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开放后，对教育资源分配的再审视
编者按：2023年10月13日，我们上线了透镜LENSWAVE的第五期播客节目：《户籍冰山在融化，教育状况有改观么？》（点击即可跳转至往期内容）。在这一期节目中，以西安中考“回流生”事件为引，我们与“新公民计划”总干事魏佳羽讨论了高考公平、教育资源分配、流动人口教育等问题。本文整理自这一期节目的部分内容。 收听完整播客请点击下方图片：
高校的招生它不是一个总的池子，它会分解到每一所高校实际的招生。至于说每一所高校在每一个省份，它实际的招生名额，其实有非常多的考量。一方面有很多历史的考量，有一些省份的录取比例相对会更高一点，但这种高一点有些时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历史原因造成了之后，它变成了某种事实上的特权，而这种特权当你再试图去调整的时候，所有的调整都意味着很复杂的一个利益讨论和博弈。
然后也有一些距离的考量，比如说南方的大学在北方招生的学生数就会少，北方的大学在南方的招生也少。包括有些时候它也会考虑说，我在你这个省，比如说我今年招20，但我今年报得不好，也许明年它就会调节。最后回来讲，每一所大学最后合在一起，其实才会合成整个省的招生的名额，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各种利益、各种关系的一个总和。
一方面，现在职校培养不出来企业真正需要的技术工人。另一方面，职校的毕业生进厂，在过去还是一个可接受的选择，但现在大家对于职校的就业预期是非常低的。越来越多的人从工厂出来后，开始进入外卖一类的行业，所以工厂招工也是非常难的。
二十年前的家长，他们面临的是，从农民变成城市打工者，收入其实是大幅增加的，所以也接受自己的孩子去打工。
但是现在的家长，尤其是那些是流动人口的家长，即使现在他们在城市工作，但他们会感觉到，因为可能自己受教育水平不好，所以现在只能去做送外卖这类比较辛苦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又是非常不稳定的。他们其实很担心，未来他们的孩子也只能像他们一样去做这种不稳定的工作。当然，这些家长其实也并没看到，现在的白领人群其实也极度的不稳定。
现在，我们的城市落户政策，虽然已经越来越放开了，但是仍然有很多的家庭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才能落户。因为他们没有本科的学历，所以要去考完全用不上的一些资格证书，甚至可能要再去读一个所谓的“成人大专”学历，才能满足落户的条件。
透镜LENSWAVE：实际上，家长的预期有一个下降过程：二三十年前，农民是非常苦的，他一进城就是一个飞跃，所以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这些年来，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他会发现，他的生活状态也在下降。
魏佳羽：至少他心理上的安全感和舒适程度应该是下降的。这次访谈的好几个家长，都还是蛮焦虑的，这种焦虑是在家庭生计方面的焦虑。一方面，他们要很努力，才能维持一定的收入，但这些收入在生活开销中又基本上全部支出掉了。
以前大家可能不用付出特别多，就能维持在某一个位置。现在是非常努力地跑，跑完了之后其实还在原地。
透镜LENSWAVE：我们看户籍也好，教育也好，现在都开始慢慢开放。对于将来社会在教育方面的可能性，你是如何展望的？
魏佳羽：如果我们把西安这个事情和当下浙江放开落户这个事情放在一起看，现在整体的社会趋势非常明确，户籍只会越来越放开，因为很多的规划都已经提到了居住地登记人口。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的户籍制度全面放开，其实是一个时间表的问题，无非是快和慢。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再回看我们的教育系统，高校招生“分省配额”势必会受到来自户籍开放的冲击。“分省配额”实际上是继承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恢复高考后的基础，那个时候很显然只能一个省一个省来，因为技术能力就决定了很难有远程的能力，包括那个时候人的迁徙距离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的教育资源到城市，到区，然后到农村这一级，其实县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但现在人的迁徙节奏是很快的，去趟镇、县城、周边的小城市，和在省域范围内去到省会城市，无非就是一个小时和两个小时的区别。人们在迁移流动的过程中，需要将整个家庭的需求都纳入考虑，包括家长工作的需求和孩子受教育的需求，因此是一个全链条的选择。
为什么我从西安一下子就跳到了县？因为从人口迁移流动的背景来讲，我倾向于把它们都连着看。因为做迁移选择的人，同时能够看到那个县、省会城市或东南沿海城市等流入型城市。这时，我们需要基于人们全链条的需求，来考量这种潜在的、可能的教育供给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因为户籍的放开，人们在选择迁移路径的时候，可以有一些第三地的选择。比如在随迁这个事情上，以前比较多的其实是北京和上海，流动人口在北京、上海打工，但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北京、上海参加中高考。所以，那个时候，一些在北京的流动人口会到旁边的河北参加中高考，上海的流动人口就会到旁边的苏州或浙江参加中高考。但目前没有听说过，河北抗议北京的流动人口来河北高考，是吧？江苏和浙江也少有类似的抗议。因为河北、江苏、浙江高考本身没什么便宜可占，这些地方的高考难度都很大。
透镜LENSWAVE：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到第三地参加中高考，更多时候可能就是离父母打工的居住地比较近而已，但是并没有去占到考试的便宜。
魏佳羽：而西安在这个时候，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口子——一方面陕西在高考方面，相对是一个洼地，也就是高考竞争没有那么激烈的地方，但是西安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口迁入的城市。因为（西安中考“回流生”事件中的）几个迁入省市，我们看到最明确的信息只有三门峡。其实这个事儿还是就近，是因为如果从三门峡来讲，到西安的距离其实比到郑州的距离要更近。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是以省来去看这个事儿。在这个意义上，西安就恰好提供了这种很精确的选择：既有潜在的高考便利，同时也是个不错的定居选择。因此，我们不能排除实际上这是一个家长的理性选择。
然后这个时候再说回到县中的问题。为什么要把这几件事情都连在一起来去看？我觉得县中问题，你不能局部地去看县中本身的问题。我觉得恰恰可能是需要更均衡地去考虑，在人口大规模的迁移背景下，我们说“县中”，或者说“县中的衰落”，或者说“县中的好”，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媒体最愿意举的例子其实就是，县中好多年都没有出清北的学生了。但如果我们看林小英老师的书，会发现一个清北的学生可以把这个县中所有的问题都遮蔽掉。
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基于人的发展需求，我们应该更多地去追问一下，我们的教育资源应该怎么样去配置？为什么河南人非要跑回去？我们是不是要倒问一下，我们的教育资源配置是不是出了问题？后期的教育导向是不是出了问题？我们对教育的预期是不是要管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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