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ceibs-cbr）”
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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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传，一汽奥迪继此前将销售公司搬迁至杭州后，有计划将整个总部也搬到杭州，这激起了人们对营商环境，对“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又一次讨论。当“招商引资”再度成为各城市努力的焦点，它们到底在竞争什么？
尽管一汽方面尽力淡化此事的影响，很多当地人也自信杭州在汽车制造上还无法与长春竞争，但我们最好面对现实：如果不转变认知，像这样的事可能会接二连三地发生。
和长春相比，杭州原本确实不是什么老工业基地，但在新经济转型时，这一点可能反倒是好事，意味着没有包袱。奥迪在新能源车领域布局不晚，但到去年已明显落后于市场，必须果断行事了。企业家并不傻，这一迁址决定表明长春的工业基础，对车企来说其实并非不可或缺，杭州的营商环境、数字经济、创新活力、市场区位优势，乃至汇聚新能源车产业链的生态，要重要得多。一位知晓内情的行业人士说，他对这一结果并不惊讶：“几年前，我曾受邀去东北考察一家汽车配件企业，做些诊断，以便后续改善项目。但在和企业领导层交流中，我就知道没法推进改善，因为人家领导很自信地认为管理得很好，没有任何问题。”自认“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任何地方要自我改善的首要阻碍，就是没能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这绝对不是某家企业、某个城市的问题，而是一些地方存在的普遍现象。这些年来，明眼人都能看出东北与南方的经济差距在拉大，但如何认识这一差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许多东北人倒也承认差距存在的事实，但他们对此的反应是鄙夷不屑，认为南方的发展只是靠了“政策好”，更有甚者，“南方人发财不过是靠坑蒙拐骗，搞出不少金融诈骗，我们就是吃亏在太实诚、太守规矩了。”照这种看法，他们将自己的处境合理化了，因为那好比说“他们虽然发财了，但发的是不义之财”。在这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伦理：一种是工业时代的信念，强调的是在既定的规章制度范围内，规规矩矩地工作；另一种则是后工业时代的观念，注重的是在市场上不断捕捉到新出现的机会。前者是静态的，生活节奏、工作规范带有很大的重复性；而后者是动态的，因为市场瞬息万变，今年奏效的做法，明年就不一定了。不难看出，双方所默认的价值观是潜在冲突的，很难说这谁对谁错，关键在于谁能更好地适应当下的变动。近些年来日渐明显的一点是：国内在各领域的产能已经严重过剩，最迫切的不是生产，而是如何在外贸需求低迷的情况下提振内需。除了落实社会保障，让普通百姓能放心花钱消费之外，尤为重要的是捕捉、创造新的消费需求，这样才能避开价格竞争的红海，在蓝海开辟出新的机遇。这个道理可能也不难明白，难的是怎么落实：任何创新都需要大量的积累、支持性的复合生态和高投入（不论是资金还是人才），在本质上这都是面向未来的一次次风险投入——稳定是创新之敌，因为但凡是创新就要冒险，而那很可能会失败，毕竟没人知道怎样才能成功。2010年，经济学家蒂姆·J.凯恩（Tim J. Kane）在研究一代人时间里各领域工作岗位后发现，老企业导致美国人每年失去约100万个工作岗位，而初创企业每年平均创造300万个就业机会，他据此得出结论：“在就业增长方面，初创企业并非一切，它们就是唯一。”然而，这些看上去充满活力的初创企业，却充满了不确定性：其平均寿命通常只有5年。这些年来的城市竞争中，一些南方城市之所以表现更好，并不是因为它们气候更温暖、离海更近，倒不如说是它们创造了更好的市场条件：城市本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允许那些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将他们的设想变成现实，奖励他们的成功，也容许他们失败。在国内的环境底下，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没有一个允许试错的法治化环境，创新探索就无从谈起。一位东北的民企高管跟我感慨其中的差异：“我大姐在深圳这几年感受下来，很受触动：在深圳，能干不能干，没规定就先干；在我们这儿，没规定就不能干。现在科技发展很快，冒出来的新事物往往都没有明确规定，有时都不知道能找谁——就算找了人也不敢担责任，对他来说，保住工作比保住什么都重要，因为你没了工作，再想保住生活这些就很不容易了。这些我也不是不明白，但如果没明确规定就做不了，那南方那样就抢先了。”著名的医学知识分享网站丁香园，最初是2003年在哈尔滨注册成立的（丁香就是哈尔滨市花），但创始人李天天当时拿着材料去有关部门做审批时，对方并未直接受理，而是送给他两句话：“你的想法很前卫，但有知识的人不上网。”因为在这位主管官员的意识里，人们上网无非就是聊天、打游戏。几年后丁香园南迁杭州，现已发展成为全国数字医疗健康引领者。哈尔滨的一位官员告诉我，错失丁香园这一创新企业，在当地也成了一个著名反例，领导们几乎每次谈到营商环境时都会说到这一深刻教训，要求干部们主动学习，跟上形势。如今看来不可思议的是，丁香园最初的主管部门竟然是一个煤炭管理局，这就难免“外行指导内行”，难以充分理解和认识新生事物的巨大潜力。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其实不需要主管的官员什么都懂，毕竟像丁香园发展到今天这样，就算创始人自己恐怕也是没想到的。因此，所谓“转变认知”并不是指如何高瞻远瞩，而是公平对待初创企业，给予创新探索宽松、试错的氛围，否则，就算本地孵化出了新兴企业，但没有一个适合其发展壮大的环境，又怎么留得住？到了如今这个城市竞争的时代，这种思想认知上的差异尤为重要——想想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这决非偶然。疫情过后，如今全国上下都在“拼经济”，但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各地对“拼经济”的理解有着极大的不同：有些地方的侧重点是“恢复生产”，有些地方落在“确保经济稳定运行”上，而更多地方所着重的，其实是“通过拼经济来救民生”。