附的地方恰好是我们给予关怀的地方”。一个人的频繁流动会带来地方经验的剧烈变化,需要重新与所在之处建立连接。熟悉老家,阿满、小齐、大鹏都认为是从升学高中后开始的。当地高中班级中,“回籍生”同学不占少数,据笔者2017年参与的相关社会实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37%的受访学生有过异地求学经历。“有相似的经历很容易产生共鸣,可能对方父母也在上海贩菜,那正是我在上海生活中熟悉的老乡们。”阿满说。高中三年,与同学一起在陌生的原籍地建立起或深或浅的联系。但阿满认为:“那里终究不是我的故乡,我不知道如何定义故乡,但能肯定的是,颍上只是我与朋友们有共同回忆的地方。”从返乡开始,阿满始终感到迷茫,没有明确的目标,也不知道该向何处奔跑。高中时,他听过英国歌手Damien
2022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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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数字化当下谈科技向善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边码故事(ID:tech-kk)”白莉莉全文5700余字,阅读约需11分钟当微信、支付宝因为断网而无法扫码,ATM机因为断电、断网也无法取款,这时家中是否有现金成为你能不能吃上饭的关键。在银行,在医院,在公交车门前,在地铁入闸口,你有见过拿着手机,在二维码和摄像头前“进退失据”的人吗?在我们生活的各种公共空间里,我们随处可以见到这些“数字弃民”。学者胡泳把数字化进程比作一辆列车,他认为,很多人会在“搭车”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产生一个误解:人人都会上车,只是时间早晚。胡泳认为,这样会忽略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许多人根本就上不了车,而是被彻底地甩在这辆列车之外。由此,数字化社会便产生一个有害的副产品——“数字弃民”。作为中国互联网、新媒体及数字化变革领域的主要启蒙者和思想提供者之一,胡泳对于“数字弃民”背后的“数字排斥”现象有日常体会和深切思考。近日,我们和他聊了聊数字弃民、数字排斥这些在防疫大背景下凸现出的群体、现象,并请他谈了谈今天对于“传统行业数字化”和“科技向善”这些话题的新解读。胡泳
202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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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在北京的俄罗斯小伙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在工作中,看到中国》全文3200余字,阅读约需6分钟厂长听了他的话,有些意外。随后笑着说:“你的中文讲得很棒!不过,明天可千万不要再讲了。”网易人间
2022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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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 年轻人逃离大城市,但用经济学角度看一下呢?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声动活泼”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全文约9000余字,阅读约需18分钟建设一个宜居的城市,远远不是盖好房子、种好树、拓宽马路这么简单。是时候离开大城市了吗?个人的选择通常被裹挟在更多要素之中。当一些人选择离开城市时,数字显示,更多人无法抵挡住城市的魅与惑。这样的选择背后有其规律。本期嘉宾,经济学者陆铭,解释了这种在世界各地都出现的趋势:城市事实上越长越大,人群的聚集效应也没有停止的迹象,甚至技术带来的远程工作方式也没有让这样的趋势减缓。反直觉的是,越长越大的城市并不必然对城市居民不友好;限制人口流入、降低人口密度,也并不一定会让城市更宜居。而这正是我们这期节目想要讨论的:在大城市的治理中,管理者怎样有更多智慧和巧思?▌疫情不会改变一个城市的发展路径声东击西:疫情之后,陆老师有感觉到年轻人逃离北上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吗?陆铭:我觉得讨论这个话题,要把自己的选择或偏好跟整体人群所呈现出来的移动趋势区分开来。首先来看现实,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的趋势是,人口的流动方向仍然是农村向城市流动、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我们所讲的趋势是指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人口,或者说从小城市向大城市迁移的人口,这个数量还在增长,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出来的趋势就是这样。讲到疫情,当然有一些朋友选择离开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了。但我想说的是,疫情的冲击在人类历史上会反反复复出现。