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选北上广，资本家和年轻人还能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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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奎，经济学者，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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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人口流动之中，我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通过地方政府的竞争，逐步确立产权和其他市场制度，实现法律的公正，把资源配置的职能交给真正洞察市场先机的企业家，由企业家组织资本和劳动，使人才集聚，使新思想、新观念的出现成为社会的常态，最终走上良治社会的良性循环。
最近，我国各个省市自治区陆续公布了2021年的常住人口增量，其中浙江省、广东省、湖北省、江苏省、福建省的人口增量规模名列前五，去年常住人口数量分别净增72万、60万、54.7万、28.1万和26万。全国有8个省区市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分别是河南省、黑龙江省、河北省、天津市、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江西省、北京市等。
河南省和黑龙江省人口减少最剧烈，分别为58万和4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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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公布数据的各大城市人口增量来看，成都和杭州在此次“抢人大战”中表现十分抢眼，去年人口净流入数量分别为24.5万和23.9万。而传统上的北上广以及天津等一线城市，表现都稍显乏力。
2021年，北京常住人口数量减少0.4万，上海仅增长1.07万，广州人口增加7.03万，人口吸引力均远不及成都和杭州。其中，老牌直辖市天津在人口增量排名中垫底，去年常住人口数量减少了13.6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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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资本和劳动人口共同创造了市场繁荣
人，会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奔赴呢？
事实上，人才也好，劳动人口也罢，他们只有与资本结合，才能真正形成生产能力，虽然资本这个词现在让许多人不喜欢不欣赏。
但，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有剩余，就有资本，资本是迂回生产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当我们为了几个星期后能够捕获更多的渔获、选择退而结网时，资本就开始形成了。到了现代社会，资本的流动性又是最大的，它的流动性可以跨越国界，当然也是跨越城市、省份的。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就像渔网的本性是捕获更多渔获一样，它会不断寻找更佳的市场机会，同时也对于法律制度环境极为敏感。
当我们如此拟人化地来谈论资本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它们表现出来的实物形式，其实就是劳动者操作的机器、工作的厂房、做实验的实验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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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至少需要了解一个经济常识：当人口从一个地区流出时，正是这个地区资本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劳动人口增加的速度，才造成了劳动人口的外流。人口的流向是与资本流向关系极为密切的指标。
那么资本又是怎么选择它的流向呢？答案只有一个：哪里的市场具有更广阔的利润前景，资本就往哪里聚集。而市场中创造利润的主角，就是企业家。无论是劳动，还是资本，说到底，都只是生产要素。把这些生产要素组织起来，承担着市场风险，努力去创造利润、当然同时也享受利润的，是企业家。
当企业家更活跃，对某个地方的市场前景充满信心时，资本会追随他们而来。企业家是市场的真正主体，可以说他们的天职就是发现市场的机会。资本只有在他们的手中，才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而随着资本流动的劳动者，才有机会获得工作岗位。
这样，企业家、资本所有者和劳动人口，共同创造了市场繁荣。
一个真正的企业家，要思考新的想法，不断试错研究，想尽办法找到有利可图的产品、或者生产与销售的新方法。企业家无疑试图提高他个人的财富，但他的成功也改善了民众的福祉。企业家成功的想法或产品，通常会取代低劣的产品和方法。企业家精神既是创造性的，也是破坏性的。但如果企业家有利可图的话，他创造的价值要大于其摧毁的价值。
创新者，不能仰赖通则。我不同意那种认为企业家是一种天赋才能，在人群中分布极不平均，甚至只有某地区或某人群中才能产生优秀企业家的看法。很明显，在一个产权得到良好保障的地区，企业家精神都能受到激励和推动，每个人都可以在未经事先批准或许可的情况下进行试验，而成败得失更多地系于试验者一身。
▌政府能为人才流动做什么？
老实说，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看到不同省市区这种人口的流动，是感到欣慰的。因为，这说明地区之间的竞争还存在，对于资源配置来说，有竞争总是好过没有竞争。
各个城市和地区的政府，要想增加自己的收入，无论收入是来自税收还是来自土地财政，它们都必须把本地的市场繁荣起来，把资本引入进来，把人才引入进来，这就要切实维护市场的制度和规则，让企业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观能动性。
只要劳动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人才集聚带来的发展红利就会使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永不停歇，它们维护市场良好运行的意愿就不会缺失。
那么，政府能为人才流动做什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主张，政府最好只承担守夜人的角色，其他交给市场。斯密所着眼的是18世纪时的英国，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下，他的这种主张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在我看来，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主动接受亚当·斯密的劝告，如果它切实拥有庞大的物质资源支配权的话。不过，地区间的竞争可使他们自愿接受亚当·斯密的劝告。
他们会发现，《国富论》第四卷结尾处的这段话一再应验：“当优惠和限制的体系全部被取消以后，一个明白而简单的自然自由体系就自行建立了起来。每个人只要他不违反公正的法律，就可以完全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就可以把他的劳动和资本与其他任何人或任何一类人的劳动和资本相竞争。”
根据自然自由体系，行政当局只有三个职责需要履行：
第一，保护一个社会免受其他社会的侵犯；
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每一个成员免受社会其他成员的不公正待遇或压迫；
第三，建立或维护某些公共工程和某些公共机构，它们是任何个人或少数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可能建立和维护的。
但是，亚当·斯密并未告诉我们，如何使行政当局愿意接受这样的自我限制，而不至于过度地侵害该社会中的那些个体所创造的财富。
今天，从我国人口流动之中，我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通过地方政府的竞争，逐步确立产权和其他市场制度，实现法律的公正，把资源配置的职能交给真正洞察市场先机的企业家，由企业家组织资本和劳动，使人才集聚，使新思想、新观念的出现成为社会的常态，最终走上良治社会的良性循环。
当然，所有的理论预设，都需要一些配套的制度细节。如果一个人口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转入那些人口流出地区，不停地去弥补那里的财政窟窿，那么，由人口流动而设想的这套地方竞争实现良治社会，也可能会后续乏力，从而引导出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