这里面有着微妙的区别，美国就曾出现过“有增长无就业”式的经济复苏，因为经济增长集中在少数高科技企业，但它们所带动的就业很有限，不足以弥补低技能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可想而知，在我们国内，相比起这种“经济增长”，会更注重创造就业机会来保障民生和稳定。确实，对大部分人来说，自己能有工作才是关键。然而，这种侧重也可能带来一个附带后果，那就是这一经济发展模式会更偏重量的累加而非质的提升。现在各地全力拼经济，纷纷喊出“民企也是自己人”，这当然不失为一件好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受惯性思维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在细化自己工作时，有意无意间强化了对企业经营的干预，而不是在为之松绑。一度引起舆论哗然的一例，就是陕西派出官员进驻民企担任第一书记，尽管官方解释这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企业的经营困难，帮助企业解决经营难题，让这些第一书记“当好民营企业的贴心人，娘家人”，但正如网上有人回应的，既然如此，那“让他们先管理一下国企，扭亏为盈再说”。很多人尚未意识到，后疫情时代的国内外局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很可能难以奏效了，但就算意识到这种变动的发生，人们往往也不知道可以怎么做。其结果是，各地在“拼经济”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指望老办法能解决新问题。今年新年，湖北省老河口市教育局发出“关于招商引资致全市广大教职员工的倡议书”，期望在大批成功人士衣锦还乡之际，说服他们返乡投资，“希望广大教职员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广泛联络同学、同事、学生，尤其是有实力、有担当的成功人士”，“号召大家自觉担负发展重任，人人成为招商主体。”像这种“土法炼钢”式全民参与招商引资的做法，不止老河口市如此。一位内地朋友说，他老家也已常态化开展了。各机关单位，不管和经济活动沾不沾边，都有专人去沿海招商，长期驻点，单位给补贴。当地一位干部私下透露：“基本没啥效果，除了让一些没啥事儿的闲人找点事儿干，或者让某些快退休的领导把位置空出来。”虽然这些地方看得出来是急切想要搞活经济，但那种“发动群众”的方式方法本身已经过时了，因为这说到底还是“搞关系”那一套，指望着套个近乎，企业就能投资过来，但以前有热钱也罢了，现在投资都很谨慎，有多少人会因为老同学、老乡跟你拉拉关系，吹几句家乡好，就真金白银投个几百上千万？即便是招商引资，一些地方官员也仍未放下架子。前一阵，甘肃某县到广州招商，需要招蔬菜深加工项目，本来县委书记要来，广东的甘肃商会就约了一家供港蔬菜公司的董事长座谈，那家公司每年从山东进蔬菜20多亿元，从宁夏也要输入数千万元，合作前景不错。结果县委书记没有来，由该县一位常委兼武装部长带队，对方公司就让总经理接待。席间总经理赞许该县韭菜很好吃，公司也有意在当地建造蔬菜深加工工厂。本来商会安排了午宴，可以进一步交流，然而，这位县武装部长因公司董事长没出席，觉得对方不重视，心底不快，到会议结束时起身就走，将那位总经理晾在一边，商会也十分尴尬，会谈无果而终。国内许多地方的招商引资，还隐约可见一种普遍的“船货崇拜”（cargo cults）思维。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南太平洋一些小岛上的原始部落，看到美军修建跑道后，飞机就源源不断运来各种货物，他们遂发展出一套仪式，以为只要照做，那些充足的物资就会再次从天而降。觉得好笑吗？那现在一些城市建造了大量产业园，“四通一平”都做好了，然后就坐等企业落户，这有何本质区别？像长春的中韩产业园，前期投入大量资金，园区的道路、楼房早就建好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没什么企业落户。相比之下，浙江各地又是怎么做招商引资的？疫情放开后的第一时间，我就得知，浙江的几个经济开发区，正在委托上海的咨询公司、外资广告公司等撰写专业方案，如何在市场上找准定位、明确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弱点，了解企业都有具体哪些方面的需求，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优化，以便更好地对接相关企业落地。这能不能成且另说，至少表明当地能想到找专业人士来做专业分析，这一意识还是相当领先的，总好过领导一拍脑袋，自己闭门造车。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地方的招商引资，都偏好大项目，大企业既可以成为纳税大户，对领导们来说也好管理，内地一些贫困县干部也都指望着最好是三五千万以上的大项目，小的都没兴趣。然而，任何大企业都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与其好高骛远指望着天上掉馅饼，不如清醒地找准本地优势，扎扎实实地积极培育市场优势。如今，土地财政渐渐到头，新局势需要新思路，是时候转变思路了：城市发展不能靠“卖地”这种“来钱快”的一锤子买卖，更不能依赖简单快捷的振臂一呼搞运动，而是需要细水长流，像运营一家公司那样运营一座城市。以往的土地财政，本质上是出卖资源的一次性收入，但真正的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必定需要依靠培植丰富多元的经济文化生产，才能获得稳定、长期的税源。毫无疑问，相比起之前那种“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痛快”，这种营商环境的优化难度大、见效慢，需要从上到下做细做深的系统性改变，但这才是必由之路。这就是关键所在：“新经济”并不只是说一块新兴的经济领域，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新思路，涉及到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治理上的全新架构。要说差距在哪里，就在这里。投资界有句话说，“一个人赚不到超出自身认知的钱”，否则就算凭运气赚到了，迟早也会凭实力亏掉。这道理，对个人是这样，对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