在最近这100多年时间里面就有好几场非常著名的疫情,在不同的时间给世界各地的大城市造成了冲击。但如果我们把历史拉长了来看,疫情不会改变一个城市发展的路径,应该说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声东击西:所以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年轻人还是会源源不断地到大城市来,这背后在发生什么?陆铭:规模经济。这四个字非常重要。农业是什么特点?就是人的居住、生产和生活是跟土地绑定的,不可能住在离土地很远的地方。到了工业社会,人们要到厂里去上班了,所以人和人会在一起工作。而且它可能有上下游的产业链,比如上游有能源,下游有维修,那么这些产业在空间上要连在一起,这就是规模经济。规模经济还会衍生出集聚经济。工业社会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的时候,服务业比重越来越高。在我们经济学里面,服务业里有一个词语叫做“不可贸易性”,也就是说当大家去生产或者消费服务业的时候,它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即绝大多数的服务业是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完成的。小到理发,大到看画展、演唱会。由于服务业的不可储藏和不可运输状态,它需要人们集聚在一起。而且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一些现代服务业往往会创造巨大的附加值,这也决定了有些现代服务行业的收入会比较高。比如说金融、贸易、科技以及跟创新有关的一些行业,还有咨询、法律。高收入的现代服务业,也会大量地集中在一些大城市。为什么许多年轻人会选择在大城市工作?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工作机会好、收入高。学术研究中有一个词叫做“人力资本外部性”,强调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学习。比如年轻人第一份工作可能月薪并不高,有些人觉得不划算,因为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也挺高的。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大城市的人才高度集聚。在大城市工作,你周边的同事、朋友甚至邻居很可能都是大学生,那么在平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相互学习的效应会促使你本身的水平得到提高。在大城市里,有不少企业在同行业里处于领军位置。先不谈之后是不是一直留在大城市,如果想在行业里站在比较前沿的水平,你恐怕就需要在大城市开始你的职业。声东击西:对,可选择性完全不一样。陆铭:这其实也涉及到城市规模经济里的第二个机制,我们称之为“匹配效应”,是指大城市里有很多人、很多企业,那么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想找到专业的员工就比较容易。大学生也比较容易找到跟自己专业比较匹配的工作,因为大城市的企业五花八门。总之会有各种因素带动人口源源不断地往大城市集中,但这不是无极限的。学术结果显示,平均来说,人单程通勤的心理极限大概是一个小时,超过一个小时以后,忍受度就下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心理结合当下的技术情况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边界。▌没有早高峰,不一定是最优解声东击西:但同时大城市会有很多负面环境,比如环境污染、堵车、挤电梯,这些难道不会成为把大家往大城市外赶的一种因素吗?陆铭:当然会。其实可以这样想,如果一件事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会出现什么结果?整个国家的人口全都涌过来了,全部集中到一个城市。拥堵、污染、城市安全等等本身就是技术的结果。如果一个城市在早高峰的时候没有拥堵、完全畅通,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城市在中午12点的时候,道路是大量闲置的。声东击西:这听起来像是现在西部的某些城市。陆铭:在人口稀少的城市,路上没车跑,大家可能还不觉得是个问题。但如果在北京路上没车跑,是不是会觉得太浪费了?我不否认,大家都是非常讨厌拥堵的。但如果真的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完全不堵车,那么在其他时段道路就是大量的闲置,这未见得是一个最优的状态。因为要达到这样的结果,大量道路一定挤占了土地资源其他的用途。拥堵当然也要治理,建设基础设施、发展公共交通本身就是在治理拥堵;发达国家的一些城市,进入中心城区的时候要征收拥堵费,也是在治理拥堵。无人驾驶可能会改变我们整个城市发展的面貌。有些科学家非常乐观地认为,等到无人驾驶的技术成熟,可能拥堵就消灭了,到那时可能要解决空中拥堵的问题。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一谈到未来就已经超出了我们的专业范畴了。但回顾人类历史,大城市就是在不断产生拥堵、不断解决拥堵的过程当中发展的。治理拥堵的努力仍然在继续,最为我们所见的就是大城市在建设密集的轨道交通网。国际上有先进的经验,比如东京早高峰人们乘坐地铁出行的比例高达90%。跟香港和东京的轨道交通出行比例对照,我们的大城市在这方面还是很有距离的。再来看污染。