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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拱白菜”:是教育观的问题吗?

维舟 南都观察家
2024-09-05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全文4300余字,读完约需8分钟

2月19日上午,一则题为“合肥教育名师陈宏友讲座中被学生轰下台”的视频+图文网帖在微博、抖音等多个网络平台上广为流传。网传,合肥师范学院教育学院的副教授在讲座中提及,接受教育是为了获取金钱和性等资源,并提出成绩好的学生要找外国人“杂交”,改善基因等言论。


而在2021年安徽卫视、天津卫视以及哔哩哔哩网站播出的“超级演说家”IP系列节目《超级演说家正青春》,一位张同学也提出了“进城拱白菜”说。这让我们思考,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言论和想法?


衡水中学838班学生张锡锋的演讲《小小的世界,大大的你》日前引发了激烈的争议,而争议的焦点,便是其中那句:“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

他的演讲常常激昂高亢,看起来与其说是真实的情绪,倒不如说是事先的排练。“演讲”对他而言可能只是“表演”。不过,即便这位17岁少年激昂的演绎确实是“很励志”,不少人也以“穷人改命,无可厚非”为他辩护,但许多人还是嗅到了其中不祥的气息,质疑衡水中学模式与“穷人”有什么必然联系,更怀疑这套言论背后的价值观是扭曲的。是不是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偏差?

这就牵涉到一个中国社会一直以来都普遍关心的问题: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如果能,那么改变谁的命运?又如何改变?

▲ 许多人怀疑这套言论背后的价值观是扭曲的。 © 搜狐


城乡之别:谁有资格获得资源?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在谴责“进城拱白菜”的说法,但这番话如果换作二十年前,恐怕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根据人口普查数字,202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已达到64%,但在2000年则倒过来,是农村占64%——换句话说,现在更多人的自我认同是“城里白菜”而非“土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那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了不得的喜庆大事。但如今,至少在发达地区,这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城拱白菜”这套话术就像是路遥《平凡的世界》的21世纪版,带着某种时代错置的气息。在当年还能引起许多渴望奋斗和成就的年轻人的共鸣,但现在就只有这些没有更好出路的孩子才会去拼了。

对中国人来说,教育之所以值得投入,历来都是因为它能实现阶层流动,带着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科举时代所谓“封万户侯”、“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便是这种心态的写照。只不过,传统时代并没有城乡二元的划分,因而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目的,虽是为了功名,却并不是为了离开农村——那时候“白菜”并不只在城里有。

在张同学演讲的语境里,“白菜”所代表的是城市身份所附带的资源倾斜,更直白地说,是能标榜成功的权、钱、性的资源。占有得越多,就越能证明自我人生的成功。用现在的话说,大致便是“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隐隐透露着电影《投名状》里兵将们在进舒城之前高喊的“抢钱、抢粮、抢女人”。只不过现在无法再用暴力来重新分配资源,合法的途径只能通过考试和“奋斗”。

▲ 电影《投名状》中,兵将们在进舒城之前高喊“抢钱、抢粮、抢女人”,企图使用暴力分配资源。 © 投名状


占有包括人在内的一切资源

这一论调让许多人不舒服的地方也在于此:它有一种不加掩饰的攻击性,这让很多女性赫然发现自己也被当作是一种有待抢夺的“资源”。这背后的价值观无疑是扭曲的,因为它隐含着一种“不把人当人”的倾向。

这可以解释另一点:农村的、小地方的女孩子往往更坚决地想要离开,因为大城市里“空气更自由”,可以让她们摆脱当地的诸多偏见和束缚,不再被当作资源,而是寻找到成为人的自我。这也是为什么让女孩子们走出大山的张桂梅校长能受到社会的普遍尊敬,因为这种向上流动被视为个人自我的真正实现。女学生们进城极少被看作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通向自我解放。换言之,人们反对的并不是“进城”(阶级上升)本身,而是“拱白菜”所隐含的,把一切包括人在内,都当作可占有的资源的功利心。

虽然很多人谴责这一论调,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把隐含的国人的集体潜意识说出来了而已。事实上,现在很多国人的心态是二分的:对内,确如这次舆论所呈现的,多数人是反感这种“拱白菜”的;然而对外,渐兴的却是“到世界上去拱白菜”的意识。原来如城里人般被仰视的发达国家不再可望而不可即,轮到我们“乡下人”也去发达国家拱拱白菜。所谓“入关学”(将西方国家类比中国历史上的明朝、将其他国家比作“关外蛮夷”;只要建州女真不“入关”,明朝就能通过其制定的体系让自己获利并压制关外民族,造成“蛮夷干什么都是错的”的现象,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入关”,“入关自有大儒跪拜”)不是偶然的。
 
如果所有最好的资源都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发达地区,底层青年就会要求逆袭,要求占有资源,同时因为文明训练的缺席,这种占有就有很大概率是野蛮的、暴虐的。这几乎是狂飙突进般的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集体心态。现代史上不是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形。早在1843年,巴尔扎克就在小说《幻灭》第三部初版序言中写道:“巴黎就像一座蛊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当时的巴黎有着全法国最好的东西,一个于连式野心勃勃的外省青年如果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实现梦想,就不可能不去巴黎。

然而,外省青年们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吗?