大家可能会觉得,人多了以后会带来污染,其实看城市发展史,不管是国外还是中国,一个城市进入到工业化阶段的时候,会出现阶段性的污染。但在最近这几年,全国各地的大城市在污染的治理方面其实是可圈可点的。“蓝天回来了”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治理,治理既包括本地城市的治理,也包括周边地方的治理。空气污染非常典型,它具有跨界外部性,比如河北在炼钢,产生的废气实际上会污染到北京的大气。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一个大城市进入到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占比会越来越高,到了这个阶段,污染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城市病问题。如今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服务业占比可以高达至70%甚至80%,其实污染对城市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城市病还是要靠治理的。我曾经提出过一个灵魂拷问:我们都认为人口集聚会带来一些问题,那么当面临这样的问题时,我们是去解决问题还是解决集聚?如果解决集聚,就是让人不要集中了,但人是因为有好处才会集聚的,那当你不让人集聚的时候,是不是好处就没了?反之,如果我们碰到问题就去解决,使得一些大城市的宜居程度得到提高,那么此时政府的公共政策实际上是在帮着这个城市做大,而不是做小。声东击西:但现在我们的一些公共政策其实没有帮助这些城市做大或者让它自然生长,反而用行政区划之类的东西限制了城市。陆铭:我们可以用平谷来举例。平谷在行政辖区范围内属于北京,但燕郊在行政辖区意义上不属于北京,大家把平谷称之为北京市,燕郊是河北,所以这很有意思。因为燕郊跟北京的一体化程度,要远远超过平谷跟北京的一体化。疫情期间,由于分属于不同的省,在燕郊和北京之间,还有像上海跟周边的昆山之间,人员流动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这里的一个问题是,在做城市的规划管理建设时,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如何更好地顺应都市圈的发展进程,去改变行政区划带来的“阻隔”。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我所讲到的“中国一些大城市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含义。声东击西:现在远程协作成为常态,网络电商也比较多,这些会不会改变大城市集聚的特点?陆铭:其实大家在思考这个问题时,非常容易陷入到一个思维的误区,就是大家往往会比较关注局部的现象,而忽视了全局。举个例子,我曾经到一个偏远的山区去调研,那里有一位返乡青年,他想帮助家乡发展,就在农村开了一个电商小店,帮助大家把农产品卖出去。但这个小店开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他从农村卖出去的产品要远远少于从外面买进来的产品。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农村,一部分是城市,那么电商使得谁变得更加强大和有吸引力了呢?我们不否认电商对农村有好处,但它可能使得城市享受的好处更大。声东击西:怎么去衡量或者定义这个好处?陆铭:最后就是看人口流动趋势。如果大家真的相信互联网技术可以使得边远地区变得更加强大,地理区位变得不重要的话,那么你就一定会看到,人口会逐渐地从密集地区向人口低密度的地区迁移,也就是说大城市的人会回到小城市、农村、郊区。但如果没有看到这个趋势,说明很可能它的作用反而是加强人口密集区的优势。互联网大厂都是借助互联网来工作的,但它们并没有离开大城市,为什么?举一个例子,直播电商最为集聚的地方是杭州、上海、广州、武汉,因为直播电商服务于制造业,它需要接近制造业繁荣的地区。直播带货是一个分工非常精细的现代服务业,头部的电商主播虽然就一个人出现在镜头前,但他们需要选品、商务谈判、主持人化妆、直播间要布置,这是一整个流程。所以一些头部的直播带货主播,他们不仅就在大城市,而且工作室往往位于大城市的市中心。再比如上海最近这几年在做早餐工程,政府投入资金等成本,在地铁口做很多早餐柜,白领在上班的地铁上就可以在手机APP上下单,周边商家接到单以后,外卖小哥就放到早餐柜里,白领出了地铁站就拿走。据说这个工程可以让上海的白领在早上多睡半个小时。这个例子是在讲我们怎么用技术的手段来解决城市的问题,而不是解决集聚。从商家的角度来讲,如果把店选址在一个人口密度非常低的地方,节省了场地的租金,但需求也变小了。或者说当我们去买盒马的商品时,派送费和运输费是不是就变得更远了?这个成本是不是最后要让消费者来承担?所以最后你会看到,这些新兴事物的布局仍然高度依赖人口密度,不然成本降不下来。所以现代互联网科技是在解决城市高密度带来的问题,使得城市更加宜居,它跟人口密度之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在替代人口密度,因此它甚至会强化高人口密度地区的优势,缓解高人口密度地区生活不宜居的那些问题。▌光靠给户口,城市很难抢到合适人才声东击西:都市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被这些体验和服务所定义的,否则就不能被称之为都市的生活方式。比如吃完一顿大餐之后,溜达到电影院看个电影,晚上还能有个热热闹闹的夜市。这些的确只有在繁华的地方才可能出现。陆铭:这就是城市发展带来的一个神奇之处,就是为什么人们都在骂城市,但人还是源源不断地往城市跑,这背后就是人性。回答下面三个问题,就能明白城市发展和大城市发展的最底层逻辑。但我这里都是在讲绝大多数人,不是个别人,而且请大家不要把我的话误解为一个价值观问题,这是事实性的描述,至于你喜欢不喜欢,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是否觉得人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在不断提高?第二个问题,收入提高以后,你的消费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收入低的时候,钱就用来吃穿;再富裕一点可能会想到买房子买车;再多时会消费服务,比如看画展、听音乐会、旅游等。第三个问题,你是否承认大家需要多样性服务?我们前面说到服务有不可贸易的特征,它必须要人们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如果对这三条没有疑议的话,我们关于大城市发展的逻辑和人口密度重要性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即便可以在家办公,但人需不需要社会交往呢?恰恰反过来,在疫情结束以后,我们在期待堂食的恢复。如果互联网可以取代我们的城市生活,我们每天叫外卖不是挺好的,还不用出门晒太阳,那为什么我们那么呼唤堂食呢,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声东击西:现在很多城市在争夺人才,也给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但人们真正会去的还是那几个大城市,稍微小一点的城市依然抢不到优秀的人才。陆铭:这个现象体现出两个问题。第一问题,一个城市的人不是想抢就抢得来的。一个城市吸引人或者做决策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就业。服务业有强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一个三四线城市抢人,但许多产业都没有,读了大学在找工作的人,不会因为给一个廉租房就去,所以很多城市其实没有理解这一点。借着这个问题,我想特别强调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城市是可以抢人的,但关键是看你用什么手段来抢。以前我们都讲事业留人、感情留人,但当中国进入今天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城市如果想抢人,应该用生活品质抢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城市非常喜欢通过用廉租房、公租房来抢人,还有就是给户籍。到了今天,坦率讲我不能说那些东西不重要,但一个城市的生活品质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对年轻人。一个年轻人可能会因为一个城市比较好玩、文化特别丰富,就选择在这里住下,住下来以后,他们就想我是不是能在这里创个业、找个工作。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跟一些地方政府打交道,给他们提供发展的建议。我就建议各级地方政府应该考虑如何打造一个更加宜居的城市——今天宜居的概念已经完全不是环境和房价了,它们当然是重要的,但宜居还包括生活的品质,包括便利性。比如,我有一位学生已经毕业做老师了,她最近去到一个这段时间蛮红的中部城市,城市也挺大,她说逛完博物馆后找不到吃的东西,出来以后也没什么街边店,最后就买个方便面回到酒店去吃了。我们的城市丢掉了什么,忘掉了什么?今天,我们的城市绝对不会忘记造博物馆和大广场,不会忘把马路拓宽。我另外一个研究课题就是在告诉大家,一个城市的生活品质——从服务业的质量和多样性角度来讲,人口密度非常重要,还有就是道路的密度,而道路密度实际上取决于道路的宽度。你居住的城市可能有一些并不很宽的老街马路,但它的服务业特别发达,反而是新城没什么服务和街边店。这种城市就特别依赖于开车。我们往往把一个城市的拥堵归结为人多,但是有没有想过是我们城市的建设方式出了问题。其实恰恰因为城市喜欢低密度、宽马路,反而导致了大家特别依赖于开车出行,反而是加剧了拥堵。声东击西:这一点在北京尤其突出,马路那么宽,要轻松地跑到街对面去根本不可能。陆铭:北京是一个特别依赖于开车的城市。如果把北京跟上海比较,有必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上海的人比北京多,但是上海的拥堵没有北京严重?如果真的相信一个城市的拥堵跟人多有关,那怎么解释北京上海的差异?同样道理,比较一下浦东和浦西。浦东是个新城,有很多宽马路,但是浦东的服务业、街边店是不发达的。相反,浦西老的中心城区是窄马路,加上密集的街边店,所以其实浦东的生活没有浦西便利。从出行的角度来讲,浦西人是更喜欢乘公共交通,但浦东人很依赖开车。我们去建设一个宜居的城市,远远不是盖好房子、种好树、拓宽马路这么简单。我们总是把农村社会里形成的一种对宜居的理解带到城市里来,把城市建的和农村一样。但对于城市的宜居来说,千万不要忘记便利性和活力,人口密度高是好事。声东击西:可能对于现在想要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而言,比较痛苦的是他们知道这里有工作机会,最开始的薪水不好,但未来潜力大,然而问题就是这个城市不欢迎我。陆铭: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很多媒体文章里讲到我们要建设对年轻人友好的城市,我其实是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去反思我们的城市建设的。