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在《文学中的城市》中总结了这类母题,和当下的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外省青年小说具有一系列可预知的故事情节。首先,外省或庄园已经过时,为了实现浪漫的自我感即一种完美的存在,年轻人必须去城市。这些主人公因一心想奔向城市而与家庭断绝关系,他们带着残存的家乡的价值观念来到城市,结果发现那残存的价值观也必须完全抛弃。……典型的结果是:主人公在变得老练、警觉、幻灭之后,只能独自面对城市。”

▲ 巴尔扎克名著《高老头》中,贫穷的外省大学生拉斯蒂涅怀揣野心奔赴巴黎,寻求阶级跃升,但在对金钱、名利的追求中,他的良心和道德感逐渐幻灭。  © Le père Goriot

从某种意义上说,“外省青年”就是当下“小镇做题家”的前身,对他们来说,“进城”就像是某种宿命和召唤,但就算挤进城里,等待他们的也未必就是白菜,而很可能是996的命运;更有甚者,带着想要征服城市的欲望入城,到最后却可能发现自己被城市吞没、异化了,那种欲望本身就内含着自我毁灭的因子。
 
很多人认为,“拱白菜”思想的存在,是我们的教育理念出了偏差,没有给孩子们正确的价值观。然而,进城的问题,远不是教育理念能改变的现实。应对这种时代的结构性变动,需要我们另寻出路。


让更多人有更多路可走

与其聚焦于他们为何要“进城拱白菜”,不如去问问他们为何非得离开家乡。答案是很明确的:现代化的进程破坏了乡村的自主性,使人们从土地上挣脱出来,原来的生存条件已经不复存在,生活更为艰难,排除所谓实现理想的原因——那是更高层次的追求,即便进城之路铺满荆棘,但留下来也是死路一条——他们之所以要进城,与其说是野心驱使,有时倒不如说只是因为没有退路。

确实,持有这种想法的年轻人,通常都是因为出路很狭窄。如果你有幸生在一线城市,就可以享有“素质”教育,达成现代教育学理念中自我人格的实现;但如果不幸生在小地方,就只能依靠自己的蛮劲,参与前现代的教育竞争,而把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看作是受教育的最终目的。

2009年,社会学者廉思出版《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一书,率先指出一个重大的社会心态变化:在大学大幅度扩大招生后,新一代的大学生已渐渐不再认同精英主义,甚至不再认同自己是知识分子,而只是平凡的“蚁族”。他们大多来自小地方:55%出身农村,21%来自县级市,地级市18%,而来自省会和直辖市的仅有7%。高达84%的蚁族都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感到不满,表示满意的仅有1%。

他指出,这些身处底层的年轻大学毕业生自认是打工者,“生活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权利缺失,普遍对社会公平存有疑虑,思想情绪波动较大,挫折感、焦虑感等心理问题较为严重,且普遍不愿意向家人说明真实境况,与外界的交往主要靠互联网并以此宣泄情绪。”不仅如此,这一群体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大城市“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孙立平语)的模式对自己是不公平的,这让他们对社会不公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11年城市化比例才突破50%的大关,到2020年就已达到64%。这意味着自《蚁族》出版以来,全国有多达2亿人进城了,而这其中有很多应该都是那些“考出来就不想回去”的孩子。如果我们相信他们都是理性地用脚投票,那么就有理由相信,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进城”确实是自我改善的捷径。

在中国城市化最终完成之前,这恐怕是一个难以改变的坚硬现实:越是城乡差别严重的地区,这一落差所带来的向上跃升动力就越强;而越是不能平等地接纳进城年轻人,他们祈求资源公平分配的意愿就越是强烈。

但“公平分配”的实现不应该只是通过“进城拱白菜”这种存量博弈的恶性竞争,或者用现行流行的词,“内卷”,而应该以创新机制带动增长,所谓把蛋糕做大,并通过市场化机制:既允许人员流动,同时又有资本下乡,改变相对落后地区的面貌,在集聚和流动中走向平衡。

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中国教育出了问题,教出只会一味向上爬的功利主义者”,而是人们缺乏更好的出路。与其对他们进行道德谴责,不如为底层人多拓宽渠道,寻找出路:如果能改变城乡二元体制,做到城乡发展均衡,城乡的差异自然缩小甚至消失,例如在率先推进户籍制度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因为有土地资源,甚至农村户口还比城市户口更吃香,一些早已离乡的人又把户口迁回去了。当城市和乡村的居民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充分的发展空间时,那么很多人也就不必自贬为“土猪”,甚至也不必心心念念去“进城拱白菜”了。

除了城乡差别,现在的问题已并不只是“城里”和“城外”了,城里的底层年轻人面临的处境也不见得就更好。从去年流行的“打工人”一词也可察觉一种社会心态:如今年轻人的自我认同不分城乡,而重阶层,大学教育、城市户口都早已不再是精英身份的保障了。

一个更好的社会,应当是尽可能地让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不必在缺乏保障的情况下,让欲望扭曲自己的心灵。撇开个人道德不论,这首先就需要为人们提供更多选择,让更多人有更多路可走。只有在大家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时,我们才不必追求教育的功利主义目的,而可以不断接近现代教育的目标:教育的目的是成为你自己,解放你自己,实现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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