如果我们城市的建设思维,是一种控制人口的思维,它怎么会对你友好呢?如果是拥抱年轻人的思维,就会变得友好嘛。当然拥抱年轻人只是一个理念,要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还有很多步骤。第一,建轨道交通解决拥堵问题。第二,有没有充分地提供廉租房和公租房?大城市房价高,全世界都一样,但是从政府角度来讲,如果要让这个城市有活力,要不断有人留下来,就要提供一些公租房、廉租房,我们现在统称为保障房。当然必须要说的是,最近这些年的国家政策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尤其是最近两三年,政府已经越来越明确,要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地方增加保障房的供应。再比如说教育,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城市里面人越来越多,就相应地建更多的学校,而不至于说根据学校的数量来倒推这个城市能够容纳多少孩子上学,然后再去倒推这个城市能够容纳多少人口,那不是就可以对大家更加友好一点了吗?但虽然讲了这么多建议,大城市永远比小城市的生活成本更高,这个只能说公共政策可以缓解,但不会变成跟小城市一样。反过来想,如果大城市的房价跟小城市一样,大城市的教育成本也跟小城市一样,人又都涌进来了,大城就会变得更贵了。▌解决“城市病”,而不是解决集聚
2022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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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一个经济学家的“皈依”

guancha@nandu.org.cn;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日本激荡三十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政治、经济、企业分册中的任意一本。点击图片,阅读推荐文章
2022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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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骑手过渡一下,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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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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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讨论“女性权益”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全文3500余字,阅读约需7分钟作为一种公共讨论,可能我们更需要做的,不是去争辩“女性主义”应不应该,姿态怎样,而是跳出女性或男性的身份,去共情他“人”。“女性权益”无疑是近两年来最受热议的社会话题之一,但它也经常给人这样一种感觉:这是按性别来划分阵营的,男性不可能真正支持女性的权益诉求,而女性则应该天然地支持女性。然而,现实比这复杂得多了。曾有不少老读者跟我说:“你写的各种话题我都感兴趣,唯独女性话题看不下去。”至于看不下去的原因,则种种不一:有些人是看不惯一些女性主义者的姿态;有些人认为在现阶段,“连主流男性都没得到权利,哪里轮得到女性”;有的人憎恶女性权益诉求造成社会对立,“无论谁犯法就该被抓起来,这和男女没关系,最讨厌借任何事挑动两性对立”;还有人认为女性相信“西方那一套”是被洗脑了,没有独立思考;也有人嘲讽我一个男人谈女性权益“很可笑”,是在“讨好女人”或赚取流量,动机可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每一类人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这其中最常见的,可称之为一种审美式反应:有些人虽然支持女性权益诉求,却不喜欢一些女性主义者“太激烈”——他们不反对女性权利诉求本身,但要求你姿势好看,讨厌你反应过度、歇斯底里。一方面这种观点无视了历史上的进步常常是过激运动的结果,“姿势好看”往往不能撼动原有的顽固结构。另一方面,吊诡的是,这种看法厌烦女性主义者的情绪化,但他们自己的反应本身也是出于一种直觉式的情绪化反应。他们相信现在的女性主义活动已经走火入魔,而他们自己“不反对女性权益诉求,但反对那种‘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女性权益’的专断”——然而这种专断本身,其实并非女性权益诉求的特征。另一种观点是,争取女性权益是好事,但得“慢慢来”,属于“第二阶段”的事,好比盖楼要先打好地基,否则就本末倒置了。这是相当普遍的一种心态,似乎觉得在目前阶段,这种“权利”是一种资源分配,“正常人”都还没得到,就轮不到更边缘的群体,诸如女人、残疾人等等。连很多女性都接受了这一套,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将人群分优先级的预设,本身就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女性的权益被排在“正常人”之后,但实际上争取权利,并不是一个先后的问题,而是同一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正由于“权利”被视为有限资源的再分配,女性权利诉求也就被认为是“不正当地”获得了更多(可能原本属于他人的)利益,“她们在要求一些过分的特权”,难免引起其他人的不平乃至眼红,“激化社会矛盾”。不少女性和我说,自己周围的男性都很好,彼此相处得很愉快,也因此,她们不能接受现在把男女搞得很对立的女权话语,转而主张“真正的女权”应该是促进男女互相理解、互相欣赏。换句话说,她们寄望于实现社会整体框架的和谐,也就是不打破鸡蛋就能吃到煎蛋。既然相信自己的权利诉求在现有框架下就能得到充分满足,那么很自然地,很多人进而认为“中国已经两性平等了,比国外好多了,不需要闹女性权益”。不止一位女性明确跟我说,真的没感觉到有什么性别不平等,所以无法理解现在很多的女权主张,觉得要么是在夸大其词,要么就是在要求特权。这么想的人,往往是一些大城市里生活优渥的女性,她们的成长环境可能确实比较宽松,甚至颇受优待,因而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断言不存在女性被贬低的现象,态度甚至比男性更坚决,因为女性的身份反而使她们感觉自己天然正确,可以无所顾忌——出于同一逻辑的相对看法,则是身为男性言说者,“你永远无法共情女性的感受”“你说的都是代表男性立场”。其实,能否共情,不在于女性还是男性的身份,而是个人视野。大城市不少生活优渥的女性是真的不知道社会有多复杂,所以丰县事件才让那么多人震惊;但从另一面来说,这也意味着我们社会的碎片化相当严重,每个人看到的现实迥然不同,很多人之所以争吵不休,原因就在于误以为彼此谈的是同一件事,但其实并不是,以至于连对话的基础都没有。本来一个人就难免受自己的视野和环境所限,如果你又完全接受而没想过走出舒适圈,那么对“被限制”的感受也不会太明显,只有当你尝试超出这个边界,向前走得越远,感触才会越深。▌超越“女性”和“男性”的立场当下的很多女性主义者似乎在潜意识里相信,实现女性权利的最大阻碍来自前现代理念,尤其是那种结构性的男权传统,只要打倒它就能万事大吉。但实际上,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后现代理念有时也会成为对手。和一般人设想的不同,反对女性权益的既不一定是顽固的保守主义者,更不一定“愚昧无知”。一种看上去“反女性主义”的声音认为,一个人不分性别,无须他人指点,有权自己决定怎样过好自己的生活。有一位就在网上如此宣告:“我认为我首先是一个有自由意志和血肉之躯的活人,化妆与否这事,穿不穿高跟鞋这事,以及其他一切类似的选择,都是为我自己的舒适便利、身心健康、美学品味、社交生活服务的。宣称女性已经被男权社会系统性戕害到了丧失整全的自主意识,以至于都不能用基本常识来清楚地辨别和断定自己(应该)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连无伤大雅的日常穿戴都要摸着良心自我省察一番,这不是在坚固,而是在贬抑和幼化女性个体。那么下一步如果是由女权理论家挥斥方遒来规定什么才是真为女性好,以及如何以正确的姿势爱美,是不是又回到了熟悉的配方?”不难看出,这种声音相信每个个体有权“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既不感觉受到了系统性剥夺,甚至也反对将女性生命中的一切艰难都归咎于此,进而相信一个女性尊重男性、喜欢孩子也是她自主的人生选择,不应该被污名化为“被男性社会洗脑”,当下的一些女权诉求不过是“宣泄你未竟青春期的愤怒,以及为一件自己并没有付出什么努力的事情感觉良好”,反倒印证了男性群体对女性的某些偏见。这无疑是相当犀利的,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此最关键的一点是:“你们还在为之争取的东西,我已经得到了。”本来女性主义的诉求正是为了让个体可以自主地做自己,在这一意义上,这一声音本身就是女性主义的,它反对的,其实倒不如说是女性主义理念的意识形态化。这种意见主张不是在性别二分的框架底下看待社会问题,而是不分男女都看作平等的个体,拒绝任何群体化的标签,就像撒切尔夫人那句名言:“没有所谓‘社会’这回事,只有一个个的男女。”根据这种个人主义,你的每个决定都是自主做出的,也就得自行承担责任:“你就是你,单数的、理性的、有完全责任的你,你不是什么70后、80后、90后、00后……任何年代都不能背锅你的无知与懦弱,也不能买单你的傲慢与偏见。”这可能是性别和权益诉求发展的方向,不是作为女性或男性,而是作为一个“人”去追求人的自由发展。然而在现阶段,它还是有一点“何不食肉糜”的超前,还有太多的女性在结构性的不平等中被歧视、被打压、被剥削。▌什么样的女性权益?虽然这两年女性权益活动看起来声势浩大,有些人甚至断言它已经成了一种霸权话语,但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就不难发现,它其实距离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公众连“女性权益”的确切内涵都存在着广泛的误解——讽刺的是,某种程度上正因为这种误解,才让人产生了一种它已经席卷舆论场的错觉。本来女性主义就有诸多面向,到现在仍然处于各执一词的状态,没有人能说,“只有这样才算是女性主义”。所谓“田园女权”可能是最遭男性厌恶的,但在一些真正的女性主义者看来,那根本不能算是“女性主义”。在各国女性主义兴起的历史上,女性内部一直都会存在各种复杂多元的声音,有时甚至发展到对立的地步,特别是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之间,彼此的立场常常迥然不同。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将之归结为男权文化的结构性特征:“比起男人的厌女症,女人的厌女症更加麻烦,因为女人的厌女症是自我厌恶。理解了这一点,许多谜都能解开。比如:为什么女人之间围绕男人相互对立?为什么说女人的敌人是女人?为什么母女关系复杂纠结?等等。”我们每个人都会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来做判断,但当一个社会日渐多元化发展时,随之会带来一种不可避免的割裂:哪怕都是女性,但人与人之间的经验难以共通,一个人为之气愤不已的事,另一个人可能毫无感觉;你还在竭力去争取的权利,她/他却可能觉得早已获得,甚至不理解你为什么要那么激烈,正如前述的大城市中产女性很难想像丰县母亲的处境。毫无疑问,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永远是困难的,但这正是当下所欠缺的。在我所看到的现象中,人们与其说是“反对女权”,倒不如说是无法理解另一个人的处境——有时甚至自认很理解对方的处境,但还是遗憾地相信她们被“带歪了”“走岔了”,行为是不理性的。但假如你能真正代入那些呼吁者的感受,或许会发现,她们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在干什么。权利是每个人都有的,女性争取权利与男性保留权利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和厘清边界。当一个社会逐步实现现代化,个人权利意识的兴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当下的女性主义也是由此衍生的,只不过主体是女性而已。作为一种公共讨论,可能我们更需要做的,不是去争辩“女性主义”应不应该,姿态怎样,而是跳出女性或男性的身份,去共情他“人”。*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2022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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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是接纳与自己不同的人

骏瑜,撰稿人全文2100余字,读完约需4分钟高度流动的工业社会,会把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截然不同的人聚集到一起,这时,如何与“和自己不同”的人相处,就是从前现代社会迈入现代社会的必修课。8月6日,三亚爆发新冠疫情,全城静止,8万游客滞留当地。三亚的消费不低,即便出台了“半价续住”这样的优惠政策,滞留的旅客仍需要额外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据报道,其中一家人住在每天5000元一间的东方文华酒店,大小13口人的房费加上餐费,滞留7天需要多支出18万元。虽然后续报道说明这个数字有一定的夸张,当事家庭其实有一些选择余地,但即使18万元打个折扣,也足以震惊群众。毕竟,6亿国人的月可支配收入低于1000元。震惊、同情之外,网络上也有不同的声音:“为什么要去住5000元的豪华酒店?你就不能住便宜的旅馆吗?”“住得起5000元的酒店,一定是有钱人,没什么好同情的。”似乎生活方式不同,就“非我族类”,不应当有任何共情。无独有偶,由于当下特殊的大环境,很多小店如咖啡馆和酒吧经营不下去,倒闭破产。不少人也觉得无需同情,尤其是酒吧,被很多人视为“藏污纳垢”、完全可以消失的场所,甚至还搬出科学观点的佐证:喝酒对身体不好。这种看法不鲜见:我不需要的东西,我不过的生活(无论是没有能力还是没有意愿),我认为不道德的东西,就不应该存在。且不说出于“为你好”,就可以想当然地取消他人的权利,有多少正当性,如果真的是出于健康原因,首先应该取缔的,不是大大小小的酒局吗?酒吧分很多种,有的,是朋友相聚的清吧,有的,是共同爱好者一起交流的地方,当然也有看上去不那么符合传统道德的场所——然而,即使是群众一看就皱眉头,不愿踏足一步的地方,只要不违反法律,它就有存在的权利,如果违反法律,自有执法者履行他的职责,不需要民众越俎代庖。说到底,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很多人,并不能接纳其他人和自己“不一样”。比如消费观不同:节俭的人,就无法接受他人住5000元一晚的酒店,如果遭遇意外,还可能幸灾乐祸地来一句:“活该!”再比如:女性不愿屈就于不理想的生活伴侣,就被讥之为“剩女”“没人要”;还有性取向的不同,种族的不同,至于价值观和信仰的不同,就更是无时无刻不在制造巨大的社会鸿沟与冲突,甚至发展为悲剧。整齐划一,天下大同,是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的理想。在同一个区域里,大家都种植同样的作物,养殖同样的家畜,吃一样的食物,用一样的东西,过一样的节日,与外界交流很少。所有人都是相似的,并由此以自己为核心,发展出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越靠近核心的圈层,彼此越相似,越是自己人;而外围的人,则是“异己”。但是工业社会完全不同,工业生产有细致的分工,天赋和机遇的不同,会造成人与人之间地位和条件的巨大差异。同时,不同的行业,工种,会造成各人经历的不同,进而影响价值观和态度。另一方面,由于资源和机会高度密集,工业化的城市会吸引大量本来就完全不同的人。农业社会中,人们可能居住在同一地方直到老死,相应地也只会遇到和自己相似的人。而高度流动的工业社会,会把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截然不同的人聚集到一起。这时,如何与“和自己不同”的人相处,就是从前现代社会迈入现代社会的必修课。即使是那些最早进入工业社会的地方,也用了一两百年的时间才在“公域”和“私域”之间,在不同人的利益之间取得脆弱、动态的平衡:用法律为人们的行为设置底线,“法无禁止即可为”,允许人们有“不道德”的权利。这既是因为道德更容易随着时代变迁,也因为不同人心目中的道德标准并不一致。当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碰撞时,相对静态的农业社会居民会惊讶于“他居然和我过不一样的生活”“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居然和我不一样”——这种感受,从圈地自萌的BBS转战到微博这样广场式平台的网友,想必不陌生。幸运的是,网上的观点冲突,常常只是大量的口水仗,而历史上类似的冲突,代价是无数的血泪和生命。虽然历史不能如我们希望的那样直线前进,进步与发展依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让更多的人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有更大自我发展的余地——尤其是人类在历史上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以后。房龙在《宽容》里写了一部人类不宽容的历史:从蛮荒时代到一战,文明发展了两千年,人们仍然会由于“我们不同,我们不是自己人”而互相杀戮。一战给欧洲人以巨大的思想冲击,那样繁荣的社会,成千上万的生命却一朝灰飞烟灭。然而,战后大量的反思并没有避免悲剧的重演,写书时的房龙预想不到,仅仅20年之后,600万犹太人会被工业化地系统性谋杀,因为他们不是“高贵的雅利安人”,正如福山说“历史终结了”的时候,也没有预想到南斯拉夫民族仇杀的战火和9.11的飞机。固然很多战争是独裁者出于私利(利用民众的偏见和不宽容)挑起的,但是作为普通人,纵然无力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很多时候“见证历史”不过是“承受历史”——我们还是可以试着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去接受“与自己不同的”他人的存在。不一定成为朋友,但是世界这么大,我们完全可以共同生存在这个地球上。比如,即使自己住不起,或不愿意住5000元一晚的酒店,也允许别人过这样的生活而不辱骂之;允许别人去酒吧,不把他们归为道德败坏人士;允许别人选择单身,允许别人在同一件事上和自己有不同观点,允许别人有自己的爱好,无论多么小众。毕竟,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2022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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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突遇疫情,酒店的定价原则应是什么?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全文3700余字,阅读约需7分钟所有游客的潜在出行成本都提高了,会严重打击目前国内的旅游市场,和疫情期间保消费、保经济的原则背道而驰。三亚疫情爆发,不少趁着暑期、疫情空档去三亚旅游的游客被困当地。目前,滞留的旅客分两种情况。一部分滞留在机场的,政府安排了免费的住宿。另一部分约3.2万人属于滞留在酒店的游客,根据三亚政府的政策,酒店可以为滞留旅客提供半价优惠的续住服务。游客在完成7天风险排查后,经评估可离岛。由此产生许多纷争。根据媒体报道,有一家人13口,因航班取消,又回到酒店重新办理了续住手续。他们入住的是知名的豪华度假酒店——文华东方酒店,每间房每晚的房费为5000元,13口人入住了5间房。三亚文华东方酒店按照政府规定,以此前预订价格的半价收费续住,即每间房每晚2500元,5间房每天12500元。根据游客的说法,酒店房价只包含早餐,午餐和晚餐的自助餐700元一位,不算小孩,10个大人吃一顿就要7000元,远远超出预算了。滞留7天,就意味着一家人的费用高达18万余元,还不知道7天后能不能顺利离开(后续报道中当事人表示,酒店有不同的餐厅和收费标准,700元一人是其中一个餐厅,但13口人凭空在五星酒店多留7天,依然是一笔不菲的费用)。不过,事情是复杂的,远非善待二字就能涵盖,其中诉求的是非对错该怎么界定呢?考虑到类似情况今后也会发生在其他景区,所以,厘清景区隔离定价背后的逻辑,对于今后公平、公正、有理有据地处理这种情况非常重要。只有处理好了这个问题,游客才能建立合理预期,从而保证旅游业在疫情期间的可持续性。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游客出游,不是乱跑。从时间上说,这是暑假,如果带孩子出去玩,他们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这也是支持国家促进消费的政策,帮助三亚这样的旅游城市度过难关。他们不应该被谩骂,而应该被善待。如何才是公平的,最主要的逻辑是机会成本概念。“机会成本(opportunity
2022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